天清水长 ( 十三) - 与你分享一则动人的故事

我的天堂媳妇们

我生这四个儿子，几乎每回都从鬼门关前走过一遭。生大儿子永松，羊水提早破了，我还在田里做事；生永立、永基、永定和永达的时候，都是撑到临盆那天开始阵痛了才去医院，生完孩子在医院休息不到一个星期，便又开始工作了。我从来没有坐月子进补，但庆幸的是，我的身体一直很好，而且我从年轻时便茹素。记得要生永达时，长科和永松去了美国，我一人独撑一间饭店，里里外外都要管，撑到饭店打烊，把帐目记好，我才准备要去医院。我一站起来，凳子上一片血水，人也几乎站不住了。

医师说我胎位不正，肩膀靠外边，要动手术把子宫颈剪开。经过几个小时的折腾，永达终于生下来了。我迷迷糊糊极度疲惫，却清楚看到永达耳朵上缺了一角，可能是刚刚被钳子夹到的，我立即告诉医生，然后医护人员匆匆忙忙在一堆血肉模糊中找到部分的耳朵，赶紧缝回去。因为极度疲倦，我在医院昏睡了几个小时。突然想到家中三个儿子，虽然有保母带，但我还是很不放心，也想起饭店里一堆事情要处理，我只觉心急如焚，再也没法儿平静地躺着休息，我要求马上出院。医生、护士们以为我脑筋有问题，不让我走。我不断地恳求，告诉他们我曾经是助产士，出院不会有问题的。医生拗不过我，除非我答应以冷水淋浴一次，加速子宫收缩，好让体内瘀血排出去。我起先呆了一下，心想中国人生完孩子禁吃生冷东西，洗澡更要用烧滚过的水，以防感染；用冷水淋浴如果着凉了怎么办？我急着想走，也就答应了。

冷水一冲，一大块如猪肝似的瘀血从下体冲出，我感到一阵晕眩，扶着浴室门把，护士见状立刻扶我上床。医生检查认为子宫收缩良好，就让我出院了。看看小永达眼眯眯、脸皱皱的，他提早三星期出生，体重不到两千五百公克。唉，我也太不会爱惜自己了，永达在我肚子里时，我每天忙碌奔走，哪有好好吃、好好睡过呢？自从嫁到长科家作长媳妇，孝敬公婆、照顾还没娶妻的小叔、替还没出嫁的小姑打算，整日劳动，背负着一大家子的重担。如今时代不同了，不要说婆媳关系跟以前不一样了，连两代亲子之间的互动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儿子们长大了，各有自己的天地，他们娶媳妇，我和长科从不干涉，不管他们要娶中国人、美国人、日本人，只要人品好，年轻人自己喜欢就好，自己找对象，自己负责，将来是好是坏都不要埋怨父母。

我有五个儿子，前后却有七个媳妇。我们和儿媳们相处融洽，大家各自有各自的家，有机会常常见面，可以高高兴兴地谈笑、聊天、吃饭，一家三代乐融融。有时候跟朋友聊天，会开玩笑说我们家是个小小「联合国」，还真像呢！我的媳妇有美国人、韩国人、日本人和香港人。永松的前妻是韩国人，和永松结婚十年，生了五个女儿后离异。第二任妻子孙萍梅是香港人，在警政单位做事，嫁给永松时才二十多岁。那时我有点担心，年纪轻轻的她，照顾得了五个幼女吗？她是个很坚毅的女孩，告诉我她不会后悔，会用心经营家庭，要我放心。

婚后萍梅生了一个女儿，全家和乐，仿佛幸福全握在手里了，没想到女儿八岁那年、一九九三年五月十五日，永松开车突然一个紧急煞车，左胸口袋里的笔插进心脏，当场往生。我舍不得萍梅三十几岁守寡，问她想不想再嫁？她摇摇头说：「不！孩子们现在很需要我，我的责任就是把她们带大。 」萍梅怕我们伤心难过，不曾在我们面前掉过眼泪，时常来探望我们，陪我聊天一聊就聊到好晚。永松死了，我心痛，但我不哭；只要有人问起，我都说：「他出国去旅行了！」我和长科随身带着他的相片，看看他祝福他。我想，萍梅这个媳妇是老天送给我们的珍贵礼物，代替永松陪伴我们。

