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大富豪榜的10年之痒___宋华安

2008～2009年中国企业界最大的新闻，莫过于共11次荣登中国首富宝座的企业家—国美电器掌门人黄光裕和中信泰富董事长荣智健双双接受警方的调查。而在过去的10年里，《福布斯》、胡润百富、《新财富》三大最具标志性的富豪榜榜单上，排名前10位的企业富豪共达240人次之多，其中除了黄光裕、荣智健，还包括黄宏生、吴志剑、张思民、罗忠福、吴一坚、杨斌、仰融、叶立培、刘根山、黄茂茹等10多位或陷入囹圄，或踩踏法律底线而被调查，成为中国商界最近10年最为黯淡的一笔（图1）。

　　《法人》杂志试图通过对过去10年里三大富豪榜前10强富豪落马事件的分析，从富豪和首富两个视角来探寻在中国这个最为剧烈的转型时期——是什么力量促使如此众多的富豪陷入财富之劫？

　　第一章贪欲与疯狂扩张的标本

　　在早期的10强富豪榜上，出现问题的富豪比较多。1999年产生的中国10强富豪榜上，后来陆续出事的就包括黄宏生、吴志剑、张思民、罗忠福四人。而杨斌、仰融、刘根山之流也在各自的领域具有独特的反面教义。大部分落马富豪的创富模式基本相同，贪欲与粗暴扩张令他们通常采用造假骗贷这样一个屡试不爽的手段，即通过虚构企业信息或进行个人包装，与政府和银行（掌权人）交好获得贷款支持，用于反哺实际项目，再通过贷款，循环进行空手套白狼的财富增值活动（见图2）。

　　政华：吴志剑

　　在1999年富豪榜排名第9位的政华集团吴志剑被称为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投机分子”。吴志剑1960年出生于湖南常德，曾在当地公安局做过宣传工作。

　　1985年辞职下海来到深圳，并于1986年与深圳市政物资公司联营，成立了政华贸易公司，这正是后来的政华集团的前身。1995年政华在发展顶峰时期号称拥有100多家下属公司，员工1.5万人，资产28亿元，涉足的领域包括高科技产业、商业、金融、贸易、房地产、交通、轻工、食品等。但实际上，政华从未真正致力于实业经营和投资，支撑政华集团的是来自银行源源不断的贷款。

　　从1988年起到1997年间，政华集团及其下属公司采取重复抵押、重复担保等手段，分别向深圳市城市合作银行、中国交通银行深圳分行、中国银行深圳分行、深圳发展银行和光大银行等金融机构骗贷数亿元。1994年后，各金融机构因政华贷款到期不能偿还，纷纷到法院起诉。从1995年开始，政华集团便官司缠身。

　　为逃避债务，吴志剑决定潜逃。但在逃往国外前，吴居然再次利用早已不属于自己的车牌对国润等四家小汽车公司的员工行骗。1999年底，吴志剑成立了“中心工作领导小组”，利用出租车进行所谓的“融资”活动。结果200多名员工被骗，涉及金额约1.02亿元。2002年10月，吴志剑在北京市被公安局抓获。

　　欧亚：杨斌

　　出生于60年代的杨斌，更是造假的高手。他自己对外公布的发家史是这样的：5岁成了孤儿，靠年迈的奶奶摆茶水摊和亲戚的接济得以长大成人，18岁以前什么苦都吃过。1981年(18岁)，考进海军第二炮兵学院，毕业后因学业优异留校任教。1987年(25岁 )，去荷兰留学，在莱顿大学拿到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1993年获得荷兰国籍。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由于敏锐地把握到东欧解体、市场解冻蕴含的商机，靠勤工俭学攒下的一万多美元，开始于中国和波兰等国之间进行棉制品、纺织品、成衣的进出口贸易。两年内做大生意，资产达到2000万美金，1990年在荷兰创立欧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1992年底第二次创业，投资农业，1994年回国，在沈阳对现代农业大规模投资，建立荷兰村，在2001年被评为中国(大陆)第二富豪。

