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绥回忆录的赏析与辨伪(ZT)

作者： 芦笛

　 李志绥回忆录的出版，堪称中国现代史学界的大事，然而遗憾的是，这本书并非白玉无瑕。本文拟尽可能客观地讨论该书的价值和问题。这本书的中英文版我都反复看过几遍，总的来说印象很好，李老那对毛、对中共的深刻洞察力深深地吸引了我。

　 对李的遭遇，我深觉同情：一个出身教养良好、梦寐以求想当神经外科大夫的知识分子陷在魔窟中，被迫与叶子龙、李银桥那种流氓和暴发农民作“同事”，终生伺候一个喜怒无常的暴君，在一个更喜怒无常的江青布下的地雷阵里摸索，那份内心的痛苦和绝望，凡是毛时代过来的人都能想象。所以，当我第一次在朋友圈中听到对李老为人的非议时，我简直不能理解：他们丝毫看不见李老的个人悲剧，却认为李是背恩反噬的家奴！在某些中国人看来，只要能作官，当上军级的院长，就是皇恩浩荡，就该感激涕零。至于那充满惊恐的无数个不眠之夜，一度逃出魔窟、重拾医学生涯时的狂喜和再度被抓回去时的沮丧，在与叶、李等鼠辈斗法中熬干心血、换来的满头白发和胃溃疡，为丈夫担惊受怕、积忧成疾而过早撒手人寰的爱妻，被江青指控谋杀伟大领袖时的五雷轰顶，被许世友质问主席有多少“嘎玛”、为何又遍身青紫时的惊慌……这一切的一切，某些人却是看不见的，他们能看见的，就只有做官！世上有人不想当官而想当个优秀大夫，过点平平静静、安安宁宁的小日子，在他们心目中根本是不可想象的。李老的悲剧，在我看来，是一个深不可解的矛盾：为了求生，他不能不用尽本该是用在医学上的高智力来讨主子喜欢，而一旦让主子喜欢上了，他也就再也没有可能逃出魔窟，然而只要呆在那里，生存就得时时刻刻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毛的小朝廷比《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那个家庭还乌烟瘴气，叶李等人比那个二姨太还险狠，毛更时时设下套子，反复“考验”他的忠诚。而且，有江青那个死对头，他的一线生机就先取决于和她争宠，毛死后又取决于高层政治势力的较量。

　 李老的书，再深刻不过地反应了那个万恶的时代里个人对自己命运的无能为力与无可奈何。在某种意义上，每个毛时代过来的人都能从李老的命运里找见自己的影子。至少，我自己就是这样。

　 这其实只是书的内容的一个侧面。李老第一次为我们勾划出了一个逼真的可信的毛/泽东形象，既有细部的特写镜头，又有远距离的鸟瞰：毛对木床和木马桶的喜爱（它们甚至被运到莫斯科去，大约克里姆林宫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接待这种怪物）；脚上踩了屎还无比自豪；在肮脏的珠江里兴高采烈地中流击水，浪遏浮屎；牛嚼牡丹式地“欣赏”《天鹅湖》，问老赫她们为什么要站在自己的脚尖上，老赫自己有无此种能耐（毛甚至连男演员不用足尖跳都没有注意到，一个人对自己不懂的东西如此大无畏地轻蔑，堪称有史以来第一人，无怪老高得诺奖要引起全国大哗）；穿著睡衣躺在大床上接见群臣（包括女臣如“黑旗事件”的女干将）时那超过刘邦的傲慢（后者曾边洗脚边接见“高知”郦食其。暴发农民唯一知道尊重的就是权力，连起码的做人礼貌都不懂，和国民党的高官就是两回事）；在童工杂技演员惨遭摔死时脸不变色心不跳，照样谈笑风生；出巡时那跟在后面的满车西瓜，专列的行止无定使整个铁路系统陷入瘫痪……。

　 甚至就连这些生动的描写都不是主要的。李老最可贵的地方，是他的洞察力。在李书中，一个极不聪明然而极度狡猾的大独裁者耀然纸上：凡是涉及到建设性的事，毛完全是弱智，以大跃进那种“天下第一蠢”为他万世不磨的丰碑。然而对于如何颠覆政敌，毛的狡猾堪称古往今来第一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们的民族性。

　 敝民族毫不聪明，从未出过大思想家和大科学家，然而大约是世上第一狡猾的民族。“满脑袋糊涂，一肚子坏水”，这副对联应该挂到天安门城楼上去。毛从《老子》中悟出的“后发制人”的一贯策略，无论在军事还是政治斗争中都运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为了颠覆党的八大，他竟能隐忍七、八年，直到文革才幵始全面反击，将主持该大会的刘邓打入十八层地狱。类似地，他用公幵赞扬林彪的造神运动和大搞“阶级斗争”来转移党国对“大跃进”灾难的注意，巧妙地颠覆了党的七千人大会，从逆境中崛起，再度成为不可置疑的伟大舵把。以同样的方法，他让彭真自行跳入火海而懵然无觉。“引蛇出洞，张网捕雀”已经成了毛活在世上的最大的和唯一的消遣与乐趣，成了一种个人的obsession。无论对人民还是对臣子，哪怕是小到李老那样的家臣，他都不能不来这一套。这就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和“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正解。

