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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他们早已筹划并在实施了。1969年10月，林立果刚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便利用其父发出“第一号令”的机会，带领一帮人马，在空军内部搞了一个技术革新的文件，林立果带此文件，面交住在苏州的林彪。林彪亲自批上了“毛主席阅”的字样，送给毛泽东，想从毛泽东那里得一句“顶一万句”的批示或什么赞扬之类的话语，以此为林立果捞一笔胜过一切的政治资本。然而，不知何故，毛泽东未予理睬，文件送去，如石沉大海了。后来，他们又颇费了一番心机，却未见成效。
庐山会议后，林彪失势，他寄希望于“联合舰队”，希望儿子能更加“出息”，早日接过自己的班
1970年9月上旬结束的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是林彪、江青两个同盟分解的标志。这两个暂时联盟的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此时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为夺取中国最高的政治权力，他们之间，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无法调和妥协了。
而最终决定这两个集团命运的毛泽东，此次将权力的重心向江青集团倾斜，这便意味着林彪集团这帮在“十年动乱”中红得发紫的暴发户，以九届二中全会为标志，成为从发迹走向衰败的转折。
九届二中全会首当其冲的牺牲品，是名声显赫的党内大理论家陈伯达。他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风云一时的人物，可是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写的《我的一点意见》中说：“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30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这意味着陈伯达政治生命的结束。林彪反革命集团损失了一员重要谋士。
不仅如此，当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吴法宪的书面检讨上。严厉指出：“作为一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
10月25日，毛泽东又在叶群书面检讨上批评道：“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
11月13日，毛泽东又严厉地批评了黄永胜。林彪的夫人和“四大金刚”均遭批评，纷纷处于被围攻的地位。
林彪反革命集团失势了。
但他们决不会坐以待毙。为了从“合法斗争”向“刀兵相见”转变，林彪鉴于“四大金刚”正在沉没，于是，转而倚重于林立果等少壮派。
在这种背景下，林彪终于把自己的预备队—以林立果为首的“联合舰队”投入主战场，进而寄希望于“联合舰队”身上。
而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林立果和他的“联合舰队”，也就有了充分展示自己才华的时机，表现他“大将风度”的用武之地。
仅从九届二中全会后林立果的表现，便可一睹这位超“天才”的“才能”。
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的一个月，林立果就把他的秘密武装定名为“联合舰队”，并扩大编制，秘密招兵买马，加强训练，严密控制。
1970年11月，林立果在上海的军界亲信王维国，派人去广州向林立果领受武装政变的策略。林立果颇似沉稳地说：“现在还不到决战的时候，但我们不能消极等待，眼下的任务：一要隐蔽，养精蓄锐；二要聚集力量，制定作战计划。”
11月底，林立果在上海的秘密组织在传达和讨论他的“指示”时，现存的有如下记录：
一、是战略方针，全局在胸；是应会大风大浪的准备阶段。
二、打基础，做基层、群众、部队工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聚集力量，立于不败之地。
三、一定意义上说是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在不利于我的情况下，休养生息，让步、退却。因此是保存力量，隐蔽力量，聚集力量。不要去打硬拼仗，不要搞“碉堡战术”。十六字方针，八字方针。
四、我们的退却要最有组织、要损失最小，反对莽撞、二杆子、乱捅、出头、冒险家，强调组织纪律性、不失组织原则。不要授敌以把柄。
五、队伍内部要加强团结，加强纪律性，一致对外。
12月1日，林立果着手对空军机关的“骨干队伍”进行整顿。为此，林立果说：“人家搞清政整党，我们清理骨干队伍，要纯洁队伍，找薄弱环节，有无假左派、内奸。不要让坏人混进来。”
关于“骨干队伍”整顿，后来查获林彪死党刘沛丰的笔记本，在1970年12月2日记载了《整顿机关“骨干队伍”的初步意见》。除“联合舰队”的成员外，他们把其他“骨干”分为四类：一、接近核心的骨干；二、比较可靠的骨干；三、外围骨干；四、靠近的人。
林立果会同亲信，制定了罪恶的《571工程纪要》，加快实施武装政变的计划
1971年1月24日，毛泽东突然决定改组北京军区，这一部署，铲除了林彪在北京军区的势力，从而削弱林彪在军界的权力。
接着毛泽东继续对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刚”中的头面人物黄永胜、吴法宪进行严厉批评。
林彪此时当然不会示弱，他针锋相对地加紧了作战部署。
以林立果为首的少壮派自然担当重任，这位“太子”跃跃欲试，暗露心迹：“咱们文的搞不过他，只能武的了。我们联合舰队的力量可以搞他个措手不及。”林立果所言的“他”，也就是指毛泽东。
根据林立果的亲信李伟信后来的交代，林立果从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中得出：林彪随时可能被人赶下台，因此，主张先声夺人，加紧策划武装政变，即“提前抢班”，并提出“提前抢班”的两种办法：一、把文人力量搞掉，保证林彪地位不变，再搞和平过渡；二、直接搞掉毛泽东。
