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九年：关羽濑

李靖岩

2010-03-14 10:19:00

——————民事纠纷有时也后果严重。

我们时常能听到一些庄严的规模宏大的歌曲，往往是大合唱，而目的则是通过纪念某个重要历史事件或重要历史时期来鼓动我方斗志，凝聚士气，回溯昔日的不凡成就而再接再厉争创新高。

一千八百年前的群雄们已经注意到这种意识形态的重要性。

王宫中配备完整的礼乐班子，他们的作用并不只是为君王取乐，而是在必要的时候体现国家庄严。

因此魏王朝著名的音乐家杜夔就曾屡次拒绝曹丕请他在筵前献艺的要求，并因曹丕对他职业的藐视忿忿不已。

若干年后，杜夔的弟子们代表大晋王朝接收了来自吴国的一批礼乐。

引起他们注意的是一批描述建安年中后其吴蜀荆州攻防战的乐曲。

这些乐曲所表达的情感从名字上就能直接看出，比如《关背德》。

晋朝的音乐家们接收了这批来自吴国的乐曲，重新填词，使之充满晋朝的荣光。

从此这批乐曲将作为晋朝礼乐长期流传下去。

当时倘若朝廷组织的大型饮宴中有原属吴国的臣僚，比如孙秀之流。

当酒酣耳热之际忽然听到一声熟悉的弦裂，然后悠悠乐曲仿佛往日年华一样倾泻而出。

一时恍如再世，不知今夕何夕。

而在这个乐曲中被斥为“背德”的关羽此时尚未料到自己的命运从此将与音乐纠缠不清。

建安十九年，关羽考虑的并非音乐问题。

就在本年，在益州迁延三年之久的刘备终于攻破成都，取代刘璋而为蜀中之主。

对关羽来说这无疑是个喜事，然而紧接着他就将面临一系列的民事纠纷问题。

问题的首要则是荆州的归还。

江东方面提出，当年之所以暂借荆州与汝等立足只是因为同盟关系。

但荆州是“借”而非“给”的性质非常明确。

现在刘备已有益土，不能再说没有立足之地，因此应当适时考虑荆州归还问题。

关于荆州的归属认定问题，历史学家和爱好者们一直吵到今天也无定论。

荆州土地肥沃，地理重要，且有良好的人才储备，无论归属于谁都将带来莫可名状的巨大利益。

因此虽然汉王朝末年仍然推崇谦让之风，但孙刘两家在荆州问题上寸土不让，曹操也来插一杠子，这个古代版“斗地主”给我们留下的后果是无数个江夏太守南郡太守武陵太守的诞生。

