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毛泽东邓小平在经济上的对垒

信力建:毛泽东邓小平在经济上的对垒(2011-01-27 08:33:39)
转载标签： 杂谈 分类： 历史思辨 
毋庸置疑：毛泽东与邓小平是影响中国当代经济发展方向重量级的人物。因而对他们的经济思想的利害得失进行梳理，也就成为总结历史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如果说他有经济思想的话——显然形成于延安时期，其基础是打土豪分田地的生产关系革命理论，其实践成果表现为农村根据地的自给性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是指望从生产关系革命上开启中国现代化进程。与之相比，邓小平在经济上的最重大特色是将目光转向了生产力发展——蛋糕小，再怎么公平分配，大家都吃不饱；只有把蛋糕做大了，才有可能真正面临如何分配的问题。因为这种分歧，导致了他们在经济建设上的种种不同。
首先是对生产力关注不同。

毛泽东不关心生产力发展，他关心的是群众运动。在二五计划（1958－1962）期间，毛泽东提出了用群众运动推进建设思路。社会主义改造，原打算15－20年完成，实际只用了3年，与我党大张旗鼓地开展群众运动有关。在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坚持把“鼓足干劲、立争上游”写入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说：“这两句是非要不可的。”他认为苏联的企业管理原则“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去干……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用行政命令办法搞建设，搞革命……会造成减产的损失。这是因为不发动群众的缘故。"斯大林曾提出建成社会主义的三个条件（生产力高度发达、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和高度的文化水平），毛泽东认为“如果没有政治挂帅，没有定期的整风运动，没有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没有办工业、办农业、办文化的群众运动，没有几个同时并举，斯大林这三个先决条件是不容易达到的。”在他看来，党的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应当冲破官僚体制，直接与群众结合在一起，生活在他们中间，倾听他们的呼声，带领他们冲锋陷阵。

邓小平则将高度发展生产力放在了首位。邓小平的全部经济思想贯穿着一条主线，这就是高度重视生产力的发展，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看作衡量各种体制和政策长短优劣的根本标准。根据这一观点，邓小平提出了“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的口号。同时，按照当代生产力的特点，他提出了发展生产力的实际纲领：在社会主义的多项任务中，把发展生产力放在第一位；在发展生产力的任务中，又把发展科学技术放在首位。早在1975年他主持国务院工作时，就以马克思“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论述为依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据此，他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明确地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

其次，因为目标不一样，达到目标的途径也不一样。

为了彻底贯彻其经济建设的群众性原则，毛泽东采取的具体方式是阶级斗争。毛泽东认为组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必须铲除压制群众积极性的官僚体制，防止对群众运动起瓦解作用的单干倾向。把上层的官僚化与下层的市场化联系起来加以批判和摒弃的主要理念是“阶级斗争”。进入60年代后，“阶级斗争”被逐渐定义为“反修防修”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1964年12月，毛泽东在“对陈正人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的批语和批注”中提出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一时间，党的文件上出现了“一手抓生产斗争，一手抓阶级斗争”的提法。　　文革没有否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但是它的主导地位却被“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取代了。生产斗争从属于阶级斗争，由此形成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经济工作指导方针。“抓革命”意味着反对官僚化和市场化，“促生产”意味着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只能来自政治挂帅和革命激情。

而邓小平因为重视生产力发展，其必然结果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1977年第二次复出以后不久就着重指出：“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涉及许多方面的政策措施，邓小平着重讲了三条：第一，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第二，“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第三，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他不止一次地提出：“不论怎么困难，也要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也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第三对所有制形式的要求不一样。

毛泽东认为“因为消灭了私有制，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所以就有可能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个客观规律。”他还说：“不能认为历史是计划工作人员创造的，而不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因为这种“一大二公”的机制，导致大锅饭，缺乏激励机制。苏联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对生产者和企业实行物质刺激，如利润第一、“奖金挂帅”。毛泽东一概反对，认为物质激励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原则，更不能当作决定性动力”。他把物质利益原则分为集体和个人两种原则，褒扬前者，贬抑后者。他还怀疑工薪制是否比供给制更好，担心彻底的按劳分配“带来个人主义”。

邓小平则认为“一种体制，一种政策只要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就应当坚决地、毫不犹豫地加以采纳和执行。”而多种所有制能起到激励人们奋发有为多劳多得的作用，因而主张各种所有制都并行的原则，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发展。

最后是对于市场经济看法不一样。

在计划和商品交换之间，毛泽东主张后者服从前者：“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应当有计划地进行，要把国家和公社的商品交换，纳入计划的轨道。”他虽然意识到市场具有生产激励和调节作用，但是他把这些作用等同于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认为只能最低限度的利用，不能用来取代政治思想工作和计划。在这些方面，毛泽东的观点与苏联计划经济理论区别不大，他们都主张保留、发展和限制商品生产及交换，待条件成熟时再取消商品。

邓小平则十分看重市场经济的生机与活力。他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更对市场经济是不是一定姓“资”，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以及有关的问题作了系统的回答。他的这一讲话，为中共十四大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这一历史性的突破奠定了理论基础.

总而言之，毛泽东经济思想属于动员型经济的动力机制或者说粗放型经济。由于不讲经济规律忽视人性，因而经济“到了崩溃边沿”，各种土跃进与洋跃进耗尽了中国自晚清以来现代化建设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和资源，使得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遭遇重大挫折。而邓小平采取的则是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这种经济思想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也就是在这种经济思想下，中国经济才取得了一日千里的进步，并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朱学勤先生说“人类政治思想史上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柏拉图，一个是亚里士多德。”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是柏拉图式的“从天上到人间，从理念到现实，是自上而下俯看式的改造社会的取向，汪洋恣肆，要彻底创造一个从未有过的新社会。”而邓小平的作用，则“相当于扳道工，第一次把中国从柏拉图的轨道扳到亚里士多德的轨道，这20年的最大的进步，就是把这个柏拉图的轨道给扳过来了！这一步能扳过来还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