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体制作为东亚地区传统的国际关系形态，长期塑造和影响着中国国家安全观念的发展；进入近代以来，在中国社会和东亚地区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冲击下，这一体制逐渐经历了由松散化到彻底消亡、不复存在的解体过程。制度的变化会引起相应的观念转变。朝贡体制的解体在策略、文化、国家形态和自我身份认知等方面，促成了中国国家安全观念向近代化过渡。而在体制解体过程中产生的民族自信心的失落，给国家安全观念带来了长期的、隐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又主要表现在对待西方的态度、民族安全感和对国际机制的看法上，它直接或者间接地塑造着近现代中国国家安全观念的特点。了解这一点，庶几可以尝试解释中国的近现代国家安全观念与对外决策，同时也为研究中国与东亚地区其他国家间关系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和发展的视角。
国家安全观念是“对国家所有安全问题所持的看法、态度和观点的总和”。一方面，它与一个国家特定的文化传统与历史经验密切相关，有着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鲜明个性；而一方面，它又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断地受到新思想和新形势的冲击，并且在国家与国际体系相互作用的发展中，依据现实情况进行着调整与修正。朝贡制度解体之后，中国国家安全观念开始从传统向近现代转变。从认知层面看，抛弃了严格等级规范与“华夷秩序”，重点转移到国家实力与国际竞争上；从策略层面看，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不再是松散的责任体系，而是更为积极地谋求发挥国家影响力；从文化层面看，从重视“礼”、“义”到重视国家利益，实用主义倾向逐渐明显；从国家形态认识和实践方面看，“大一统”的帝国开始向近代民族国家过渡。
但是，安全观念的转变至今还没有完成。这是因为：（1）国家安全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伴随着民族文化心理的重建，这一过程是复杂且不断反复的，因而进展缓慢。（2）从朝贡体制结束至今，中国内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从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到新民主主义社会，从意识形态至上的革命国家到开放崛起的东方大国，每一次改变都具有转折性意义。国家安全观念随着调整，始终没有定型。（3）这一时期内，东亚国际体系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格局也在不断变化之中，必然要求国家安全观念与之同步变化。
传承和发展是中国国家安全观念转变的两条主要脉络。
（一）传承：中国国家安全观念的传统印记
1.道德至上的文化主义
明显的道德取向是传统儒家政治文明在现代国家安全观念中的体现。在国际层面上，它表现为对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的追求，对霸权主义和武力干涉的反对；在地区层面上，则表现为平等友好的睦邻政策。虽然在朝贡制度解体之后，现实主义的原则成为“任何成熟战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国家安全观念也广泛的吸收了现实主义的观点；但是“（中国的）道德主义情怀依旧不减，并通过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新安全观等战略观念体现出来”。
国家安全的维系主要依赖于和平的外交手段。新中国在成立初期就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其中也包含了对国家安全的基本诉求。这一表述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既强调了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平等、独立等基本观念，也包含着礼让与谦和的文化精神。在当时具体的国际环境中，“五项原则”是中国争取发展与维护和平安全环境的方法之一。它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意识形态对抗，争取到了部分国家在原则和道义上的认同，进而缓解了新中国所面临的严峻的安全局势，为国家间的谅解与合作开创了条件。
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军事行动中也贯穿着道德原则。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印边界冲突为例。随着中印两国关系的发展，双方在西藏问题和边界纠纷上的分歧逐步扩大。中方一直强调“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一向如此”，“西藏叛乱的平定和进行民主改革，丝毫不会威胁到印度”，希望通过开诚布公的态度获取印方的理解与合作，把事态控制在和平外交途径可以解决的范围内。
面对印度军队的节节进逼，中国军队与1962年10月被迫开始自卫还击，边界军事冲突正面爆发。但是中国仍然没有放弃和解的努力：1962年11月22日起在中印边界全线实现单方面停火；中国军队分阶段从1959年11月7日的“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到1963年2月28日完成了主动后撤计划，实现了双方部队脱离接触；1963年4月，宣布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印军人员，修理并归还所缴获的武器、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