基本上刘孙曹三方面各有一个荆州管理班子，但土地只有一块。

所以名头确立与否尚在其次，关键是能否抓住切实管理权，这就还要枪杆子说话。

三方面所任命的这些荆州诸郡太守几乎全是武将，罕有文人。

而借与还的本身提法就充满了模糊和推搪。

汉王朝末年的法律远未成型，经济法和合同法尚未创立，即使廷尉们对刑事案件的审理也经常会以儒家经典来解释和分析。

因为不能以确切的法律含义解释法条，因此具体审理过程往往变数甚大，所谓官断十条路。

魏朝著名廷尉高柔就曾不止一次费心的纠正下属的错误。

严格来说我们对于过去很多事件的法律描述并不严谨，因为大多数人的认识还很模糊。

数年之前，曾经有两个受教育程度不高的青年半夜潜入农科所，因为这里的葡萄长的很好。

然而他们吃掉的是农科所专家们耗费数年时间的研究成果。

结果两个青年面临数十万元的经济赔偿，并且可能追溯法律责任。

不但是青年，而且他们的亲朋均对此判罚表示不理解。

不过是葡萄而已，难道偷吃几串葡萄就要赔几十万？

掰两穗玉米至于拿炮轰么？

他们没有意识到此案中的葡萄除平常葡萄身份之外还兼有科研成果载体的身份。

葡萄本身并不值钱，最多几十元足够赔偿，另外几十万则是破坏研究成果的经济赔偿。

一张光盘的成本价不过几元，但倘若是微软公司新研究的系统母盘，则价值无穷。

一堆稿纸倘若卖废纸不过三五元钱，但倘若是作家的书稿，则破坏稿纸无疑是对作家事业的致命打击。

据传说施耐庵的水浒原作便曾被盗。

由此联系到另一起著名的与水果有关的案件，即猴子偷桃。

严格的说，这个法律认定同样不恰当。

因为孙悟空当时并非无业游民而是与桃园有关的工作人员，且是直接领导。

因此猴子对桃的攫取不应属偷而应属职务侵占，即猴子侵占桃。

其中重要的区别是，当猴子为吃桃而将土地天丁纷纷赶出院去的时候，他利用的是自己的职务权力。

象以后偷老君丹才构成真正的偷盗。

原则上职务侵占的处罚上限还没有偷盗重，但天庭后来统计孙悟空的若干犯罪事实时，职务侵占和偷盗都已退居其次，猴子已经开始暴力抗拒天庭政权了。

这才是死罪。

数罪并罚，则天庭的从重处罚也并不逾限。

因此虽然早在建安十四年，三方便已围绕荆襄九郡的归属而激烈博弈。

但此刻却不得不旧事重提。

江东的领导者们对刘备方已取得成都还占据荆州不还的事实感到痛心与愤怒。

好在此时江东鹰派首领周瑜已亡故多年。

但糟糕的是新鹰派首领吕蒙正在成熟，而且看起来比周瑜还“鹰”。

即使著名有长者之风的鲁肃也终于沉不住气，约请关羽单刀赴会。

鲁肃此时虽然谨严忠厚，但少年时却是有“族中狂儿”恶名和发矢穿盾武力的人，而考诸古代兵器史以及锻造工艺历史，是时关羽也不大可能拥有八十二斤的青龙偃月刀，结果是老实人的偶尔露峥嵘吓住了关羽。

在此之前，孙刘双方曾就荆州的土地归属提出过外交上的意见。

而刘备的答复是取得凉州之后才将整个荆州奉与。

建安十九年攻克成都的同时刘备得到著名战将马超。

马超此时虽已羁勒异乡，但在凉州仍具有相当潜力，因此取得凉州恐怕的确不仅是一句托词。

但孙权则观感迥异。

因为倘若取一份三国地图便可看到，虽然所谓天下十四州吴三蜀一魏十，但吴国三州的面积并不比魏国十州小多少。

然而面积不等于实力。

吴国虽然占有广大领土，但大多是没有控制意义的人迹罕至的地区。

是时东南乃蛮夷之地，这使孙权对所谓形式大于本质有着积极的认识。

建安年中人们的分布范围尚不广泛，因此对外界的探查也极有限。

倘若是在唐朝，孙权有充分理由相信刘备的借口会从取凉州变成去西天取经。

因为那个无疑路程更远更曲折，时日迁延更久。

倘若途中再碰见妖怪，孙权纵然高寿七十一岁也不见得能等到刘备的胜利班师回来。

因此孙权勃然大怒。

他所派出的接收零陵、桂阳、长沙三郡的领导班子也都被刘备方在荆襄的最高军政长官关羽逐回，这无疑火上浇油。

孙权决定打一打了。

这是孙刘同盟六年以来的第一次动手！

此时江东第一能战之将是吕蒙，而吕蒙手下第一斗将是甘宁。

甘宁对关羽的反感似乎由来已久。

这或许是因为刘备侵袭了他的故土。

虽然他并不是素性温和的人，即使在江东内部也经常与人相处不融洽，即使吕蒙自己也曾发怒要攻打甘宁，幸好吕蒙深明大义的母亲竭力劝止。

但毕竟关羽是有匹马刺颜良的勇名的人。

许多与他曾经有过接触的人如曹操以及曹军诸谋士均对关羽给以极高的评价，认可他为世之名将。

但甘宁不信邪。

数年之前，鲁肃和关羽隔江而治时，关羽即扬言要发动一次突袭。

甘宁闻言主动要求担任阻击任务，并扬言“保羽闻吾咳唾，不敢涉水，涉水即是吾擒！”

关羽并非知名能忍耐的人，然而竟的确没有来，于是吴人便将此地命名为关羽濑。

然而建安十九年在以吕蒙为主将的战斗序列中却并没有甘宁，直到本年年末，甘宁才作为随队成员一起征伐合肥。

之前，孙权曾赞誉甘宁“孟德有张辽，孤有甘兴霸，足相敌也。”