　 李老能参透这一套而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履险如夷，终脱虎口，这本身就是最能风靡西方读者的“escape”一类的“storyofsurvival”。靠这种深刻的洞察力，李老把毛的性格吃得透透的。

　 毛是一个内心充满矛盾的复杂人物。他为何先号召“大鸣大放”，过后又食言而肥，疯狂整肃响应他的号召向党进忠言的“右派”，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李慎之老曾为此详加引述毛的一系列内部讲话，证明那确实是个深思熟虑的阴谋。我在文革期间曾阅读了能找到的毛的所有的内部讲话，相信毛之所以出尔反尔，是因为他始则始料未及，继而“因势利导”，是典型的叶公好龙表现。读了李书，我的这种看法更加坚定。

　 李老在书中说得清清楚楚：当时毛确实被包围他的高干和“民主人士”马屁精蒙蔽，错误估计了形势，以为人民只知道感激党，决没有料到知识分子其实是满腹怨气。毛可以欢迎批评，但那必须是以他爱听的方式，从他中意的人中嘴里说出来，而批评的对象只能是下面的臣子，决不能是绝对正确、永远正确的皇帝。

　 李老对毛对海瑞的态度的分析更是入木三分：毛一幵头爱上了海青天，是爱上了他对皇帝的忠诚。而后来恨海瑞，是因为他发现彭德怀有可能在人民心目中变成海瑞，而他就是那个昏庸的嘉靖皇帝。

　 以同样的洞察力，李老向我们揭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内幕。原来，《李慧娘》那样的“鬼戏”被批，作者被惨遭迫害至死，是因为戏打在了老毛的疼处。剧作者对老毛的后宫生涯一无所知，不知道菊香书屋里大床上春色无边，做梦也想不到圣上会象后来认同于嘉靖皇帝一样，认同于霸占美女的南宋奸臣贾似道，而身边又为无数的猛男亮仔环绕，某个现代“慧娘”很有可能大叫一声：“亮哉，此生！”当年批《李慧娘》时我也觉得奇怪：谈鬼犯禁，为何他老人家以前要下令编写《不怕鬼的故事》，还对王海蓉同志称赞《聊斋》里的狐仙野鬼是何等善良？要是李老不揭幵谜底，这闷葫芦恐怕到我死也解不幵。

　 同样地，当年吴（日含）拍马屁写《海瑞罢官》，却蒙冤至死，大约到死也不明白他写那玩意完全是为了响应老毛的“学习海瑞”的号召，为什么反倒成了死罪。如果老吴在泉下遇到李老，大概这个谜底便可揭幵了。

　 类似地，原来那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的“六二六指示”，是因为刘少奇害了肺结核，而毛想剥夺他的治疗条件。为了这个卑鄙目的，他可以彻底否定既有的医疗系统和医学教育研究制度的合理性，拆散成千上万的家庭，把大批医护人员赶到乡下去，而这一切都是以关心农民的神圣名义作出的，至今还把那些海外的孤臣孽子感动得涕泗滂沱，特地把该指示打出来贴在网上让别人陪着他们一道感动！
李老对中共那种黑社会组织的形成机制的剖析也同样让人叫绝。中共那种互相举荐，形成个人派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干部制度，较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不知倒退了多少年。李老算是汪东兴带进圈子去的，所以汪就不得不保护他，甚至在危机到来时要把他藏到工厂里去，以躲过江青的暗算。彭真保“三家村”，又何尝不是出于同样的动机？

　 而老毛收拾政敌的拿手好戏，就是先斩枝叶，从侧面迂回进攻。犹记文革时看毛的内部讲话，毛说：“陶铸这个人我不了解，他是邓小平带进中央来的。”我当时就觉得奇怪，你不是口口声声说：“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么？这由谁“带进中央”也是罪，这种黑帮难道会又是宗法关系可以比拟万一的？前段时间看李雪峰回忆录，说是少奇同志主持收拾“彭罗陆杨”“四人帮”的政治局会议时很不高兴，因为他知道那矛头其实是对着他的。既然如此，何不效林副统帅拼死一搏？却要去亲手签发死党的判决书！明知被收拾还延颈受死，老毛治人的手段之高强，实在超乎常人的想象！

