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善抑恶

扬善抑恶,把中华民族好的一面发扬光大,揭露批判不利于中华民族发展富强的因素,这才是真正的炎黄子孙情。
个人资料
正文

邓胡赵三头马车时代: 有了权就有一切

(2009-04-21 07:22:34) 下一个
"有了权就有一切 -- 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恍若眼前,刻骨铭心,为了自己,更为着血脉相连的子孙后代,老人们岂肯放掉浴血奋战终生争得的权力?!"

巨人也是人,也是自私的,只有有体制和法律来约束。在历史转折点,领导人是从社会与民族利益考虑,还是从个人和家族私利着眼,这就是政治家历史地位高下的区分。

=================================================

《多维月刊》:高皋和《邓胡赵三头马车时代》

多维社记者万毅忠/“中国在每年春晚都要歌颂历任领导人,但两位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从不在其中。因为有人害怕民众的记忆会动摇统治,想要抹掉他们。”2月下旬,中国学者高皋把《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三头马车时代》书稿交付明镜出版社,在与多维记者交谈时,她没有特别留意到刚刚过去的2月19日是邓小平的忌日。

  高皋在书中指邓、胡、赵三人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新的“三头政治”,她的先生严家祺则把“三头政治”定义为“寡头政治向个人集权转变过程中的一种机制”。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进入这种政治游戏圈的人要么胜出,要么牺牲,在成王败寇的环境中,得胜者随意编写失败者的历史,或者干脆让他们销声匿迹。高皋认为自己的书“闯了中国的禁区,真实记录了胡耀邦和赵紫阳对改革开放的贡献,填补了一段被刻意造成的历史空白”。

  严家祺和高皋夫妇俩在20年的海外流亡生活中,珍藏最多的除了记忆就是书籍,在他们位于纽约布鲁克林的陋室中,书占了半壁江山。原在纽约卡布里尼医疗中心做护士照顾临终病人的高皋,2006年退休后,用这些书中的最新资料改写了她在巴黎的三卷著作《后文革史》,成就了今日的《三头马车时代》。 “三头政治”崩解与“太上皇”   在西方语言中,“三头马车”(Troika)和“三头政治”(Triumvirate)都是历史悠久的字眼,历史上最著名的三头政治,当属古罗马的“前三头”和“后三头”。

  罗马共和国末期的公元前60年,庞培、克拉苏和凯撒结成了“前三头政治”。前53年克拉苏在帕提亚战争中败亡,庞培与凯撒矛盾激化,前48年庞培兵败被杀,前三头政治以凯撒建立独裁统治告终。公元前43年,凯撒派系的屋大维、安东尼和李必达三人结盟,史称“后三头政治”。前36年屋大维剥夺李必达兵权,前30年安东尼被屋大维战败后自杀,后三头政治告终,屋大维成为罗马唯一主宰,建立帝制,罗马帝国确立。

 政治学者严家祺在分析“三头政治”的起因时告诉多维:“在专制政体中,一个人并不能完全控制权力,权力往往由三五人组成的寡头分享,其中一人起主导作用。在一定的情况下,寡头政治会衍变成三头政治。”

严家祺认为“三头政治”有它特殊的土壤,如在合议制的民主幌子下,权力被逐步集中到一人手中。除了古罗马的“前三头”和“后三头”外,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当代历史中,也演绎了“前三头”和“后三头”政治。“理论上,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属于中央政治局集体,这和苏共政治局相当,在大权独揽之前,斯大林早期也搞三头政治,在残酷的斗争中,托洛斯基和布哈林被整死。”严家祺说。

  “在中国,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是‘前三头政治’,文革打倒了刘少奇,周恩来的权力被大大削弱,毛泽东成为独裁者。文革后,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形成了‘后三头’,胡耀邦赵紫阳相继下台,邓小平成为独一无二的主宰。”

  “在邓胡赵三头马车时代,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薄一波、杨尚昆、王震等元老拥有巨大的权力和影响。胡耀邦和赵紫阳下台、江泽民上台,政治老人起了重要作用。”严家祺说。

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当年江泽民被钦点为总书记后,表现得诚惶诚恐和战战兢兢,即使他当时没有想到庞贝和克拉苏、安东尼和李必达,布哈林和托洛斯基,眼前的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命运已经足够令他不安。

  “随着赵紫阳下台,三头马车崩解,邓小平只能自己一人收拾中国政治残局。92年邓小平南巡、誓言继续改革开放,这时邓小平成了中国真正的‘太上皇’。”严家祺告诉多维。

胡耀邦谈邓小平“退休”   

1985年,邓小平决定更坚决地推行退休制度。规定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和省市区的负责干部,到了离退年龄的,除个别因特殊情况由组织决定留任外,都应逐步退下来;这一年,胡耀邦70岁,邓小平年过8旬。胡耀邦以为,邓小平和他一样,会一丝不苟的带头执行党的政策。随后,胡耀邦在接受著名老牌记者陆铿采访,被问及接替军委主席职位时,本能地反应说,“我们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军内的事,历来都有论资排辈的习惯”,想必他也考虑自己以及邓小平的去留问题,但是,他自知自己资历浅,并没有想当军委主席。

