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美生育观到中美基础教育观对比杂感 (图)

08年暑假，北京创意教学出国培训班在美国休斯顿（Houston）大学举办。承办单位邀请我做一个介绍和比较美国教育理念和方法的报告（讲座）。 盛情难却。我当下未加思索地满口答应。
 
当我坐在计算机前准备讲演稿时，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往事历历，竟一时不知从何写起。我的受教育是开始于“文化大革命”“复课闹革命”的口号声中；再教育在“广阔天地”；持续到美国一流研究生院。得博士还不够，还得加几天博士后。被教育后，又去教育别人。从小学教到大学；从中国教到美国；从物理学到商学。旅美二十余载，转战多行，也终究没有离开“教育”二字。有了子女后，我又被拖入了美国的基础教育。上年我为了提高女儿的学习成绩，介入她的中学管理，建立并推广了一套作业和考试跟踪监督系统。同年我还高票当选了儿子所在高中的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介绍和推行了中国的“应试教育”，使该校的考试通过率提高了十三个百分点。最近又被选任为德克萨斯州中部地区“Today’s student for tomorrow’s job”（可直译为“今天的学生为明天的工作”）研讨会主持人。为了孩子能学中文，我还参与了中文学校的创建，并任数届校董，到现在还在该校任教。这些活动都帮助我掌握了美国基础教育的第一手资料。我从小到大，受尽了“教育”。先是接受教育，再是教育别人。应该说，讲这个题目，我是有种内在的冲动。甚至有不吐不快的感觉。

我对这个题目感兴趣，还有一个历史的原因。那就是我出生于一个教育世家。我的曾祖父创办了山东农村第一所西式六年制小学；祖父是东亚医科大学唯一的中国籍教授。家父也是一生从事大学教学和管理工作。

教育不仅仅是一项事业、一份工作，它更是改变一个家族命运，促使民族进步，国家富强的催化剂。

教育能兴家， 更能强国。美国能富强，就是因为深信：

教育能强国

美国之强大有目共睹。它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学和艺术都独占世界之鳌头。无容置疑，二十世纪几乎所有的重大发明、创新都源自美国。至今为止，世界各国还在不断地学习和复制美国的东西。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中美间的差距大大缩小。大而新的建筑群甚至整个城市拔地而起。比美国更现代、更漂亮。国内许多朋友来美看后，不以为然，认为美国也不过如此，中国很快会赶上。我常给他们讲一个发生在我眼前的故事：
 
有一次，我儿子在他的学校的橄榄球比赛中。一队友受伤倒地。十几分钟内，就有救护直升机赶到。将其送往医院。

要知道我所在的城市是一座小城，按中国定义，相当于一个县级城市。儿子所在的学校是一所普通的公立初中。请想一想中国的一个县城、每一个孩子都能享受到这样的医疗救护，还需要多少年。这就是差距。

另外，美国在校区附近都设有禁声限速的牌子，如有违犯，定罚不贷，您很快就会收到罚款单；学校接送学生的校车不论在哪里停下，停车牌（Stop）一亮，所有各个方向来往车辆一律都要停下，待下车学生离开马路后，校车把停车牌收了，其他车辆才能开动。如果前段所说是与物质条件有关，而后面两件事则纯属管理问题。

美国之所以成为今天的美国，教育是基础。南边比邻的墨西哥，论自然、历史、地缘等条件都优于美国，开发时间也差不多。可今天的两国真是：一线之隔，天壤之别。挡不住的偷渡潮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我在德克萨斯州上学时，有一位墨西哥籍的同室，大搞德克萨斯回归墨西哥运动。我跟他开玩笑说：“当心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哪天您真的成功了，这里真的变成墨西哥的领土，您又要挖空心思北上了”。论“天时”、论“地利”，墨西哥比美国好，就是没有美国的“人和”。人才是哪里来的？是教育出来的，是培养出来的。人才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教育体系的产品。一个国家的教育决定其前途和命运。毫无疑问，美国创造了一个相当成功的教育体系。

为什么美国能创造它特有的教育体系？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和人文理念为其教育提供了相应的社会环境？让我们来—

追根求源

在我准备讲座稿时，我查阅了大量文献和书籍，还浏览了许多网站。这类内容可以说是铺天盖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亦乐乎。几乎所有讨论都是从教学方式和方法的层面来看问题。有的甚至把教学与教育等同了起来。其实教学不等同于教育。教学只是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知识只是一个人的素质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国家的基础教育，也就是中小学教育，是培养一个合格的劳动者，而不仅仅是知识的灌输。

因此，我决定尝试着从中西方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不同入手，进而剖析其在教育体系和方法的反映。以求寻找出导致教育差异的基本观念和思想根源。自1901年张之洞与刘坤一联衔上奏提出“兴学育才”起，中国学习西方教育已过百年。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基本上是照抄西方的。一九零三年，张在一份奏摺里说：