永立的妻子黛安娜(Diana)是美国人，是个善良质朴的好女人。当永立放弃美国知名医院的优渥待遇，决心到中国大陆尤其是穷乡僻壤最需要医生的地方行医，她全心支持先生，离开自己的家乡，跟着去中国。一到寒暑假，永立全家大小通通回来与我们同住，两个孙子聪慧调皮，讨人喜爱。

老三永基和其他兄弟比起来，比较有「个性」。二十几岁时，不顾家人反对，执意要娶一个大他十二岁的女人，婚后两人吵吵闹闹，生了一个儿子后就离婚了。永基再娶的太太也是美国人，聪明伶俐，很有生意头脑，对房地产投资真是眼光独到。

永定的妻子蜜雪儿(Michelle)是日本人，是名眼科医师，细心懂事，待我们极好。永定的脾气倔强，独断独行，但是受蜜雪儿影响，脾气改了很多，比较会表达关心，现在一有空就会打电话回来问候我们好不好？需不需要什么？让我们好欣慰！

老五永达的妻子欣蒂(Cindy)是中日混血儿，父亲是日本人，母亲是广东人，有趣的是，她自幼在美国长大，日语、广东话都不会说。欣蒂对电脑很在行，在欢福帮忙处理电脑有关的事情，她不只能解决电脑问题，还能帮永达处理心理问题。「别担心！事情不像你想得那么糟！」「你们兄弟们好好合作，事情一定有办法解决的！ 」欣蒂总会这样温柔地为先生加油打气，让他不再烦闷或气馁。有一次，我突然有感而发，跟媳妇们说，比起从前我那个年代，现在的媳妇简直像在天堂。「什么？天堂？什么是天堂媳妇？」她们一脸茫然，各色的眼珠子里闪着相同的疑惑。啊！可爱的我的天堂媳妇们啊！



想我家乡的亲人

一个人愈是置身异乡，愈会有浓浓的乡愁，一股强烈的漂泊感和难以言喻的思乡情，日久郁积在心中。我身居海外，心系家乡的老母亲和长科的父母，还有曾经对我好的诸多亲友，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我只有跪在观世音菩萨面前，请祂保佑家乡亲人的平安，我一直渴望有一天能回国尽孝道、向这些恩人道谢。

一九七三年，那时我人还在巴西，在广播电台听到祖国欢迎海外华侨回国访问的消息，我的心快跳出来，全身颤栗，出来十六年了，我要回去看婆婆！我要回家！当时，中国大陆与美国尚未建交，长科人在美国，没办法陪我回去，他担心我发生危险，硬是不答应。可我像是发了疯似地，到处打听回大陆的消息，无论手续多么困难，就算是一条不归路，我只要想起十六年前离家寻夫那天，答应公婆一定会回来，不会让她失望，再怎么样我都要履行我的承诺，也要回家一趟。

拿中华民国护照去办手续被打了回票，欲成为巴西公民取得签证，就要参加公民考试。读本全是葡萄牙文，我硬着头皮苦读，曾经一天不睡苦撑十多个小时念书，四十五天后终于让我顺利通过考试。记得是秋天的时候，我带着五岁的永达，由巴西搭机到美国加州洛杉矶，转机到加拿大温哥华再到台湾。台湾的表姊陆秋蓉认为大陆交通不便、卫生又差，带着年幼的孩子，恐怕危险，她好心提议帮我带孩子。表姊的贴心周到，让我没有后顾之忧。

从台湾搭机到香港，与香港的亲友们匆匆一聚，在华侨商场买了棉被、枕头、蚊帐、衣服、日用品……满满三大旅行袋，再搭火车经深圳到广州。我回到从前余太太的旅馆地址，却发觉旅馆已关闭，眼前的破旧楼房住着一些毫不知情的住客。偶然在街口看到一间中药房，灵光乍现，进门请教坐在柜台后的老先生，这位老先生在我脸上掠了一眼，淡漠地说：「她早就去澳洲她女儿家住了啊，还找她做什么？ 」我怏怏地走出中药房，心中万分惆怅，如今天涯海角，大概不会再见到她了。

签证只有一个月，我从广州搭机到南昌，再到杭州，最后停留在上海，一路上，解放军都紧紧跟着我。为了入境随俗，我买了灰色人民装穿上，跟全中国男男女女同样的一个打扮，但奇怪的是，我在路上行走时，仍会引起很多人的注目。究竟我跟他们有何不同？是我烫过的短发不够直？是我久别家乡的口音不一样？有位小姐质疑我说：「妳不是这里人？」我说：「我也穿这衣服，跟你们没啥两样。 」纳闷中，才知耳朵上戴了耳环，露了馅儿。

