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瓜干
学习， 学习， 再学习， 生命不息， 学习不止。
永难忘的思念
写在 “夫妻老婆店”两位恩师和挚友的祭日
刚言
不知谁曾在追思悼念亲朋会上说过这样一句话：“for closure? Is it too sweet to lose someone? Is it too dear to last? No, I want them around forever!”
董斯美【男】1929年 – 2013年12月14日，享年84岁
卓慧容【女】1931年10月12日 – 2012年 1月3日，享年80岁
我从来没有试图总结过任何人的一生。但是，董、卓两位老师驾鹤西去，我确怎么也抑制不住自己,想写和说说这两位一生的经历和与他们的忘年交，想让大家都知道董、卓两位老师的为人。写这篇怀念文章是对两位记忆捕捉，抒发感怀。往事情谊，思念无尽。
报纸讣告和逝者略传
【美国】維加斯新聞报 時光隧道 2012/01/20
卓慧容女士逝世
在拉斯維加斯享有盛名的卓慧容女士（英文名Edna Zhuo）於2012年元月3日因年老體衰，在中國昆明安詳離世，終年八十歲。遺體於2012年元月12日在昆明火化，遵其遺願，一切從簡。
卓慧容女士祖籍廣東珠海，1931年10月12日生於上海。早年就讀于上海滬江大學。曾在北京阿聯駐華使館、北京師範大學工作。1982年赴美，在拉斯維加斯內華達大學任教，並擔任本地美中友協主席多年。卓慧容女士一生勤奮，治學嚴謹，桃李滿天下。拉斯維加斯建市100周年，卓慧容女士被評為200位卓越女性之一，被冠以“中美親善大使”稱號，亦曾隨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訪問中國，參加中美建交30周年紀念活動。
大约卓阿姨离去两年后，董叔叔驾鹤西去，享年84岁。又是一位至交，亲朋挚友，老师和情同父般的长者离开了我。他悄悄的离开，据他的外甥讲，董叔叔走地很平静，没有任何痛苦得去了。His passing was on Dec 14, 2013。 (说来也很巧合，他去世之日年月日具有着连贯数码12, 13, and 14在内). 他也是在我爸爸去世5个月后走完了他的人生。
我仍然记得十分清楚2012年1月23日是大年初一。每年的春节我会照例给他们两位打电话拜年。电话是董叔叔接的。还未来得及拜年他即问你我知道不知道卓阿姨去世的消息。我真是有些晴天霹雳之感，heart-breaking，speechless。当年卓阿姨的vibrant and exuberant人生和音容笑貌似乎就在眼前。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我的眼泪也一阵阵的淌下来。更不必提董叔叔了。除了emotional外，他在电话上哽咽地无法继续讲话。不得不把电话交给他的外甥。
讲不完的故事
想动笔谈写他们二人的这个话题，早已酝酿许久。先是未敢提笔，一是会一泄难止。二是我不具有栩栩动人的文笔。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断断续续地写了几页。最后我想还是在我记忆犹存，能说能写的情况下把我对二位的感受记录在案。否则的话，就该像昆德拉曾说过：“。。。。。。即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不论文笔多么的草略，对二位的敬拜和情缘是透明的。这俩位伉俪在1982年来美国前是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原北京师范学院】英语系老师。为什么不用“教授”挂上他们俩的credentials？那就看下文慢慢说来。这两位与我们家的两代人的至交是人生中有太多值得回忆的往事啦。慢慢远去的记忆,尽管有可能像褪色的老照片一样会越来越淡，但是却永远一直在那里。董氏是北大西语系毕业，对英美文学特别是文豪莎士比亚著作有着相当的研究。他其实对“美学“非常感兴趣，据说要不是因为抗美援朝朝鲜战场需要英语翻译，他服从组织分配的话，在北大一毕业就被”邀请“上了韩战的话，他就会去大名鼎鼎的当年美学专家学者朱光潜教授那里做研究生的。从网络上可以查到钱嗣杰写的一本书：《“红色新闻兵”的开城岁月》中还列出董氏为当时朝鲜战争和停战谈判中的所做的英译中宣传工作的贡献。他在师院当时教英文的泛读 (extensive reading) 和语法。直到他离开中国前一年多才得到被评审教授资格，而得到副教授职称。