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不能进入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各国。

同时指出：中国等不得了—“强邻环伺，岂能待我”。延续了整整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制度似乎在短短的十几年间被彻底消解。然而这种年深日久的社会动员所造就的民众心态，以及烫烙在中华民族群体人格上的印记，能够在一挥手间驱散掉吗？ 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里的“体”是什么、“用”又是什么？在不改“体”前提下，能真正地学以致“用”吗？为什么中国学生年年得数奥赛冠军，却没有出过一个创新型的数学家？为什么在一些专业技巧高的行业，象音乐、舞蹈、外科医疗以及中西绘画等方面，中国却能产出许许多多的顶尖人才？为什么美国学生比中国学生更加重视文体？为什么中国的家长和学生普遍认为美国学生较轻松，压力也小？为什么美国孩子经常被视为不尊重师长？为什么美国孩子有超乎寻常的创造力？为什么中国的基础教育总是强调以打基础为主，“学多悟少”，而美国的教育却是培养创造力的教育，“学少悟多”？为什么在美国三分之二的博士获得者是外国学生，而北大和清华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博士生源？为什么中国父母总是喜欢讲一些著名科学家、名人自幼就多么多么聪明过人，期盼孩子成为神童，而美国父母则爱说爱因斯坦五岁还不会说话、牛顿儿时如何笨，来激励孩子？为什么华裔家长绝大多数都坚决反对自己的儿子参加在美国最受欢迎，并且是学校最普及的运动—美式橄榄球？为什么中国父母重结果，而美国父母则更重过程？为什么中国家长更愿意子女遵循自己的意志，而美国父母则更重孩子的意愿？为什么中国家长总喜欢给孩子夹饭菜，而美国父母则要求孩子自己要饭菜？这种日常小事对儿女的人格塑造有多大影响？

这要从我给在美国的一对密友夫妻打的比喻说起。这个比喻是—

父母的爱犬

话说我有一同窗好友。此人自幼聪慧、人称“神童”。四岁时就能背诵唐诗百首。一路上来，中美名校，博士又加博士后。按中国定义，可谓成功。四十得子，不胜欣喜。一日我出差到他所在的城市。他请我吃午饭。时值其子四月有余。话题自然地落到他儿子身上。我问他对儿子有何期望。答曰：“怎么也得弄个哈佛上上。”

四年后，又一次见面。话题当然还是很快地落到了他的儿子身上。这位仁兄不胜焦虑，告诉我他儿子有些语言发育障碍，至今还不能用完整句子来表达意思。由此，还引起了一系列其它问题。他遍访名医，铁鞋踏破。然而，既没有找到手到病除的医生，也没有发现任何灵丹妙药。展现他们夫妻眼前的是一条既艰苦又漫长的训练之路。医生们确信通过坚持不懈的训练，他的儿子能够逐步培养出正常的语言能力。而现在，他的儿子只能去特教—为弱智、低能和痴呆孩子而开办的特种教育学校。您可以想象他每天接送孩子时的心情。那正是：

心情日日重，眉纹月月增。
望断天涯路，何时能轻松？

然而，有个现象让我这位同学万分惊奇并百思不解：那些接送孩子的美国父母却总是乐呵呵的，面不见一丝愁云。甚至，诙谐幽默、谈笑风生。要知道那些美国孩子的病情要严重的多，大多数永无成为正常人的希望。他问我：“这些美国父母怎么笑得出来？怎么能那么若无其事？我为什么就乐不起来？” 我跟他说：“我给您讲一个更邪乎的真事吧。有一对美国夫妇， 在产前胎儿测试时得知他们的孩子患有唐氏症候群，也就是‘先天愚型’。然而，他们还是要坚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您猜猜看，当这对夫妇领着这个傻孩子时，是高兴还是忧伤？”朋友听完，瞳孔放大直摇头， 道：“不可思议，不可理喻。”

我给他打了一个比喻来解释这些美国人的心思。假如您的父母有一条爱犬，名叫宝儿。此犬一丑、二脏、三笨、四懒，外加不听话。您一见就烦。可不知为什么，您的父母就是喜欢的不得了，甚至到了爱不释手的程度。幸好该宠物住您父母家，与您没太大关系。您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闲事少管。见面时，时不时地您还会搜肠刮肚找词句，把这狗赞美一番。您心想：随他们去吧；只要老人家们高兴就好，爱养啥养啥，我也落得清净。忽有一日，双亲登门，曰：“我们要去旅行度假，一月有余。宝儿暂时寄养您家。还请您多多费心。”您紧皱的眉头在您父母发现前就舒展的又平又坦。比高级祛皱霜广告里的皱纹去的还快还彻底。当即，您满脸堆笑，拍胸脯说：“没有问题。都包在我身上了。我保证让您们满意，把宝儿养的又白又胖。”原因很简单：您爱您的父母；您衷心希望他们过一个无忧无虑的假期。