然而此役江东非只甘宁一将，照样被张辽以一郡之力打的几乎倾危。

这或许也说明前者江东对荆州三郡的取得事实上并没有力度。

这也限制了诸将真正实力的发挥。

或者江东其实也未尝想在合肥取得甜头，只是兵势既出，不稍做耀武便平淡撤回于军威不力，可是没想到在合肥竟有一场大败等待着他们。

事实上对荆州三郡的攻拔的确没有用到多少武力。

虽然吕蒙引三万大军，而鲁肃万余兵马亦屯巴丘，但其作用仅为煊赫而已。

据史料记载，长沙和桂阳是时都没有成规模的军事抵抗便告投降。

有楚之良材之名的长沙太守廖立弃城而走。

零陵太守郝普则试图坚守，然而吕蒙军迅速包围城池，黑云压城城欲摧。

郝普情报不通，不知道其实当时不但关羽的三万精兵已逼近益阳，远在蜀中的刘备也已引大军飞骑南下，已至当年的荆州治所公安。

强援在彼，只要稍一坚持，局势也许便可改观。

但吕蒙也正是抓住这点，所以并不起大兵攻打，而是以虚假的情报和巧妙的心理攻势令郝普崩溃屈服。

日后郝普为自己轻率的放弃惭悔不已。

然而也正是三郡兵不血刃才使这次冲突出现一个奇观。

关羽统三万兵在益阳，刘备五万众在公安，吕蒙三万众取三郡，鲁肃万余人戍巴丘，孙权也亲自率领江东大军为其后镇。

十数万人披坚执锐等候厮杀，其规模为荆州建安十三年来仅见，但却竟没有打起来。

因为谁都明白如此大规模冲突一旦爆发，后果不堪想像。

所以江东虽有甘宁那样的精锐，此役中竟隐藏不出。

而三郡的丢失之迅速也颇出于刘备和关羽的想像。

从建安十四年初得四郡，至此已经五年。

但令人尴尬的是三郡的丢失几乎和取得一样迅速。

只是取得时毕竟尚有刘备的大军攻袭，以至于武陵太守金旋殒命。

而此刻竟无一位太守为刘备表现出如此忠诚。

虽然荆襄的军事长官关羽是著名的刚而自矜之人，许多贵戚名流都和他搞不好关系，但三郡的责任不能推到关羽头上。

因为一直以来零陵、桂阳、长沙三郡皆归诸葛亮管理，并且从中调拨军实，供给前线。

诸葛亮明于治国，因此管理策略上不应当会有大的问题。

三郡人物如廖立素有才名，潘浚、郝普等日后在吴国也历居显位，并非无能之人。

而五年间刘备在三郡仍然恩信未立，以至吕蒙兵到望风归降者，应当是刘备方持续的战争将三郡压的太狠了。

一直以来这里就是后勤补给中心。

诸葛亮日后治蜀严刑峻法，并非一味宽厚和善之人，以至于在长达五年的事实占据中三郡士众竟未归心。

因此孙权才选择这三郡而非其他战略位置更显要的州郡作为收复对象。

虽然当建安十四年时攻克南四郡乃是刘备独力完成。

然而毕竟可以说因为周瑜在南郡绊住曹仁刘备才可以如此轻易得手。

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孙权方认为对三郡还是有一定掌握权的。

而且倘若直接索取战略要冲，关羽未必会给。

三郡看似地位较次，实际上却是关联益州荆州的一条后勤补给动脉。

虽然此刻益州已得，刘备势力已拥有新的战略后方。

但也可借此稍为向刘备示意。

此时正是合适时机。

倘若孙权方将进攻时间稍微移前一年，则是时三郡尚为刘备命脉，关羽这边非拼命不可。

即便如此，三郡的轻易失去仍然令刘备很不愉快。

围绕于此刘备与孙权展开谈判，最终确定新的双方统治范围。

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于孙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于刘备。

孙权如愿以偿的得到了不少土地。

虽然其中大部已被刘备数年间压榨的有气无力，并且随着益州的取得而失去战略意义，变成鸡肋。

然而这个谈判结果仍然是各取所需，各得其所。

于是矛盾貌似解决。

刘备忙着收兵返回蜀中——此时已是建安二十年中，曹操的兵锋直指汉中，来意不问可知。

孙权则在志得意满之后率十万大军取道合肥，想调戏一下张辽的七千人马，结果被反咬一口。

收获土地的喜气顿时荡然无存。

历史留给甘宁的时间已经不多。

在随后的日子里甘宁一直慨叹曾经有一个珍贵的机会摆在他面前他却没有珍惜。

作为江东首屈一指的斗将，甘宁却没有太多建功立业的机会，象江东另一位著名勇将太史慈一样。

太史慈与孙策之间充满英雄气质的交手相斗和惺惺相惜至今仍令人慨叹不已。

但太史慈也没有等到江东终于锋芒乍现的那天。

在建安十一年即英年早逝的太史慈半生的主要贡献在于和刘表之侄刘磐作战。

刘表素有八俊之名，从其单骑入荆州从容主政就知道此人昔年也有勇略。

他这个侄子素有骁勇之名，并且拥有一员日后名声远震的部将黄忠。

然而太史慈和甘宁一生中均未与更高层次的武将交战，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遗憾，也是江东的遗憾。