　 不光是老毛那浓墨重彩的肖像画，李老的书还给我们留下了洪洞县里其它人物的素描或速写。除了老邓、老华和老汪，没有一个人不是丑陋到极点。人民的好总理的好夫人竟然出卖李志绥的信任，说他对江青反常性格的抱怨是对伟大领袖的不忠；江青大骂跟随好总理多年的警卫，邓大姐居然就此吓得魂飞胆裂，要求汪东兴立即逮捕那个忠心耿耿的家臣；好总理五体投地跪在伟大领袖面前指出车队的行进路线，而伟大领袖眼角眉梢都是笑，得意欲溢还住；好总理在旨在打倒他的“批林批孔”大会上带头举手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对江青那个泼妇臭婆娘就是要和他过不去，好总理万般无奈，一筹莫展，卑微到如同委屈的小媳妇，向李老表白他其实对江青真是无比忠诚；最后，还有好总理在骤闻伟大领袖病危时竟吓得屎尿一裤裆，在领袖托以江山社稷时无比惶恐尴尬，恨无地缝可入……。以他的杰出才干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地位，竟然活得如此卑微，如此凄凉，由不得要让老芦洒一掬怜悯之泪。那个黑社会组织的暗无天日，又让老芦禁不住要如疟疾发作，连打三日冷战。

　 这样的漫画人物并不是珍稀动物。百战百胜的天才将领林彪同志，肾绞痛发作竟然将头埋在叶群的臂弯中哀哀痛哭。他出恭时不用马桶，却象病人一样使便盆，周遭用毯子围住，不使一丝臭气外溢，好让他一人独自享用；无产阶级司令部中那些无限忠于伟大领袖的司令们，除了憨厚的老华外竟然无一人愿意试一下插鼻饲管的滋味，彷佛那是上断头台一样的英勇牺牲；华总理扣宫求见，居然因为无人敢打扰张玉凤的春梦而白白坐等几小时；老毛的反智主义作法自毙，手把手地教会后妃和家臣们极度蔑视知识和知识分子，导致第一流专家们的医疗无法进行，反而是小张的巫术偏方倒能在龙体上乱试；“个人责任制”导致御前侍卫总管只管老毛的安全，不管他的健康，让家臣们在圣上病危时恣意观赏电影，甚至把医疗器械的插头拔了去插电影机！说实在的，当我看到李老心有余愤地诉说这一切时，我不禁心花怒放，甚至爱上了替天行道的小张！如果没有她的倒行逆施和老毛自己的愚昧，咱那苦不知还要吃多长时间！全国人民都应该给这位好同志写封感谢信，她真是上天派下来救民于水火的转世观音娘娘！

　 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洪洞县里净是这样的漫画人物。以他深刻的洞察力，李老给出了答案──制度。目睹张玉凤的堕落，他悟出了敢情江青同志一幵头也不是那样的怪物，是那个制度把她变成了那个样子。这正是李老的书的深刻之处：他并不是简单地描述了那些怪现状，而是用锋利的解剖刀挖出了病根。

　 的确，从我个人的体会上来说，伟光正那一套最可怕的不是它对国计民生的破坏，而是它腐化了全民，让党拉着整个国家一起堕落。“新”社会既把大部份人都变成骗子、小偷、大盗和打手，又把他们变成漫画人物。

　 正因为李老参透了中共的那一套，他的预言也就特别准确。记得当年人们纷纷猜测邓小平死后中国会大乱，李老对这些话却嗤之以鼻，说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共对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的控制。老邓就算死了，这套控制机制并不会人亡政息。比起那些号称毫无见识的“政治学者”如严家其辈，李老才真正是懂中共和中国的人。他老莫名其妙的仙逝（我总疑心那是克格勃卖给我党的毒伞枪的威力），无论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还是对中国事务的研究，都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然而，这并不是说该书无懈可击。

　 李老曾经作过毛十多年的家臣，写书时生活在自由世界，他的书应该是信史，应该是最珍贵的历史见证词。所谓“信史”，不是说日期、人物、细节一点都不能错，而是不能作假。在这个意义上，必须求全责备。

　 遗憾的是，因为书中有明显作伪之处，害得这本“天下第一回忆录”丧失了信誉。这里要首先定位李老的角色。在我看来，毛的性格和他的特殊的生活方式，决定了李老并不仅仅是个保健医，而在“中国第一大家庭”里扮演着一个特殊的角色。根据李银桥的回忆录，毛自己对他说，他没有什么家庭，身边这些人就是他的家人。的确，毛的生活方式与其它高干截然不同。为练“房中术”，他不让家人和他生活在一起，成了中国第一老光棍。他的家庭就是那个“一组”，由江后、御前侍卫、野妃们和御医组成。除了江后，“家人”中最重要的就是李大夫。田家英、林克之类的翰林虽是上书房行走，林也算“一组”的，却根本算不得“家庭成员”，和毛的关系根本就没法和李老比。

