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醉话：“启蒙”与“颜色革命”

(ZT)
　　　　　　　　　　金陵醉话（一）“启蒙”与“颜色革命”

　　　　　　　　　　　　　　　·独善斋主·

　　引子

　　在国内一年有余，没少喝酒。学校里一帮年轻才俊，闲来无事，起了一个社，名曰“三八社”。然而，这个社既与国际妇女节无关，也与港台辱人的俚语扯不上联系。对外宣称，三八者，“三个代表”、“八荣八耻”是也，面子上堂堂皇皇，而内里却有点滑稽。头一次同社员们喝酒，他们给我出了一条谜语：“八荣八耻”，打一成语。我蒙对了，马上荣升为顾问，但尚不是社员。问及入社条件，答曰：三八者，要么带来三斤，要么喝走八两，否则一旁稍着去。妙哉，狂生病酒，正合吾意。一年下来，数次豪饮，佳酿醍醐灌顶，人人醉眼迷离。我的名份也随之高升，从顾问变成社员，又从社员变成北美三八分社社长。在告别宴会上，人手一瓶洋河蓝色经典，由于我年长善饮，被尊为总舵主。

　　当然，ＦＢ这么长时间，酒局多了去了。不仅和三八社的小兄弟们喝，也同别的老少爷们喝。酒干多了，舌头就不听使唤，卷出不少醉话。东倒西歪地回到家，丢三落四地把那些醉话打在笔记本里，不敢上“新浪博客”，那里的网管太阴毒，杀了你，还客客气气地道声对不起。现在酒醒了，重新看一遍，倒也有趣。挑挑拣拣，撰录成文，题为《金陵醉话》。有一点说在头里，文中记载的都是醉话，说醉话，是不用承担责任的，看官权且当做胡说八道。

　　（一）“启蒙”与“颜色革命”

　　同年轻人喝酒论豪气，同老年人喝酒就要对脾气了。脾气对了，酒杯一端，话就投机。这顿酒，是一位年逾七旬的老先生请的，同席的还有两位历史教授。老先生是个文学史家，学问好，性格耿直，敢说敢讲。我年轻时爱好文学，多次登门请教，先生居然不嫌我愚鲁，与我结了忘年交。如今先生古稀，却鹤发童颜，酒过三巡，更觉红光满面。

　　我说：“先生身体如此健康，看来与心态有关。”

　　先生说：“不错，有人说健康之首要乃澹泊宁静，而我却率性而为，读自己想读的书，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想写的文章，要哭则哭，想笑就笑。”

　　好个率性而为，先生垂暮，一番豪言还是像年轻人一样，锐气勃发，掷地有声。我接着问：“先生还在做学问吗？”

　　“当然。带研究生搞一个教育部的课题。”

　　“我看过您写的一本随笔，说当前国内大学看上去风光热闹，而剥去表象，内里却显得精神萎缩，失魂落魄。”

　　先生说：“大学是什么？是踏踏实实做学问的地方。可如今大学里的学者少了一份沉静、多了一份浮躁；少了一份执着，多了一份功利。为职称、为官位、为金钱而做学问，至于对学问本身，则已失去了兴趣。正因为大学失魂，那些欺世盗名、剽窃抄袭之怪象才会层出不穷。说什么教育商业化、产业化，荒谬之极！教授变成了老板，学生变成了打工仔，博士成‘窄士’，学者成‘剽客’。更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的某个校领导居然公然声称，要像清华学习，多培养一些党委书记。哪里还像个大学？不如叫作党校罢了。”

　　看到先生有些激动，我赶忙举起酒杯，转移话题：“您说正在搞一个教育部的课题，是个什么样的题目？”

　　先生微微一笑：“启蒙！”

　　一位研究近代史的教授说：“启蒙？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到现在，七十多年过去了，还需要搞一次新的启蒙吗？”

　　“绝对需要！”先生肯定地回答：“三四十年代的启蒙运动，其批判矛头指向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提出了‘尊重个人’、‘人的价值’以及‘个人主义’等问题。可惜，这个启蒙运动的圈子太小了，并没有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后来，我们的党文化把那一点点启蒙又拉回到原点。就个人主义来说，在这个问题上，政治家和思想家历来是矛盾的。毛泽东认为，个人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万恶之源。而胡适认为，不承认个人主义的社会不是一个好的社会。共产党在夺取政权时，也进行过启蒙。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当年共产党要农民当兵，采用的是带有迷惑成分的启蒙手段，如‘你为什么受苦，是因为财主们霸占了你的土地，剥削你，压迫你。参加了我们，打土豪、分田地，推翻三座大山，你们就可以过上好日子，当家做主人了。’这种带有功利色彩的启蒙往往奏效，但不是科学启蒙，因为共产党并没有讲明白人民的权利和地位。于是，解放后，农民们唱响了《东方红》，共产党因势利导，对农民们进行了‘反启蒙’，大救星、万岁那一套封建的东西把人们又拉回到启蒙的原点。再如，看看如今的报纸，那些人民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第一句话往往是感谢党的培养、领导的信任，他才有如此的殊荣。就连人民代表都如此愚昧，要知道，他应该代表人民去监督政府，这是责任，是神圣的权力，而不是党和政府赐给他的殊荣。因此，要想让中国的老百姓摆脱蒙昧沉迷的状态，成为健康自由的现代人，眼下的中国确实需要一场新的启蒙运动。否则的话，人们依旧生活在混沌之中，缺乏个人意识，没有独立思想。一旦风吹草动，又会成为被政客们利用、驱使的对象。”