卓氏在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里度过了她的学生时代。她先后毕业于圣约翰大学（St.John's University）。她家在49年解放前是上海的大资本家。对西方文化、教育和社会有着非常广泛的了解和经历，这也是由于她出生于西化很强的家庭，受的教育从小到工作也全是exposed 西化，从吃穿服饰，她是很自然而然地带有强烈西方韵味的，既当时讲的所谓带有“洋味儿“。卓氏是教英语精读（intensive reading）和口语。卓氏在离开国内前也仅给评职称为讲师。从他们两口子教书的范畴，基本上把英语教学的主课大部分内容给包下来了。文革中外语的重要性是无足轻重，更无法比数理化学习了。外语系全是本着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来进行教育，俗称“开门办学”。1966年5月7日，毛泽东阅林彪五月六日报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发出了一段指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就这样十年文革中大约有四至五年的时间他们的外语系就被“瓦解”成小组的形式到北京的城近郊区县去教那些中小学的英语教师或代课老师，当时叫“教师进修、开门办学”。这些人中有不少的连26个英文字母全认不全，水平参差不齐，但是不执行伟大领袖的指示，可知道那时是什么后果吗？什么样的罪恶和处罚吗？这种去教进修的任务，唯一的好事是董氏和卓氏两口子不用分开，他们两位自然就形成了“小组”现在叫“团队”。他俩人自称“夫妻老婆店”，加上他们无儿无女，全身心地投入到“开门办学”中了。先开始他们在门头沟区教育局下边的教师进修学校给中学英语老师讲课有快两年的时间，有许多的中学英语老师也就是他们的学生了受益于他俩的授课。那时没有教材，没有语音设备（录音录像等）也没有复印机，他俩就把自己家文革没被给抄家和砸坏的一台旧式英文打字机带上，从门头沟区教育局借来钢板油墨，自编、自打、自刻和自印英文教材。当然都得带有政治色彩的教材，象教什么“闪闪红星”。。。。。。为了帮助那些没有任何英语底子的“学生”们发音，卓氏就挨个为他们一对一的补课，吃小灶。由于卓氏的英语口语和听力全是顶呱呱的，没有语音设备就“嘴对嘴的”的口型示范，她反反复复地纠正学生发音，朗读。在门头沟搞开门办学就住在老乡家中。与这家多子女家庭关系非常融洽。在他们离开门头沟后老乡还跟他俩口子有来往。其中有一段十分emotional也多少带有戏剧性的故事。他们住的老乡家有不少个孩子，知道董氏和卓氏无儿无女，就非要把他们倒数第二的一个男孩送给他们。他们推却又有些舍不得这个难得的得子机会。大约是在四人帮粉碎前后一两年，老乡真把他们的儿子给送到他们城里家来，当时这个男孩有6-7岁吧。他俩和老乡还有这个孩子全好奇、兴奋极了，最大愿望是期待这个新家庭一切全可以work-out。董叔叔在一个周日（那时每周六天工作仅有周日休息一天）到我们家来，兴奋地告诉爸爸，他们得到这个孩子的前前后后，还讲孩子是个“正数“不会是“负数”。。。。。我还清晰记得他那天真幼稚模样。我们全家期待很快可以见到他们的“儿子”。大约一个月后的一个周末，董氏和卓氏又来我们家，很是扫兴地告诉我们，孩子在这儿住了两周后，就天天叫哭唤着“回家，回家”。这两位根本没有任何养儿育女的先期经验，更是不可能，也没时间受着这种“感情纠缠”。最终孩子又返回了自己家乡—门头沟去了。真是那个理儿吗“不属于你的，永远也得不到”？在门头沟的开门办学结束后，他俩位又被派到崇文区教育局的教师进修学校去开门办学。那大约是在1974—1975年他们在崇文区210中学教课。说来也巧，我们家在这时也因换房搬到崇文区天坛东里，距离董叔叔和卓阿姨开门办学的地方很近，骑车不过10分钟就到我们天坛新家了。那一年多时间里，他两口子基本上逢周六晚上下了班就直接来我们家吃晚饭，而大多数时间每周六晚上又全吃馄饨。要问为什么呢？因为这给我们六个人（我们是家父母和哥哥及我，再加上他们两位）一个极好的谈天说地的机会，我们围坐在桌边一块包馄饨一边山南海北的聊天。文革给中国人留下的最坏的后遗症就是人与人间的没有任何互相信任感，甚至互相告密的恶略手法成为发展人际关系的步骤。而当时我们家能有这么一个单元房子，关上门后尽情的畅所欲言，无忧无虑地没有恐惧感是多么难得的。记得卓阿姨第一次来我们的新家时，第一句话就是“这回可有了自己的独门独院了,可以随便信口开河”。至今我在北京住过的所有房子，天坛的房子给我的最深回忆就是我们一家人与他们两口子共同渡过的美好时光。