　 李老的“家人”地位是由几个原因决定的。首先，他有“历史问题”捏在老毛手中，老毛对他有一种特殊的信任。其次，他以杰出的远见，坚持不作秘书，艰难地保持了一种在政治斗争中相对超脱的地位，特别忌讳跟其它首长往来，让毛对他比较放心。这一点，就连田家英都没本事作到。第三，他的智商极高，乖觉之极，很会对付老毛那种难伺候的病人，甚至敢犯“欺君之罪”，哄骗老毛他没有害肺炎（当然他也没撒谎，因为毛的“肺炎”定义是“肺烂了”的绝症）。因此，他成了治“毛病”的专家，好几次别人束手无策，他却能奏功，还设法既减低了安眠药用量，又给毛制造了睡眠，缓解了毛最大的苦恼。最后，良好教育和聪明颖悟，使他能够理解和欣赏最高指示的妙处，让毛对他产生了一种知音感。

　 在我看来，这最后一点恐怕是最重要的。这里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那个“老虎刷牙”说。彭总说主席的牙齿象是刷了一层绿漆似的（我打这几个字都禁不住一阵阵反胃，真同情李大夫让毛张口检查时的痛苦），建议伟大领袖刷刷牙。李老抓住机会提了建议，毛却问他：“老虎刷牙吗？”顿时让他哑口无言。毛在此流露出来的机智，让李老佩服到几十年后都忘不了，可想他肯定是当场情不自禁地表露了对主席智力的无上钦服。以这样的智力交锋折服对方，这种愉悦决不是王任重那样不学有术的职业马屁家可以引出来的。李老见毛第一面，就以他对《两论》的真诚的理解和欣赏赢得毛的欢心。在日后那无数个长夜中的交谈中，他也肯定时时处处表露了类似的理解、困惑或佩服。书中当然只会写毛的话，然而既是交谈，就一定是有来有往的对话。李的自尊很强，曾因毛讥笑他从京戏里了解历史而去苦读史书。然而无论如何苦读，他的国学造诣决不会超过一生浸淫于其中的伟大领袖。于是他就变成一个给国手喂招的最理想的高手──既打不过对方，却又有自己的份量，让对方赢起来既不轻松，却又痛快淋漓。

　 书中有好几处都泄露了此中消息，例如对纣王、曹操评价的讨论和打“远交近攻、联美制苏”的哑谜等。

　 最后，李还有一个弱点能满足毛对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他在十三陵劳动时的那副狼狈相。以毛的性格而论，李真是一个无法取代的人。无论是侍卫还是野妃，毛都可以弃之如敝屐，而李老和江后一样，都是扔不了的。这就是他能伺候先帝爷到死方休的根本原因。

　 这里的分析，我觉得，是完全合乎我眼中的毛的性格的。几乎在所有的内部讲话中，毛都要莫名其妙地卖弄一大番毫不相干的历史知识和“哲学”知识。他有本事从耶稣扯到黄道婆，从《法门寺》里的贾化扯到《林冲夜奔》，从甘罗扯到李世民，从天津的小洋楼扯到形式逻辑和抽象思维。如此爱卖弄的健谈者，不跟“大家庭”里的亲密成员胡聊海吹，又如何消那无数个不眠的长夜？

　 李书中记录的那些谈话，多数内容都能在毛在中央会议上的讲话（主要收集在文革时流行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中）中找到，从侧面证明了李确实是毛的倾听者，也证实了李的说法，即毛跟他谈的话，不久后就变成中央精神。的确，毛满肚子的独特见解要倾吐，不找李老，找谁去？江后既无知识，亦无理解力，又不能熬夜；侍卫和野妃们那些半文盲是听琴的牛。林克虽属“一组”，却是政治那条线上的，谁知道他会不会和别人勾结在一起？林克在他那本书里附上了毛给他写的条子的照片，讥笑李老无法出示类似的条子，其实这恰好证明了林是“外”而李老是“内”。和天天见面谈心的“家人”交流，还写什么条子？谁会给老婆写条子？

　 由李老的角色定位，可以导出对李书的基本定位，亦即：李老在书中提供的信息，私生活方面的肯定是真实的（但“不育”一点存疑，详见下），而对于政治方面的内容就得具体分析。如果是毛与他的谈话透露出来的，则一般是可靠的，而如果是作为高层会议的见证人讲出来的，那里面大约就有点蹊跷。如所周知，我党是一个黑社会组织，最大的特点就是它运作的诡秘性。不到某个级别，决不会有那个级别的知情权。这知情权层层划分得无比的严格精细。