　　但实际上，从媒体报道来看，杨斌的发家史一直备受争议，其学历、第一桶金以及后来的欧亚农业集团上市等一些事件都是漏洞百出。比如，欧亚农业为上市准备的1998-2001年财务报表，漏洞其实很容易就能找到，比如报表显示，欧亚农业累计实现净利7.8606亿元，但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只有4.6244亿元。特别是2000年，经营活动净现金流才1392万元，但净利润却高达1.9亿，2001年经营活动净现金流为1.8亿，而净利润又是高达5.2亿元。

　　但在中国90年代，像杨斌这样的富豪中国还不少，通过吹嘘、编造美丽的背景光环，赢得不知内情的政府和银行的支持，而获得贷款，依靠贷款这样的“空手套白狼”的方式致富。1998年11月至2001年9月，欧亚实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在未依法取得农用地转建设用地审批手续的情况下，由公司董事长杨斌决定，在政府划拨和租赁的农业用地上修建非农业建筑物，非法占用并毁坏耕地44.45公顷。

　　2000年10月，杨斌在明知欧亚实业未实际开发耕地的情况下，代表欧亚实业同辽宁省土地整理中心签订收购储备耕地协议，骗取该中心支付的耕地开垦费人民币300余万元。12月至2001年9月，欧亚实业及杨斌为达到弄虚作假，规避国家有关土地政策的目的，给予辽宁省法库县原规划土地管理局人民币98万元；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还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人民币25万元、美元2万元。2001年4月至2002年6月，欧亚农业为虚增公司业绩，财务人员按照杨斌的授意，采取伪造金融票证的手段造假账，共伪造电汇凭证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305张，票面金额共计人民币17.86亿元。

　　茂盛：刘根山

　　《新财富》2004年中国富人榜第7位的茂盛集团刘根山，与黄宏生等同样也是50年代生人。他出生于上海杨浦区，起家时曾与落马富豪周正毅有过生意上的合作。刘根山一直处事低调，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他总是紧踏市场脉搏，几乎涉及了所有最有发展潜力的业务。1990年，刘根山从北京通县交通局下海后不久，去了香港做贸易。

　　1999年，刘根山获得了第一条高速公路项目后，开始四处出击高速公路项目。2000年，他联合上海市城建集团、建工集团共同投资的上海市高速公路项目（总投资约100亿元）顺利中标，并开工建设。到后来其业务的70%均为公路项目，在全国投资了8条高速公路，2002-2003年参与的高速公路项目总投资达180亿元。2004年左右，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案，就牵出刘根山在1995年的三起行贿案件——建行上海分行三支行行长章作斌、退休的分行副行长江凤英和一倪姓高管，曾经各受其贿赂。当时因对行贿罪处罚的法律不完善，刘根山与茂盛集团逃过刑责。2008年年初，刘根山因涉嫌诈骗巨额资金被中纪委直接督办调查。据称，其诈骗金额高达43亿元。2008年6月5日，刘根山被浙江省公安厅刑事拘留。同年7月中旬被浙江省检察院正式以“骗贷”案由批捕。

　　另类标本黄宏生、仰融

　　而黄宏生、罗忠福和仰融与仅依靠造假骗贷的落马富豪有所不同。他们有的通过实干发家，但最终栽倒在资本的游戏里。富豪们法律缺位的头脑在恣意玩弄资本魔方的过程中容易迷失方向，“玩资本运作的，没有几个最终能逃脱资本的魔咒。身陷其中的人往往自认为很精明、很隐蔽，但实际上经不起人们雪亮眼睛的检视，更别说国家监管部门的法眼了。”一位资深资本市场观察家如此说。

