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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和千古奇冤一个节奏，叫千古真理。
咕咚！咕咚！本想通过苦读奔向乌纱帽的身躯，因为和自然法则叫板，铁终究没胜过钢，接二连三摔倒在国子监门前的硬地上，挂了。
当有人把抗议废科举的举子因绝食而死的消息告诉慈禧后，没想到老佛爷说了这样一句：“举子里死了人，这是时势逼的，他不死，我大清的新政就得死，我看死得好！”
举子们求功名心切，但毕竟不是坏人，为提意见硬生生把自己饿死了，说他们死得好，这不但不近人情，而且颇有几分找骂的架势。可是，说这话的人不是京城里捏糖人的卖豆汁儿的，而是掌管大清天下的慈禧太后，那就大不一样。
僵化的科举制度已经挡了国家变革图强的道，主张用新学取代科举的人便涌现出来，且呼声渐高。
在《走向共和》中，袁世凯弄来一个靠乞讨办新学的乞丐武川，打着竹板儿给太后深入浅出地讲了新学的好处：“旧学煤油灯，新学大灯泡，一个暗，一个明，用了一比就知道。大火车，呜呜叫；大汽车，嘀嘀跑；烧火不用柴，喝水自来到；亲人远方出去了，嘀嘀嗒嗒打电报——全因新学办得好！办得好！”
张之洞和袁世凯上过折子，十年为期，递减科举。可是当慈禧问袁世凯找来的托儿，新学到底比旧学好在哪里？一个看似比朝堂众臣不知低几个层次的武川，居然把竹板儿一打，用最直白简朴的话把新学的好处讲了个明白。
政治其实一点都不玄，玄的是政治把戏。如果让群众去自我选择，谁都知道“烧火不用柴，喝水自来到”好，更不用说“亲人远方出去了，滴滴嗒嗒打电报”了。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是群众最大的标识就是没有多少机会表达意见。就像这武川，一旦让他见到老佛爷，准许其直抒胸臆，且恕其无罪，他立马就把自己的心里话倒了出来。
慈禧面对张袁二人的双簧，也说了实话：“一个南洋大臣，一个北洋大臣，一个请出了办新学的贞节烈女，一个觅得讨饭办学的乞丐，乔装打扮，耳提面命，可是下了功夫——用心良苦呀！说到底，无非为了说那么一句话，可那句话就是说不出口，这才拐了九九八十一道弯，可那句话呢，还是没说。”
这其中的苦衷，慈禧并非不明白，张袁之所以如此纠结，还不就是怕老佛爷龙颜不悦吗？如果直道近道安全无忧，谁还会绕着走呢？并非矫情，而是不得不用心良苦。
相比之下，武川倒是简单粗暴：新学就是好！
原因很简单，武川就是个要饭的，他怕什么呢？别人头上有乌纱帽，心里就有负担，说起话来吞吞吐吐，而武川除了要饭的破碗浑身上下贼干净，反而“心底无私天地宽”了。
可问题是，科举和新学是撞车的关系，瞿鸿禨主张前者，而张之洞和袁世凯赞成后者。在慈禧看来，科举有科举的好，新学有新学的好，但是，她心里明白，这不是简单的数学题，两好并一好，恰恰相反，这二者不但迎头相撞，还在翰林院闹出了人命。
慈禧做了一点折中：科举中的纲常人伦还要保留，但是新学必须要办。
其实，武川竹板儿里的新学相比旧学之好还只是工学院的问题，而孙中山则在与康有为的对话中加入了法学院的内容，更点破了新旧之间的尖锐对立。
第一次见面，孙中山就直言“大清国人人有病”。康有为问：”什么病啊？”孙中山答：“愚昧之病。被奴役着却以为自由着，从来不知道平等为何物，不知自爱且不懂爱人，一句话，奴才不知道自己是奴才。”
康有为愕然，问，病根何在？孙中山答：“四书荼毒生灵，五经钝化人心，三纲生产奴才，五常捆绑性情，这是文化之病；普天下之大众，食不能果腹，衣不能暖身，而王爷大官，骄奢淫逸，盘剥不止，这是经济之病。所有这些病症都是一个总病根，那就是政治之病——华夏四千年的封建专制。”