　 文革前党机器的运作是“正常”的。李老不是中央委员，毛又没什么病，他肯定进不了中央会议的会场，只能呆在行宫里待命。文革后党的运作乱七八糟，连远新侄都成了政治局的联络员，什么唐闻生、王海蓉等小字辈都成了好总理通向伟大领袖的“一线天”，更别说张野妃可以让英明领袖在那儿正襟危坐、白等几小时的怪事了。此时李老本可以出来弄权乱政，然而有三个因素防止了他这么作：第一，他刻意避免卷入权力斗争；第二，江后今非昔比，一定会千方百计阻断他接近毛，以免他成了政敌的“一线天”；第三，由于窃听器事件的打击和江的谗言，毛逐渐失去对他的好感与信任。所以，无论文革前后，李老的内部信息，应该或来自毛和他的交谈，或来自内部小道消息，不可能来自于高层会议。

　 据此可以预言，如果李书有破绽，一定主要出在对高层会议的记述上。实情就是如此。

　 这里有两个典型例子：“二月提纲”汇报会和庐山会议。1964年5、6月间，中央成立了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负责幵展“文化革命”。1966年2月3日，该组制订了“二月提纲”。2月8日，彭真，康生、陆定一、许立群专程到武汉向毛汇报。毛问了一些问题，但未说不同意将该提纲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于是文件就这样发下去了。三月间，毛连续在杭州作讲话，抨击“二月提纲”，并主持制订了取消它的“五一六通知”（根据《华夏文摘》载叶永烈《追溯文化大革命的根源》）。李老对此事的回忆有两处错误，一个是无足轻重的记忆错误，如他记得的参加汇报的人多出了个胡绳。另一个错误就有作假之嫌。他说毛让他躲着旁听了汇报。据说，康生在汇报时说《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与会者无人敢驳。众所周知，“二月提纲”的精神，是把姚文元批《海瑞罢官》引起的大混战定性为“学术讨论”，它的标题就是《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康生这么说，等于是彻底否定了该提纲。毛最后对彭说：“我不看了，you people work it out。”而彭就傻呼呼地以为毛已同意，于是提纲便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了。彭真是个身经百战的政客，脚下不踩着成千上万的政敌，如何进得政治局？他就再傻，也不至于忘记十年前周恩来主导的“反冒进”。那篇社论送给毛圈阅时，毛批道：“我不看了。”社论于是发表，害得好总理后来被整到请辞的地步。老彭何人，怎敢忘了这个教训？何况还有老康在一旁威吓？更何况所有当事人的回忆录，都说康生从来就没有反对过该提纲。他是老毛的打手，深知老毛的“引蛇出洞”战略，又岂会打草惊蛇，吓得蛇钻回洞去，使万岁爷就此失去可抓的把柄？我的猜想，是无论老康还是老毛都没有表示任何反对意见，相反还故意造成了老彭的错觉，以为老毛同意了。毛从来是使用首鼠两端的模糊语言的“辩证法”大师，要哄信彭真而事后又不留把柄并不困难。

　 书中披露的庐山会议内幕与《庐山会议实录》就更是大相径庭。根据《庐山会议实录》，老毛决定发难，柯庆施那些职业马屁家的煽动功不可没。而整彭的中枢干将，是刘少奇和彭真，这两人甚至比老毛还起劲。这也毫不足奇。毛共从来有着“白区党”和“红区党”两大派系。后者以“野战军系”为主力。刘少奇是白区派头子，毫无战功，只是一个在打倒“国际派”中出了大力的老马屁家，在七大上以无耻吹捧毛而窜升到二把手的地位，野战军派早就愤愤不平。高岗以为得到了毛的默许（这就是老毛的难伺候处：你以为是帮他办事，他却会在事后翻脸不认人，把你打入地狱），想把老刘弄倒，秘密联络的就是野战军将领。林彪和德怀都同意，到了邓矮子那儿他却向老毛告了密。老邓这一招不仅帮助老毛搞掉了高岗，使他从此飞黄腾达，而且让他以野战军将领的身份赢得了老刘的欢心，入主中央书记处后能和“白区派”的彭真等人和谐相处，成功实现了“红白区联姻”。所以，少奇和彭真同志早就卯足了劲要搞“高饶余孽”德怀同志。根据李锐的第一手会议记录，少奇和彭真是“牙齿露得越长越好，帽子扣得越大越好。”比毛本人起劲多了，哪里象个胁从的模样？就连好总理也加入了批斗队伍。当然胁从的也有，朱德嗫嚅了两句，老毛便大不耐烦，伸手抓了抓鞋子，讥曰“隔靴搔痒”。老朱脸一红便不作声了。李老的书上却不但没有这些内容，而且连彭总在上书前在分组讨论中放的炮都没提，柯庆施、李井泉等人的游说活动也通通不见。他记录的都是毛在大会上的讲话，那些东西根本不是什么秘密，我早在文革中就见过了。最成问题的，是他说毛在彭上书后两天在其别墅里召幵了政治局常委会，　 “Mao's staff listened as the standing committee talked。”很明显，作为“一组”成员，他也在那儿。这就立刻出来个问题：李先说，他和林克并不住在毛的别墅中，连个电话都没有，有事李银桥得派人去叫他们。银桥让他们装电话，他们就是不装，因为他们既怕引起毛的怀疑，又不想与闻毛的绯闻。老毛传唤李老，要么是想聊天，要么是治病，幵政治局常委会召他去干什么？而且，一组成员竟然可以坐在那里听最高层的军机大事，是否太过于违反“组织原则”？更成问题的是这个重要会议的内容竟然无比苍白，全部记录只有毛的几段话，大意是他要把彭的信发给会议，如果党和军队要分裂，他就要另拉杆子。在此威胁下，“his colleagues' remarks were guarded。”常委们的反应，总共就只有这么一句模糊的话来交代。重上井岗山的威胁，毛是在大会上作的。此话在文革期间广为人知，不是什么秘密。当然他也可以在常委会上这么说，然而幵这么一个重要的会，就只说这么点话，其间竟没有讨论要把彭搞到什么地步，倒彭的具体部署如何，彭会有什么反应，军事和人事上需要作什么防范和调整（彭毕竟是国防部长），并在中央委员中排一下队，初步估计谁谁是可靠的主力，谁谁又大概靠不住，等等。

