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的生活呢喃
爱人，被爱，珍惜，宽待
原来利比亚农耕队成立于民国五十一年三月，在利比亚之费桑省之白拉克绿洲，展开工作。白拉克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中央，离利京约一千公里。当时队上有队员十名，全是年轻力壮之台籍青年农民。到达后发挥出年轻人的一股热劲，利用当地地下水种植水稻。
一般人以为在沙漠中种植水稻，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而我们来自中华民国台湾省的农民，能够在撒哈拉沙漠中成功的种出稻谷来，都认为是一件了不起的奇迹，甚至认为是神话，纷纷对我们翘出大拇指，称赞不已。
在我们农业技术人员来看，要在沙漠中种植水稻，如条件配合得好，并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此处所谓条件，首推灌溉用水，水量一定要十分充沛，不能有一刻缺水。第二是栽培技术，播种期要选择适当，要能够避开九十月间的热风期。此两条件如配合得宜，再加上中国人的勤劳耐苦，在沙漠中种稻，成功可期。只不过因其经济条件不宜，故一般人都不曾在沙漠中种稻而已。
其实在沙漠中种稻（和其他农作物），有一个在一般地区所没有的优良条件，就是充足的日照。太阳能是一切绿色植物利用水分和二氧化碳制造碳水化合物的能源。能源充源，经光合作用所制成的淀粉就越多。沙漠中每天都阳光普照，绝少阴天。日照充足，故稻谷产量，有时比在台湾还多，我们的最高记录，曾达每公顷八千多公斤，十分可观。
阳光充足（加上干燥少雨），另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植物的病害很少发生。通常造成植物病害的病菌，以温热多湿为其生长最适条件。沙漠中阳光多，空气又干燥，故稻作（及其他作物）很少发生病害。这也是产量得以提高的一个原因。
中华民国农耕队在撒哈拉沙漠中种植水稻成功，消息一经传布，举世震惊。我国驻利比亚王国大使馆乃利用这个机会，于农耕队成立满周年之时（五十二年三月），在利京的里波黎皇宫大饭店举行庆祝酒会。当晚被邀前来参加之宾客，有利政府官员、农业专家、欧美人士及驻利各国使节，计有四百余人、我国驻非各农耕队之负责人，亦以特使身份，赶来参加。酒会中农耕队向利王呈现成果，并展出稻穗稻壳标本以及巨幅稻田照片，与会人士齐声称赞我国农民之优越成就。酒会盛况，可谓空前。次日利京各报大幅报导，消息并经记者传播欧美各地，给我国大大出了一次锋头。
这种盛大的酒会，在我国各地农耕队，并不多见。酒会中农耕队人员成了大家赞誉的目标，人人都很高兴，我政府侍候并对利队给以特殊奖励。可是，物极必反，这次空前大规模酒会，不知不觉中埋下了利队日后遭受冷淡待遇，以致不得不结束队务，下旗归国的种子。
利比亚农耕队开创于五十一年三月，也是我们政府继次比瑞亚之后派遣到海外的第二个农耕队。利队在费桑省白拉克地方，也就是撒哈拉大沙漠中央种植水稻，共计历时三年。利队到达之初，因为利国国王之支持，工作推行极为顺利，各种供应很齐全。除了队上人员薪金及往返机票由我国支付，并提供种子肥料农机具等物质，队上在利之房舍交通工具联络人员依协定都由地主国供应。利队在最初三四年，利方按照规定供应，从未缺少，巨细靡遗，连寄回国内邮件的邮票和生活上所需的卫生纸，也都包括在内，可见其周到和热忱。可是利队之设立，是在国王极力支持下所促成。利政府农业部对在沙漠中种稻的看法与国王并不一致。利队在白拉克工作尚未满三年，利农部即要求把一部分队员由白拉克移转到滨海城市米苏拉达南五十公里的桃乌茄，把白拉克植稻范围缩小。到了五十四年（第三年）年底，利农部即要求完全结束白拉克植稻工作，利队工作据点只剩桃乌茄一处。此时人员之补充，利农部亦多方阻扰，按合约应提供之供应，也或断或续，且常须再三催促，使勉强发给，与初来时之供应无缺，大相径庭。在在显示利农部官员已渐渐坚持其对农耕队的看法，不顾国王之主张，逐渐施展其施政权利，于是农耕队苦矣。
