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是全民族的耻辱zt

今年（2009）我国拟将贫困线提高至年人均收入1196（绝对贫困）至1300（相对贫困）元人民币，按照这标准线，我国现在的总贫困人口数将达到8000万。 长期以来，我国把人均年收入低于786元的人口称之为“绝对贫困人口”，到2007年底，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为1497万；人均年收入位于785元至1067元之间的称之为“相对贫困人口”，又称为“低收入人口”，到2007年底，低收入人口的数量为2841万。


扶贫标准上调后，“绝对贫困线”和“低收入人口线”这两条线合二为一，扶贫开发的目标人群就在原来1497万“绝对贫困人口”的基础上，又增加了2841万的“低收入人口”，两者合计约4320万人，占全部农村人口的4.6%。2008年底之前，中国政府确定的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786元。该标准按照2005年的美元购买力平价约为人均每天0.57美元，而按照美元兑人民币现行汇率则只有人均每天0.31美元。这与世行推荐的人均1.25美元的贫困线相比，差距悬殊。


2007年我国的贫困线划定在年人均收入1067元人民币，据统计当年的贫困人口数为4000万，但真实数据还是让人猜测，毕竟官方之前弄出了许多不真实的忽悠老百姓的数据，在网上查一查，网民对统计局等部门的评论就知道了，那些数据在人民心中的信任度。05年按照人均年收入683元计算，中国的贫困人口有2365万，若按照人均每天消费1美元（2008年开始为1.25美元）的联合国最低标准计算，中国的贫困人口总数将不少于2亿，仅次于印度位惺澜绲诙??BR>世界银行公布2003年中国的贫困人口为2.14亿，占全国总人口数的16.6%，联合国2006年按同样的贫困线计算为2.35 亿，占全国总人口数的18%。这还不包括在城市中的穷人。1985年国家确定扶贫标准时，贫困农民的收入上限为200元人民币，相当于全国农民平均收入的50%。而2005年为683元人民币，仅相当于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3255的21%在1990年至2001年期间，超过90%的减贫任务都是在1996年以前完成的，也就是说在近十年来（到2006年），中国只完成了不到10%的减贫任务。在国务院扶贫办重点调查的100个贫困村中，迄今仍有36.4%的农村不同程度的缺粮。《亚行2005年关键指标》指出2003年中国的赤贫人口（不是贫困，而是赤贫也就是绝对贫困）人口为1.73亿国家扶贫办透露，2003年我国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增加了80万中国农村监测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农村尚未解决温饱（也就是吃不饱饭）的绝对贫困人口数1479万，温饱问题已解决，但发展水平低的低收入贫困人口有2841万，加起来就是4000多万。这只是指农村，不包括城市。《200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截止2008年底，全国共有城市低保户1111.1万户，低保人数2334.6万城市居民，总低保金额比上年同期增长40.2%。全国农民低保对象1966.5万户，低保人数4284.3万人，总低保金额比上年同期增长113.5。同时还有63.2万农村人口接受了农村传统救济，686.5万人次得到了，农村临时救济。另有人计算“九五”期间，全国城镇国企职工减少了3159万人，城镇集体单位减少了1648万人，合计4807万人。失业和隐性失业（在单位拿二.三百元基本生活费）的上亿，牵涉家庭人口3亿多，扣除有另外出路的（如做生意等）按一半计算（平均月生活费在三百元以下的）至少有一亿的城镇贫困人口。


社会发展成本的提高也为扶贫增加了难度，学费越来越高，看病越来越贵。扶贫也存在边际效益的递减。据估算在“九五”期间，脱贫一个人，中央投入的扶贫资金，包括财政扶贫资金和信贷扶贫资金，大概要2800多人民币。而到了2002年，相应的资金已高达15000元。扶贫对象的难道也增大，现在很多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活条件更差的地区，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以上信息来自于网络，因数据五花八门，采取综合数据。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促进贫困地区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一条可行之路，城镇化和贫困地区的脱贫是一致的。 2008年持续的民工反乡潮证明厉专家的想法是不行的，不说大批的人员涌进城市，是必为城市增加负担，带来就业上的压力等。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来说，谁愿意背井离乡，离开生养自己熟悉的故土，谁愿意成为剥削阶级创造财富的工具。一旦农民离开土地进城务工，遇上经济不景气失业，又没有城市户口，他们将一无所有。从历史上来看，让农民离开土地，决不是什么好事，那样的社会也不是什么好社会。


