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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阳路上的上海监狱至今还在,当地人习惯叫它“外国牢监”。监狱后门是昆明路,与安国路交叉。
安国路大概是上海最短的路了,从昆明路起头到岳州路结束,步行不过十来分钟。不过上世纪五十年代,安国路就比较有名气了,并非是有辆25路电车停靠站叫做安国路站,而是那时弄堂房子结构占绝大多数的上海,它是一幢提篮桥区唯一的高楼。提篮桥区五十年代末合并于虹口区后,安国大楼就成为虹口区两幢高楼之一,另一幢在四川路
。
黑色铁栏杆小区内,安国大楼分为西楼(八层)、东楼(三层)和小三楼。
我家搬进西楼的二楼。英国人设计的,二楼就叫做一楼。底楼是车库(1955年已改为民居)。解放前是监狱高层管理人员、也有说是法官的住家;每层楼三户人家两部电梯。左右两边的人家,一扇大门进去是走道,连着三间分门而入的房间,带壁橱的算是卧室,大卧室二十四平方米,有单独的八平方的卫生间。卫生间的浴缸两米长。小卧室十九平方。没有壁橱的那间客厅有两扇门,後门通往十八平方带餐厅的厨房。一家子住的话,那真是非常宽敞了。
西楼每层楼中间的套房最大,四个卧室,其中一个卧室带佣人房。厨房隔壁有独立的餐厅。 可以想象当年那些外住家所保留的国外生活方式。
东楼,解放前是办公楼。层高四米,没有电梯,却有四处楼梯。主楼梯很宽,从大厅盘旋而上,圆柱形的扶手。 小木梯是佣人走的,楼的两边是露天石梯。
小三楼位于西楼的背面,终年不见阳光,解放前底楼是车库,楼上关押少年犯。
一九五五年位于南京东路的大楼被政府收去做友谊商店後,海运局里级别高的干部搬到长阳路花园洋房,次一等的干部搬到安国路的西楼,普通员工住东楼,水手和厨师等分配到小三楼和汽车间。
小时候最喜欢带着弟妹和来做客的表弟妹在小区大院里的三幢楼内乱窜。
西楼游戏是比赛跳楼梯台阶,从楼梯台阶往下跳,最多的小孩可跳五格。跳腻了,一起绕着铁栏杆的电梯口,从一楼走到八楼看趴在那里黑乎乎的电梯。通往顶层的玻璃门被锁着,不知道谁打破了一格玻璃。我带头从那一小格玻璃框爬进去,站在铺满沙子的顶层转个圈:哇,可以看到天边,地球真的是圆的!
到东楼去玩也够刺激,主楼梯很宽,从两层楼的扶手处滑滑梯而下,胆大点的男孩子敢从三楼滑下。我长大到不屑于滑滑梯时,还喜欢到那里看看。一日看到从
一楼到三楼的扶手全部围上了丑陋的铁丝网,才知道那年不幸摔死了一个男孩。东楼还有一处楼梯很诡异,每次走都是胆战心惊的,黑黑窄窄的木楼梯,踩上去吱吱响,那是以前下人走的楼梯。左右两侧石头梯子每格跨度较大,走上石梯没事,下来就有恐高的惧怕,我还是不厌其烦地爬上爬下,估计攀岩也就是那样的冒险心情吧。那里的顶层也去过,同样铺满沙子,只是看出去没那么一览群山小的伟大。东楼与西楼有一层是用架空走道连着的,我和小伙伴们不厌其烦地通来通去,经过西楼人家的厨房,不厌其烦地叫声阿姨奶奶让我们通过一下,然后从西楼楼梯再回到自己家。
到小三楼去玩,是那里有个幼儿园男生一天对我说,他会写“梁山伯”三个字了。我大吃一惊,我是谁呀?大人们见了我的写字本都说我聪明。我走哪就看哪的招牌,把字的比划默默记下,回家写下那些不知道含义的字。大人都夸我会写的字多,想不到有人比我更多,竟然是店铺招牌上没有的“梁山伯”?我不信,那男孩子说,到我家,我写给你看。我就去了,小三楼里阴森的很,暗到白天也要开灯,且一层楼一个厕所,是蹲的那种。厨房也是一层楼公用的。那个小男生挥笔写下238(两三八=梁山 伯),这就是梁山伯?我大失所望,对他的字和对这幢楼。同时也窃喜,自己还算依葫芦画瓢写字最多的!
但是有一项竞赛我输给了其他小朋友。那天大楼里的管理大妈说,苍蝇是四害之一,三个苍蝇换一颗糖。我们一伙小孩子跑去附近的室内大菜场,用蝇蚊拍到处拍打。回想起来,那时环境真是个好,我忙了老半天,打了五个貌似的东东,小心翼翼地用草纸包好,回来给管理大妈看,大妈说那是小飞虫!切!而那个男孩子手心里 的东东被确认为苍蝇,于是奖励到一颗糖,我只好眼巴巴地看着他享受!
说到除四害,大跃进那年,西楼顶层的那扇我曾钻进去“考证地球是圆的”的玻璃门彻底开放,大人们站在顶层,连续地敲打锅子脸盆,说这样的声音可以吓死麻雀,麻雀也是四害之一。我在旁边等呀等呀……真的有一天听到大人们胜利的欢呼声-掉下了两只小麻雀!
顶楼敲打锅子脸盆的时候,底下大院子也不闲着,另一帮大人们在那里燃起火堆,上面架一口大铁锅,然后各户把家里铜的铁的家什扔进去,说是大炼铜(钢?)
铁。我对那个丑陋的冒烟的东东很没兴趣,问管理大妈们:大院里一棵树也没有,为什么不种树呀?大人反问我:种树有什么用?
我说可以坐在树下看书呀!
可见儿时思想深处就有小资的情结,虽然不懂“浪漫”这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