桃乌茄这个地方，最大的特色，是它水源的丰富。由地下自动流出的地下水，水量估计可达每秒数百立方公尺，如在台湾，足可灌溉两三千公顷稻田。虽然水质带有少量盐分，但在沙漠中有此巨大水源，弥足珍贵。可是当地政府并没有好好利用这个水源。除了开辟了一个小小试验园，种植一些苜蓿之外，其他一无所有。试验园经常只有三三五五，几名长工驻守，很难看到负责人或技术人员。
农耕队在桃乌茄，开始时除水稻外，还有高粱、玉米、大豆、田菁、黄麻、油菜等作物之试种。五十五年年底，我到达利比亚时，农部即对我说，不必再种水稻了，只种种一般杂粮作物或饲料作物即可。至此，我国在利比亚王国辉煌一时的植稻工作，乃完全停止。我想从此以后，世界上也不会再有人会到沙漠中去种水稻了。
我到任之时，队上只有两名由队员升任的技师在勉强支撑场面。农耕队的队部，也即是利农部分派给我们居住的房屋，在一条沿公路的小村子上。这个小村子只有少数几户人家，一家兼营汽油站的杂货店。位置在桃乌茄和米苏拉达二地之间，即南行二十五公里到我们工作的桃乌茄农场，北行二十五公里到我们取得生活必需品和邮件的米苏拉达市。于是这南北五十公里的范围，就成为我们生活和工作的重心。
在这狭长的沿公路五十公里范围内工作和生活，最不能缺少的是交通工具。当地没有短程公共汽车可乘。农耕队移师来此，原供应之吉普车即已停止供应，改发两台机车。而在我到达之前，这两台机车也因在风沙中往返奔走而时生故障，不能使用。所以我甫到时立即面临无交通工具之困境。试想，在没有交通工具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能够到二十五公里外之农场去工作，总不能要我们每天徒步二十五公里去上工，再徒步二十五公里返回队上休息吧！
幸好，队上的一位技师，和我国应聘在米苏拉达医院工作的护士小姐结婚，住在米市。他为工作和家庭方便，买了一辆小汽车。每天驾车来到队部，我们就利用他的私家车子载我们到农场工作。他每天驾车往返一百公里，汽油和车辆耗损全由他负担。我们这种私车公用情况，固然暂时解决了我们‘出无车’的困境，但堂堂一个由政府派出的对外技术援助单位长期使用私人车辆，实在说不过去。而我站在主持人的立场，更不能袖手不管。于是，我只好在两方面着手。即在得到我国驻利大使馆的了解与支持下，向国内要求两件事：第一，要求对提供车辆给队上使用的技师，每个月给予小额补贴，作为汽油和车辆损耗之用。第二，请求拨款由我们自行购置车辆，不再依赖地主国来供应。
第一件要求，很快就得到批准。那位技师有了这项补贴，也不再说什么话了。从此我们至少每天上农场工作，不愁无车可用了。但是这只解决了部分困难。每天技师下班后驾车离去，我们就又孤立无援，生活必需品无从取得，如因公要到利京向大使馆和农部去接洽和联络，仍无车可用，乘坐利国的长途汽车，也因班次少，时间难以配合，非常不便。
第二件要求，被国内驳回。理由是根据两国合约，地主国有供应交通工具的义务，要我们向利国交涉。这话说来固然很有根据，但国内的人只知其一，而不明当地情况。在正常情况下，地主国对农耕队很热忱很支持时，拨给一辆车子，自然不成问题。利国在我们初到的头几年，不是很慷慨地完全供应吗？那时不仅有车子，连卫生纸也供应不断呢！可是现在情况完全变了，农部官员不顾国王地面子，对我们冷淡起来。此时我们向他提出要求，根本不会理睬，我何必去碰这一鼻子灰呢？
于是我再作申覆，并说明大使馆也明此种情形。但所得结果仍然如故，并指定要大使馆协助向地主国交涉。
没有车子，我们无法工作，我只好继续努力，再次向国内请求，这次我并请大使馆也同时发出公文，支持我的要求，我同时也用私函向国内承办人员详细说明此间原委。经过这样再三折腾，最后总算得到国内的首肯，拨了两千美金给我们购车，其时已在我抵利后的一年了。