世界银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副行长詹姆斯.亚当斯在2009年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9年会上表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中国的贫困人口可能出现多年以来的首次增长。其实按每年的贫困数据来看，几乎每年都在增长，今年应该会大增。难道那些贫困地区就不适合人类生存，那里的地就不适合种庄稼吗？非洲的土质不适合种水稻，中科院的专家们硬是能培育出适合那里种植的水稻品种，并没有让非洲人民去背井离乡。对于自己国家的那些贫困的地方专家们就不能好好研究，想想办法，而要让他们离开那里，使那真正成为了荒地。

口号喊的好，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现在却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这能成为和谐社会吗？


整天放大气，高唱社会进步了，中国富强了，经济增长了，人民生活小康了，那几千万上亿的贫困人口难道就不用算在里面？还说什么大国崛起，领导世界，让大国的子民饿着肚子来领导世界？那些贫苦的地方，很多都是革命老区，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战争年代能成为革命根据地养育大量的革命志士，到了现在那些地方就成了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了。打仗的时候就想到他们，用到他们，发展的时候，过好日子的时候就没有他们的份了。也知道国家为他们做了许多，可新中国都成立60周年了，很多大城市都国际化了，有些人的工资都拿几千万了，他们还吃不饱饭，扪心自问，这能说的过去吗？我们就是他们种的粮食养活的，我们的幸福生活有他们的一份，那些当权在位者，那些先富起来的有产阶级们，看在老百姓养了你们的份上拉他们一把，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能少了他们，这才叫社会主义。


审计署审计了21个省（区.市）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扶贫资金，发现财政扶贫资金被挤占挪用的问题比较突出，其中用于平衡预算等4.28亿元，用于买车和弥补行政经费等1.5亿元。还有投向的不合理（如把扶贫资金投向了风险行业），一系列制度设计上的不公。被贪污的也不是小数。


高玉川担任靖边县林业局长之前是新城乡党委书记。他在乡党委书记任上，因贪污农民扶贫款８万余元被当地农民举报。然而高玉川不仅没有受到查处，反而被调任县林业局局长。-----《京江晚报》

涉嫌贪污挪用扶贫款3000万元的广东“扶贫老总”薛长春上法庭就像赴宴会一般，每次都是满面春风、笑容可掬地与亲朋好友打招呼。而在接受法庭讯问时，更像是主持会议一样，滔滔不绝，不仅不知悔罪，倒时不时地翻出过去的老皇历，将庭审会几乎开成了自己个人的“表功会”。-----《北干听风》

原陕西省民政厅厅长靳建辉等人利用手中掌握的职权，借调拨支配国家扶贫资金之机，巧取豪夺，集团贪污受贿达70余万元。勒建辉等人置党纪国法和民生疾苦于不顾，对扶贫资金雁过拔毛。---《陕西日报》


引用一位网友的话，那些为官一方的官老爷们，请你们往口袋里装不属于你们的钱财的时候，为他们留下点吃饭穿衣钱，为孩子们留下点上学的钱。我们多捐点，不如官们少贪点。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不管盖了多少高楼大厦，不管街上有多少高档汽车，不管有多少人买了珠宝首饰，只要还有一个人吃不饱饭，都不能称之为文明。因为一个时代，国家和城市不能不管百姓的死活，一个文明的人不会自己享受着美好的生活而看着别人挨饿，饥饿是全民族的耻辱。人应该学会感恩，学会帮助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人。身心幸福才是真的幸福，应该让我们手中的钱发挥应有的道德感。


我们可以夜夜笙歌，耍帅扮酷，泡妞吊凯子，追时尚，迎潮流，讲究生活情调，生活质量，可以挑这挑那，他们只想吃饱饭。看到穷人不需要横眉冷对，怒目而视，遇到那些颠巍巍向你伸出的颤抖的手，有硬币就给两个，免得兜里揣多了弄破了兜，上厕所时不小心滚到厕所里。我知道你有很多拒绝的理由，如他们是骗子等。他们骗不了你什么，至多就几个零钱。那些一副道貌岸然，满腹经纶之辈，才会狠狠的骗你们，还让你们不察觉，甚至还对他们感恩戴德。


千万不要认为穷苦的人们与我们没关系，要知道每一次使中国改朝换代的都是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