甘宁在吕蒙日后的计划中将扮演重要角色。

建安十九年，这个计划已经拟好。

虽然表面上看矛盾已经缓和，孙刘双方恢复和睦。

但是至少在吕蒙这里并非如此。

虽然计划还没到公布之时，他却已按照既定方针一步步推行开了。

此后三年，鲁肃病逝。

鲁肃是孙刘联盟中极重要的人物，甚至可说是整个联盟创建之功臣。

因为是时刘备新败，即使诸葛亮舌灿如莲花倘若江东无人配合也终属枉然，而这个人物就是鲁肃。

及至联盟形成，鲁肃也是唯一一个（甚至包括刘备方在内）站在同盟角度谋定战略并维持联盟存在的人。

建安年中并没有雷锋。

鲁肃人品是好的，但也不至于大公无私到如此地步。

必须明了鲁肃之主张创建联盟并竭力维持联盟的存在，主要目的仍是对抗曹操，而保护自己。

因此当刘备方屡次在荆襄九郡问题上摇摆不定时，鲁肃也曾据理力争，并且约关羽单刀赴会，慷慨陈词，问的关羽竟无所答。

然而鲁肃的意图仍是在矛盾并未彻底爆发时先行平息之，以免表面姑息，而内里弄的不可收拾。

这是他和吕蒙的根本不同。

鲁肃能持大略，但具体到攻取战守则颇不如吕蒙。

而孙权此时正是盛年。

先时父兄遗留的领土，在他手中并未增长几分。

这当然是孙权不能容忍的。

而实际上，王朝末世仿佛一台极其精密的仪器，此处的齿轮转动便会带起彼端的履带飞驰。

故步自封即等同于自我放逐。

当年刘表雄居荆州，麾下带甲十余万，倘若稍微动作，便可能影响甚至改变天下局势，但固守不动，最后终于星落云散。

因此孙权的思路逐渐倾向于鹰派也并不奇怪。

何况鲁肃也不是鸽派，而是鹏派。

虽不象鹰般爪扬翅打，却可借九万里长风直入青云。

只是鲁肃没有能等到那阵长风出现。

江东四英中周瑜三十六，鲁肃四十六，吕蒙四十二，三人均有影响时局之能，而合起来不过一百二十四岁，而他们的同事吕岱一人就寿长九十六岁。

比对之下实在令人叹息。

因此当鲁肃逝世后吕蒙的秘密计划实施就再无障碍了。

同盟将被撕裂，而后在双方均付出巨大代价后痛楚的复合。

从而粉碎孙刘两家数十年的称雄之梦。

这个结果鲁肃于未临终时便已睹见。

之前，鲁肃与吕蒙的交友过程颇为曲折。

吕蒙中年方在孙权督促下折节向学。

以武将而论学问，决不能象周瑜、鲁肃等富贵之后系统学起。

而是观之大略，融以自悟。

因此虽从勇决之将而渐变为谋略之士，根本的知识体系却尚不完全。

然而也并不重要。

圣人知兵为凶器，暴徒则不知。

然而平手打架，圣人胜利的场次很少。

宋襄公是仁慈的，后人称之为蠢猪。

吕蒙的知识的利弊都在于实用当先，因此鲁肃与他会面后大称其善，即与订交，并留下成语吴下阿蒙。

但即便如此，史籍却没有记载鲁肃向孙权举荐或推重过吕蒙。

即便日后鲁肃病危，也并未向当年周瑜临终举荐自己一样举荐吕蒙，以鲁肃胸襟之开阔，不得不说是一个异常。

吴书及吴主孙权对陆逊评价三人的内容均证明了在此事上孙权的态度倾向于吕蒙。

因而有“肃造次言曰”或“后鲁肃上代周瑜，过蒙言议，常欲受屈”或“子敬答孤书云，‘帝王之起，皆有驱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内不能办，外为大言耳。”之类的于鲁肃不利的话。

实则鲁肃用兵可能的确不及关羽或吕蒙，但对世事的洞明则尚在吕蒙与孙权之上。

他也并非不能分辨贤愚。

吕蒙是了得的奇才，这他是清楚的。

然而这个奇才有时缺乏大局观意识这他也是清楚的。

孙权方当盛年，建功立业之心迫切。

一旦疆场上不能得志，有时竟然亲自射虎为戏。

因此也劝不得。

但倘若鲁肃尚在，则可就中斡旋筹措，将来的联盟即便分裂也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

鲁帅吕将是个很有前途的组合，象布莱德雷谨慎的指挥巴顿一样。

由此可以推算出无数结论，而一切结论都自建安十九年始。

建安十九年，即公元214年。

是年刘备攻克成都，取得西川。

久困蛟龙终于得水。

由此引发一系列复杂问题。

有些看来琐碎近于民事，然而影响之深远却可决定日后三十年历史之走向。

即以一个微小的例子来表达。

同样是关羽这个人，在魏，则是勇冠三军，世之名将。

在蜀，则是“髯之绝伦逸群者也”，而在吴则是关羽濑。

三方的分歧，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