  1986年5月,邓小平单独邀约胡耀邦到家里谈十三大人事安排。胡耀邦表示,已年逾七旬,一定退下;邓小平说,“我,陈云、先念都全下,你要下就半下,不再当总书记,再当一届军委主席或国家主席,到时候再说。”胡耀邦信以为真,不疑还有余地留在“到时候再说”中,当即赞同。故而在紧接着的欧洲亲善之旅时,心口如一地在记者会上表示,近几年邓小平想少出点主意,而他和赵紫阳所做的决策相对多了一点;在谈到今后决策继承问题时,又说,自己年龄也不小了,70了,赵紫阳也66了,他与赵紫阳看法相同,从明年之后,也要慢慢退下来。此后,胡耀邦还当面希望邓小平带头退休,以为榜样。赵紫阳和万里表示不赞成邓小平退下来;生怕牵一发而动“全体”的高龄元老则四处活动,坚持“小平同志不能退”。

  率真的胡耀邦顿成孤家寡人,说他想当军委主席的谣言在高层满城风雨。老朽们特别是军头到处放话说,胡耀邦浮燥不稳重,要他来统帅三军,军队不服气,不放心,更有人到邓小平、陈云两个超级大佬那儿告御状,诬陷胡耀邦。

  “有了权就有一切”,“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恍若眼前,刻骨铭心,为了自己,更为着血脉相连的子孙后代,老人们岂肯放掉浴血奋战终生争得的权力?!有了大佬们鼎力拥戴,邓小平在外国记者访谈时春风得意地说:“我提倡废除终身制,而且我提倡建立退休制度。你也知道,我同法拉奇谈话时说干到1985年就行了,现在超过1年了。现在我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退休。我坦率地告诉你,我正在说服人们,我明年十三大时就退下来。但到今天为止,我遇到的都是一片反对声。”

  说话听声,锣鼓听音。憨实的胡耀邦竟听不出邓小平讲话的弦外之音。在其后会见外国记者时,言语之间透露出他与邓小平有关退休的约定,还说,在十三大上,将首先是明确规定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任何人都不能享有终身担任领导职务的权利;其次是明确规定了党和国家实行集体领导的制度,以免过分突出一个人的权力。胡耀邦百分之百相信邓小平“全下”的承诺,所以这话是对自己说的,但心怀叵测的人难免不疑神疑鬼,真是一扣未解又添一扣。

  老百姓对老人恋栈弄权深恶痛绝,期盼尽快完善,真正实施退休制度,并期望德高望重的邓小平起表率作用。10月21日出版的《深圳青年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钱超英的文章《我赞成邓小平退休》,恳请邓小平“结束劳作,休养保健”,以有利于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语意平和,态度恳切,赢得读者一片喝彩,迅即传向全国。在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一次例会开始之前漫无边际的闲聊时,不知谁将《深圳青年报》的事随口说了出来,在座的彭冲、胡启立等人都不以为然,薄一波立马拉下面孔责问胡启立是不是盼老人们都早点死?!胡启立当即诚惶诚恐毕恭毕敬回道,大家都希望老一辈革命家健康长寿。尴尬之际,赵紫阳走进会场。薄一波转而又责问赵紫阳。赵紫阳即刻请办公厅副主任周杰负责调查,算是当面把事情搪塞过去了。人们虽然依旧调侃那些耳不聪、目不明、坐轮椅、带氧气、插管子的老朽“占着茅坑不拉屎”,但是在公众场合都避而不谈退休问题。(《多维月刊》)

===================================================

  “六四”之后,高皋和严家祺一起流亡法国。法国国家科学院给了他们及另外二三十人特别资助,希望他们用这笔研究经费撰写有关中国问题的著作。那时严家祺担任着民阵主席,他和其他刚逃出劫难的人们一样,很难安下心来著述。

高皋的海外流亡生活与写作

没有参加任何组织的高皋发现法国国家科学院有个“中国研究中心”,馆藏资料十分丰富,于是当别人去搞运动的时候,她就天天泡在那里。在国内时,她已经在1986年出版了一本《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那是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时耗时六年完成的。在巴黎,高皋关注的是中国从1976年至1990年的发展,1993年,三卷本的《后文革史:中国自由化潮流》出版。

  后来,严家祺被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聘为访问学者,高皋也来到美国。

  来美初期,高皋不会英语,硬着头皮学习了助理护士课程,有一段时间做了家庭护理,之后凭着医学院本科生的底子,“连蒙带猜”考上了护士执照,并被纽约卡布里尼医疗中心(CABRINI MEDICAL CENTER)聘用,照顾临终病人。

高皋从不掺和到工作人员的是是非非之中,只是埋头苦干。高皋形容自己在医院的十年,上班时就没慢慢走路,一直都是小跑工作。她家里放着一张医院给她的优秀员工奖状,背面有医院同事给她的留言,有的就直呼她Go-Go-Girl,很形象地勾勒出高皋的工作状态。

  后来因为经济情况不好,医院聘用的员工越来越少,一个人要顶几个人的活儿,高皋形容自己在最后几年的工作就像是“草船借箭里的草人,累得万箭穿心”,只好在2006年提前退休了。也就是在她退休之后,她着手重写巴黎时期的《后文革史:中国自由化潮流》,将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这三个人物突出,并从家中藏书中补充了很多新的资料,写成了这一本《三头马车时代》。

用“普遍人性论”看待政治事件和人物

  高皋1942年出生于重庆,她的父亲是中国最早翻译托尔斯泰作品的翻译家高植。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高皋是北京第二医学院毕业班学生,89年学运时,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所工作。亲身经历了现代中国政治风波的高皋,在写作时没有用意识形态的面纱来装饰政治人物,而是从人性的角度入手展现历史事件和人物。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三头马车时代》里的人物,有理想,更有在冠冕堂皇的理想下的个人权力争夺。

[ 打印 ]
阅读 ()评论 (0)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