1976年10月四人帮粉碎后，国内开始一个政治气氛比文革期间相对宽松的时代。外语的重要性也逐渐显现出来，自学英语的人之多。四人帮粉碎后的那个夏天，我们放暑假了，董氏和卓氏也放暑假。那时候，英语学习已经是热火朝天，如火如荼的铺开。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英语广播讲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申葆青主持的《Radio English on Sunday 星期日广播英语》，电视英语像彭文澜的English on Sunday，后来的Follow Me，许国璋英语三册。。。。。。。阅读物也开始大量普及，当时的《英语世界》，《英语学习》，电视晚报英语专栏，等等是我们订阅的必读物。而我们当时是lucky enough（走运极了），有着得天独厚的教育条件—即最佳英语老师在家里手把手地教我们。董叔叔在那两个暑假期每周有两三天的时间骑车到我们天坛家来给我们哥俩还有他的一个侄子一块补习英语。那时最热门的英语教材(英英教材）就是《新概念英语》。第一册太简单，董叔叔为了pushes 我们，他就用第二册的后半部分教我们三人。他给我们的严格要求之一就是，每学过一篇课文，下一次上课时必须要把他们给逐字逐句的背诵出来。他的理论就是我们出生在北京，北京就是我们的家乡，没有机会和适合环境、恰到好处与英文听者说者有效地交流。在没有条件生活在真正的国外语言环境下，唯独把自己装备好能去有效的表达学习办法，就是“强制”背书。从背诵中理解语言，句法和语言结构，它本身就是帮助理解思维和文化行为的一种体现。用这种方法练习模仿语言结构，讲话的意思。以便在生活和工作中我们可以努力了解别人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减少接触中的误会。那时我们学习外语，没有像当今强调这是一种“communication”方式。实际上在跟他们俩口子学习时他们就指出了美国人看你讲话，就是看你沟通的本事。中西方在文化上的差异就可以通过语言学习潜移默化地体会出来。对我们来说，也就是反映communication skills 的高低了。我80年代末到美国后，董叔叔还告诉我一个真实的故事。他们俩在Las Vegas定居后，突然有一天接到从三番市来的电话，此人称是当年在门头沟他们教过的学生李某（忘记了董氏告诉过我他的名字）。他已经在加州通过律师执照在做移民律师事务。想来看看二位老师。结果他在周末就一个人开车到Las Vegas来看望他们。见面后他首先感谢董叔叔那时候叫他们上课背书。若不是那时候的背书方法，他相信他不会有在美国工作的今天。那时打下的基础，使他有感今天的communication技巧。
他们两口原来是住在宣武区的南横西街的旧师专宿舍楼。住在五层楼本是一家人住的两室一卫的单元房里。结果被劈成两家人合用。他们一家两口人仅有一间12-13平米房子，既当书房、又当卧室又当起居室又当餐厅。他们与另一家三口人共用厨房、洗手间和窄窄的过道。可想而知，作为堂堂知识分子出身的他们，就是有藏书的爱好。书，特别是他们存储的书很多是洋装版。大、厚、沉和占地方是这些书的特点，当然也占去不少他们房间面积，而且当老师的不坐班，当两口子全在家时，是多么难能在这么一间斗室里两人同用一张书桌来备课和作研究。很多时间董氏就去他家旁边的北京卫生学校地下室图书馆里猫着。一旦他们两人中的一位有他们客人、学生来访，那另一位也就自觉的离开家到外边“闲逛”。从1977年到1982年他们来美之前，他们两口子也是大忙人而且大大风光了一阵子。出国热潮，许多人为培养自己的孩子从小就学英语的兴趣，许多公派出国考试英语的要求，研究机构急于想短平快的给自己的研究人员创造学英语口语的机会，各种夜/业大英语专业教学需要真正的英语有识之士授课。。。。。各式各样demand英语人才的机会全表现出一个明显要求--英语的重要性和真正有“四会“英语老师是多么奇缺呀。当时赫赫有名的许孟雄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英语教授，著名翻译家，英语教育家）十分看好器重董叔叔。许教授的若干大作英译中的字词典全有董叔叔倾注的心血。80年代，有人赞誉《英语世界》“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按照清华老校长梅贻琦的说法，“所谓大学者，非谓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英语世界》的确称得上是一所一流的大学。