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去行政化需防止生出怪胎来

作者：绍璞

近日里，教育去行政化炒得热火朝天，北大校长率先表了态，愿意摘掉自己副部级的乌纱帽。真是民意浩荡，顺昌逆亡。不过在其中还是听到了一个不太和谐的声音：一贯积极鼓吹教育改革的人大校长纪宝成反倒泼起了凉水，认为教育不能单独取消行政级别，而是全社会都需同步配套，出版单位、报纸、研究院以及全国所有的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都应同时取消行政级别。他的雷人之语是：“当一个社会以行政级别来衡量所有人的社会地位时，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

此话一出，拍砖如潮，大骂纪某不肯放弃官本位，阻挠改革。其实人家是说在了正理上，众人起哄之时，能够冷静权衡操作的可能性，预计产生的后果，才有可能不犯大跃进大呼隆的错误。

教育行政化在中国整个行政化体制中所占的比重应该说是微乎其微的。整个教育的投入要达到4%还是个未来的目标，你说它能大到哪里去？企业行政化随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摘红帽子、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有很大的改观，现存问题主要体现国有大型垄断企业中，但毕竟在绝对数量上减了下来。目前，行政化体制最顽固的堡垒是全世界为中国独有的事业单位——国外找不到对等性质的组织——无论总数量上，从规模上，从占有和耗费国家资源上，从供养的官员（或等同于官员）上，都是尾大不掉，居有半壁江山。教育问题、医疗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社会监督问题等等等等各种社会矛盾，无不与这个庞大的体系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国外，所有这些社会组织都是非行政化的，不由政府管理，当然也不由政府直接掏钱供养，它们被称为非营利组织（NPO）或非政府组织。它们向社会提供的公益性服务，由政府在市场上购买，谁服务得质量高，政府就购买谁的。同样，社会上的富裕阶层也可以在市场上购买这些组织对社会的公益服务，这被称为慈善。没有政府的无条件养活，公益事业也得进入市场竞争，民众则是这种竞争的受益者而不是榨取利益的对象。由于这些组织的大量存在，很多社会矛盾得到自然缓解。这是一种非常成熟、有效的社会自我管理、自我修复的机制。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就有学者将这种机制介绍进来，清华、北大都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十七大也首次将社会建设并列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成为四大战略目标之一，将事业单位与政府脱钩纳入社会组织已进入一些省市的社会建设规划之中。但是，除了由于既得利益的重重阻力推进缓慢以外，还有一个关键障碍在于，从上到下，没有一个权威的机构统筹这方面的改革。目前，中国的能跟社会组织性质搭上点边的三类民间组织管辖权在民政部门，而上述的事业单位几乎渗透了任何领域，分散管理于所有的政府部门，民政部门根本无法企及，当然改革无力。

把整个背景搞明白以后，回过头来再说教育的去行政化改革就十分清晰了。如果没有对整个国家的非营利组织（或称非政府组织、社会组织）管理建立一个系统的管理模式，没有对其进行立法保护和限定，没有制定一整套税务监督机制和内部运行规章，没有设立一个统筹管理的权威机构，单独要教育去行政化，除非生出一个后患无穷的怪胎来，恐怕是没有办法推行下去的。

20100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