宝儿来了。随之而来的还有他的各种用具。内附有一份宝儿喂养及训练说明书。您打开细读，不禁冷气倒吸，双手索索发抖。这回该是冷气机公司请您做广告了。这宝儿不仅每天要喂食、喂水、喂药及点心，还要洗澡、梳毛、按摩和长跑。最让您受不了的是：他要与您同床共眠。想想您的高级席梦思，想想您跑几步就上气不接下气、汗流浃背的身体，您虚汗淋淋。但是，您还是心一横、牙一咬，照单接受。原因很简单：您爱您的父母。不就是一个月吗？再苦再累您也能挺过去！为了有养育之恩的父母，您就是粉身碎骨、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这点小事算得了什么！

宝儿一进门，先对着您的舒丽雅沙发就是一泡尿。以此来划明他的地界。您正待发作，宝儿又去您的那盆紫睡莲拉了一泡屎。您转念一想：狗就是狗，计较也没用。谁叫他是父母的心肝肉，这点脏就忍了吧。因为您爱您的父母。

翌晨，起床一看，您那双心爱的贝路帝高级皮鞋已被撕成碎片。您顿时热血沸腾、怒发冲冠，一巴掌打过去，誓让小狗长记性。但见那宝儿一个鱼跃窜到了沙发后面，躲开了您的大手。您转念一想：狗就是狗，何必与其一般见识。这点气就吞了吧。因为您孝顺您的父母。

日复一日，您按照说明书上列的，一件件一条条，小心翼翼。为防止出差错，您还在每一条上打勾做记号，丝毫不敢怠慢。您为您能把自己系统工程的知识派上用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为了让父母高兴，再苦再累，您也心甘情愿。因为您要感恩于您的父母。

终于熬到了您父母回家的那一天。您满心欢喜地带着宝儿去看您的父母。当那小家伙看见您父母时，一路狂奔，直扑到他们怀里，把您远远地抛在了后面。经过仔细检查，您父母发现宝儿的牙上有牙垢。顿时面带愠色，问您为什么不给宝儿刷牙。您一时无语。只能坦诚认错。为了父母欢心，这点冤您就受了吧。因为您所有的过错都要乞求您的父母饶恕。

当您要离开时，回头再看那小家伙。他在父母的怀里嬉闹，好像把您早就忘到了九霄云外。您不禁怅然若失，因为毕竟相处了一个月，就算爱屋及乌，您对小家伙也有了些许依恋之情。但转念一想，早晚要完璧归赵。只要父母满意，这点牺牲您是可以承担的。因为您一直都在恳求父母对您不敬的宽恕。

回到自己家后，您顿觉如释重负，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愉快和解脱。您完成了父母交给您的任务。他们放了心，您也无限欣慰。一切脏、气、苦、累、冤、酸楚和牺牲都成了过眼烟云，云消雾散。
 
比喻讲完后，这位朋友看着我，云里雾里，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我又进一步地解释说：“如果您把‘父母’与‘上帝’，‘宝儿’与‘孩子’以及‘一个月’与‘十八年’对换一下，您就得到了那些美国人的观念和思想方法。他们是在为上帝代管其产业。他们感到不胜荣幸。有何不乐可言？这个比喻引出了美国人的生育观：他们篤信孩子是—

上帝的产业

我给我的朋友打这个比喻的目的就是想让他能设身处地去体会一下那些美国人的心理、感情和信仰。在通常情况下，在一个精神世界里的人很难理解和认同在另一个精神世界里的人。即使您听到一遍又一遍的说教，也会当成耳边风，不往心里去，不往深里追。我的比喻使他陷入沉沉的回忆、深深的思考。在教堂听到的只言片语开始渐渐的编制成一个系统的逻辑。

《圣经》在诗篇第127篇第3节里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神所给的赏赐。”在犹太人当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犹太人认为儿女是上帝给父母信仰的报酬，是上帝向他们显慈爱的明证，保守的犹太人父母通常要等到拉比（相当于牧师、神父）说：够了，不要再生了，否则他们就会一直生下去，这里所罗门王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赏赐和礼物。‘赏’和‘赐’这两字都是指从神而不是从人得来的礼物与恩典，礼物不是用钱买来的，是白白得到的。礼物是神慈爱的一种表证与流露。按照《圣经》的逻辑，不仅儿女是上帝的产业，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产业。由于上帝的爱、祂创造了我们人类，同样由于父母的爱恋关系，就产生了儿女。《圣经》里说神设立婚姻的目的之一，乃是愿人得到虔诚的后裔(（玛2:15)），所以我们养儿育女的真正目的乃是为上帝养育出敬虔的后代，把上帝的慈爱、上帝的荣耀能够延续下去。美国人说：“A baby was born into our family.”（用的是被动语态。一个婴儿降生到我们家）就是这种神赐福父母生了一个小孩的观点的现实反映。