一期期杂志翻阅下去，当时英语界的泰斗、翘楚、领衔者、实力派几乎应有尽有，董斯美的大名历历在目。【参见’大学者， 有大师之谓也 ——读《英语世界》旧刊（1981—1999）有感之二】。陈羽伦是当时《英语世界》主编。他在1987年底特聘董叔叔为该刊“驻美特约编辑“。并问此名义是否妥善。1988年一月一日即寄给董氏鲜红缎子封面烫金<聘书> 二字样的聘书。来年（1988年的8月14日）突然陈总编和他的儿子出现在他们Las Vegas家门前。原来他在UNLV没能找到董、卓二位。陈主编在国内与他们俩根本没见过面，这是第一次在美国与他们聚在一起。他对两人留下了及深刻印象。陈主编当场即问他们何时回国，他想让他俩给他的读者们开讲座。在他俩风光之时，或说是在in high demand，也可以讲是他们在国内事业pinnacle之时，我也受益匪浅。得到不少机会参加他们给其他单位举办的英语口语班，象参加卓阿姨为北京xx医院举办英语口语培训 (参见下边1979年黑白照片)，和为卫生部病毒研究所出国人员英语培训班，类似各式各样的机会。董叔叔带我参加美国原版电影放映，例如看“roots”【根】等等。这当时应该叫“蹭”（占便宜）了不少机会。因为我既不是外语系的staff，也不是被培训单位的工作人员，更重要的是他俩口子为我争取机会，还想办法帮我不用交费。由于卓阿姨口语的纯清，她帮我们把英语教材录下音以便我们可以练习听力和模仿发音。我当时靠爸爸的一位老朋友从香港买来一台手动英文打字机，当时没有学习打字的教材，卓阿姨亲自指点我一步一步的开始。她通常不看我是怎样打字和用键盘，而仅仅是在一旁听我敲击键盘的力量和听我的速度，来手把手地教我改进。必须承认，我与哥哥的英语启蒙、edified和熏陶，打下牢固基底，懂得美国的文化背景知识，对于后来在美国生活学习上，以至于工作事业上取得的进步，与他们二位给我们俩的义务英语文化教育息息相关。没有他们俩的influence和encouragement也许我这辈子根本不会有这么大的unrivaled in courage（勇往无敌）精神选择只身一人踏上我后半生来美国学习、工作、定居和生活之路。
精辟语言
他们两位经历了新旧中国的生活，度过中国知识分子所度过的坎坷经历，吃过苦，受过难，但也风光过。。。所以他们的酸甜苦辣融汇在了他们观测评判中国的现状和未来的经典语言中。董氏在文革中期就预言：“只有资本主义能救中国。。。。”此话在今天听起来未必是惊天动地，如雷贯耳的反响，但是看今天中国提出的理论和所走之路“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不正是董叔叔当年所提出的预测吗？毋庸讳言，他就是没用“社会主义”四个字而已了。我父亲在2003年12月与他们俩位的圣诞及新春问候中做了一首诗再次引用他的精彩话语。此诗收集在父亲写的《夕照水珠集》一书中。
2003年12月父亲给董叔叔和卓阿姨祝新春的诗一首
董氏在中国那时候的另一个真实感受就是人之最大的不自由是心灵上的不自由。“一个人最大的痛苦是想拥有自由而没有自由。”[ 湖南临湘市委原副书记、市长龚卫国曾经诉说过]。卓阿姨常常呲的董叔叔别老胡说八道，说他心直不懂明哲保身之道。所以董叔叔也许是有一种天真幼稚，纯净真挚的期望,就develops一句口头禅叫“还我自由身“。 他向我们讲过，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致国会咨文中向国会提出宣布了四项「人类的基本自由」,第一项就是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发表言论和表达意见的自由【The first is freedom of speech and expression --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恐怕他到美国来也是有着这种motivation吧。我第一次从卓阿姨处听到”老小孩‘及“人越老越自私”的概念，（这并不意味不孝敬老人）。她常表态的就是老来到头最好就是少麻烦人。另外一个是中国的文化的“客套”虚伪性。我们有人帮买了东西，买主和受益者似乎总爱在还钱上虚情假意，卓阿姨历来是在一开始就先讲清楚，“给是给，送是送，借是借”。听起来这个理论有点分地太清楚，似乎显出小气吝啬，但细细想来不无道理。要不然美国法律上都存在prenuptial agreement。 有一个故事我还记忆十分清楚。