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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厂，前不着镇后不着店。每周四十八小时工作制，一个礼拜回市区一次。戏称我们厂与劳改营无异，其实业余生活还是蛮丰富的。
男孩子冬天下班了就去打篮球，夏天到桥上一个个往河里跳水，企图以最出众的姿势吸引女孩子们的注意力。女孩子们边打毛衣边评论，往往对心仪的那位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
做了爸爸妈妈的职工晚饭后大多拥挤在食堂里看电视，全厂唯一的那台电视机就像小孩子那样与你捉迷藏，给让你看半天闪闪烁烁的横线条。有那么两个年轻人是观众的救
星，那台电视机只有经过他们摆弄才能出现图像。他俩私下也较劲，其中一个比较有心计，总要先搭搭架子：我不行，请某某调试吧。某某调好了，另一个和声称赞。
万一整不好，另一个貌似谦虚地说那我就尝试尝试吧。这样，观众自然而然地分成两派粉丝，每次电视机开机后出现那滚动的横条时，观众席就两个声音，最后是：
还是谁谁本事大。
每周一次的全厂大会也安排在晚上，内容千篇一律：党支部书记先讲政治形势，厂长继而做生产任务报告，最后老工人代表上台表决心或忆苦思甜等。不过女职工反感的是，重申开会不能干针线活的纪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女人们把毛线藏在宽大的工作衣内，找到离主席台远点的座位，眼睛看着报告人，两手在餐桌
下忙着穿针走线，毛衣的花样一点也不会错。
我这个人和大众好像脱节那样 - 对篮球游泳打毛衣看电视都不感兴趣；和领导也脱节 - 听不懂大会报告的内容。政治形势听得糊里糊涂倒也算了，连生产报告也听得云里雾里。我所在的模具车间在厂长眼里只能算配角。而装配车间成品，他讲的是缩写名称。直到N年之后才“大器晚成”地、惊讶地知道：原来我们厂在
计划经济时期是全国最大最有名的物位仪表生产厂家。所以当时厂里效益很不错，由于工资不能随便涨，厂里就变着法子发东西，从每月固定的肥皂、草纸、卫生巾（限女性）、汽水，到过年过节的鸡鸭鱼肉。前者都可以做到平均，後者就抽签，一溜排的家禽，编上号码，抽到什么就拿什么。
全厂大会侵占了员工的业余时间，大家毫无抱怨，因为享用工作时间做工间操和唱革命样板戏也是那时的做法。有段时间，大约两三个月吧，我和另外一个女
学徒被厂里指派参加了青浦县的革命样板戏演出，坐着大卡车唱遍上海市全部郊县，回来後一个个车间去教小常宝李铁梅的唱段。半小时学唱结束，大家喜欢怂恿我
独唱“干部参加劳动好”，我也就唱了，不知觉中得罪了一些不参加劳动的干部。
我那时还喜欢看书，用的是扫描的方法：一页的书两眼上下左右刷刷几下囫囵吞枣地过去了。除非看有关爱情的情节，那是字字细读。可惜厂里的图书馆没有什么多余的书，红楼梦有借，我也借了鲁迅的“两地书”，马克思和他妻子安妮的通信，企图从字里行间找点浪漫的痕迹。
有一年时兴拉练，就是每个厂派出几十个人到农村Hiking（步行），领头的举着红旗，我还带着把胡琴，歇脚时一席地坐下挑脚上的血泡，然后拉胡琴唱革命歌曲，感觉革命精神非常豪迈非常高尚。不过我那“革命精神”比起其他人差远了。有个女孩子天天晚上自愿加班到深夜，加了一年后入党了，入党后还是天天加班到深夜，直到做了车间主任。有个男孩子天天晚上在车间里读毛泽东著作到深夜，读了三年才入党，入党后还是读毛著到深夜，直到粉碎了四人帮。还有个中年人，天天下班在厂区照看种下的树，撒药水。现在回想起来，我仍旧不能理解他们的动机，或许那是年轻人体内的内分泌关系导致精力过剩所产生的行动。
时间过滤了一切粗糙，回想那些物质平贫困的年代，对于我，留下的只是美好。
我看书用的是扫描的方法，囫囵吞枣；除了看有关爱情的情节，那是字字细读。可惜厂里的图书馆没有什么多余的书，红楼梦有借，我也借了鲁迅的“两地书”，马克思和他妻子安妮的通信，企图从字里行间找点浪漫的痕迹。
厂里效益很不错，由于工资不能随便涨，厂里就变着法子发东西，从每月固定的肥皂、草纸、卫生巾（限女性）、汽水，到过年过节的鸡鸭鱼肉。前者都可以做到平均，後者就抽签，一溜排的家禽，编上号码，抽到什么就拿什么，没人争执。
时间过滤了一切粗糙，回想那些物质平贫困的年代，对于我，留下的只是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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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老邻居啦，谢谢光临安国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