《圣经》还讲：儿女不仅是上帝所賜的产业，而且是神托給作父母的來照管這些产业。作为一个忠实的管家，应该按着上帝的心意与原则来养育儿女。要想成为快乐、幸福和有成就感的父母，唯有接受上天的赏赐和神托，尽您所能去关照、去培养，在他们长大成人时完璧归赵。我经常问我在公园里碰到的美国父母：为什么养孩子？得到的答案都直接或间接地反应了上面的理念。了解了这一点，就很容易理解美国的一些社会现象。例如，在美国多生孩子是有奖励的。政府给您钱；您的工作单位也会给您各种优待；上学不仅免费，而且如果家庭生活困难，您还可以得到各种补贴；甚至非法偷渡客的孩子也可以享受到同等的待遇。

美国不仅是宗教力量较强的国家，而且是一个以宗教立国的国家。17世纪，当宗教信徒从英国飘洋过海踏上北美这块土地时，这些难民在五月花号上立下一个誓言：我们到新大陆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了信仰的自由；为了能不受干扰地实现自己的宗教信仰。其目的绝不同于经济移民。寻求一块能够实现上帝福音的土地是他们的动力和信念。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是被上帝挑选来实现上帝的意志的人。可以说这是美国的立国之本。虽然美国现在的宗教色彩比立国时淡得多，但是早期移民的理念和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它至今仍影响着北美的绝大多数人。在美国人自己的观念中，他们大多数都是基督徒（80%左右的美国人自称是基督徒），并且认为美国社会的道德基础是犹太-基督（Judeo-Christian）教。

可以肯定地说那些送孩子去特教的乐天派家长是基督徒，或者深受其影响。他们相信：上帝知道这些傻孩子特别需要爱，所以使这孩子降生在他们家，而不是在别人家，就是让他们学习爱的功课，加倍地去爱这些孩子；也让他们的经历成为今后有同样遭遇人的祝福与安慰。何愁之有？那我的朋友为什么乐不起来呢？因为他传承的是中国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儿女是家长的私有财产，是家族的传递和种子。或者说：孩子是—

家族的家产

中国传统生育观视子女为家族的私有财产。养儿育女是为了传宗接代、光宗耀祖、养儿防老。易富贤先生在他的《辩证看待中华传统生育文化》一文中对中华生育文化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和令人深思的分析。为了便于进行对比，在这一方面，多处直接采用了易先生文中对中华传统生育文化的基本观点和成段语句，谨致谢意。易先生把中华传统生育文化归纳成前人所提出的两点：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强调的是利益和精神激励。《孟子•离娄》中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在孔子学说中，“孝”首先意味着生育传嗣，延续香火。可见生育传嗣在儒家思想中是被视为“孝”的最高体现，“孝”也就成了人们最强的生育动机。以此为标志的生育文化三个最基本含义：

1.家族、民族繁衍下去是第一位的，可持续发展是最重要的。
2.养老。
3.维持良好的社会道德。

远在世界各大宗教产生的几千年之前，中国就已经有家庙、祖宗祭祀。据甲骨文记载，中国夏商时期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系统化的祖先祭祀仪式，进而成为扎根于每个家庭的祖宗崇拜文化，形成了中华生育文化的重要部分，并且上升到“宗教式”的高度。养育孩子不但可以防老，而且还影响死后的祭祀。孔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没有子嗣（或者子嗣夭亡），祖宗祭祀就会结束，香火就会断绝，家族就不能持续存在。养老只需要几年、几十年；而死后的祭祀却需要数百年、上千年，比养老要重要多了。人死为神，并且这个神是自己家族的神，专门保佑子孙后代的，因此子孙的“孝”既有本能，也有“功利”（希望祖先死后保佑）。根据《礼记•昏义》所说：婚姻的目的是 “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生育的传宗接代的目的非常明确。

其次，在儒家生育思想中，“孝”还从赡养，尤其是敬重父母上起着生育动机作用。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认为，孝不能仅局限于养父母，因为犬马都能养主人，重要的是敬重双亲。怎样才算是敬呢？“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只能算是赡养，尚不是称为孝敬。要做到孝敬，一是儿子在父母面前要经常有愉悦的容色。《礼记.礼充》中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惋容。”二是“无违”，即不违父母旨意。儒家学说通过对孝的规范，不仅制定了儿子对父母的行为准则，也把父母的生养、死葬和精神愉悦都托付给了儿子。这样，对孝的动人后果的期望与追求，必然成了推动人们从自身的“老有所养，老有所敬”诸方面而去谋求生育儿子的强大动力。