每一次上卓阿姨的口语课，她总把美国的一些风土人情、文化艺术和背景知识介绍到口语练习中。学习到“discrimination”（不公平的待遇，差别对待，歧视）一单词时，她问我们知道不知道父亲节和母亲节的时间。中国当时根本不庆祝这两个节日。也没人能答出来。每年的三八妇女节象征性代替母亲节就算是一种庆祝了吧。但是她告诉我们，大部分西方国家庆祝这俩个节日是在: 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庆祝母亲节（Mother's Day）。父亲节（Father's Day）是每年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这里介绍了文化背景使我们顿开眼界。跟着她趣味地开玩笑问大家为什么父亲节的庆祝要比母亲节晚一个多月？这对gentlemen/fathers不公平了，也该算是”discrimination“的一种反映吧？我们大家在哈哈大乐中既学到了单词也领会demonstration到范例知识。有着一种双丰收感。 西方的etiquette （礼仪，礼节、仪式的习惯）是卓阿姨在上课时常常带给学生的“额外”课堂话题。例如，她教给大家，在餐桌上喝汤时，要”It makes no sound”(别发出响声)也就是“Don’t get slurped”（喝汤时发出吸溜吸溜的砸吧嘴声）。我们吃完饭，有时打饱嗝也不在乎。而西方的习惯是要在打饱嗝后常说一声：”Excuse me”。卓氏不光把英语教学看做工具课，而且当做文化课来传授。 上她的课，兴趣、享受和知识全融汇一起。
风雨同舟，共度难关
他们俩人一辈子是相扶相持，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到美国后，既喜兴奋又遇扫兴。除了“还我自由身”是他们深感其乐外，还有就是他们的community celebrity status.我在一开始写这篇回忆时，把过去的书信全给翻出来。他们寄来的社交活动的照片、通知和剪报，数不胜数。这里不光是当地华人社团组织活动他们积极组织和参与，更重要的是他们接待了不少国内来访的代表团，包括地方、文艺团体、大学和官方机构。下面是他们1988年9月当地报纸报道在Las Vegas接待上海杂技团和魔术师来访问演出的照片。 董叔叔对“Ladies First“的文化传承是体现在了很多方面。他的学生在文章中有所介绍（见下文）。我亲眼目睹他是怎样体现对待家中女士（lady）的。冬天每次在卓阿姨穿外套大衣时，他都提起她的大衣领和袖子帮助卓阿姨穿上。几次在公众场合，有人掩口而乐，有人带有讥讽之意地讲，他是“妻管严”。可想而知，文革中大众眼中对男女举止是多么地intrusive。但董叔叔不管去什么场合，拎提大衣的人总是董氏。他根本不在乎那些无知的嘲讽，始终如一。他总讲，“Ladies First“如果对家人都做不到，更别提对外人了。
他们最frustrated时候是在来美后的第四年开始转变身份（由访问学者的身份变到work permit status再到绿卡）。大约从1986年底到1989年由于身份问题他们就不能够工作了。焦虑地等候美国劳工部及移民局的审批。卓阿姨后来再1993年时给我来信谈到他们经历了“曲折、漫长、揪心的三年时间，真是艰辛难熬呀“。但是她讲他们认为是worth it。经历了移民局把上报的材料丢失拖延排期，又从新开始申报。。。。。。。一系列的意想不到经历，但他俩个总是乐观、不气馁地面对这些挑战。他们俩真是风雨同舟。有许多事只有家人才能一起共渡的，尤其是夫妻！此时是倍感家人亲人的重要！既便在这种较大思想负担、压力状况下，每一次来信他们俩都会讲述国内组织的什么代表团，不论是专业还是观光旅游的，又找到他们，他们全进地主之谊宴请这一批那一批来Las Vegas访问的group。在绿卡一到手，他们办了六桌酒席请中外好友，其中不少人是帮助和鼓励他们渡过煎熬关的。在绿卡获得后，他们干的另一助人之事就是帮助许多人通过转公民的英语考试。100道美国历史问答题他俩不知道辅导了多少人参加准备考试的工作。还有让我难忘的是，在那种悬念挂虑的日子中，他们仍然对学问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凡是我给他们去信是用英文写的，全会在复信时指出有些用词、语法和惯用法上的问题。一次董氏指出像”congratulations, condolences and respects….”习惯上都要用复数。别忘词尾加上“s”。 可以从二位多次的来信中看出他们内心也有着与我同样的纠结和那一丝丝的悲凉感。