一到旅馆，里面根本没客人，我怕死了。服务人员给了我一个杯子、一瓶水，只说：「这里没啥东西吃，只有饼干，妳就凑合凑合吧！」隔天一早，也没瞧见豆浆油条送来，肚子实在饿极了，走出饭店想找东西吃，看见很多人排队领东西，我也跟着排。轮到我时，「妳的粮票呢？」这一问，可真把我问傻了。「我没有啊。粮票在哪儿拿？」「妳住哪间宾馆，就到那里去拿。」我赶紧跑回旅馆申请，等到上面批准下来，我才拿到粮票吃到早餐。

第二天是中秋节，想买几个月饼回扬州，又没饼票；才知因为管制，日常生活所需都要收取各式各样的粮票，买布要布票，买肉要肉票，买米要米票……到了扬州，依着地址，探访几个好朋友。结果一到，「妳赶快走！」每个人都不跟我见面，害怕得催促我离开，连椅子也不让坐，连杯水也不让喝。怀着无奈不解的情绪，失望地先后搭了渡船、巴士，回到婆婆家。「妳饿吗？要不要吃点东西？家里没啥东西。厨房还有点白饭、青菜。」大家都不理我，只有婆婆关心我，让我心里暖暖的。突然，婆婆压低声量跟我说：「素清，妳回来了。妳呀，危险啊！没人敢看妳。 」经过婆婆一说，我才知道文革斗争后，大家胆子小了，人与人之间彼此也不太信任。回来前，心想这么久没见面了，全村庄的人一定会很高兴来看我；怎么也没料到，也许是怕被牵连，竟然连个人影也不见。我带了很多糖果饼干，连送出去的机会也没有。

「这家族、这国家怎变得这么可怜！」我心里暗自感伤。隔天一早，走了两个小时回娘家。在路上，遇见了一个熟人，我就问：「你是不是我的小弟李德国啊？ 」「不是。我不认识妳。」闪闪躲躲，他就是不肯正面看我、认我。回到家，只有母亲在。 「妳不要回来害我们！」母亲紧张地说。「妈妈，您可不可以给我点水喝？」实在是又渴又累，我不禁请求着。「没水可以喝。妳快点走。」母亲莫名的绝情，让我不得不转身，难过地边走边掉泪。

那天晚上扬州华侨办事处请我吃饭，因为我是归国华侨第一人，中国与海外隔离的政策即将画上休止符，他们大概想要拉拢我，频频示好。不过我却在饭桌上发了脾气，我说：「外边报纸不断刊登『邀请华侨回国探亲』，华侨在外国打拼，没有带走人民币；反而把在外国赚的钱带回国。现在我回来了，我的妈妈却不敢认我，怕我的海外关系连累家人，这不是很矛盾吗！ 」隔天，扬州的电台广播了我回扬州的消息，母亲和弟弟、弟媳众亲戚听讯后来找我，我们才紧紧拥抱相认。 「我告诉您了，我已经是巴西国籍、中国华侨。我是国家正式邀请回来的，您怕什么？ 」见识母亲如此巨大的恐惧，深知这是大时代里的一桩悲剧，我也心疼地理解。

我买了一些香港衫、女装衬衫、西裤给娘家人，这时，华侨办事处的干部送来两个月的粮票。 「素清，还好妳回来了。以前，想多要一张都不可以。」母亲和弟弟雀跃地说着，用小推车把东西推回家去。别后二十年，家中的种种变化和遭受的灾难，已非亲人可以言述，我也绝口不问，只怕会更引起麻烦，只能聊一些十分表面而客套的话题，也不敢安排别的活动。我回婆家，同样准备了许多礼物送给亲戚，国内物资短缺，我带回去的东西样样都极受欢迎。婆婆说：「素清，妳有什么东西给我，就要给妈妈。妈妈跟婆婆，两个母亲都一样。 」她公平处事的态度，让我动容。