中国人常常会说：我们生了一个小孩。或说：这小孩是我们生的。不停地向小孩灌输孩子是父精母血；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一有机会就会向孩子讲述如何屎一把尿一把把他们拉扯大；如何省吃俭用把钱都花在他们身上；如何含辛茹苦牺牲自己为了他们。总之一句话，就是要孩子们牢记父母的大恩大德。对学生进行感恩教育，也已成为广大的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从小学到大学，感恩教育可以说无处不在。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每一个学生都接受过各种不同形式的“感恩教育”。诸如：写感恩信，感恩作文比赛，给父母磕头，为父母洗脚等形式。真是形式翻新、心裁别有。象《报答父母养育之恩》、《感恩的心与父母相处》、《回忆父母养育之恩，发愤成人成才》、《感谢父母养育之恩》、《知恩图报》和《感恩励志》一类的作文题目比比皆是。如“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孝顺还生孝顺子，忤逆还生忤逆儿”，“不孝的人是世界最可恶的人”，“父母之恩，水不能溺，火不能灭”，“父恩比山高，母恩比海深”和“鸦能反哺，羊知跪乳”一类的警句，学童们倒背如流。　　

如此“感恩教育”要达到的目的无非是要证明孩子的一切都是属于父母的合法性；证明孩子终身侍奉父母的合理性；证明父母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去操纵孩子的一生。当孩子不听话或者与父母的意见有分歧时，他们就会被认为是背逆不道、不孝不顺的子孙。当然，一旦孩子做父母，他们也一定会用同样的方式方法去教育他们的孩子。

当一个孩子既呆又傻时，他就不能有效地传宗接代、光宗耀祖、成龙变凤、完成父母未尽的事业和理想， 他就不能尽“孝”道，他存在的价值就锐减，甚至变成累赘和包袱。养这样的孩子您怎么笑得出来？这就引出了以“孝”为核心的要害—　

“义”“利”的统一

“孝”的关键就是“义”与“利”的结合。您选择生孩子，您就选择了“孝”道。这就有了“义”。对儿女的“孝道”教育，使他们孝敬您，侍奉您以及给您送终这就有了“利”。您对您父母的“孝”，对先辈的“崇拜”，可以转化为您的儿女及子孙对您的“孝”和“供奉”。正像李光耀指出的：“孝道不受重视，生存的体系就会变得薄弱，而文明的生活方式也会因此变得粗野。我们不能因为老人无用而把他们抛弃。如果做子女的这样对待他们的父母，就等于鼓励他们的子女将来也同样对待他们。” 可谓用心良苦。

前一阵在中央电视台，看了一个电视连续剧，名叫《一帘幽梦》。故事讲的是清朝的咸丰皇帝和兰儿（以后的慈禧）如何机关算尽、出生入死、冲破各种艰难险阻并以许多生命为代价去生一个孩子。从大处讲，生孩子是为了大清的龙脉得以传承，以至江山万代，告慰列祖列宗。这就是“义”。从小处讲，生孩子可以确保咸丰的皇位，使兰儿在宫中的地位不断上升，避免打入冷宫。这就是“利”。在这一场惊心动魄、性命攸关的殊死搏斗中，没有一个人，甚至一句话为孩子着想和维护孩子的利益。孩子只是一个工具，是一个随时可以舍弃的筹码。这个故事恰如其分地展现了中华民族生育观“义”与“利”结合的特征。其实，这个特征至今还深深地刻印在很多中国人心中。我经常问我遇见的中国人：“您为什么养孩子？”所有答案都是：“我”需要孩子。除了传统的“需要”外，还有诸如：消除寂寞；增进夫妻感情；巩固家庭；防止遗憾；增长阅历；让父母高兴；提供未来希望、生活动力和精神寄托等等。没有一个人在想孩子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和最需要什么。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文化的“义”和“利”中，没有一条是为孩子的。都是站在家长的立场上，从家长的角度看问题，推崇的是家长的“义”和家长的“利”。

中华民族“义”“利”合一的生育观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易富贤先生也指出：“中华民族人口一直居世界第一，除了比较有利的地理环境外，更得益于独特的中华生育文化”。虽然繁衍后代是一种动物本能，但通过文化可以使得这种本能得到强化。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经过长期的摸索，建立起一套生育文化，这些生育文化支撑着民族的持续发展。这些不同文化的不同突出社会现象就是：

家庙与教堂

如果您有机会访问美国，您可以做一个小试验：分别记录一下找到一座教堂和一座寺庙、祠堂所需要的时间。在这里我可以告诉您我的试验结果：二十多年没发现寺庙、祠堂；十分钟左右的车程就开过一座教堂。即使在偏远的山村，也可以看见荒野里矗立的教堂。可以说：哪里有人，哪里就有教堂。据统计美国光基督教堂就有三十万座；天主教堂大概有九万座。在一个人口刚过三亿的国度，想象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概念。用低头不见抬头见来描写，一点也不算夸张。连美元上都写着：“我们信仰上帝”。除了美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这样做。