慑于毛泽东的巨大威望，直接搞掉毛泽东，他们怕政治上不好收场。但如此这般，显然可以在争夺中国最高权力上一步到位。林立果的亲信周宇驰曾说：“如果一定要这样做，也可以想办法，比如，可以把B-52(指毛泽东)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把他搞掉后再嫁祸他人，抓几个替死鬼就掩饰过去了，古今中外搞政变不都是这样干的吗？那时反正首长掌权，有关事后处理，首长可以出来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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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出山，吴法宪授予林立果对空军拥有“两个一切”的指挥权
林立果，细高个儿，长着白净的面孔，单眼皮，嘴角常挂着笑意，不乏高贵的气度。1966年，他还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一名学生，年仅21岁。
正是打这一年开始，他走上了“一年兵，二年党，三年副部长”的“火箭式”发迹道路，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成为权倾中外的叱咤风云的人物之一。
在“文化大革命”那非凡的年代里，就人民军队而言，他的这种发迹奇迹，实在是绝无仅有的。
然而，这一神奇的发迹对他来说，似乎是命中注定的，因为他既不是凡夫俗子的后代，也不是德才兼备的人才，而是当时权势盖天的林副统帅的虎子，大名鼎鼎的“太子”林立果。
对于这位“太子”，在一般人身上认为是不允许的事，可对他不仅允许，而且是完全应该的。
他可以不经过任何手续，就穿上军装，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他虽不是党员，但一到部队，就被安插到空军党委办公室，表面上只当了秘书，而当时任空军司令的吴法宪直接指派两名处长—周宇驰和刘沛丰专门负责来“帮助”他，实际上两名处长是被委派来给这位秘书当“秘书”来了。
他入伍不到四个月，空军司令便遵照他母亲叶群的指示，亲自做起他的入党介绍人，在党的生日—1967年7月1日被吸收入党。当天，在讨论他入党的支部大会上，吴法宪激动地说：“林立果是最革命的家庭培养出来的，根红苗正。”
这位吴司令的发言意味深长、画龙点睛。
因为正是林立果手中有了这张最权威的“通行证”，他才得以凭借自己得天独厚，或者说独一无二的条件，在攀登权力高峰的路径上，一路过关斩将，畅通无阻。这张“通行证”的实际价值，就是他父母林彪和叶群，利用自己手中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为其青云直上、一步登天提供一切便利条件。
为了使林立果成为林彪本人意愿的接班人，林彪以其与众不同而又颇为奇特的“走捷径”的方法，进一步推出了“速成法”，即让年纪轻轻的林立果参加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以此来加速培养他的接班人。
早在1967年3月，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就曾放手让才参军几天的虎子参加会议稿的起草。叶群对林办工作人员特别吩咐：“老虎(林立果)不是孩子了，有时帮助首长(林彪)起草什么的，这些文件可以让他看看。”这样，林立果就可以“合法”地看到送给党的副主席的一切文件。
1967年7月，由林彪授意，让周宇驰、刘沛丰帮助林立果起草题为《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文章，叶群又请陈伯达、关锋两位大手笔作了修改。7月22日，在《解放军报》一版头条位置发表，署名“空军司令部红尖兵”，此事为林立果日后成为不可一世的人物大捞了一把政治资本。
时至1969年，林立果已在军队经过了两年“培养”和“锻炼”，林彪认为儿子应该独当一面了，便着手为林立果作进一步的安排。这年2月16日，林彪给周宇驰、刘沛丰写了一封信：
周宇驰、刘沛丰同志：
这两年老虎在你们的帮助下能力已有进步，今后你们可让老虎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此致敬礼并感谢你们过去对他的帮助。
林彪
2月16日
空军司令吴法宪看到此信，便心领神会，信虽是写给周宇驰、刘沛丰的，本意显然是在暗示自己这位空军司令。
1969年10月17日，以空军司令员、政治委员的名义，发布了“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的命令。这个命令发布的第二天下午，吴法宪接见林立果，和林立果同时被任命为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的周宇驰也一起受到接见，并由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陪同。吴法宪亲自向林立果传达了任职命令，祝贺他“荣升”。
正是这次接见，吴法宪讨好式地对林立果说：“我们十分欢迎你今后更好地为空军建设出力。今后空军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指挥。”空军司令的这般奉承表明，执掌空军指挥大权者非林立果莫属了。接见时在座的王飞、周宇驰当即向林立果表示祝贺，并表白了自己的决心：“今后我们一定听林副部长的调动，听林副部长指挥！”
吴法宪虽然个人把空军大权拱手让给林立果，但林立果若真正行使这个炙手可热的权力，仅靠这两人之间的密约当然是远远不够的。为了使林立果在空军中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得到贯彻落实，他们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幕后活动。
1970年6月下旬的一天，空军政委接到吴法宪夫人，也即担任吴法宪办公室主任的陈媛圻的电话。陈媛圻在电话中以神秘的语调告诉政委：吴司令请他来一趟，谈谈工作，一个人来，不要带别人，并派车去接。
一辆伏尔加轿车把空军政委接到吴法宪在郊区的别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