那就是miss父母的强烈emotion。每次我写信告诉他们我父母的状况时，总在笔尖上落下一种the gamut of emotion (百感交集)和sentiment (多愁善感) 情绪。卓阿姨多次在回信中讲到在她大学毕业后离开上海被分配到北京去工作（不是自由选择的），父女抱头痛哭，犹如生离死别。而实际上她再返回上海时，父亲已经去世。在他们来美之前，卓阿姨回上海探望她九十多岁的老母亲。她后来告诉我，似乎是心照不宣，这是与她妈妈告别，但更确切的讲是永别。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妈妈在世的机会。 果然她母亲在她到美国后不久也就离开了人世。那可谓是“每一次的见面都可能没有再见，每一次的离别都可能是生离死别。”
世交
与他们两位的交情要倒回我们上一辈我父亲和伯伯的年代。爸爸出生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伯伯是当年龙云部下的一个旅长。由于伯伯退役后做生意的原因，不光在滇南而且在昆明结交不少朋友。爸爸当时在西南联大（昆明）上学。有一天，伯伯去见他昆明的一位朋友，就是昆明的大资本家董XX，他们好像是做纺织，烟卷生意。据讲当年有名的云烟“大重九”牌香烟就是他们家的生意之一。伯伯到那里看到他家的书房摆了一张照片，是他们家的公子与我爸爸合照。伯伯就好奇地问董XX，他儿子的朋友是谁？这位董老先生立刻炫耀地告诉伯伯，这是他儿子的同学也是好朋友。学习多么有成等等。伯伯接着再问董老先生--知道不知道他儿子的好朋友是谁，董老先生有点玩笑似地 “轻蔑”答道，好朋友就是他儿子的好朋友呗。伯伯反而笑了，他也自豪地告诉董老先生，他儿子的好友就是他的弟弟（我父亲）。这一下子董老先生恍然大悟，似乎更是亲上加亲了。而这位照片上的昆明富家子弟其实是董斯美的哥哥董成美。董成美与爸爸更早认识，更熟悉也要比董叔叔要早多了。董成美念完先修班后，未能升入本科，他又报考北京师大，爸爸和另一同学陪同他一起报名去考试，就是“保驾护航”，把董成美夹在爸爸俩人中间，在答卷子时，爸爸他们把字体写得特别大，以便让董成美“左顾右盼”，可是，结果他们俩个“保驾护航”的都考上了，而董榜上无名。随后，董决定去上海另想办法。董到上海以后，来信告诉爸爸说他进了私立光华大学。到了1949年，董成美和他的弟弟董斯美两位都从上海转学到北大，前者学法律，后者学英语。 爸爸那时已经跟随西南联大从昆明迁到北京（北平）了。这样才通过大董（董成美）认识了小董（董斯美）。据爸爸告诉我，“小董的性格与他的哥哥大不相同，初次见面就显出他是心直口快的人，他刚刚进北大，感觉锐敏，常常有些离奇的看法想法，与系里的团支部发生矛盾，苦脑了，他来找我父亲，爸爸去做了双方的工作，把矛盾缓和下来，从那以后，董氏越来越和爸爸关系密切，成为交心挚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一部分北大学生先期离开学校，肩负起建设新中国的任务。爸爸也是其中之一。他奉调到政务院（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当薄一波主任的秘书。董叔叔毕业晚，离校后进入公安部门工作，他的社会关系中也就少不了要填上爸爸这层社会关系。1957年政治风暴中，他的单位找他谈话，说你的朋友李某某是右派分子，你应该检举揭发，同时交代你自己的问题。董氏回答说，我不相信李某某是右派。这是否影响了他的工作调动，不得而知，肯定地说，他绝对没有往这方面去想。这年，他和卓阿姨结婚，给爸爸发来请柬，爸爸都没有前去祝贺，事后多少年后悔不已。和他断绝来往，这当然不止对董叔叔一人，几乎是所有的亲戚朋友，这是主动地很自觉地划清界限，以免连累亲朋好友。直到文革中，爸爸第二次被揪出来遇难，躲在当时宣武区槐柏树街十一号的家中，“听天由命”的关头。有一天，妈妈在楼下偶然碰上董叔叔，他在骑车路过槐柏树街十一号门前偶然撞见到妈妈，得知我们家的住址之后，不几天就来家探望爸爸，在久别重逢，劫后余生，感慨万千之中，自然有说不完的话，诉不尽的冤，他虽然没有被划成分子，但工作上已经不能发挥作用。他常常提到鲁迅和莎士比亚，爸爸有一部《鲁迅全集》，文革中我们家房子由于失火烧损了一大部分，尽管未丢失，但是书全被水浸泡字墨全非，难已辨认。拿不出来看了。董氏则对莎士比亚著作很专注，也感染了父亲。爸爸就想利用无业游民的时间学习莎士比亚著作。意想不到的是，董氏居然从他们的学校图书馆借来了莎翁的部分著作，使父亲得益良多。