而我们中国人有了钱干什么呢？修祠堂、寺庙，供奉家族的祖先；立家谱，写家史，给列祖列宗树碑立传。记得有一次我在北京搞项目，一个发明家找我要投资。他自我介绍说他是范蠡的后代。花了极大的篇幅和时间在那里续家谱，试图以他的祖先曾有过的荣华富贵及贵族血统来证明他的天资和信誉，而一个美国人则会用去教堂的次数来表明自己的诚信。一个是看在祖宗的份上，是“祖宗崇拜”。另一个是看在上帝的份上，是“上帝崇拜”。因此有人用：

宗教是美国人的历史，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

以此来点出中美之间的信仰差异。我认为真是一针见血、恰如其分。

简单地说，《圣经》读起来就像一部家史。一切伦理道德都贯穿其中。美国千千万万个家庭都读同一本《圣经》，都把它当成自己的家史。周周去教堂，把耶稣视为神的化身，求上帝保佑。中国人是年年去家庙，祭祀祖宗，祖训不可改，把祖宗送上神位。然后乞求祖宗保佑。有的时候也觉着中国的前辈也够损的，自己死了还要后代供着，并且用神灵保佑一类的话对后人进行威逼利诱。

08年暑假，我和家人一起去三孔朝拜。在孔子墓前行完大礼后，我问随行的孔家讲解员：为什么孔夫子的孙子墓在他的前面，而他儿子的墓却在他的左面。她的回答令我幡然醒悟：“孔子要抱子携孙”。在离去路上，我在想：“可能正是因为孔子子孙七十七世延续至今，才堵断了他通向神殿的路。要知道孔子的问世比耶稣还要早近五百年。如果孔子升华成了神，华夏文化传统又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由此可见，两个生育观看似南辕北辙势不两立，实际上它们的内涵逻辑几乎是一样的。他们都有“孝”、“回报”的概念，只是表述和方法不同而已。换句话说，繁衍是本能，生育文化是文明。只是中国人的中华文化将“孝”文化上升到宗教高度；而美国人则加了一层上帝。首先是“孝”和“忠”于上帝，然后依照上帝的旨意，去爱、去服侍每一个人。只要把中国的家族概念无限放大，放大到全人类是一家人—真正做到“四海之内皆兄弟”，把不同的家庙祠堂统一成一种庙，把不同的老祖宗都归于一个至高无上的族神，两个文明的信仰就基本重叠了。总之，两个文明都要感恩拜德，但一个是感父母之恩，拜祖宗之德；另一个是感上帝之恩，拜耶稣之德。从心理学角度看，都能产生生育的动机力量。在北京创意教学出国培训班讲座结束时， 我把一段中国教育家写的做人原则请大家念。然后，我把其中的“先辈们”换成“主耶稣”，大家发现和美国理念几乎一样。

如果您注意观察生活，您会发现这一点无时无处不显现在每一个中国人或美国人身上。在北京残奥会开幕式上，一曲《天域》之后，盲人歌手杨海涛转身向观众说出的这句话：“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最想看到的是——爸爸、妈妈和你们。”应该说此话感动了全体华人世界。我几乎可以断定杨海涛读过被誉为“二十世纪精神偶像” 盲聋作家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在这本照彻人们心灵的书中她的原文是这样写的：“第一天，将会是忙碌的一天。我将把我所有亲爱的朋友都叫来，长久地望着他们的脸，把他们内在美的外部迹像铭刻在我的心中。(The first day would be a busy one. I should call to me all my dear friends and look long into their faces, imprinting upon my mind the outward evidences of the beauty that is within them.）”这句话感动了整个西方世界。文化差异跃然纸上。

文化差异使中美父母的期望大相径庭。许多中国家长心甘情愿地为孩子牺牲一切，因而希望孩子长大后对自己孝顺。美国人则认为，培养孩子是一种社会责任，而不是“自我牺牲”；孩子的回报不是反哺父母，而是努力使自己成才，回馈社会。