这些行动所传达出的和解信号，并不是出于中国军事实力不足的现实性考虑；恰恰相反，是出于中国方面在道德上和军事上的优越感。在满足了实力保障安全的基本前提下，国家安全观念中的道德主义取向就突出地表现出来。一方面，战争的形式要符合传统军事战略文化中的“义”的要求；而另一方面，战争作为解决纠纷的手段，本身的价值是负面的。
即使最终的目的是保障国家安全，武力的解决方式也是“下下之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在军事行动中体现道德原则，不仅是尽力争取双方缓和的机会，也是要补偿武力手段天然的价值缺陷。尤其是在周边关系中，依靠武力维持的和平是不能持久的，“以德服远”才是保障边境长久和平的根本途径。军事行动最终追求的还是道德上的正面立场和优势地位。
至于印度方面是否能完全理解中国的做法，则是另外的问题了；中国在这场军事冲突中的做法是否收到了预期效果，对于事态的发展是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是近年来学者之间颇有争议的论题之一。
2.根深蒂固的大国心态
在东亚地区的传统国家关系体系中，中华帝国的核心地位几乎没有受到过挑战。“大国”、“天朝上国”不仅是中国对自我形象的认识，也是体系内其他国家的共识。朝贡体系建立在对中华帝国不可动摇的大国地位认同的基础之上，反过来又在制度上巩固了这种大国地位。大国的意识根源于历史上中华帝国在文化、实力、政治地位上不可超越的优越性，形成之后就固定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心理认同。即便是在国家实力与期望地位不匹配的时候，“大国”的心态也依然蛰伏在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处。无论是在积贫积弱的晚清时期，还是在内忧外患的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都不曾放弃自己在心理上认同的大国地位。
大国心态是构建中国国家安全观念的隐性文化基础。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环境的一部分，对近代政治观念的调整与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国家安全观念的一个独特视角。一直以来，中华帝国都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具有强烈的优越感，主动地对地区体系内的其他国家担负起政治责任和安全义务，并且依靠这种责任和义务关系来保障自身的安全环境。
新中国成立之后，根深蒂固的大国心态又影响着新的国家安全观念的重塑。集中表现在：中国认为自己对地区乃至国际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承担这种责任，对于维护本国的安全环境来说，具有道德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系列边界纠纷为例。中国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采取相对灵活的策略，尊重双方的历史习惯和边界人民的生活现状，在边界划分上没有锱铢必究，而是主动地放弃了对一部分领土的要求，以换取边境地区的和平以及与周边接壤国家之间友好的关系。表面上来看，这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整个决策层对于“民族国家”还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概念，对领土范围与国家主权的界定也不太敏感；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策略还是源于中国传统安全观念中根深蒂固的大国心态。
一般来说，新中国的领导人是从长期的战争经验中成长起来的，对国家领土和国家主权有着异乎寻常的敏锐认识。战争条件下，“寸土不让”地捍卫领土完整是抗击外敌侵略的基本原则之一；但是在与周边国家的边界和平谈判中，对领土的要求却有所降低。这种看似矛盾的策略放入大国心态的背景中则不难解释：（1）中国作为传统的“中央之国”，与周边小国在历史文化上具有“一体性”。这是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性质的基本判断。（2）大国在双边关系中占有天然的优势地位，应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一定地约束与克制，以确保和平的安全局面。
进一步说，边界问题上的妥协，是政策制定者在国家利益和大国形象之间的选择。牺牲一部分国家利益，在周边国家中塑造和保持大国形象，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策略，对于保障国家的安全环境来说具有更为深远和长久的意义。
3.内向性与防御性
中国国家安全观念与战略文化中带有明显的内向性与防御性特征。内向性是安全观念诞生的基本视角，而积极防御则是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指导原则之一。
所谓“内向”是指：国家安全观念在形成的过程中，更多从国内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国际的层面考虑；而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也重点地满足国内政治的需要，而不是积极配合国家的对外政策。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安全的一个首要目标就是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这主要是为了解决政权合法性的问题。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作为新生的共产党政权，能否获得国际社会（主要是同意识形态国家）的承认，直接关系到能否在国内维持长久的和稳定的统治；另一方面则是国家权力的正统性，这一点由于蒋介石政府在台湾的存在而显得更加紧迫和重要。在实现了这个首要目标的前提下，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承认则不是那么急迫的问题。