董氏夫妇没有孩子，见到我哥哥和我两人在上初中，非常高兴，那时学校不能好好教书，多数是放羊式和政治式的教育，董叔叔就主动提出，他和夫人卓慧蓉可以帮助孩子加强英语学习。我们俩一听，高兴得跳起来。我当时在中学是被迫学习法语。作为孩子的好奇，也想学英语，这样我们两人就跟他们夫妇俩开始了“私教”英语。水平也是有很大的长进，使我们后来在国际人才市场上竞争中增添了实力。跟董氏见面几天后，也赶上过春节了。董叔叔邀请我们全家去他们家吃年饭。这是文革多少年来，我们全家第一次社交。也是我跟我哥哥第一次拜见卓阿姨。其实也是爸爸第一次认识卓氏。当房门一打开，卓阿姨第一声对爸爸称呼“李先生欢迎光临”时，我跟哥哥至今都记得这是我们俩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听到国人称呼“先生”。一种新奇、esoteric (深奥的)和西化感由此而生。那时除了称“同志”这唯一称呼外，别无其他正式称呼啦。卓阿姨做了那么一大桌子的中西佳肴。文革当时请客吃饭是很少像现在出去下馆子，也请不起，也不会有自由自在的时间享受和随意所欲畅叙的餐馆。可想而知，卓阿姨费了多少时间精力来准备这一顿饭。也是我跟哥哥第一次尝到西餐佳肴，象萨拉油做土豆萨拉，色拉酱是她用花生油加鸡蛋清搅拌而成。这是我们第一次吃萨拉，所以印象相当深。改革开放之初，董氏夫妇要办出国手续，谈何容易，他们那时是不允许随便“自费“私自出国（这是当时国家政策规定，凡大学讲师以上、医院主治医师以上的人才全不允许自费出国，非常罕见的case就是允许自费公派出国）。他俩正是大学教育行业中讲师以上的人才，又是纯真的无门无路的知识分子。我父母也帮了他们一点绵薄之力，妈妈从北京市高教局到北京市外办找关系，爸爸找当时首师大的校长杨传伟先生(他是爸爸在北大时的同学)，。。。。。。经历了反反复复的折腾，最终是办成了。也算是帮助他俩还了 “自由身”吧。我们两家结下了深深的友谊，经过时间的考验，历久不衰。保持着朋友和亲戚似的良好关系。我跟我哥哥到美国后在不同的时间还远道去探望他们二位，感谢他们的教育之恩。2006年三月我去Las Vegas时，董叔叔亲自开车从家到Mirage Hotel来接我去他们家。卓阿姨那时就告诉我，她的耳朵开始发背。她每天为了提高自己的脑子的记忆力，她要做至少半小时至一小时的word puzzle。那天晚饭我们从他们喜欢的一家中餐馆order了晚餐。我去pick up。回来董叔叔还问我有没有给小费。我告他给了大约15%的小费。他马上给予极强的肯定。一再讲我是“入乡随俗了”。有些中国人来美这么长时间在餐馆吃饭从不付小费更别提去pickup了。我感到十分兴奋和激动与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三小时，天南海北的畅谈。怀念往事，难忘过去。他们养了一条很乖的小狗，他们俩称自己为“狗妈妈，狗爸爸”。这次见面使我感到他们增加了一份孤独、多愁善感的心态。不料想这也成为我一生中最后一次跟他们见面和面对面地叙旧机会。尽管之后我们仍然不断电话联系但是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卓阿姨讲他们Las Vegas 的家也算是把当年他们首师大英语系共事过的老教师们全接待了一遍。他们二人年轻时甚至到老全十分好客。Las Vegas成中国人来美的必经景点，凡是来自英语系的同事、同辈或晚辈，就会到他们家聚会。2002年圣诞节前我们互相祝贺时，卓阿姨告诉我最新消息，他们当年的8-9位首师大的同事及家眷在圣诞和新年间来Las Vegas reunion，他们来自不同国家，有的从美国其他洲赶来，有的从其他国家赶来（新加坡，加拿大等）赶来，而且全住在他们家。真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卓阿姨后来告诉我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办这样”大型“的聚会。此话不假，当时他们两位也已是70多岁的老人，其他人也是这把年纪。在聚会一年后，几位同事就相继去世。我们的深交也从最后他们两位相继去世后的遗物来证明这一点。据董氏的外甥告诉我，在他清理二位Las Vegas家产遗物时，发现我们家这三十多年来的通信、照片来往是所有他们朋友中最多的，而且他们两位一直保留着。Vice versa! 我们家至今也还存有他们这30多年来给爸爸妈妈和我们兄弟两的书信及照片。这次写回忆文章就是有不少材料来自我们之间的通信。我注意到刚来美国后的前两年是书信来往最频繁，几乎是每一个月就有两三封信（要知道在1986到19 88年时还没有email，internet的‘E’工具！）。董叔叔记得十分清楚爸爸妈妈的结婚纪念日正好和美国国庆节同一天（七月四日）。他在1988年的七月四日那天给我来信。第一句话就是美国全国都在为你们父母庆祝这个伟大的日子。尽管是幽默、乐趣，可是体现了忘年之交的深厚感情。