　　没有出事的黄宏生其实算是一个实干家，他在1999年富豪榜上排名第6位。1956年生于海南临高的黄宏生曾是TCL李东生、康佳陈伟荣在华南理工大学的同学。作为一个下乡知青，黄宏生的个人经历颇具传奇色彩。他从一个小遥控器装配厂起步，通过实干把创维集团带入了年产值150多亿，中国彩电行业前三强的行列。

　　1989年，黄宏生在香港注册成立创维。2000年，创维在香港主板上市，成功募集资金10亿港元。从此黄宏生开始进入资本市场，并自此陷入了一条不归路。

　　黄宏生和其兄弟创维前执行董事黄培升在2000年11月1日至2004年10月31日期间，串谋其母亲罗玉英及另外一名人士王鹏，从创维数码控股有限公司和创维网络有限公司转走4220万港元，以顾问费及现金形式存入他人账户，再传入黄宏生个人及其母亲的账户。2006年，黄宏生被香港法院以串谋盗窃及串谋诈骗等4项罪名判处有期徒刑6年。

　　仰融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在2001年的中国富豪排行榜以70亿元的资产名列第三。他祖籍安徽，出生在江苏省江阴市北国镇。仰融初中毕业后，先是做厨师，后来承包小商店，再后来又到江阴市外贸公司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去了深圳，几经周折，慢慢走上资本运作之路。他曾说自己有在1988年在越南打过仗的传奇经历。90年代初，他在香港借款400万元注册了有员工5、6个人的华博财务公司，主要业务是为人拆借资金，兼做债券和股票买卖，由此积累了他的第一桶金。

　　1991年仰融与辽宁省沈阳市政府合资成立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仰融的华博拥有25％股权，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拥有15％的股权。仰融随后收购了海南华银的股权，其股权增加到40%。1992年10月9日，仰融将华晨汽车运作到美国纽约交易所上市，这个当时在刘鸿儒(中国第一任证监会主席)看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却被仰融操盘成功了。10年来，仰融凭借资本运作，成功打造出一个以华晨汽车为主，包括至少6家纽约、香港、上海上市公司及大量非上市公司，资产一度达到300亿人民币、被人称为“华晨迷宫”的华晨系。

　　而引爆仰融与沈阳市政府矛盾的，是仰融准备投巨资于杭州湾跨海大桥，而当时正在雄心勃勃地准备投资200亿实施中国“底特律”汽车计划的沈阳市，断然不能坐视仰融从辽宁抽走数十亿的资金。辽宁省下决心接收华晨资产，在辽宁省政府的推动下，国家计委、财政部和人民银行等部门召开联合会议，决定将华晨部分资产由财政部划归辽宁省。仰融的梦想破灭。所以，后来才有了“对仰融团队进行调查”、“仰融被限制出境”的种种传言。

　　2002年5月，仰融突然冲出“华晨迷宫”出走美国，且一直沉默至10月3日。10月23日《上海证券报》披露了仰融被捕的消息。被仰融在1999年收购的申华控股在10月23日公告称，公司于10月21日接辽宁省公安厅通知，公司董事长仰融因涉嫌经济犯罪被辽宁省检察院批准逮捕。

　　国美：黄光裕

　　曾四次登顶中国富豪榜首富宝座的黄光裕在2008年40岁不惑之年折戟。因涉嫌旧账13亿元之巨的违规贷款、操纵*ST金泰股市和中关村股票以及行贿政府官员、洗钱和税务问题等多项罪名，于2008年11月被警方刑拘调查。

　　潮汕人黄光裕在1986年跟着其兄黄俊钦，揣着在内蒙古攒下的4000元，然后又连贷带借了3万元，在北京前门的珠市口东大街420号盘下了一个100平方米的名叫“国美”的门面。黄氏兄弟先卖服装，后来改卖进口电器。在几年的发展中，一两家门店的小成功已经不能满足黄光裕做大的欲望。