写到这里不禁使我想起一个在美国听了不止一遍的寓言故事：

老鹰救雏鹰

话说有一母鹰带着三只幼雏住在河岸的山崖上。在硕大的鸟巢里，日子过得幸福美满。忽然一日大雨倾盆，山洪暴发，危及鹰巢。母鹰当即决定立即搬家，转移到安全地带。她抓起一只雏鹰，飞越洪水。这时她忽然问这只雏鹰：“孩子，我对您这么好。您将来打算怎样作？” 雏鹰不假思索地回答：“妈妈，我将来会同样地对您好”话音刚落，母鹰利爪轻舒，把雏鹰抛入波涛汹涌的洪水。母鹰急速返回，又抓起了第二只雏鹰，顶风冒雨飞向平安。这时她又问：“孩子，我舍命相救。您将来打算怎样报答？”这第二只雏鹰迫不及待地答到：“妈妈，您的养育和救命之恩永生不忘！我长大后要精心侍奉您，让您颐养天年；我要出人头地，衣锦还乡，给您修庙立碑，训教您的子孙万代…”，话音刚落，这第二只雏鹰也已葬身于惊涛骇浪之中。母鹰再次返回驮起第三只雏鹰。精疲力尽的母鹰不顾五雷轰顶，又一次穿云破雾横渡惊涛骇浪。“孩子，您现在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为了救您可以把生命置之度外。想想看，您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不辜负我的期望？”略带焦急和不安的母鹰小心翼翼地问。这第三只雏鹰毫不迟疑斩钉截铁地说：“妈妈，我一定会以您为榜样，竭尽我的全力，养育好我的的孩子。” 声若洪钟，气贯长虹。稚嫩的童声静雷霆、喑霹雳、挫狂风、抑暴雨，久久地回荡在大川峡谷。母鹰顿时气力倍增直冲彼岸。雏鹰得救了！母鹰也为有这样的孩子而骄傲和自豪。

这就是代表勇猛、 力量和胜利的白头鹰（白头鹰被美国人尊为国鸟）的故事。这就是美国的故事。

每次听完这个故事，我都会沉思良久良久。多看一看《动物世界》，您就会发现大多数动物确实是这样的。每个生命的唯一使命就是繁衍后代，使种群不断发展壮大。绝无其他所求。美国著名婚姻、家庭和孩子心理咨询专家，劳拉博士（DR. LAURA C. SCHLESSINGER），在解释上面的故事时，讲的更彻底：如果您的儿女在不回报您时感到了一点点愧疚，您就没有教育好您的儿女，您的私心还在作怪；放飞(Set Free)儿女，就是要他们彻底摆脱您的束缚、绊羁和牵挂，无忧无虑、无牵无挂、无拘无束地翱翔于自由的未来天空。她把向儿女索取回报的父母叫做“吸血鬼”（Sucker）、“魔鬼”（evil）和“狐狸精”，而且经常与希特勒和萨达姆一类人相提并论。美国的社会调查发现：被教育和要求回报父母的人自己很少再要孩子。

基督教认为父母得到的真正回报是归西时进天堂在上帝那里领取奖赏。

记得有一次在中央电视台看到一个电视采访节目。被采访的是一位中国登山队员的母亲。她的丈夫病重住院，生命垂危，但眼睛睁得很大，不肯闭上。病榻前的她完全懂得其中缘故：老伴在等儿子，想临走前再看上他一眼。那真是：

盼儿归望眼欲穿，离人世死不瞑目。

这位伟大的母亲泪流满面，终于对老伴说：“您走吧，别等啦！儿子赶不回来了。他象您一样，正在不顾一切地追求他的梦想—登上世界第一峰—珠穆朗玛峰。”闻言，这位 父亲露出了满意欣慰的笑容，缓缓垂下眼帘，撒手人寰。我看后为之动情。我相信伴随这位成功父亲永生的，一定是幸福、欢乐和自豪。

我也见过另一位父亲，恶病缠身，卧床不起。他的儿女们都远渡重洋在国外留学，不能回到他的身边照顾他。当他看到同房的病友、儿孙绕膝、其乐融融、亲情无限时， 万分感慨，后悔当初把儿女都送出国。到今日，落得个孤苦伶仃，独自面对生活甚至死亡。那真是：

怨孩儿寡情少义，看今日悔不当初。

最后，这位父亲也离了人世。我看后为之动容。我相信伴随这位辛勤父亲永生的，一定是怨恨、懊悔和无奈。

我们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胎儿特别大。我们的妇科医生不胜感慨，说：“中国的母亲真伟大，身材比美国母亲矮小，可胎儿却总是大得多。而且产前准备也做得更加认真仔细。太愿付出，太愿给予，太无私了。”我对她说：“您只说对了一半！再大的支出如果是投资，要回报，也是自私的。再小的支出如果是捐赠，不要回报，也是无私的。断定一对父母是否是无私的奉献，不能是看他们的投入，还要看他们的所求。

生育不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有“义” 和“利”，只是美国的“义” 和“利”没有结合为一体。美国早期的家庭模式与中国没有太大的差别：老人在家帮忙照顾孙子、孙女，儿子、儿媳承担家庭主要劳动。生儿育女也有防老和增加劳动力的功效。然而，在生产持续工业化、分工不断细化的现代社会，哪种模式更能适应这种发展和进步呢？这一题外话就是：

