箭鱼行动（0）说说革命（代序）

昔年，一国际友人咨询鲁迅先生，在中国搞何种生意最赚钱。

先生答曰：革命。

先生是智者， 却不是行动家，所以此言虽妙，实施起来却甚难。

看官请想，首先，只有风云聚会天下大乱的年代，豪强才可乘机起事，登高一呼，应者如云。

否则，如果国家四海承平日久，处处莺歌燕舞，情况可能就是“竖儒蜂起壮士死，神州从此夸仁义。一朝虏夷乱中原，士子豕奔懦民泣。”

有识之士纵有一颗嗜血雄心，也只有扼腕叹息，老死山林的份了。

高明的革命者，就是要不断地搞事，为其理念营造声势，通过把握人心而达到控制时势。

大政治家即使是在和平时代，也在为战争作准备。

一战结束后，经常“无人附议”的落魄议员丘吉尔， 还有不受欢迎的大经济学家凯恩斯，在一片厌战和绥靖的气氛中，仍在不断发出战争警告。

而真正的枭雄，纵然战败，也还有闲心想想内政建设。

面临末日的希特勒，在听到柏林被盟军轰炸得几乎“象桌子一样平”时（哦，不对，那是南联盟，呵呵，都是失败的领袖，档次还是不同滴），居然欣欣然地召集建筑师讨论战后的市政规划。

所以，未雨绸缪，民心最是可用，革命工作的第一要务，唯“意识形态宣传”耳。

其次，人贵有自知之明。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有能力成为领袖的。

对于大多数政治上有抱负的人，最重要的是要良禽择木而栖。

作萧何也好，作张良也好，作樊哙也好，就是不能忘乎所以，轻信什么“观君之背，贵不可言”的鬼话。

你若能收服人心，自有人为你组织梯队保驾护航，何愁无黄袍加身呢？

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将社会组织解构为君主，武士和平民（或者说是城邦的管理者、守卫者和劳动者）。

这三个阶层都各有其责，各有其美德。

当这三个阶层的人各司其职，协调一致时，这个城邦就是具有了“正义”美德的城邦。

这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在德国演化成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共享的精神来源。

《菊与刀》一书中也描述日本人所具有的强烈的“各安其位”的思想。

因此，信仰什么主义或道路的人就一天也离不开组织建设。

按照组织行为理论，合理的组织结构是实现社会团体的愿境（VERSION）和目标（OBJECTIVE）的保证。

也许，我们也都只是在某个组织中寻找一个合适于自己的位置罢了。

坚定的信念，高效率的组织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

我看近十几年来的中国历史，政治军事方面都乏善可呈，惟独经济伴随国际贸易，金融深化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有了翻天覆地的进展。

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朝代有过这么大规模的资本流动，人口迁徙和教育与科技的推广。

世界资本的涌入使普通民众也有了通过机器学习技术的可能。

天才人物必然会在这亿万次的试错中产生。

而经济力量的积累，可能会给新技术的诞生打下基础。

无论君主，武士还是平民都拥有与资本亲密接触的机会，中国人会从机器中学会战胜机器的本领。

这种人力资本的飞跃才是我们战斗力的根源。

革命战士即使有毛泽东思想武装到牙齿，即使有支部建在连上，也必须要掌握先进的战争技术才算的上是“内外兼修”的高手。

我国的军事领袖们恐怕早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时就领会到了这一点。

但是，对于这个经济力量重新分配的过程，其复杂程度却绝非局外人可以想象。

最后的感想是，所有形而上的东西必会落实于形而下，所谓英国经验主义者所推崇的——唯有大不列巔永久的利益。

周星星也说：“革命也就是抢回我们的银子和女人，至于要不要反清复明，本来就是脱裤子放屁——干你屁事啊！”

或者，更直截了当肆无忌惮的表达是小古巴古蒂Cuba Gooding在影片《甜心先生》中所呐喊的——

SHOW ME THE MONEY。

现在，这句话和阿诺的——

I WILL BE BACK

一起刻在电影圣殿的大理石上，几乎可以不朽了。

宣传，组织，筹款（林副统帅的总结很高明哪），杂七杂八地说了一堆，好像已经离题万里了。

好了，收拾一下心情，开始讲故事。

当然，小虎的故事都是瞎编的，可信度是低于百分之十滴。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