　　1992年，黄光裕在北京地区初步进行连锁经营，将他旗下所持有的几家店铺统一命名为“国美电器”，就此形成了连锁经营模式的雏形。1993年与兄黄俊钦分家后，黄光裕开始向全国扩张，并于1999年创办鹏润集团，走上电器连锁经营、地产投资、资本运作三条道路。据官方调查结果显示，黄光裕与其兄黄俊钦在2000年以前的发展过程中，至少有13亿元从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获得的问题贷款在鹏润和新恒基之间密切流动，最终流向境外，形迹可疑。这些资金既构成了上世纪90年代黄俊钦兄弟创业期的“第一桶金”，在2000年之后也继续支撑其扩张。

　　至2003年，黄光裕的资产达到18亿元，在胡润百富榜上排名第27位。但2004年，鹏润集团以83亿港元的价格，收购22个城市94家国美门店资产的65%股权。国美实现以借壳方式在香港上市，黄光裕资产突破百亿元，成为中国首富。在短短几年内，黄光裕用左手倒右手的方式，先后收购了永乐、大中、三联商社等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家电零售品牌，在全国建立了1200多家门店，年销售额1000多亿元人民币。

　　但实际上，国美电器以及鹏润集团加在一起也尚无深厚的实力资产可以将全国的电器连锁市场悉数拿下，贪欲驱使下的黄光裕式“粗暴扩张”以及通过操纵*ST金泰和中关村股票的资本运作可见一斑。

　　中信泰富：荣智健

　　曾七度问鼎中国富豪榜首富的荣智健，因澳元外汇衍生品投资巨亏150多亿港元，终于栽倒在67岁之际。于2009年4月辞去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一职，并受到香港警方的调查。

　　1942年出生的荣智健是有“红色资本家”之称的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之子。1965年，荣智健毕业于天津大学电子工程系，随后下放到四川，1972年回到北京。1978年独闯香港，凭荣家在香港的一些老资产和贷款约200万美元，在10年不到的时间赚了4亿多。

　　1986年，荣智健加入荣毅仁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为中信香港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荣智健入主中信香港之后的大手笔是收购国泰航空公司12.5%的股权。中信泰富的前身泰富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1985年。1986年它通过新景丰公司而获得上市地位，同年2月，泰富发行2.7亿股新股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香港集团）有限公司，使中信（香港集团）持有泰富64.7%股权。自此，泰富成为中信子公司，成为一家具有“红色背景”的家族式企业。而后，中信（香港集团）通过百富勤把部分泰富股份配售出，使中信（香港集团）对泰富的持股量下降至49%,1991年泰富正式更名为中信泰富。

　　2007年和2008年，中信泰富签订澳元外汇衍生品投资合约，导致该项投资亏损高达150多亿元，使中信泰富2008年度的净亏损为126亿港元。荣智健迫于种种压力，于2009年4月8日辞去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一职。同时接受香港警方和证监会关于其“公司董事做出虚假陈述”或“串谋欺诈”违规行为的调查。

　　第二章首富的问题总与产业路径休戚相关

　　从1999年以来的10年中，有三大中国富豪榜——《福布斯》富豪榜、胡润百富榜、《新财富》富豪榜的排名具有标本意义和重要的价值取向，三个有所不同的榜单使中国的首富逐一浮出水面。从不同富豪榜之首富榜单的综合情况来看，这10年共有24人次、10位不同的企业领袖成为首富，其中荣智健、杨惠妍都位列过三大首富榜单，荣智健更是以7次之高的频率问鼎首富之位，足见其财富的基石是多么牢靠（见图3）。

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6年榜单中，国美董事局主席（鹏润投资集团）黄光裕仅在2006年以180.9亿元人民币的个人资产，位列首富位置。而中信泰富掌门人荣智健则于2004、2005年分别以14.98亿美元和133.18亿元人民币的资产荣登福布斯首富宝座（见图4）。