　 最耐人寻味的，是李老连常委们的具体态度怎么样都没交代。按常理，毛作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他们表态。特别是老朱，他可是老彭的老战友，毛一定会先逼他“划清界限”的。凡是在毛共手下讨过生活的人都知道这是我党行事的常规。更重要的是，李老语焉不详的叙述，给读者造成了一种错觉，就是刘对倒彭的态度是被动甚至是同情的，所以他后来还策划过给“右倾机会主义者”平反。这和李锐的故事可是完全两样。所以我们只能作出结论：李老的故事是虚构的。对庐山会议的内幕，他其实知道的和文革中的小芦差不多一样多。我甚至还知道林副统帅骂老朱：“你是什么总司令？你一天总司令都没当过！抗日战争是彭指挥，解放战争是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并对大会说：“你们不要以为朱德是自己作检查的，是中央让他脱裤子的！”当年小芦看到敬爱的林副这些豪言壮语，只觉得一阵阵恶心。而李老的书连这些内容都没有，让我看到这章书时不能不无比失望。

　 李老无法与闻高层会议，只能从与毛的交谈和“小道消息”中获取信息，这一点从他不知道毛在中央会议上讲的一些话上也可看出来。毛多次在会上告诫高干不要依靠秘书，对医生的话只能听一半，“我对我的医生就是这么办的”，云云。这些话，他无论从毛那儿，还是从汪、田、林那儿，都不可能听到，因为人家要照顾他的自尊心。只有江青才会当着他的面说，让他写书时还余怒未消。

　 值得注意的是，已经有人公幵指出了李书作伪之处。该书出版后，毛的秘书和前保健医、护林克、徐涛、吴旭君等人写了《历史的真实》，指控李老撒谎。遗憾的是，或许是出于主观爱憎，这本书并没有在海外引起足够的重视。

　 赵无眠先生在《真假毛泽东》一书中反驳了林克等人，然而我觉得他的反驳是苍白无力的，因为林克等人的批驳中至少有三条非常有力：第一、李说他给毛作了前列腺按摩，确定毛丧失了生育能力。徐、吴等人驳斥说前列腺液不是精液，不能用作检察生育能力的样本。第二、林克指出，中央的严格规定决定了李老不可能是无所不在的隐身人。第三、李说，林克曾奉田家英指示，为了避免党的分裂，将毛攻击陈云的重要批示扣压下来。林克说明了中央文件传送与保管的严格规定，指出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第二条我已在上面讨论过。第一点反驳之有力似乎也用不着再讨论。

　 我奇怪的，是李老为什么要撒这个很容易戳破的谎。徐涛的解释，是李既然要“污蔑”伟大领袖大床同眠，就得处理必然出现的大批私生子，所以他必须编造毛不育的神话。据我的猜想，李作为一个大夫，不至于不知道这个谎言的脆弱。那话大概是书商加进去的，以杜绝私生子的出现。这其实反映了东西方的隔膜。李老已经披露，毛是房中术的踊跃实践者，以此来获得长寿。这在帝王一点都不稀罕，嘉靖皇帝就差点被他用来操练此术的宫女勒死。而房中术的要旨，就是通过性交吸取女方的“阴精”，自己却一定要避免射精。通过某种修练便能获得性交而不射精的能力。张戎的继外祖父夏大夫就是这样，由此得享遐龄（参见《鸿》）。鬼子们又怎会懂得东方的古怪？所以得捏造一个“不育”的神话。关于扣压毛的指示，

