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须具死志;死志,不单单指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志向,还应该包括不成功便成仁的气魄。是故,古今中外的军人,于兵溃如山的危难之际,常常“引刀成一快”,曰之杀身成仁。否则,便是胆气不足,胸无血性,要被人冠上贪生怕死的恶名。
自杀之法颇多,上吊、喝药、投河、摸电门。以上皆是妇人行径不足法,军人自杀,也要刀砍斧劈,如此才能显示军人气魄,到了近代,火器大行其道,回手一枪,方便快捷,电光火石之间便可舍生取义,减去许多痛苦,实在不能不说是一种对自杀者的人道主义关怀。
只是这种自杀手法,并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掌握得当。 如笑话所云,美国五星上将詹姆斯下士(郭德纲语),打靶吃尽零蛋,教官嘱其自杀,詹氏羞愧携枪而去,须臾墙后枪响,教官惊往视之,却见詹氏面赤道:“他妈的,这一枪,又打歪了。”
自杀的手艺太潮,固然不是什么丢人事,原因是有数量上的限制,一生之中,练习的机会实在不多,倘若没事便当胸一枪,估计挨不过几次便可告报废。操作机会过少, 便难免发生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情状。
蒋百里,乃吾国近代有名之军事理论家,留日回国之后担任保定军校校长,段祺瑞担心其做大,故在幕后下点黑手,百般掣肘。要钱没有、要物不给。此乃政治手法,我们姑且不去多加评论。只说蒋百里拿着总统批示的条子,找上级领导徐树铮要钱,这一位徐树铮有老段撑腰,言语之间,自然跋扈,一句“既然是总统批的条子,你就去找总统要钱吧”,顿时噎得蒋百里瞠目结舌。
蒋百里血气方刚,又刚从日本回来,固然未谙吾国官场门道,你跟他使点障眼法,说些入不敷出、军饷缺乏,大家都在喝粥、如有一定补发之类的客气话,不也就打发了?非要故意刺激他,拿他当皮球踢,这不是逼蒋百里抓狂么?
果不其然,蒋百里悲愤交加,一回军校,召集全体学员,大作悲声:我从来没有想到中国的事情太难办了,这里难办,别处也一样难办。我对不起大家……说完拔出手枪,对着胸口便是一枪。
以后人之高论,蒋这一枪基本可以排除造伪钓誉的嫌疑,不过鄙人心智猥琐,窃推测之:既然要死,何不找个僻静之所,当胸一枪,何不爆头?这一条畏于有辱蒋公英灵,我不敢说。
当时台下人多,立时拨打一二零送走急救,蒋总归是没有死成,但好歹遭了些苦头,所谓生不如死。不过更尴尬的是:自杀不成,侥幸得活,却一枪误杀他人,真不知道这该算是己人之福,还是他人之祸了。
1920年夏,直奉两系合力倒皖,段祺瑞的日子,虽不称生不如死,却也如坐针毡,怫郁忧烦之至了。不能有效调节身心,内忧外患,不久便老病复发,咳血不已,以至头肿加剧(淋巴循环不畅症状),神色惨白(植物性神经紊乱症状),病呈内外俱重之势。
良相有名医,经四大名医之萧龙友为他诊治,不久便见好转。怎奈身病虽痊,心病未除。多喝了三五碗苦汤之后,段祺瑞羞愤难当,暴躁脾气又开始大发作,不过他这一次倒没有埋怨别人,只是做些什么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什么有眼无珠竟遭如此下场之类的喟叹之言。大帅如此,幕僚自然要尽分内职责,“屡以好言劝慰之”。
有哄孩子经验的读者大概可知,孩子苦恼,最哄不得,越哄哭得越凶,所谓蹬鼻子上脸,便是此状。
如是再三,祺瑞大概觉得还不过瘾,无论怎样捶胸顿足,都不能解自己羞愧之恨,思来想去,留学德国,大受铁血精神感召的他,忽然想到一条“毕其功于一役”的妙策。于是7月21日,势必要成为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祺瑞痛不欲生,志在必死,于早晨踱步到客厅之中,突然掏出手枪,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开枪。不知道是他枪法实在差得没边,还是他干脆就是装腔作势,想闹得动静大一点。总之子弹呼啸,从耳边擦了过去。
大帅自戕,而且已经打了一枪,在场众人当然不能坐视他再开第二枪,否则万一他忽然不想死了,岂不是要承担坐视不理之责,一时间七手八脚,拼命也要表现一番。然而等事情安定下来,段祺瑞却惊讶地发现,站在他身后的卫兵,随着自己一声枪响,竟然被打死在地。
祺瑞过足了豪气干云的瘾头,只是慷慨赴死的却不是他,近代痞子作家王朔有著《过把瘾就死》,那位冤死的卫兵九泉之下如能有知,当恨这句话之谬,实在是断章取义的楷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