　　而在胡润百富榜的首富名单中，黄光裕曾在2004、2005和2008年三度分别以105亿、140亿和430亿元人民币的资产位列首富。荣智健（含其父荣毅仁）家族也于1999、2000和2002年三次分别以10亿元及以上、158亿和70亿元人民币资产位列首富。

　　《新财富》500富豪榜首富榜单上，6年来获得两次首富桂冠的是中信泰富荣智健、碧桂园杨惠妍，盛大陈天桥和尚德施正荣各一次，2009年最新出炉的《新财富》首富则是带有“黑马”意味并拥有200亿元资产的沙钢集团沈文荣。尽管黄光裕在资本市场的才技并非一般，舆论也炒得热热闹闹，但在这个《新财富》富豪榜上他最好的成绩始终是第二名，无缘问鼎首富宝座。

　　有财经观察家认为，落马富豪和首富们的财富快速膨胀与其欲望膨胀是一致的。在此过程中，欲望的膨胀往往将他们的产业方向拉到最终连他们自己也无法控制的地方，做实业的偏离了实业，做资本的玩弄了资本，最后落个潦倒谢幕。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因国家政策和法规长期处于“后置状态”，那些有胆子、敢于冒险的人，利用国家政策的模糊性和法规的缺席，常常通过非常规手段抢占先机获取资源而致富，其产业方向从创业伊始到最后往往大相径庭。

　　《法人》对比10位首富，其中，主营实业的占30%，主营资源性产业的占30%，主营互联网和游戏的占20%，主营地产的占20%（见图5）。在从实业到资本运作的路径转变中，产业方向的变异导致的结局大有不同。做资源性产业的荣智健投资金融衍生品，造成150多亿港元的巨亏，尽管有中信母公司的及时援手，荣智健也难逃罪咎；做地产和连锁零售业的黄光裕杀进资本市场，为扩张贪欲不惜实行黑色政商关系以身试法，最终与腐败官员一同落马。

　　但资本市场或许对于自制者是天使，对贪欲者却是一个魔鬼。贪欲者一旦踏入资本市场，其企业理念和经营重心发生偏移就可能在所难免，因为资本运作现实的高效收益足以让理性的人也智令利昏，产生“财富来之容易”的错觉，导致一系列错综复杂的资本腾挪手段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资本市场的“盖子理论”被众多落马富豪前赴后继地使用，虽然结局大致相同，但富豪们对资本魔方达到了某种难以抗拒的程度，实在可叹。

　　相比之下的另一种产业模式，如同希望集团刘氏兄弟一直坚持着实业理念，从猪饲料到投资矿业、银行，从实业到金融实体，远离资本花花世界，走着一条稳健不偏之路，所以刘永行的首富是健康的首富。丁磊的首富也是实在的首富，丁磊做了这么多年他还是在做互联网，丁磊说要养猪，人们也相信他真的会去养猪。

　　“冲动是魔鬼！”这句央视春晚小品《男子汉大丈夫》中广为流行的台词，若改为“欲望是魔鬼”，则或是黄光裕和荣智健们落马宿命的最佳写照。

　　第三章商人与权力结盟伤害的不仅仅是自己

　　“我是正直的国美人，公正无私，光明磊落！”这是黄光裕领导下的国美电器的企业口号。现在看来，“光明磊落”的标签贴在黄光裕身上，无疑是一个黑色幽默。

　　根据目前媒体的报道，黄光裕案已牵涉出近60位政府高官被双规调查，如此数字仅次于厦门远华案。1999年的厦门远华案，赖昌星贪污走私达700亿元之巨，行贿牵涉的各级官员多达250名以上，其数量之大创了建国以来的最高记录。