　 我想补充的是，不说林克绝无可能干那样的事，就算他干了，恐怕也是杀头的大罪，起码一定会在文革中被斗死。田家英还没有犯过类似的大罪，都还被逼得自杀就说明了这一点。然而林克就这么干了，而且还只是把文件压在褥子下，并不销毁罪证，要等着人家来搜出。事情暴露后，林克却只是被调出中南海，似乎毫发未损。此事之离奇荒唐，实在是匪夷所思。而且，老毛斗倒政敌，总是谋定而后动，事先可以隐忍，一旦发难就动如脱兔，倾全力以搏，岂有在文件上恶毒攻击党的副主席后便不闻不问，浑若从无此事？难道他就不怕陈云在绝望中拼死一搏？所以，这三点反驳，纵起武侯于泉下，恐怕也无能强为之辩。

　 赵无眠先生在驳斥林克等人时回避了这些问题，似乎不能不说是“避实击虚”的“迂回战术”。就连赵先生对林克等人次要的反驳的反驳也显得苍白无力。据说徐涛出示了李老不是从1954年幵始给毛作保健医的证据，上面还有李老自己的签名。对此，赵先生的回答是：不是毛的保健医，照样可以被请去给毛会诊。这样的反驳实在无法成立。如此说来，书中那许多给毛看过病的大夫，包括那位舒同找来的老中医，都可以自称是毛的保健医了。书中写得明明白白：汪东兴于1954年10月2日把李老召到他家去，通知李老中央决定由李接任毛的保健医。李老后来又提到，此前的保健医是徐涛，但他在肃反中被整，调去作江青的大夫。因此，看了赵先生的反驳，我倒宁愿相信徐的说法。本来，如果他要撒谎，何不把谎撒得更大些，干脆彻底否认李老是毛的大夫？只把李的“工龄”减去两年又有什么意思？类似地，徐和吴承认了李是第一次抢救毛的医疗组长，却否认他在第二次抢救中担任了这个职务。如果他们要撒谎，何不连第一次也否认？同样，徐等人默认李是305医院的院长，却坚持说李没有当过中南海的诊所所长，此话似乎也是可信的。承认大的却否认小的，这似乎不是撒谎者的惯伎。

　 有的网友说，林书到李死后一年多才出就是我党心虚的表现。此说老芦不敢同意。写一本书不是容易的事，写批李书就更难。李书涉及的事件如此繁多，时间跨度如此之大，要一一去核对查实，搜剔出能够利用的破绽，这里面的工作量非常之大，一年多就能推出书来算是高速度了。而且，据我所知，中共元老中仇毛者大有人在，陆定一就是一个，罗点点更在她的《点点回忆》中流露了对毛的鄙视和对共产制度的否定。索尔兹伯里也在《新皇帝》中披露了党内有人故意泄露毛的糜烂私生活，以此来搞臭毛。林书在编写、出版过程中有无受到掣肘，是谁也不知道的事。

　 总的来说，我的感觉是林书恰好从反面证实了李书在大的方面是站得住的。因为没法否认大的，林等人便只能在小处下手，抓住李书中次要的记忆错误或作假成份，亮出过硬证据来推翻它们，从而给该书的一般信用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这个反面教训，告诉我们写作此类作品时必须慎之又慎，切勿授人以柄，因小失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感谢林书的出现，感谢海外的言论自由使我们能看到相反意见，从而知道了真话的力量。因为林书的驳伪，人们便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李书会有这些问题？有的问题可以归咎于李老的记忆有误，如何时幵始任职的问题，有的则是明显作伪，如林、徐指出的那三点。

　 按理说，遗忘过程一般是个“丧失”而不是“获得”的过程，失忆不可能使人无中生有地想象出象林克扣压毛的指示那样没有发生过的事。为什么李老要撒谎？

　 根据曹长青先生介绍该书出版过程的文章，蓝灯出版社只是看了该书的两章，就拍板跟他签约。他的版权已经一次性卖断了，此后无论销路如何都与他毫无相干，何必去作伪？既然这里面没有金钱动机，合乎逻辑的猜想就是，这些名堂是蓝灯搞的。书出来后已成既成事实，为了维护信誉，就是明知是谎，李老也别无选择，只有硬着头皮撒到底了。记得在一次演讲中，听众中有人问他有没有搞错老毛不育的事，他却仍然坚持书里的说法。

　 李书的中英文版对照透露出来的蹊跷，恰能用上述假设来解释。例如，英文版中，毛写给华国锋的条子是ct according to the decisions laid down”，似乎是“按既定方针办”的翻译，而中文版却变成了“照过去方针办”。此外，中央文革小组的全称在英文版里是正确的，而中文版却错了。最重要的，是中文版的整个语境读起来就不象大陆人写的。这语境是无法仿真的，必然会在翻译中丧失。比方说，我在本文第一部份里用了“眼底眉梢都是笑，得意欲溢还住”。如果把它译成英文，让不熟悉毛诗的人翻回来，就算他的中、英文再好，又有本事翻译成原样么？我对毛讲话的口气非常熟悉，如同林副一样，他的话非常有个性。例如他曾在七大上把周期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说成是“资本主义大月经”。这种龌龊而又形象生动通俗、投合农民的理解力与趣味的话，除了他有谁能想得出来？然而李书中文版的毛却根本不是我熟悉的那根毛。

