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穆鲁绍璞
舒穆鲁绍璞
一个多月前，91岁的美国作家罗姆·大卫·塞林格终结了数十年谜一般的隐居生活撒手西归，引起一阵不大不小的《麦田里的守望者》重议涟漪。我翻箱倒柜，也将十年前购得施咸荣的译本取出来瞧了一瞧。当时不知道绊动了哪根神经，买了这本书，看也没看便甩到脑后了。十年后读起来，竟然很有兴趣，尤其是译者写的前言，更是让人忍不住要说两句。
前言写于1982年，深深地打着时代的烙印。时代背景、家庭出身、个人经历先从头到尾叙述一番，然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再分析理解一番，最后归结为富裕中产阶级出身的十六岁少年对资产阶级现行教育制度的反抗以及最后的妥协，表达了探索和追求理想、向往东方哲学、做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幼稚可笑，说明作者有像鲁迅在《狂人日记》里提出来的“救救孩子”的想法。
距译者写作前言的时间，又过去了近20年，我不知道译者今天是不是还坚持这种教条式的武断分析，但是我很了解，当今国内绝大多数作家和评论家仍然延续着这样一条死胡同闭着眼睛走下去，并把这些僵死的东西灌输给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打开所有介绍塞林格和他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中文网页，不能指望还有什么更新的见解。
那么20年后，你看到我们身边十六岁的少年发生了什么变化没有呢？是不是比起小说中那些少年角色的行为有过之而无不及呢？你是无法不承认这样的现状的。但是你能把这些现状也贴上上面的那些政治标签吗？如果不能，你准备再发明一套什么适合中国特色的新的标签呢？这样一比较，你的思维一定开始变成了一堆解不开的乱麻。
写作是叙述心灵的历史，而不是叙述社会的历史，这一点我是最近一些年来才慢慢搞清楚的。我们读文学作品，能够震撼我们的、能够引起我们共鸣的，不是作品里所涉及到的外部的世界，那个世界只有作者和与他同时代同环境的少数人熟悉，对那样特殊的人群也许有一种亲切感（仅此而已），绝大多数人对那些东西是不会感兴趣的。只有深刻地发掘出生存、死亡、踌躇犹豫、选择和悔恨、矛盾和自欺、自律和自由感等等这些人类永恒的情感，才是作品得以流传、具有阅读价值的根本。“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不仅过去是，今天是，而且永远是人类代代相传却无法解开的斯芬克司之谜。历史上流传的伟大的作品本质上都是无数人重复做着的同一件事情，就像西西福斯一样，不断地把石头推至山顶，当石头滚落回山脚，再开始新的一轮劳作。人们常说，人认识自己是最难的。其实，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个难度意味着是要花尽整个人类全部的生存时间，直到人类的消亡。
也许有人不大同意我的观点。那我还可以举出一个大家都最为熟悉的事例。我们这一代人都会唱“红歌”，会唱样板戏。不仅在老同学、老战友相会时唱，不仅在海外华人聚集时唱，我们常常在无意识中也会莫名其妙地哼出这些旋律来。我们唱的时候，我们哼的时候，甚至会被它打动，甚至会流下泪来。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们是被什么所打动？是歌词吗？是样板戏的情节吗？绝对不是。只是那个熟悉的旋律而已。哪怕是最没有什么艺术价值的旋律，哪怕是“造反有理”语录歌或“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的旋律，都会引起我们的共鸣。共鸣的是什么？是我们共有的青春，是我们人生的回望。但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共有的，不是人类所共有的，不是普世的。别人无法体验，无法听懂，当然也就无法被打动，也无法传递下去。无论我们喜爱它还是厌恶它，这些旋律的生命只能到此为止。如果说我们所经历的年代有什么东西能够流传下去，能引起世世代代读者的共鸣，那一定是写出了我们的彷徨、我们的残忍、我们的绝望、我们的自欺的好作品。
人不轻狂枉少年。《麦田里的守望者》之所以被称为现代经典，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并将继续影响下去，就是因为它写出了生活在现代社会中年轻一代极其复杂的“轻狂”过程。其中有反抗，有批判，也有自责，有反思，是一个年轻人心理断奶期所必然经历的过程。这样的过程越痛苦，越孤独，越深刻，所修炼的人格也就越完整。实际上，《麦田里的守望者》与浮士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完全是异曲同工，是写在不同年代的同一个题目。作者在这里并没有着意去对“资产阶级现行教育制度”“反抗”或者“妥协”，只是写出了刚刚开始了自我意识的少年霍尔顿本能地厌恶一切假惺惺的说教，并看到了那些堂而皇之的说教背后的“欺”和“瞒”。比起霍尔顿的父母、校长、老师、同学、朋友的虚伪和功利来，安多里尼是他最为推心置腹的长者，这个安多里尼用“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之类的座右铭为他导航，然而霍尔顿最终还是发现了这位长者另一面的更为隐秘的虚伪。霍尔顿唯一没有谴责的人是他的妹妹菲芘。菲芘是一个理想中的人物，她除了充当霍尔顿麦田中的被守望的对象之外，更充当了麦田中守望霍尔顿的角色。在霍尔顿狂奔即将掉进悬崖的紧急时刻，菲芘捉住了他。实际上，菲芘就是霍尔顿，不同的是，霍尔顿是现实的、顽劣的、内心充满矛盾的霍尔顿，而菲芘是影子的、理想的、完美的霍尔顿。
人的内心一生都在进行着一场不间断的突围和反突围，现实和理想的冲撞，每个人都时时刻刻在寻找着自己突围的药方和对自由的向往。霍尔顿的药方和理想是：“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在那混帐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不要说教，不要事事都按老规矩来，让青年一代自由发展，只是在最危险时才出手帮忙。这段经典文字，介绍到中国来以后就被演绎成了“救救孩子”，这真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歪曲。作者说得明明白白，守望者的任务就是“守望”，而不是“救”，“救救孩子”怎么变会成了这本书的主题和灵魂！
中国人最要不得的误区之一就是人人都想当救世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一旦手里有了点资本或权力，就要做人民的大救星了。人自视太高，救人心切，就会使用专制手段强行别人“被救”。2009年中国大陆流行的被字句就是对这种强行被救的反弹。《麦田里的守望者》所鼓吹的恰恰是自救而不是被救，人只有在自救中才能健康地成长，才能体验到人类健康成长中所不可或缺的自由感。鲁迅是中国人当中少有的清醒者，是第一个自救者：“有一游魂，化为长蛇，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然而他终究没有完全把自己从传统士大夫思想中剥离开来，救救孩子的幻想正是他深刻思想体系中最幼稚之处，也是他的批判不能彻底的一个遗憾所在，如同一条没有完全割断的脐带。
天下兴亡，匹夫并无直接的责任。人唯一的直接责任就是自救，即使是孩子，也得由他们自救。若人人都能学会自觉地自救，天下便永远亡不了。
20100306
作者：绍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