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提交者:等风的旗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作者:秋风
今年以来,经济迅速回暖,沿海新兴工业区,如珠三角,企业接到大量订单,却招不到充足的员工。据说,珠三角地区缺工超过200万,部分生产线已处于停工状态。
表面上看,民工荒与经济回暖幅度之出人意料有一定关系,但这些年来,“民工荒”已经多次出现,这一次的规模则比较大。在此背后可能存在一个结构性原因:农民工群体正在实现一次大规模的代际替换,新一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念相对于期父兄辈,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他们更有明确的权利意识,他们更敏锐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体、劳动的尊严。这种价值观念的变化意味着,创造了中国奇迹的“血汗工厂”体系,正在走向穷途末路。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奇迹,来自于三个要素:第一,在民众冲击下,权力被迫一步一步地放弃不合理的制度,民众的企业家精神得以释放出来,转化成为财富;这一点,在温州等地表现的十分明显。第二,中国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中,其比较优势得以发挥;第三,乡村劳动力投入面向外需的工业中,社会整体劳动效率大幅度提高。后两者结合起来形成沿海的新兴工业区,即人们熟悉的珠三角、长三角经济区。这两个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的经济主要靠农民工支撑。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自然禀赋所形成的比较优势,即廉价劳动力充足的优势,被歧视性的法律、政策固化、强化、极端化了。具体地说,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出口退税政策、及地方政府为了进行政绩竞争而制定的种种吸引投资的政策,把农民工置于一种公民权利系统丧失的状态。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农民工”、“民工”这个概念的长期而广泛的存在、使用。
农民工这个概念的本质是制度性歧视和剥夺。政府仅允许农民的劳动力流入城镇,而不允许他们作为完整的人迁徙到城镇。企业同样不把农民当作享有合法权益的产业工人对待:企业有订单时就拼命压榨农民工的血汗;一旦没有订单就毫不留情地驱逐工人。这些工人永远都是临时工,他们的收入和福利没有任何保障。但他们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在工厂所在地,他们是外来人口,没有任何政治权利。
正是这样的劳动力制度安排,让新兴工业区内的企业都具有血汗工厂的性质,海内外资本在系统地获取本应由农民工获得的剩余。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农民工就不理性。对于刚刚获得支配自己劳动力的自由的农民来说,即便做农民工的权利没有保障,他们也仍然愿意当农民工。因为,若城、乡权利保障水准不便,打工收入高于务农,则农民的选择就是理性的。但这绝不意味着农民作出决策的制度框架就是合理的,而人只能在给定制度框架内进行决策。
但是,随着农民工群体实现代际替换,血汗工厂制度之基础正在逐渐松动。年轻农民工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源于社会整个价值体系的变化,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自由、平等、人格尊严等等价值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农民工通过传统媒体、网络、人际接触等渠道,同样接受了这样的价值观。相对于他们的父辈,他们更相信,自己有权支配自己的命运。
这种价值观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他们不再愿意回到乡村。他们的父辈接受了制度安排给他们的命运:既然自己是农村户籍,那就安于生活在农村。出外打工只是获取收入的一种办法。新近外出的年轻农民工,与本来就跟随父母在城镇成长的第二代农民工,却不愿接受命运的这种安排。他们相信,自己也有权利生活在城镇,尽管他们不敢期望在城镇落户,但他们不会再回乡村。
这些年轻农民工对乡村也没有什么感情了。他们大多在离家之前是在求学,没有从事农业劳动的经验。从自己可以制定人生规划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已准备过一种城镇式生活,并且他们会坚定地实现自己这种理想,任何法律、政策都无法阻挡他们。
这样的人生规划也决定了他们在城镇的生存形态。他们的父辈并无在城镇永久生活的打算,而只是为了赚钱回家。因此,他们是作为打工者外出的,在东莞这样的地方,他们唯一的事情就是打工赚钱。为此,他们宁可企业延长工作时间,以便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最高收入。可以说,正是这类对在外生活预期时间较短的农民工,支撑了东莞的产业形态,与看起来带有血汗工厂色彩的企业工作制度。可以说,这种血汗工厂是劳工们集体自愿选择的产物。
现在,年轻农民工却已经抱定了过城镇式生活的决心,他们不再是作为打工者临时外出,而准备永远地离开乡村进入城镇。他们一出门,就尽可能按照城镇式生活安排自己的生活。他们不再愿意当工作机器。在他们的价值结构中,城镇式生活已居于第一位,压倒了赚钱的重要性。
这样,年轻农民工将越来越不愿长时间加班,相反他们会更加珍惜闲暇时间。他们不愿住在工厂集体宿舍,而愿意自行在工厂之外租赁房屋居住,以便自主地安排生活。这样的城镇式生活方式当然对收入提出了一定要求。但年轻农民工的选择很有趣:如果工厂的工资标准过低,他们宁可不工作,而自愿处于失业状态。原因可能有二:第一,他们意识到了自己身体的尊严,不愿接受低于自己预期的岗位。第二,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选择,也是因为,在独生子女政策下,乡村家庭结构发生剧烈变化,相当一部分青年人即便暂时没有工作,也可以依靠家中父母生活。
频繁发生的农民荒意味着中国的血汗工厂体系即将崩溃。年轻的农民们向企业主、向荒废了自己责任的权力发出了挑战。这些经济和政治精英能否顺应年轻农民的要求,不仅关涉中国经济能够实现结构转型,也可能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