　　我为先生的坦言所折服，但心里有些疑惑：“先生，您选择这样的课题，教育部能通过？”

　　先生笑了：“当年申报时，就怕拿不到项目，只好避重就轻，用一些模棱两可的术语绕过了官员们的审查，但如今不知道如何交差。不久前，教育部一个司长来开会，问‘启蒙’如何定义。我告诉他，几十年来，教育的失败就是‘蒙’尚未‘启’，这就是制约现代化的关键。然后，我把刚才的那段话说给他听，那位司长听到这种解释，大惊失措，说这种结论可不行，教育部的鉴定会肯定不敢通过。”

　　哈哈哈，一桌人都笑了起来，在中国做学问，还真得学会一点幽默。

　　“干杯、干杯。”

　　笑声中，另一位研究文革史的教授说：“刚才先生提到党文化，说党文化把原来的一点启蒙拉回到原点，这一点我非常赞成。照我看，党文化在中国取得过两次胜利，第一次是反右，其结果是‘民主党派’变成了孙子。第二次是六四，其结果是‘知识分子’变成了孙子。哈哈，当然了，先生不一样，您是个另类。”

　　先生苦笑：“这似乎也不能全怪党文化，中国知识分子自古就有当花瓶的传统，而花瓶存在的理由就是靠主子的赏识。以被赏识为荣的‘花瓶情结’实为奴性的变种。当然，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是不会去做花瓶的。就我个人来说，早年也曾迷信过、盲从过、被组织赏识过，也曾干过不少蠢事，半生在奴性中度过。我充其量属于半知识分子，或是一个准知识分子。我所担忧的是，在一个社会中，当知识分子都忙着骗饭吃而不再去思考整个社会文化的命运，没有人对既定的‘文化秩序’进行超越性的批判，即便经济搞上去了，这个社会也还是一个没有脑袋的巨人。”

　　厉害，先生思维敏捷，逻辑清晰，洞悉世事，且敢于在自己身上动刀子。我问：“先生，您说您半生为奴，那么，您什么时候开始反思，认清了这一切？”

　　“应该是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开始对毛怀疑。８９年后，对这个党失去了信任。即便如此，我还是对国家、对人民抱有极大的期望，这也是我倡导启蒙的初衷。我们这个国家，决不能再乱了。我反对任何思潮影响下的暴力革命，赞成颜色革命。共产党也知道，不搞颜色革命，路子就不会长了。”

　　“您觉得颜色革命行得通吗？”

　　“颜色革命会很缓慢，曲折也多一些，有前进，有倒退，不如暴力革命来得痛快。但是，暴力革命的后果大家都清楚，在中国这块国土上，无非又是一次血淋淋的改朝换代。当人民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当老百姓还没有获得独立人格、个人价值、尊重自己、尊重他人的现代意识启蒙和熏陶的时候，步子不能走得太快。”

　　“那到底要等多久呢？”

　　“可能几年，也可能几十年、上百年。我大概是看不到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共产党的颜色已经开始变了。最起码一条，他们已经丢弃了信仰，演变成一个利益集团。他们的底线是保住政权，而其他方面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向资本主义靠拢。像今天这样，我们敢于在饭店里讲这种话，以前能想象吗？”

　　我说：“这应该算是一个进步。但是，我们谈的这些话既上不了报刊、电视，也上不了网。您的启蒙课题做得再好，一般老百姓还是不知道呀。”

　　先生答曰：“我知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入世情怀。王国维云：人生过处尤存悔，知识增时祗益疑。我过七十生日时，朋友赠我一副字，录黄宗羲句：大疑则大悟，小疑则小悟，不疑则不悟。悟是一种境界，首先要敢疑，敢于挑战自我，然后才能挑战社会。我没有大悟，甚至算不上小悟，只不过把多年来的思索写出来，传授给我的学生。能留一点东西给后人，责任也就尽到了。中国的事，绝非朝发夕至，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行。”

　　听着先生悲凉而又饱含希望的话语，看着先生苍老而又充满生机的面容，我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于是端起酒杯：“先生，这一杯我敬您，祝您长命百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