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岁月: 不知道自己被判了死刑的老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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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唐岁月中的荒唐事是时有发生的，朱希的遭遇就是这荒唐岁月中荒唐事的见证，从中不仅能看到朱希的不幸，也能窥见那个时代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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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判处朱希死刑的报告

最高指示

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晋东南地区公检法军管会请示对现行反革命犯朱希处刑一案，经地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一九七○年三月二十八日研究通过，同意判处现行反革命犯朱希死刑，立即执行。

请批示。

附：原卷材料及军管会报告。

晋东南地区革命委员会

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摘自《走向混沌》，花城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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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大辛庄农场的几百名劳役人员中间，只有朱希是革命资格最老，对马列理论接触最早的人。他的行政级别为十三级，比长治市一把手的级别还高出一截。但就是这样一个老革命，却在大辛庄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定性为反革命，他是我进劳改队以来，见到的一桩最大的奇特冤案。也是知识分子中，以忠诚叛逆忠诚的另一种的典型。

朱希1916年生于浙江宁波，1938年于武汉入党。此前，他在上海从事进步书店的管理工作，是一个博览群书，有着丰富学识的人。由于他的工作特点，使得他在30年代的上海接触了大批的左翼文化人，成了一个很有见地的马克思主义者。至1948年4月，党中央移师河北西柏坡后，陈伯达、于光远、毛岸英与朱希等几个人，也从石家庄到了西柏坡，他们在中央的指示下，筹划了进京后的宣传出版工作。北京和平解放后的1949年2月6日，朱希是随中央宣传部进入北京的。他先后出任国际书店经理和文化部出版局图书审读处处长。他可谓是从青年时代起，就积极投身革命，并为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付出过血与汗的人。

50年代初期，他的工作一帆风顺。在1956年的大鸣大放期间，他感到共产党在领导着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为此他虽然极受鼓舞，但因当时他的工作繁忙，他为没有鸣放的时机而感到遗憾。到了反右开始以后，他的思想开始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了，他认为这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一大批热爱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划入反动资产阶级的范围，是完全错误之举。特别是储安平被划为右派，引起了他感情上的地震：在他出任国际书店经理时，储安平是新华书店经理，两人接触极多；他觉得储安平是一个爱国的民主人士，何以就成了右派？朱希是个敢于进言的人，仅仅为储安平鸣不平，就够打成右派的了，更何况他本人对反右本身就持有异议，被划成右派当然是不奇怪的事情了。可是，朱希从一开始就拒绝扣在他头上的这顶“桂冠”----能不能这么说，此举成了他后半生的悲惨命运之源？！
 　　
偏偏他又是一个十分认真的人。在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人人自危的年代，他就开始了与最高领导人的争辩----“文革”开始后，这个朱希虽然以“不安定因素”被收容进了天堂河强劳农场，但他以一个革命者的气魄，依然不改初衷，不断上书中央。他不仅对反右运动表示异议，而且对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也直言不讳。后来，他经茶淀转移到长治大辛庄，对“文革”中的种种有悖人道的行为，仍然连连奋笔疾书。他上书的范围，不仅有与毛润之先生商讨的，还写下了有直接批判林彪“在一切工作中突出政治”的《七十年代纪事》一文----此时正逢“一打三反”严惩反革命分子的时期，朱希终于撞在枪口上了。

与毛润之先生不断商榷，在当时已然是无人敢做的事情；朱希又抛出与林副统帅针锋相对的《七十年代纪事》，其后果可想而知。朱希被戴上“恶毒攻击”的现行反革命帽子，在农场里被斗得死去活来，那些劳改队中的积极分子们，先用力揪起朱希的头发，使其双脚离地，然后由五大三粗的汉子，没头没脸地抽打他的全身，直到打得朱希高声号叫，使在场的会议参加者的心灵战栗为止。打过之后，打手们用绳子从背后反吊其双手（在劳改队称之为“吊鸡爪”），狠狠地向上一勒，朱希又是一声惨叫，似乎他已经死了过去。然后，打手们把他往卡车上一扔，像是扔一头死猪似的----下一个节目，是武警押着他，在整个长治市游街。

多少年后，朱希在对我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还感到毛骨悚然。他说：“不知道那根绳子是怎么捆的，我只感到两条胳膊以及双手，疼痛得失去了知觉。大汗珠子顿时从身体的每个部位流了下来。说是汗如雨下，决没有什么过分，因为我的脚边，被汗水洇湿了一片。这么一吊，我的头立刻像葫芦一般垂了下来。我就是这样垂着头，乘着卡车穿过整个长治市的大街的。但是卡车没有拉我回来，而是把我拉到一个有大墙、电网和岗楼的大门里----我坐了牢。”