网文对董、卓两位老师的评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漫长的路> 烙印——我的回忆与感悟 》卷三 --- 我的青年时代（三）—— 我的回忆与感悟 ----宋秀云
该书中她是这样描述两位老师的：“卓慧荣老师是我很尊敬的一位老师，她从大学二年级开始给我们授课。卓老师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曾经是陈毅元帅夫人张茜的随身翻译，上海人。董斯美老师是她丈夫，董老师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教授我们语法课。卓老师的人特别好，亲切、和蔼。语言动作都很夸张，行为作派都很西化。记得她刚从外交部调来时，穿着一件很明亮的绿色毛线织的长衫，式样别致、长过膝盖，脚下穿着一双西洋红的长统靴子，嘴上涂得很夸张的鲜红鲜红的唇膏，十分的引人注目。后来，因为她格外的好说话，人很是随和，学生们给她起了一个雅号“Old Rose”，她听说了非但没有生气，反而说“老玫瑰”真的“很”老吗？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董斯美先生特别有绅士风度，每当有女同学在旁边，他都会礼让先行。“Lady first!“。 在讲台上，他的步伐真的像跳华尔兹一样，一只手拿着粉笔，抬着右臂，走到讲台的一头，一个急速敏捷的转身，轻盈优美、华丽非凡，同时引得同学们窃窃偷笑。特有意思的是，私下与董先生交流说中文时，他常常若有所思，口吃得着实不轻。在课堂上讲英文却能侃侃而谈，不但流利而且有声有色。在英文杂志上，至今还可以见到他的大作，而且接续不断 。就是这么一对夫妇，风趣、善良、敬业、有学问。当时两位先生四十有余，没儿没女。卓老师常说，你们就是我的儿女，很多同学都喜欢和他们一起说说笑笑，师生关系很是融洽、亲切……”
【2006年3月5日在Las Vegas 参加美国ACHE学术会议，去董叔叔和卓阿姨家拜访】。不曾想这张照片成了与他们二位生前最后的一次合影。时年董氏已经77岁。卓氏已是75岁。
【1979年7月北京xx医院医生留学学习班结业合影。结业之日全班做英语剧目表演】
90%班内学习的医生们全通过WHO的英语口语和笔试考试去美国、加拿大或英国学习和做访问学者。前排左一卓氏，前排右一董氏。
【1995年6月12日董叔叔和卓阿姨回中国时，来我父母家座客，正好我从美国回来参加北京医院管理研究所学术会。这是他们离开中国十三年后第一次我们在北京团聚。左三卓阿姨，右二董叔叔】
写到这里，哀叹从中来，岁月相聚，物是人非，泪水扑簌，难以自禁。I wish我能有文豪那样的笔杆子来生动地描绘我们共享的时代。可是我没有。我写不出象文豪那样的文笔。但我想表达我对两位亦师亦友的情意感。更多的真挚尊敬和怀念，留恋、难舍。难忘45年多与董叔叔和卓阿姨的友谊交情，尽管我们没有任何血缘上的关系，非亲非故，但是关系胜似亲骨肉，我们的情谊更胜过血缘关系。他们两人在我和我哥哥最需要知识的时候，伸出救援的手，无私无畏的把全部英语知识传教给我们。一生一世用“谢谢“两字来表达感恩似乎是inadequate(根本不够)。写下这些，是祝福夫妻老婆店的两口子、恩师、挚友在天堂里生活幸福，微笑每天。。。。。。我坚信“Death ends a life, not a relationship” (Morrie Schawtz) [“死亡结束人的生命，但绝不会结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些人虽然走了，但他们永远活在人们心中！他们两位就是具有这样的quality。“天堂不再有泪水和痛苦。。。。“。生命有限，爱将永存。
最后让我用Houston Chronicle 在悼念Dr Red Duke的话来结束对两位的回忆："Rest in peace。。。。 Job well done. Life well lived。。。。”
（于2016年五月在美国NH家中第一稿。2017年7月4日，美国国庆--独立节第二稿，2018年11月22日感恩节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