科举的内容，遭到了孙中山的猛烈炮击。当然，旧学中的东西绝非一无是处，但是判定一样东西，要从整体上去下结论。就像要拆一座楼，关键要看它本身有没有存在的价值，而不是说，咦，等等，你这样搞不对吧？这块玻璃完整，那块木板能用，还有这根柱子，也还没折呢。
如果以这种思维去看待事物，那所有的事物就都变成和稀泥，就算是坏人中也有孝子，恶人也有善念一闪的瞬间，那是不是他们就应该被放出来，满大街溜达呢？
这个道理慈禧也懂，所以她才说，科举的好处，军机大臣瞿鸿禨说透了；新学的好处，张之洞和袁世凯也都说了。但是，要变革，就不能因为科举中有些好的东西，就裹足不前了，科举还是要废。
在慈禧看来，饿死在翰林院的举子得好好葬了，也值得立块能报销的碑，不光是为他们自身，更重要的是提醒后人，变革是要拿命换来的。
这是不是就叫死得其所？或者为某某而死？总之，这不是普通的殒命，而是历史进程中的一块奠基石，尽管对个人意味着悲剧，但既然是奠基石，那就必须埋进土里。
“举子里死了人，这是时势逼的，他不死，我大清的新政就得死，我看死得好！”慈禧的这句话同孙中山答康有为的话一样，发人深省。
不错，慈禧此话颇有老太太断腕的力度，可是，这其中有多少是真的？清朝末年，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朝廷把戊戌年六君子丢了脑袋都没保住的东西又拿出来了，这看上去是想明白了，要干事儿了，可实际上却是在以新政的样子来延续大清的专制统治，一言以蔽之，这是一种缓兵之计。
虽然新政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民权观念，推动了民间的自省精神，但毕竟来得太晚，做得太假，相反，以新政为名设立的苛捐杂税更多地落到民众头上，结果民怨更大。
慈禧如果真像她说的那样，举子们为抗议废科举绝食而死，她都要忍着“悲痛”喊声好，那么她又为什么能容忍权倾朝野的庆亲王奕劻大贪特贪，而只私下嘱咐他“悠着点儿”，明明知道载振仗着父亲的权势卖官鬻爵，却让他担任新成立的农工商部尚书，假模假式地去日本和西洋各国“考察”一番，回来却还是老一套呢？
瞿鸿禨一生清廉，因反腐而与奕劻发生激烈对立，结果被参劾，老佛爷将其开缺回籍。在得知自己失去慈禧的信任后，瞿鸿禨对自己的学生恽毓鼎有一番肺腑之言：“咱们打了一张牌叫整肃吏治，表面上看正气凛然。昨儿个我才想明白，老佛爷不看重这个，她也不在乎你贪污腐败，可是你跟她离心离德呀，那你就是死定了。这一点呀，这么些年，咱就没想明白！”
其实，慈禧早就点透了这个意思。面对垂手而立的奕劻和瞿鸿禨，她意味深长地说：“忠心这两个字，可不是说着玩儿的。”这寥寥几个字可谓朝代政治中的至理名言，想想看，历朝历代，急着找忠臣的帝王满大街跑，可是到处寻廉臣的从古到今有几人呢？
新政只能让大清苟延残喘，却挽救不了它一步步走向灭亡。1912年2月12日早上，隆裕太后在紫禁城养心殿代表宣统皇帝颁布《退位诏书》，清朝灭亡，同时标志着延续了数千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寿终正寝。
恽毓鼎对此结果虽早有预料，但仍伤心不已，痛哭“国竟亡矣”。不过，这位晚清史官在其日记中写道，清朝“其绝必有处”，并且即便没有革命党，也会有其他人来为大清掘墓。
对于大清的结局，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徐锡麟就义前说得清楚：“凡搞假立宪，必来真革命。”
如恽毓鼎所料，也如徐锡麟预言，一座梁木腐朽、千疮百孔的满清政治破屋，在辛亥革命隆隆的枪炮声中轰然倒塌，这既是历史进程的必然，更是对装模做样的清末新政的最后注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