　　自2008年11月黄光裕被调查以来，上至国家部委官员郭京毅、邓湛、郑少东、相怀珠、许满刚，下至省级高官陈绍基、王华元以及商界新恒基董事长黄俊钦、中关村董事长许钟民、港澳赌业重量级人物连超等等先后被调查。这些政府官员和商界人物为黄光裕前些年的家电产业和地产投资扩张牵线搭桥甚至直接参与，最早的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了交易，逐渐促成了黄光裕资本帝国的膨胀。黄光裕牵连出来的近60位政府官员预示着潜伏在背后的非正当政商交易成为事实，其错综复杂的黑色政商关系谜团将随着黄光裕案一步一步的澄清必将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

　　中信泰富炒汇事件或让67岁的荣智健身陷囹圄。根据香港法例第115章42条《虚假陈述、伪造文件、使用及管有伪造文件》的规定，任何人作出或安排作出明知为伪造或自己亦不信真确的陈述或申述，即属违法，最高可处监禁14年。而串谋欺诈的最高刑罚同样可监禁14年。据称荣智健对公司董事炒汇不知情，但法律专家认为，即使荣智健对下属炒汇真不知情，但毕竟涉及如此巨资，作为中信泰富第一责任人，荣智健也难逃失职之罪。

　　从近10年来所有问题富豪的落马来看，他们之前都曾风光无限。但他们的风光几乎都夹杂着非法贪欲和灰色手段，并形成一个长长的利益链条，若其中一颗子崩塌，那么就会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全线崩溃。厦门远华赖昌星案、上海张荣坤社保案等重案，无一不是黑色政商关系恶果的标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国有资产的独特价值早已成为政商黑市交易的商品。在政府不法官员和那些以钻营为生的私人企业之间，通过权利与金钱的交换，空手套白狼，将国家巨额财富转移到个人腰包。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国有资产每年至少要流失1000亿元左右，仅在2004年对169家中央企业进行资产清算审计中，就查出各类资产损失达3521.2亿元。

　　在几年之前的国企改制过程中，催生了大量的政商腐败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曾对不良富豪的暴富问题总结了三点“原罪性”原因：暴利掠夺与黑金，资本投机运营和权钱交易。蔡定剑认为，权钱走得太近，极容易产生违法腐败问题。在早年的经济转型时期，即使商人通过贿赂官员或官与商相互勾结各取所需，虽然当时法律滞后而没有明文规定，但那些黑色政商关系行径同样是属于违法行为。不管黑色政商关系能够掩藏多久，只要企业家陷入了这个黑色泥潭，那么注定他最终是没有出路的。

　　有法学专家表示：“不能因为政商关系处理不当可能造成企业败走麦城，就不与政治打交道了。关键要有制约，要有合规的治理机制，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责任就成为一个贴身的紧箍咒，不能仅凭企业家个人的私欲来做事。建立合规的法商关系是个有效的官商途径。”

　　法学专家认为，法商关系是依法守法实现商业目标的一种政商关系模式，它建立在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市场竞争基础上，政府须担当监管责任、预警责任和服务义务，企业家们则承担运营责任和守法义务，实现创造个人财富和社会财富的有机统一，而非利益独享、风险共担，法商关系应该成为企业与政府以及社会和谐共处的润滑剂。其实，早在2002年以来，中央一直高度关注并下大力治理红色政商关系，出台了制度严格规范管理，设立期限清理“红顶商人”。2003年，《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实施，从某种角度来讲实际上是政府为促进中国法商关系建设的重要举措。

　　牟其中曾在监狱中说，中国企业家很难做到独善其身，而与政治家为伍又前途未卜，做到像洛克菲勒家族一样代代相传就更难了。其实他只看到了问题的某一方面。事实上，加快和加强建设新型法商关系，或是预防富豪落马的一个有效方式。法学专家认为，在中国目前的经济转轨过程中，靠自律建立正确的政商关系还存在较大难度，同时也需要一个过程，政府要在行政中提高服务意识，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尽可能的金融、税务、就业以及公益支出等方面的支持。如果在常规的监管过程中加大惩治力度和做好预防，通过预警法律风险和定期的前置审查审核机制，那么可以大大减少权力腐败的产生概率，降低执法犯法的违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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