即使在利比亚当时这种不受欢迎的环境下，只要我们继续留在利国一天，我们就更得好好工作，做出点成绩给他们看，不要使他们把我们看扁了。但是那时我手中可用的资源实在有限。人手呢，队上连我共计只有三人。农场里面的工人，名义上说我们可调用，但这些阿拉伯人，要做不做，做不了个把钟头就要停下来‘沙蟹’一番。阿拉伯语所谓‘沙蟹’，就是喝茶。他们做工时随身带有一把小茶壶，时间一到，就地而坐，拿出小茶壶，放进茶叶和砂糖，加满水，就在田埂旁胡乱取些枯叶树枝烧将起来，三人一堆，两人一伙，喝起茶来。茶过三‘巡’（添三次水），喝足了，聊够了，才慢起身继续做工。每天上下午至少三次。在这种劲儿下，每人每天能做多少工作，实在有限。人力如此，物力呢，只有一台由台湾带来的耕耘机，已用了多年，在当地含盐分的风沙下，早已是老牛破车，故障时生。其他手用农具虽然还有一些，但亦破旧，找不出多少还可以勉强能用的。种子我们队上尚留存若干，但肥料所存不多，使用时要向当地农业官员索取。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继续和恶劣的沙漠气候奋斗，维持农场内由我们经营的一片绿色小天地。在我留在利国两年多的时间，我发现以利国的气候环境，只要肯做，高粱、大豆、玉米、小麦、田菁、油菜、甜菜、狼尾草（一种禾木科牧草）、芦笋、西瓜、香瓜、菠菜等等，都可以种得出来。但是一定要水源充足，不可短缺，灌溉次数也要比平常多些。其次，播种收割时间要注意安排，以避免在七、八、九月之热带干风吉布利之害。一般说来，冬季比夏季较利于农作物之生长。夏季之吉布利实在太厉害，我们只好敬而远之，不去迎其锐。冬季虽然寒冷，但尚不致落雪，许多耐冬作物，都可种植得好。
当地所种苜蓿，是一种宿根性豆科牧草。很耐盐、耐风沙，收割后放在田里一两天就晒干，可以打包运送。接着灌一次水、放些肥料，马上又继续生长，一年可以收割四五次。实在是当地一种很省工好种的作物。我们所试种的甜菜，可在秋冬栽培，所结甜菜头，肥大硕壮，也是很好的饲料。狼尾草在当地也生长得十分强健。收割后放一次水，加施一些肥料，很快又再生长出来。所以这三种牧草和饲料作物，如配合养牛养羊事业，在当地应该很可发展。
此外，如十字花科的蔬菜、芦笋、瓜类，都不难栽培，只要有水、肯干，都是很能适应当地环境的。我们在农场内有一片菜园，栽培这些蔬菜，除自己随时有菜可吃外，还免费供应当地人士及台湾来的驻在米市医院的医师和护士们。自然所有试种经过我们都详细记载，编制报告，按月呈寄给地主国农部，至于他们如何处理这些资料，我则不便过问。
到了五十七年年底，我两年任期届满，应该可以脱离苦海，返回家园了。此时我也早已闻知，利比亚农部有意要我们正式把农耕队结束。事实上，早在一年以前，我就数度向大使建议，如果不能使利农部改变对我们的态度，不如早些自动结束，落得个漂亮有风度。可惜我的建议，未被采纳。此时农部又这样表示，我暗中喜欢，以为可以不必再尝这鸡肋了。哪知刚好在这时机，大使换了人。新大使刚刚到任，自然不希望在他上任之时就撤退一个农耕队。他对我表示，由他来再努力一番，看能不能挽救。哪知那时利国国王出国度假，他无法呈递到任国书。按一般外交惯例，新大使如没有正式呈递国书，尚不能正式执行公务，也就是说不能和驻在国作任何交涉。如此痴痴的等候，历时三个多月，好不容易才在国王返国后办完到任手续。新大使出马与利政府交涉，情况并未转变，农耕队结束，成为定局。犹记得那天我随大使到农部，农部负责官员说得很漂亮，说农耕队在利国工作已历时七年，工作地点两处，种种水稻及其他作物，很有成绩，使利国农民获益不少，他们非常感谢我们的辛劳及我国政府的好意。现在各项试验已有初步成效，希望暂时告一个段落，日后如有需要，再请我们来帮忙等，一套冠冕堂皇的话。我听了，就知我回国的时候终于到了，虽然仍多少有些依依，但不禁感到一阵凉快。
五十八年三月，我奉命办理结束。我把一面国旗和队上唯一尚可用的财产（那辆好不容易才买到的汽车），点交给大使馆。正准备登机返国，哪知临行前三天，突然接到国内来电，叫我先到雅典我国驻希腊大使馆候命。于是我又不知不觉中进入另一个天地，展开生命中的另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