婆婆整天抱着我买给她的新枕头。我说：「那是给您枕头用的。」她却喜孜孜地说：「这好暖和！我好喜欢。」晚上，婆婆要我跟她睡。她的眼睛已看不太到了。一进房，蚊帐破了、旧了，上面都是痰；床底下也塞了很多脏东西，便桶脏黑、臭气冲天。我拿了工钱请长科的二姊找工人通通清走，也买了新马桶。只要是坏了的东西，全部换新。我请婆婆跟我回美国住，她不肯。小叔小姑也为以前曾对我做出种种不好的事，趁机跟我道歉。 「如果你们对我好，我还走不了，我反而还要感谢你们对我不好，让我有机会出去。我真的不恨你们！ 」我说出内心真实声音。

在中国待了半个月后，我要办赴台手续，结果台湾方面不给签证。「妳到共匪那里，这下又要到中华民国。妳干什么？」工作人员大声质问。我拿着护照，反驳他：「你们说共匪不自由，中华民国自由。我先到中华民国，后到共匪，共匪没讲话；现在我要从共匪到中华民国去，却进不去。你们不准，这算什么自由？ 」虽然最后我获准入境台湾，但每天都有警察近身跟随监视我。

台湾表姊带我去阳明山、乌来等地游玩，我好喜欢，一看到各地的小小纪念品、手工艺品，爱不释手，忍不住掏钱买；我还订制了一大箱的衣服，很合身，很珍爱，一直到现在还很实穿。好喜爱台湾人的朴实、亲切，人情味浓厚；这里的人轻言细语，气质极好，待人又和气。「那么喜欢。下次再来！」表姊的话，让我心里暗想──等我老了，我想退休到这里来；台湾这地方真是太好太好了！

一九七六年九月，接获婆婆病重的信息，长科随即从美国飞香港进入大陆。因为紧张，一看到解放军人，长科就不战而栗，又听到解放军人剽悍地大喊：「过来！」粗暴地咆哮：「快一点！」长科整个人简直快昏倒了。有位华侨老太太不堪身上重物，长科好心帮她拿，入海关时被军警拦下，心一急，长科脱口：「这东西不是我的。」「你怎么拿人家东西？是谁的！」又是一阵恶声恶气。幸好老太太及时出现解难。

华侨在华侨商店买了东西，一律先寄到镇江的华江饭店去，长科一到饭店，又脏又乱，门都坏了。冷不防地，解放军人又是一句句吼声。唐山大地震刚发生不久，军警动不动就用这顶帽子压人：「你们不能讲话，也不要乱走。」简直啥事也不能做。从广州搭机往上海时，飞机一上去又下来，跑一跑，差点又撞上航站。机舱里的人东倒西歪，有位外国人的头都打被破了，长科的脸也挂彩了。 「不要讲话！赶快坐到那边去！ 」空服员严厉地喝斥旅客，大家都吓死了，动也不敢动。

晚上，长科找了虹桥饭店住下。什么吃的也没，只得饿着肚子。长科想冲个澡，洗去一身疲惫，他习惯冷热水同时放，衣服一脱，就站进浴缸淋浴。水一冲不得了，冷水龙头坏了，流出来的全都是热水，好像杀猪一样。因为地震停电，到处漆黑一片。到了镇江栈头拿东西时，一位带着孩子的妇人央求让她以大板车载运，要价四百元人民币。长科答应了，隔壁的人听了大骂：「一百就够了！」走没几步，后面传来威厉的吓阻声：「前面的人站住，不许动！」长科以为遭到抢劫，停了下来，原来是两名解放军，他们大吼：「干什么！东西放下来，不可以拿！这女人不是我们单位，她不能载。 」长科不敢违抗命令，乖乖听话；但又看这妇人可怜，趁人不注意，悄悄把运费塞给她。她感激地跟孩子跪了下来。

长科的妹妹在文革时被下放到蒙古。一看到长科，高兴地直喊：「妈妈，哥哥从美国回来了！ 」母子相见，泪眼汪汪。 「我也想回家，我也想您啊！」思亲情切，话一出喉头一哽，两人又抱又说又哭，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震过后，家里不能待。长科背起妈妈往饭店去，再破的饭店也比家里好。「我一生没睡过这种弹簧床，真舒服，多亏你回来我才能睡这儿，我真高兴！ 」八十二岁的母亲，像个孩子对长科说出心里的愉悦。