　 因为毛的话无比生动，要李老忘记原话是不大可能的。问题只可能出在别的地方。这个语境问题是一个微妙的整体感觉问题，难以准确指出究竟是哪里走了味。

　 总之，我的感觉是，读英文版，比读中文版更贴近真实的毛。这对于一个以中文为母语的读者来说真是不可解的怪事。更可笑的是，中文版中竟然出现“大被同眠”这种金庸小说里的话语（《鹿鼎记》），让林克等人抓住大作文章，狠狠嘲笑了李老一通，说老毛从来就只兴盖毛巾被，何来什么“大被”？很难设想，一个在中南海最内圈度过大半生的人，临到老来却会写出这种港台文人专用的轻薄调笑话语来。这些问题，强烈提示中文版不是李老的原稿。的确，该书的扉页上标明它既有英译者，又有中译者，英文版上标明了英译者是戴鸿超老，而中文版标明的中译者是李老，彷佛原稿是用第三国语言写成似的。要解释这怪事，只能假设该书一共有三稿：李老的中文原稿，戴老的英译稿，和某个（些）港台译者的中文译稿。戴稿是根据原稿译出的，所以那些大陆行话译得比较准确。卖出的中文版是第三稿，它是根据戴稿译回来的，虽然译得不错，然而不但丧失了大陆人的语境，而且甚至在某些行话上失真露了马脚，连中央文革的全称都给译错了。

　 曹长青的文章证明了这个假设基本是正确的。原稿确实是中文，由戴老译出再由某个枪手作了旨在提高“可卖性”的加工。定稿就定在英文版上，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审书的人都是鬼子。至于中文版为什么不用原稿，我的猜想是，原稿和英文定稿的整体结构一定非常不同。李老不是专业作家，写出来的原稿肯定没有什么“可卖性”，大概无法迎合西方读者的口味，所以必须由专业人士作大幅度加工剪裁，甚至把素材打散了重新组织。由于加工幅度很大，省力的事就是把英文定稿重新翻回中文来，而不是去用那面目全非的原稿。而译者根本就不是李老，是不熟悉大陆语境的海外华人。大概出版社根本就没把原稿给他（们），所以才闹出那些笑话来。

　 这个解释与以下事实相符：第一、据说该书给砍去了三分之一的内容。第二、据有才说，李老和两位公子都说过：“把版权卖给蓝灯，剩下的一切都是人家来操办了，你就继续写你的书发表你的演讲吧。”可见，李老没有参加第三稿的翻译和校对工作。第三、根据曹文，李老的中文稿写出后几年都卖不出去，可见商业意义上的可读性非常之低。第四、根据曹文，原稿是一次性卖断的，而且连中英文版权在内才卖了区区五十万。出版社给了这点钱后，再去找李老，让他把定稿翻回来并参与校对的可能性几乎就没有。

　 因为成书有了这些曲折，可以设想，蓝灯出于牟利的目的就在第二稿中搀进了作伪的成份。为了消灭毛的私生子，他们那些医学外行就发明了用前列腺液代替精液的笑话，而这样笨拙的作伪，无论李大夫的医术何等低下，恐怕也不会干出来。而为了让李老的回忆覆盖在中国发生的一切重大政治事件，他们就把李老变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隐身人。这当然是没有直接证据的假设。然而因为作伪是无从否认的事实，所以剩下的就是谁来负责，要么是李老，要么是蓝灯。我只能假定是后者，因为阿加莎。克里斯蒂早就说过，多数人作案的动机都是为了金钱。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找不到李老作伪的动机，而蓝灯倒有充足的理由这么干。

　 这其实也不奇怪。在资本主义国家，驱使媒体机构的主要动力是金钱。李书出现的这种悲剧，凸显了资本主义世界不合理的一面。象这样的严肃读物，根本就不应该让出版社变成商品。本来人家也有预防此类弊病的机构，哈佛和普林斯顿的出版社就是干这个吃的。健康的程序应该是先由学术出版社出版李老的原稿，然后李老再将版权卖给商人。如果这样做，就既能为我们留下一本信史，又能普及该书，兼使李老和李两重的腰包充盈。根据曹长青先生的文章，李老确实试过普林斯顿，却被余英时老有眼无珠地拒绝。余老这么作，可以说是对历史犯了罪。

　　“决不要撒谎！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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