国内社会的稳定和统治的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东西方的政治思想在这一结论上具有相似性，但遵循的逻辑思路却不尽相同。西方观念中，国内稳定的终极目的还是外向的扩张与发展，只有国内政治稳定才能为国家实力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进而保障国家安全。但是在东方观念中，国家安全的主要考虑不在于与其他国家竞争中的优势地位，而首先在于国内政权的稳定与否。国内社会的稳定本身就是国家安全的主要组成部分，不须通过与国家实力的联系去显示其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
国内安全是国家考虑对外安全的前提条件。抗战初期，蒋介石提出了广遭非议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庶几可以看作是这种“内向性”的体现——虽然这并不是一个很光彩的例子。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倡导的“韬光养晦”的战略，可以看作是“内向型”安全观的又一大发展。
与内向性的特点相比，国家安全观念的防御性特征更容易辨认和理解。这种“防御性”与传统安全观念中的“非战”思想一脉相承，根植于农耕经济环境中产生的非扩张文明。
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战略就带有鲜明的防御性特点。在西方的历史经验中，“崛起”本身就伴随着对国际体系资源的争夺和既得利益的重新分配，是破坏性的扩张；中国的崛起也必然会遵循相同的规律。这也是“中国威胁”论的基本逻辑。但是从中国的观念出发，“崛起”的主要含义在于自身的发展和完善。在国家安全上的最高诉求是“有效防御”，即维持一个能够保障和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内外环境，不受外界突发事件的安扰。
安全观念中的防御心态还表现在中国对自身实力发展的认识上。一个国家实力的增加，必然会引起国际社会或特定地区的力量对比变化，这是客观的发展趋势。中国在对外的官方文件中，谨慎地把这一趋势描述成“影响扩大”，从而避免例如“力量扩张”这样刺激性的语言。词汇使用上的微妙差别，也从一个侧面流露出安全观念中的防御心态，这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国家安全观的一个基本取向。
（二）发展：中国国家安全观念的再丰富
1.部分地接受现实主义政治原则
接受现实主义的观点，怀疑和否定传统的理想主义政治原则，是国家安全观念近代化的一个首要内容。
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实力是国家安全的基本保障；一国强大的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是国家生存的首要条件。这是一条完全与中国传统安全观念完全不同的思路。在这种观点下，国家实力取代了统治地位的正统性和文化的优越性，成为国家安全中的首要因素；这也是中国在接受近代民族国家竞争体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基本认识之一。强调“礼仪”、“秩序”和“文化”的东方文明在强悍霸道的现实主义面前，显露出孱弱的一面。而中国近代屈服于“坚船利炮”的耻辱经历，无疑为这种现实主义理论的合理性提供了反面论证。
中国对国家安全现实主义原则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从晚清时期有识之士提出的“师夷长技以自强”革新思想，到新中国时期的“工业化”运动，再到冷战时期中国积极发展军事力量的政策，乃至改革开放之后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高国家综合实力”的发展观，都一以贯之地把增强国家实力作为维护政权统治、保障国家安全的第一要务。
随着国际社会基本格局的改变，国家安全观对实力的强调也经历了一个从军事实力到经济实力、再到综合国力的转移过程。与此同时，国家安全关注的重点也从生存安全转向发展安全。
2.安全观念的重点从生存安全转向发展安全 国家安全观念重点与国际体系的性质密切相关。朝贡制度代表的传统东亚国际体系是一个静态的秩序体系；但是近代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体系却是一个充满了竞争的动态体系，体系内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处于与他国的竞争关系中。保障国家安全不再依赖于现状的维持，而是要求一国在竞争中不停地发展，时刻处在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优势地位上。概括地说，国家安全观念的重点从传统社会中的生存安全转移到近代社会的发展安全上，一国的发展安全取代生存安全占据了国家安全的中心地位。
安全观念重点的转变与国际社会的近代化紧密相连。近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扩张。张文木在《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一书中提到：“如果说在中世纪的农业国度中，生存安全是发展前提，那么到了近代，市场和利润对经济活动的意义已使发展安全转为国家生存的前提；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已表现为对一国的发展条件即资源、市场及其获取和占有条件的威胁。”国家安全首要的任务是保障该国的稳定发展。
中国国家安全观念在这方面的转变经历了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