晚上回到家，长科做了一桌菜给母亲吃。饭菜摆好，正要吃团圆饭，外面有人跑来大喊：「不好了，毛泽东死了……」一时，人心浮乱，民兵大吵，整个气氛诡谲不安，长科再度背起母亲住到街上的旅馆。 「儿啊！快走！快走！不知会出什么乱事！ 」长科听母亲的话，三天后离开中国。当毛泽东逝世消息传到美国，饭馆的工人紧张地跟我说：「老板娘，毛泽东真的死了，不得了了，怎么办，老板还在那里。 」

一九八一年，婆婆再度病危，长科赶回家。乡下有一个习惯，若遇生死问题，可以延请「黎山老母」来问事，长科从善如流。黎山老母一到，眼一闭，开了口：「她要走了，但是她走不了。三个老人带一个小女孩天天等着她。 」长科不懂，问了亲友，才知婶婶老是喊「主啊！」要母亲信奉基督教。因牵扯两种不同的信仰而挣扎受罪走不了。长科就说：「父亲是佛教徒，我想让母亲跟着他。婶婶，对不起。 」黎山老母点点头，肯定地说：「好，现在决定了，你妈妈跟佛教走。大重阳这天十点半会走，全家要跪下来。 」重阳节晚上，我和朋友在客厅聊天，突然看见婆婆从大门走进来绕到后门，走了一圈，大约停留了五分钟，相貌和一身的装扮我看得一清二楚。「咦，奇怪，婆婆怎会到这里来？」我赶紧请朋友帮我打国际电话到中国。

「妳打电话做什么？现在妈妈快要走了。」长科问。「我看到妈妈来美国家里了。她穿着大红袍衫裙，外面套着披风，打了一个蝴蝶结。她还穿着我从美国带回去的皮鞋，手拿着我在香港买的拐杖。 」我把看到的一一描述给他听。「妳怎么知道？」长科被我吓到了，他说：「妈妈的手开始变冷了，嘴里一直念着妳。 」婆婆往生前，一直试探长科：「素清有没有告诉你，我们从前对她不好？」「没有。」「素清有没有说，我们从前把你寄给她的信扣起来了？」「没有。」婆婆苦了一辈子，在亲情的陪伴下平静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我感恩她临走前还不忘来看我，感恩她心里有我这个媳妇。

二○○八年八月间，侨办处来电，只是简单地说有个人要找我，安排在扬州市政府见面，要我尽快确定见面时间。当我一走进侨办处，就有位妇人跑来喊我：「大姊！」我惊讶的不是有人突然喊我大姊，而是她的五官神韵像极了我过世的母亲。她告诉我她叫作张弟，是我的妹妹。「她已经死了！」「对的。我十三岁死了，但我又活了。」原来，当年妹妹因肚子痛晕过去，遇到不负责的医师说她染上了急症，死了，院方不等家属处理，就把她抬去乱葬岗草草埋了。大约是五天后，她突然转醒，一直踢一直踢，把棺材踢破，大声呼叫，被人发现救了出来。

问她住哪儿？她说不上来。问她爸叫啥？她也不知道；因为在我们家，老祖母不准母亲直呼夫婿名字，小孩子自然就无从得知父亲名字。把她救出来的人待她不好，常拳打脚踢，后来把她转送给一对夫妻，辗转又送给开理发店的冯姓人家。长大了，逼她结婚，她不肯，跑去投河，被人救了；这人成了她的丈夫，生了两个男孩。这事来得突然，记忆中妹妹可确确实实死了啊，怎么时隔五十五年，妹妹竟活过来！我半信半疑，决定跟长科去她家一趟看看。一进门我就被她供奉的观世音菩萨所吸引，她也是学佛之人，整个家布置得素雅检朴，她的孩子很争气，努力工作，她的先生不多话，一脸书卷气质。

「我是在电视上看到大姊的。」自从一九七三年首次踏上故土，之后只要一有机会，我就常回去，一回去若听闻哪里需要救济、帮助，我和长科就会想办法尽力做到。所以，她在电视上看到我捐赠救护车的新闻，认出我来。「其实，在看到新闻认出妳之前，母亲托梦给我说，姊姊要回来了，妳跟她说，什么都帮我弄好好的，就是没剪指甲。 」我一听，相信了。二○○七年五月十三日，母亲过世，我为她老人家净身、穿衣、梳发，就是忘了为她剪指甲。我好高兴到了这年岁还能姊妹相认，这是老天爷送给我的礼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