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需要和解而非平反

作为一个当年六四的参与者见证人，值此六四十五年之际，想略谈自己的几个想法。

六四本来与“民运”无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十年的经济改革和政权变更，带来了经济的发展，思想的解放，同时也引起了腐败和社会矛盾的激化。此时，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改革的呼求日高，尤其是政治的变革。

八九年春是我在北京某校的第三年底。三年的校园生活几乎是在对西方文化，包括文化(历史，哲学，政治等)，民主自由的理念，的学习讨论思考， 和对中国当时的状况的了解和思考中度过的。我是个纯理科学生，我想我的经历或多或少也是当时其他大学生的经历和背景。

可以说，一种希望中国能在短期内靠改革而从此富强起来的愿望已经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这一主流的形成，归功于几年来改革开放和相对自由的思想空气；以及许许多多在当时翻译传播西方文化思想的学者们。这批学者中，有人后来不得不加入“民运”的阵营，但马上发现和这些人的格格不入，最终不得不不欢而散。

六四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尽管，我参与的整个过程，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不得不说，六四的前期和后期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前期，是一场当时的学生和群众表达自己良好愿望的运动，而且于四二七达到顶峰，并且完满的达到了目的。政府也作出了很大的让步和姿态。在整个阶段，绝大多数的学生和群众是自发的自愿的，虽然有些民运分子，组织了一些活动，但是，绝大部分的学生和群众，并不知道他们的理念，也从来没有把他们当成领袖。

在前期和后期中间，是五一长假和大概两个星期的平静期。我所在的大学，已经复课；而且，大部分学生感到这次运动已经胜利结束，开始重新集中精力在学业上。

而恰在此时，六四后期在一些势力的策划和鼓动下开始了。在晚自习时间，我所在校园(T校) 连续几个晚上受到冲击，但是绝大多数学生看不到继续卷入运动的理由。所以，T校对这重冲击反应冷淡。

可以理解，六四的后期是由於各种势力 (从中共党内，到民运幼稚)错误估计当时形势，政治野心膨胀，急于想利用群运达到自己目的而引起的。鼓动学生绝食成为一种有效的方式，把原来已经开始正常工作和学习的学生群众重新卷入到运动中。参加后期的大多数是出於对绝食学生的同情，和在政府与运动矛盾激化和升级后，对弱方的同情和支持。而期间，推波助澜，制造事端的正是民运分子们。

基於对当时情况的分析，我在五月二十五号试图找学治联的头头陈述我的一些看法 (主要是建议学生撤离天安门复课)，宣告运动结束，希望寻求各方合解。但被门卫挡在门外，最后只好草就了一份报告，希望门卫能转交。但估计我转身之际，已入垃圾桶了。

确切的说，民运与六四前期无关；而民运是六四后期的制造者之一煽动者之一。后来的情况和发展，我就毋庸再言。六四的发生，是谁也不愿看到的悲剧。悲剧的每个苟活者，都应该为之深深的愧疚，为受难者祈求安息。然而，竟然有人又把悲剧和无辜受难者的血作为自己的资本，那就太过无耻了。有人要为六四平反，到底是为谁平反？若果是为死难者平反，我作为一个苟活者，当然愿意奔走疾呼；但是，如果是那些参与制造血案的人和势力，妄想以此达到个人或团体的政治利益， 那我想对他们说：去你马的X。

written on 2004年0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