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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接到工作录取的通知後,马上和女伴一起去看“厂门面”。至于生产什么我的脑子想也没想过,厂门面是天大的事情。上海自动化仪表五厂坐落在虹口区那条臭臭的苏州河边,门面又破又小,和它英俊的名字毫无关系,和书本上“高大的烟囱,隆隆作响的机器”也完全没关系。
我们这一届十八个学徒,只有两个分配到模具车间,据说因为我们来自重点中学。模具车间和总厂有五分钟路步行距离,隔壁是豆腐坊。那豆腐坊很大,国营的,应该不会像如今那样小作坊放置某些不该放的原料。在我心里,车间旁边是豆腐坊总觉得听上去不太对劲。
进厂第一天厂长就说,为了预防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突然袭击,根据革命形势需要,我们厂明年迁移到小三线)-青浦县去,听到这个消息我一个人偷着乐。那时有几个专用名词:厂迁、大三线、小三线。大三线是西部的三个省份。
和车间的师傅们熟悉了,就追着车间主任问什么时候搬家呀。车间主任奇怪我这么想去郊区。我说,那里的门面好看呀。老师傅们都笑我,搬到郊区你有得苦吃了。
一年后也就是一九六九年的十二月,我们厂终于举家搬迁到上海青浦县(现在已经改为区了)菘泽村,每周回上海一次。
门面确实大了很多,场地也大了很多。厂后门看出去有田野河流佘山,我的感觉很好,每天午餐后走走田埂浪漫一下。村子里只有一个小卖部,在后门,中午开启一小时让我们去买买日常用用品,可是那里的东西和市区的不一样,包括冰棍的味道。
女宿舍在东边,两层。楼下是妈妈宿舍,一间两大床,供妈妈们和孩子们住的。楼上是单身宿舍,一间三张上下铺,住六人。
男宿舍在西边,省得麻烦事情发生。有些夫妻俩同厂的也只能七夕会一次,这对于年轻夫妇很残酷。有一次我的同事-一个七零届女大学生不好意思地叫我帮她中午时分带一下孩子,她老公去家乡探亲刚回厂。等到下午开工,夫妻俩从妈妈宿舍出来,女的满脸发光,时不时含情脉脉地瞟向老公,男的也是掩饰不住的幸福微笑。
他们从我手中接过孩子,一个劲地谢我 。我那时有点迟钝,想不通:这个小孩一点不调皮,你们也只不过逃避了半小时,不至于那么开心吧。
整个宿舍楼没有厕所,这点很奇怪。据说造楼的是青浦农村人,他们的“茅坑”是在外面的。
肾功能好的,能熬整夜,天一亮就冲下楼梯,还要跑上几十步,去外面的厕所。厕所是蹲坑,靠门口的那个坑是倒那些便壶用的。因此,鸡叫几遍后,太阳尚未露脸,晓曦的朦胧中,从女宿舍婀婀娜娜走出一队年轻女孩,各个手提一壶,也是一景。
如果在这优雅的模特儿般队伍中突现一个走路跌跌撞撞的女孩子,那就是我。我总睡不好,上铺的那个女生白天非常安静,把好动的天性集中在夜里发挥。她上面一摇,下铺的我就醒。日班早班晚班夜班的都混在一起住宿,反正一整夜不是这个回来就是那个出去,稀里哗啦地吵。那时候提倡先工作后生活,大庆工人住干打垒还采油呢,我是断断不敢要求按工作班头分宿舍的,所以每天早上起来总是瞌睡懵懂的。
对于宿舍,印象最深的是夏天。除了挤,还因为热,因为臭。
尖尖的瓦顶,白天吸足了热气,夜里就向我们的高低床辐射,房间里没有风扇更没有空调,蚊帐边一盆清水,大汗淋漓热醒,用毛巾擦擦汗水,再去糊涂地躺。
隔壁是自来水间,让人洗脸洗衣服,吵是没办法的。一早排队去厕所倒便壶,那里洗涮便壶龙头只有一个,很多女孩子觉得手捧便壶等在那里很没面子(隔壁是男厕所),就拿到到楼上洗脸的地方冲洗便壶,久而久之,整幢女宿舍一股臭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