从清朝末年开始，衰落的中华帝国就面临着救亡图存、自强更新的双重任务，既要争取国家的独立，又要尽快实现国家的振兴。独立是发展的前提，而增强国家实力又是实现独立的根本途径。因此，在对国家安全问题的认识中，生存安全与发展安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互为表里难以区分。这一阶段随着解放战争的结束而结束。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独立的目标已经实现，发展安全理应成为国家安全的首要内容。20世纪50年代国内经济建设发展良好的态势，也体现了这种转移的倾向。但是东西方对峙的基本格局、中国安全环境的恶化，再加上国内政治的左倾路线，都使得领导者对国家安全的基本判断发生了重大偏差。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在短暂的休整之后再次占据了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地位，国家的生存安全也再次被提到一个至关重要的地位上。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国家安全开始向发展安全回归。中国由一个相对封闭的革命国家转变为国际社会中的正常国家，淡化了军事力量和意识形态因素，强调和平与发展。在这一时期，国家自身政策的改变与冷战格局的解体，由内而外地改变了中国的安全环境。威胁到国家生存的政治和军事压力减轻，而国家发展的需求却越来越紧迫，发展安全也随着成为国家安全的首要内容。中国国家安全观念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3.非传统安全拓宽了国家安全的领域
近代以来，国家安全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近代开放和扩张的国际体系改变了国家间相对隔绝的状态，各国交往与合作的范围不断扩大，从政治、军事领域扩展到经济、能源、环境、科技等各个方面。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广泛的对外关系一方面意味着发展的机会；而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国家安全系数的降低。对外交往的领域越是扩大，国家的安全防线就越是脆弱，来自任何方面的摩擦和冲突都有可能发展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具体到中国来说，朝贡体制下国家安全主要集中在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两个方面。文化安全是维系礼制规范的基础，而礼制规范是政治安全的基本保障。在实现了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的前提下，国际体系的稳定性便不会受到挑战。相应的，军事安全也就退居到一个相对次要的地位。
以朝贡关系为主要交往形式的东亚传统国际体系瓦解之后，中国不再是一个封闭体系的中心，被迫开始了与西方国家全方位的接触和交流。即使是与东亚传统纳贡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因为脱离了朝贡制度体系而带有鲜明的近现代特点，扩大到经济、军事、能源合作等各个方面。对外交流和接触范围的扩大，直接导致国家的安全领域扩大。在基本的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之外，经济安全也提升到更加重要的地位上。
随着中国越来越深地涉入全球化进程，安全领域扩大化的趋势表现得也越来越明显。世界市场进一步扩大，全球经济日益朝着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各国间的联系更加普遍。各种国际化问题产生，比如生态环境恶化、全球气候变暖、跨国犯罪、大规模流行性疾病等，都超出了一国的范围，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的更多合作。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可能威胁到国家安全的因素也越来越多。
新安全观念和非传统安全理论的提出，把文化安全、能源安全、意义形态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等都纳入到国家安全的概念中，使其日益扩大。“国家安全”越来越成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
朝贡体制之后，中国国家安全观念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变；但这并不是完全地新建，转变的同时保留了大量的历史印迹。至少对于东亚国家来说，传统儒家文化的浸染形成了民族文化的相近的心理记忆，直至今日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各国的外交政策和安全观念，只是这种传统因素在朝贡制度解体的过程中受到了不同程度地冲击。
位于体系中心的中华帝国及其继承者，在变革中受到的冲击更为强烈，由此而来的自我身份转换和观念整体更新也更加急遽和彻底。相应地，这种特殊历史经验的影响也就更长久地存在于民族思想与文化心理的深处，在朝贡体系之后的相当长历史时期内以不同形式释放出来，影响着中国国家安全观念和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逐渐形成独特的“中国观念”。
中国观念的改变和战略文化变更是与历史发展的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往的研究者们从思想观念层面入手寻找变革原因，往往将目光集中在国家身份的前后差异上，认为“战略文化的演变与国家身份的变更有着逻辑的关联”（江忆恩）。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在这一问题的探究上走得更深一些，那么不难发现：即使是国家身份的变更，也仍然是表象和结果，更根本的原因集中在民族心理变化上。简单地说，朝贡制度解体造成了民族自信的全面失落，这对国家安全观念从传统到近代转变的进程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这种影响是隐蔽的和长久的，也是朝贡体制留给我们的遗产之一，它塑造出了近现代国家安全观念的若干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