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伟：加权民主
——循中道致良治
核心提示：或许，我说的是或许，在现在的西方民主主导的时代之后，人类会有一个更加和平，更加繁荣，但拥有一个更加温和而协调的民主的时代。不过，这个时代，也许，再说一次，也许，会被另一个文明所主导。
尊敬得各位学者和所有听众，你们好！由于机会宝贵，时间有限，能不说的话都不说，我今天仅就西方的正统政治基础理论和实践提出三点补充和质疑。
一、人民主权应当接受足够的约束制衡
西方政治理论的最基本核心就是卢梭提出的人民主权论。这个理论与宪政、法治和分权制衡构成西方政治大厦的四根梁柱。与其它三根梁柱相比，这个人民主权之柱似乎日益甚至过度地变得粗壮。以此为意识形态依据，二战以后，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直接的普选制度。但是这个直接普选制度，在近年甚至在大多数主要的发达国家，也表现出严重的运行窒碍。其最明显表现是：一方面制度始终受到权贵集团太多的私下控制，另一方面，社会下层的权益通过多数的选票也还是得到稍嫌过度的表达。两边一起向掌权者施压，最后结果就是关在笼子里的软弱的政府既不敢多征税，也不敢削减福利，那就只有积累债务一条出路了。这条借债之路西方已经走了三十年。眼下看已经显然是走不下去。
本文第一个重心：在地球上现行的主流意识形态中，人民和民主的地位都被过度抬高。人民成了当然真理、正义和正确的化身。西式的以普选多党轮替为特征的民主制度也成了唯一正确的政治制度。这两个迷思必须被击破。
事实上，人民在太多的时候都不能当家做主。他们经常被愚弄，被利用，被出卖后还帮着数钱。当然这类情形多数出现在落后国家。而在发达国家人民能够当家做主的时候，又经常做不出好主。比如西方现在的债务危机就是人民当家做主而不是人民不能当家做主的后果。
西方政治哲学有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先把一切官员都假设成坏蛋，设计种种牢笼，把他们关起来不让作恶。但同时又有另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把全体的人民假设成道德上毫无瑕疵，能清醒地识破谎言，看透当下历史迷雾的神祗。
从前一条出发，在重重的限制下，西方的政府总是偏于过度弱势。然而事实上那些呆在牢笼中的权力既扛不住金钱的侵蚀，也抵不住民众的贪欲，还经常犯下一些激情短视的错误。
而后一条则完全是一种天真的幻想。事实上，人民的全体和个体的人民一样，都有明显的天生的无法免除的人性的缺憾，比如好逸恶劳贪得无厌，比如目光短浅急功近利，比如躲避责任自欺欺人等等。
西方政治哲学总是假设他们的制度，包括这个制度的主人—公众，不是不犯错，而是一定知错能改，而且改得迅速。这叫做“有强大的自我纠错能力”。但事实上，至少在某些方面，这个制度犯下的错误改起来非常困难。比如由公众贪欲导致的过度福利。还有些错误，大概根本就没法改。比如由直接普选导致的民粹泛滥，或称过度民主。
其实，如果没有直接普选制度，天生就有的公众贪欲并不可能对西方的政治产生那么大的压力，也就很可能不至于导致现在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
西方的制度设计到处都在讲究分权制衡。可是偏偏在这个最关键的地方忘记了设计足够的制衡。
本文第一个结论：任何权力权利如果没有足够的约束制衡，都会自动地被滥用。民权也不例外。所以民权、政权和资本的权力都必须被放进笼子。问题是这个能把三者都关起来的笼子得用什么材料制造？又应由谁来管理？我们找不到全知全能的神，还是只有自己来想办法。我觉得，唯一能想到的办法还是分权制衡。这三项权力（利）中，还得有一项必须至少处于相对主导的地位。想来想去，还是只有让政治权力略强，弊端还能最少。因为资本专制和民众专制会比政府专制更可怕。政府站在资本和民众中间，地位也天然地更适合于去协调节制两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