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 年 12 月 28 日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在《北京日报》发表，引起海内外媒体的关注 。敏感的海外媒体认为，俞可平的文章拉开了新一轮思想讨论的序幕。
当 “ 思想解放 ” 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词汇的时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前署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在他的办公室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采访。
中国新闻周刊：从 2004 年开始，对市场化改革路径又有反对的声音，有人提出暂停市场化改革，是否可以说这也是这次思想解放的一个背景？
杜导正：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国家又遇到了一个坎，如果这个坎过去了，我们国家将会进入一个更加繁荣更加民主的时期。如果这个坎过不去，停滞了，那么现在出现的矛盾就会爆发，会很危险。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理解这个坎？
杜导正：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建设总体是很成功的。当然，中国目前有许多问题，我总结为四个方面：官员腐败；贫富悬殊；治安不好；道德滑坡。这些问题的出现正是改革开放还不够，还不够彻底。
比如说土地问题，实际上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 20 年不变、 30 年不变，但是，农民如果发现承包的土地下面有矿产怎么办？不太好搞，我倒主张可以搞永佃权，就是包产到户的土地，虽然没有所有权，但拥有永久的使用权，这个权利可以继承也可以出卖和转手，这个问题专家可以研究吧。还有垄断企业，国家很多资金往里面投，这是一个无底洞，一般来说，现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相比，效率相差好几倍。
中国新闻周刊：第一次思想解放的讨论，树立了 “ 实践 ” 标准；第二次思想解放讨论，树立了 “ 生产力标准 ” 。有学者把前两次思想解放理解为 “ 还利于民 ” ，第三次思想解放被理解为 “ 还权于民 ” ，树立 “ 以人为本 ” 标准，包括重新调整利益格局、更加尊重民众权利。
杜导正：民族主义问题，毛 .. 立了大功；邓 .. 改革开放三十年，解决了十三亿人的温饱问题，这很了不起；现在是民权问题，谁彻底解决了民权问题，谁就要在中国历史上立下一个大功。
中国新闻周刊：前两次思想解放侧重于意识形态的争论，比如实践真理、姓社姓资，这一次侧重利益调整、制度革新、改革成果让百姓分享。但问题是，这一轮思想解放如何才能不流于形式？
杜导正：现在中国主要的问题正如胡 .. 在十七大报告所言， “ 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 ” 。说句不好听的话，这就像一个人瘸腿走路一样，一个腿长一个腿短。
目前中国经济改革虽然存在问题，垄断的问题，非国有制企业的支持问题，农民永佃权问题，这些都要需要深化，但这问题不大，我个人认为不用太担心，现在矛盾的焦点是，权力过分集中，这就容易导致了一个问题：一边是票子，一边是过度集中的权力，两边一结合，就产生了权钱交易，也就出现了权贵政治，官员腐败就是这么来的。
中国新闻周刊：这也就是说出现的问题不是改革本身带来的，那么这次思想解放的现实意义及路径何在？
杜导正：新一轮思想解放，发展政治民主是第一步，发展政治民主的第一步是先要放开舆论，要首先在我们党内，然后是国家，营造一个更加宽松的舆论环境，更加宽松的舆论氛围。
这个提法我有充分的根据，胡 .. 今年 2 月 18 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要在党内特别是干部队伍中大力营造鼓励探索、支持创新、宽容失误的环境和氛围。
所以这是很现实的，通过进一步放开舆论，进一步促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促进政治民主。解放思想，目的就是这个。
部分回复：
一、
不才以为，这位出现或即将出现的第三位伟人，可能也必须是一个能在精神文化领域把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从一片文化缺失、信仰缺失、 道德缺失 的尸横遍野、荒芜荆棘、蚊虫漫天的泣血的地境中挽救回来的人。
