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颜与淑女

红颜与淑女

女人，如水，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通论，北方粗放，为山，为男；南方柔和，为水，为女，所以北方的女子豪放热情，山一样秉性而率直；南方的女子则柔美温和，水一样的柔弱恬静，两种完全不相同的地域文化给人的定性也产生了莫大的区别，北方骠骑女子，南方则多青楼女子。这样的文化和地域区别，使我们对女性的定位产生了轮廓分明的定位。 

而女性的命运定位，却始终没有统一的说法，孔子曾说女人和小人难养也，这样的理由当然在今天来说，仍然是泾渭分明，却各有说法，然而从中国古代班昭定下的《女诫》的三从四德到禁欲主义的过程来看，女人就只能是小绵羊了，处于完全被动和接受的地位，男人是这种地位的创造者，当然，这是中国古代男权社会的产物，女人在古代就只能是温顺或者性的工具。然而人类始终是充满爱的，女性对于爱的希望就如男人对于江山的渴望一样，古代的西方，一个女子的爱如果要得到体现，就必须背负一种自己意志之外的安排，如果不遵守这样的安排，那只有被动的接受凌辱，这种爱的体现是为了遵循上帝的旨意而进行的，莫里桑在《姣女》中就描述了母亲对女儿的爱而选择了杀死她，以免遭受奴隶主的蹂躏，莫里桑指出，“姣女”是残酷的现实，是女性苦难的缩影。我同情姣女的伟大的爱，也憎恨这种解决爱的最野蛮和残酷的西方方式，这是剥夺人最基本的权利。 

有人创造“女人应该用孤独和痛苦来满足男人”的真理，这一真理的直接载体就是所谓的红颜，因为红颜是漂亮和才华的代名词，也是女性最向往的一种境界，而这个真理的出现直接是强加给红颜意志之外的强奸。如果假定这一说法视为真理，那么女性就直接的成为蹂躏的可怜的性的对象，这是一种失去人性已经疯狂的理论，这种真理是女人永远恐惧的侏罗纪公园。普拉斯的《钟罩》里，女主角艾斯特就疯狂的叛逆于如此正常状态下的“真理”。 

女性孤独是一种自身心理得不到正常理解或者相处的表现，这个时候的男人，是可以用手段直接进入女性的内心世界的，一种“需倾诉”和“望得到”的两种不通的心理，驱使了女性柔弱的心理表现，于是刚强的男人便把这样的陷阱死死的套住了这种孤独，这是一种性的最直接的方式，仅次于强奸，只不过多了一些手段。 

《诗经》是一部最具成文性的民间诗歌，似乎改变了这样的看法，好像不再是那么的反对女性之为正常的反映了，这是因为这个时期正处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转型期，一切腐蚀的封建思想还在政治家的蕴育之中，所以这个时期的女性的思想得到了最大的满足和发泄，才有了对贞洁高尚的行为变成了一种对身体之外的浪漫的灵魂的冲击。《郑风·野有蔓草》：“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性爱的舒畅明朗，纯真曼妙，煽情的把一个苦守空闺的女子活脱脱的展现给了人们，像圣经钟赤裸的女神。这是自然的，也是高雅的，女性的需求和男人的需求在正常的发生，没有桎梏，这适合英国女作家伍尔弗女士所倡导的女性全体发泄的论说。当把这种正常的婚前性行为认为是“疯狂的堕落的艺术”，那么女子的真正心灵就必然受到了来自深处的怨恨和痛苦，那么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的女性文化统一的“女子无才便是德”便是一种畸形的伦理和社会摧残。所以当亚当和夏娃的故事诞生之后，能得到如此广泛的流传，不是因为他们是人类的创始者，而是因为他们放弃了肉体之外的一切虚伪，真正的满足了自己心理的障碍，那么，他们那一叶遮羞的叶子只不过是当今的三角内裤而已。所以，我们听到了孔子的言论：“食色，性也。” 

中国的一般人士，开始对红颜产生了低俗的看法，这看法的中心当然是政治或者权贵的性，作为这个载体，红颜便不能身正立名了，这是何等的文化悲哀和社会悲哀。 

于是，淑女的出现便得到了众多人的喜欢，淑女贞洁，知伦理，端庄，知家伦，是鲜花，会结殷实的果。女人虽然以身材高大为美，但仍要以柔媚窈窕为淑，女人之“淑”，是男人认为的要有才，要静的时候如钟，要动的时候如风，要柔的时候如水。当出现叛逆的女人的时候，便出现“疯丫头”，“男人婆”等不雅的代号，这其实也是一种中国儒家文化对女性的审美和要求，谓之不能女性不能太动，不能剥夺男人的权利，动是男人的本能。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在《诗经》中的女人：不但可以“子惠思我，褰裳涉潦”，而且还可以“子不思我，岂无他人”大胆浪漫的思想，这恐怕在中国古代的社会中，算是独树一帜的珍宝了。 

淑女之所以不能动之如风思之如花，那是因为男权社会的政治或者思想，在这样的桎梏之下，淑女是不敢“偷之以目，敞之以怀”的，而此淑，却是文化的桎梏，和男人的权力。 

吕红在《一个罕见的女性世界》一文中，把红颜和淑女似的女人归为莎翁陛下的女人，他们令男人销魂蚀骨，令帝王的江山成为碎梦，让忠臣咬牙痛心，然而行为之下的意愿呢，是文化的统治迫使，还是生存在权力的背影之下的喘息？杨贵妃的确算是一个典型，所以当她出现后，整个李家天下出现了“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的深刻的社会现象。扬玉环的“回眸一笑百媚生”，确实令多少男人销魂蚀骨，却最终落得了“妖精注定是要薄命”的唾骂。她真是冤枉，以一个不由自己决定的命运来获得爱情，获取生存，却得到了中国文化的众多的否定。我想，如果她再来选择，也许不希望自己再是倾国倾城，成一姿色平凡的女子，嫁一樵夫，却是幸福。 

她本是淑女，却翩翩成了红颜，这是谁的错呢？ 

文人大多都抱着自己的观念对事物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我并不反对这种说法，然而，思维的产生得分清善和恶，善恶不分，那思维又成了什么样的行为呢？比如红颜，本身是没有错的，但错在她本身还是社会？淑女的生存难道就一定要按照温和贤淑或者静若处子这样的定论来定位自己？也许我对杨贵妃的看法有些偏颇，但我始终感到惊讶，白居易先生的《长恨歌》是一种文人的同情，一种文人的理想化，事实上，我们谁又愿意在红颜的伤口上撒一把盐呢，如果说江山碎梦是因为红颜，那只能说皇帝太过于欣赏美了，沉迷于美了。李敖曾对“女祸“一说极尽讽刺：他们国事败坏，不归罪于他们玩女人，反倒归罪于被玩的女人。我不得不感到同情和震惊。 

不管是红颜的误国之命，还是淑女的被思维的定论，对待女人，残忍和歧视不是一种真理，你要始终相信，如果没有女人，就没有自由和美丽的空间，男人的创造只能是一种苍白，事实就是如此，这个世界，谁也不能随便的否定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