那儿是一座昔日阎锡山建立的模范监狱，是专门以关押共产党人出了名的铁牢。那是窑洞形的牢房，没有窗子，只有一个通气孔。每到冬天，里边生火取暖，是没有烟筒的火炉----因为其不通风之故，有一次差一点儿把牢里的犯人全部熏死。多亏有人感到了头晕，请求监管干部放风----所有的犯人都到了院子里来，才算喘过一口气来。

与他同一牢房的是淮海兵工厂的厂长，也是一个老革命。他进监狱的原因，是因为兵器的流失，从而演化成长治的大武斗。但是朱希的上书材料，是通过农场革委会转呈中央的，即使是观点错误，怎么就成了反对林副统帅的现行反革命了呢----朱希生性刚直不阿，对此他一直想不通。因而，他拒绝检查，他认为1957年反右就错了，现在是错上加错。按着这位老革命的观念，共产党会自我修正错误的----因而他一直等待着农场来车接他回场。

第一年过去了，没有消息；第二年过去了，还没有消息……他在里边一直当了四年多的囚犯，直到他被收监50个月的时候，农场才来人把他不明不白地接了回去。在这四年多的光景中，他连续不断地上书，因为新来的犯人告诉他，林彪叛逃已命毙温都尔汗，他昔日上书指责林彪，理应平反。临行前，他曾问过监管干部，但是回答是“无可奉告”。所以受尽了折磨的朱希，是以“现反”进监，又糊里糊涂出监的。

发生在以后的故事，不仅是我没有想到的，连朱希自己也大吃一惊：当1979年中央为右派平反时，国家出版局在翻阅朱希的卷宗时，遇到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卷宗中写明朱希是个死刑犯，而且是当时当地的公检法秘密判决的。只是还没有执行死刑，林彪叛逃的案件就发生了----朱希因此而捡了一条命。使人不解的是，卷宗中却没有推翻死刑的任何文字材料。真是人如草芥，一个革命了多半生的朱希，自己在当时竟然不知道，有一天会被拉向刑场，吃上一颗子弹！

公章大印皆在，让平反单位大为其难。他们先后三次往返长治，才拿回来一张写有“查系错捕，宣布无罪”的公文。所以朱希一直到了1979年的5月，才算是回归了干部队伍。

当笔者为写此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回忆录到朱老的家中拜访时，朱老十分感慨地说：“当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怎么就这么难！我看的史书也不算少，但是历朝历代哪有把五十五万多知识分子，都给打成敌人的。你在史书中发现过吗？”

“没有读到过。”我说，“这五十五万多的数字，是报纸上公布的。实际数字怕是还要多。”

我之所以这样讲，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团河农场右派大聚集的时候，一些来自最基层的右派告诉我，当年在山高皇帝远的边塞地区，为完成单位中百分之十的数字，还有选举出来的右派。谁当天正好不在单位，就选上了谁。我说：“当然，像朱老这样判死刑的，虽不多见，但在‘一打三反’时期，南京就枪决了四个右派。在1997年10月，我在《金陵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中希望有知情者，能告之死者情况于一二。文章发表以后，只有一个《扬子晚报》的读者，给我来过一封信，讲述了她见到行刑前的批斗会现场。当时参与此事的‘文革’成员，都像是哑巴一样的缄口无言。”我对朱老讲述了那四个老右的名字和当时被枪决时的情况。

“我也差点儿就成了这样的一缕冤魂。自己掉了脑袋，怕是还不知道是为什么掉的！”朱老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朱老已年过八十，家中陈设几乎还都是50年代的。他用哆哆嗦嗦的手，给我找出一张他在监狱服刑时的照片。我望着那张照片，虽然强作笑颜，却掩不住内心的凄楚。

我问朱老：“临离开农场之前，大辛庄的干部，就没有一点良知上的表示？比如，向你道个歉，或者……”

朱老打断我的话说：“没有，在1978年他们就把我给撵回北京来了。”

我不记得是哪一位哲人，曾说过如是的话：“暴虐的政治，能使人类的道德、良知沦为娼妓。”在朱希的遭遇上，可以证明此话并非虚言，不然的话，为什么那些“文革”的打手们，连任何一丝自愧的表情都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