我们看到，“毛泽东同志，他解决了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奠基了使中国进入世界强国之林的基石；邓小平坚决贯彻“民生主义”他解决了中国十三亿人的温饱问题，使中国成为了经济大国。”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毛泽东在竖起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大旗后，外来的种种哲学思想充斥着近百年来中国人的思想领域，无数革命家将我们的传统文化与封建主意思想捆绑在一起，一并打到并消灭，几千年来祖宗们留下的无论精华抑或糟粕灰飞烟灭，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种运动尤以十年动乱为甚，将中华几千年的痕迹洗得干干净净。
八十年代开始，整个国家进入了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钱，钱，钱一下子成了永恒的主题，这一代迷茫的中国人仿佛一瞬间找到了价值标准和生活重心，传统的道德标准灰飞烟灭。阶级斗争和政治事件不再是人民的事。诚然，经济开花，黄金遍地。但我们静下来去想一想，我们现在的社会问题最突出的最根本的是什么？有人说是法制建设，涉及政治制度、民 主进程等等，有人说是继续加大加深改革开放力度，继续发展经济，直到解决“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剩下那一部分越来越穷的问题”。
没错，以上的说法都是对的，按照目前党的发展规划，解放思想，民 主建设、惩治腐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我相信我们的党有能力在一定时间内解决上述的问题。我想说的是，贪污腐败也好、为富不仁也好、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中国，金钱成为唯一的价值标准，带来的种种人吃人的社会问题仅仅是一个端倪。法制建设可以做到修补漏洞却是亡羊补牢，出了问题后再去想怎么防范。那我们能不能同时建立起一套有效的道德标准，树立高尚的文化操守，在事前约束、规范人民的行为呢？想一想我们的老祖宗，孔孟也好，老庄也好，甚至包括朱熹、阳明，他们留下的东西里是不是有一些有价值的？能不能用这些东西重新教化我们这一代又一代的生活在金钱与欲望世界里的人们？我们没有宗教的强势影响，没人教育我们的孩子“一心向善、上帝在看着你的一举一动，灵魂不能出卖给魔鬼”，孩子长大一样把这个社会当作取款机。可悲啊。君不觉，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暴露出的大多是由于文化、信仰缺失造成的恶果吗？我们已经彻底沦丧了作为人类本应最发达的道德战线！
我们常常对世界宣言，我们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光辉历史，有着人类文明史上炫目灿烂的思想家、哲学家以及无数足以让全人类收益匪浅的言论著作。可这些东西跟现在的中国人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孩子们忙着学习 ABC，有几个读过礼记大学中庸，中华文明的断代，没有人告诉我们的下一代应该如何做人，树立什么样的道德标准，如何摆正自己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在改革开放以前，国人可以凭借共产主义理想过日子，大家一样穷一样简朴过活，没有人怨声载道。但在当下社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并且做到为富不仁，要吃穷人的血肉。孟子讲“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不是造成中国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呢？中国人可以没有信仰，可以不信儒、释、道、毛，但不能没有道德观念。民众道德的败坏，势必颠覆我们现有的一切。 所以，我以为这第三位新中国的伟人，应该也必须是一个将整个国家从金钱利欲趋势下成为行尸走肉的迷途中唤醒并加以拯救的人，一个重树道德文明、实现精神世界共产主义的伟人。 为什么我不将诸如祖国统一、反贪治腐等贡献作为衡量第三位伟人的标准，是因为上述问题并不能无可避免的、从根本上毁灭我们的国家。首先，统一大业，从雄图大略的第一代领导人至今，在不破坏和平发展、两岸人民共同利益之前提下，一直使用的是怀柔政策，小平同志有过类似的观点：历史的问题，可以留给历史去解决。其次，我们的政府已经深刻的意识到了贪污腐败问题的严重性了。当今的政府已经开始着手处理此类问题，防微杜渐抑或亡羊补牢，面对一切可能威胁到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和国家健康生存的危险因素，相信会有行之有效的手段将其扼杀于襁褓中。此外实现民主这个问题我不敢深论，但如果说的是西方式的民主，我确实不敢苟同。此中原因请参详康梁变法。为什么我要将重树道德标准、文化信仰放在首位，是因为道德沦丧的社会只有死路一条，没有信仰的民族只有死路一条，文化迷失的国家只有死路一条！并且历史告诉我们这是谁也无法阻止的死亡之路。全民向善，情操高尚，反贪治腐的工作开展易如反掌，越来越少的官员去做这些危害社会和人民的事，越来越多的官员懂得了为什么自己是公仆。也许我说的过于乌托邦了，但我真心希望有这样一位圣贤一样的伟人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