“孝”道的穷途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明史，就是一个不断充实加强“孝”道的历史。从儒家把“孝”定为伦理道德的起点，到佛教的《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无一例外的把“孝”奉为做人的第一准则和社会的“正统”思想。佛经上讲：“佛告阿难：‘我观众生，虽绍人品，心行愚蒙，不思爹娘，有大恩德，不生恭敬，忘恩背义，无有仁慈，不孝不顺。’”儒家则直接说不孝之人是“畜生”。孔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样就把一个“孝”字放在了所有价值之上。做人的根本就是先做好自己的子女身份。

中国历代统治者充分利用了“孝”道的道德制高点，附之以各种精神和物质奖励，使中国人口一直高居世界第一。他们都充分认识到人口对于一个国家的繁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国家需要劳动力、税收、徭役、兵源，样样都需要人口的基础。即所谓“以人为本”。春秋齐国名相管仲明确指出：“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战国时代秦国改革家商鞅也一再强调：“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为了尽快增殖人口，历朝历代都处心积虑的推出各种法律和政策以提高国民的生育积极性。有的为了防止晚婚，就用法律来设置结婚上限年龄。历代统治者不仅把“孝”做为道德依据，还尽力发掘了“孝”对生育者的利益。可以说：晓之以理，诱之以利。例如汉高帝就曾规定“民产子，复勿事二岁”，意即百姓生子，可免徭役二年。

这种“义”“利”一体的生育文化，在古代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模式下，有着坚实和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即所谓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体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上，以“孝”为核心的生育观不仅有效，而且至关重要。小农和作坊生产结构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家厂合一。即生产单位和生活单位的一体化。家族的长辈就是家族企业的CEO。在这种社会框架下，重“孝”的家族，亲情浓郁，关系融洽，繁殖迅速，事业也会不断发展。反之，必然亲情淡薄，关系脆弱，家庭容易体解，事业也会不断萎缩甚至消亡。在家庭不仅是生活而且是生产单元的社会里，发展和灌输“孝”道，对社会的稳定和和谐至关重要。

许多中国企业历史剧都突出地表现了这一历史现象。例如，电视剧《大宅门》里的老奶奶就是家族药厂的CEO。人与人的紧密关系主要是家庭关系。“义”“利”结合显得那么相得益彰。整个家族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在一个信仰和理念下统一和团结在一起。“孝”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义”“利”的紧密结合就象核聚变一样，爆炸出了举世无双的巨大威力，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连绵不断几千年。自秦汉算起，中国几经大规模的战乱、灾荒、疫病，人口也几度锐减，但都在短时间内得以恢复。很多古代与中华民族势均力敌的民族都消失了。可以说中华民族创造了世界上最成功的生育文化， 使中国人口始终居世界第一。真不容易！它扎根于古代精英们精心策划的生育文化，发展于历代统治者的苦心经营，决胜于生产和生活一体化的小农社会经济基础。“义”为“利”提供精神支柱；“利”又使“义”不断强化。形成一个（正反馈的无限放大）超稳固系统。一代传一代，往复循环几千年，使早婚早育、多生多育和多子多福的观念深入人心。听听那些顶着政府计生政策、一再多生超生的故事，您就能体会到嵌入在每一个中国人基因里的生育欲。所以中国现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遭遇了空前的阻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1994年，有一次我乘火车由太原回北京。同车箱的是一对进城创业的农民夫妇。他们在城里开办了废品收购站。生意兴隆，日渐富有。很快话题就转到了生儿育女上。为了超生，他们硬顶政府的强大专政机器；挖空心思，花样百出，东躲西藏，不辞辛劳，甚至不惜倾家荡产。讲到伤心处，那母亲声泪俱下不能自己。那强烈的生育欲望跃然在目。我不得不惊叹我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历代王朝的不懈努力。他们的在天之灵一定会为有这样的传人而感到无比的安慰与骄傲。当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超生那么多孩子时，“多子多福嘛！”他们坚信不疑地一语带过。“多子怎么就多福了？”我接着问。两个人望着我， 一脸茫然，无语以答。我估计他们看到我是这样一个不可理喻的书呆子，也就不想跟我再多废话了。当时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然而，今天中华文化圈的生育率是全球最低的！中华文化圈地域的生育率（每个妇女生育孩子数）都比同等发展水平的其他地域要低，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中，生育率倒数前4位都属中华文化圈或中华文化影响较重的地区和国家：澳门（0.84）、香港（0.94）、台湾（2009年1.0）、韩国（2005年1.08）。在中国的大城市上海、北京，不仅很早就达到了极低生育率，而且和香港、澳门一起，成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地区。上海在1974年、北京在1990年达到极低生育率，2000年以来总和生育率都降到了1以下。新加坡的生育率只有1.08，其中华人比马来人低了一半，算下来华人的生育率也就是在0.87左右。在同一个国家内部，华人的生育率比其他种族都低。在北美华裔的生育率也是最低的。一般规律是经济越发达，华裔生育率越低。美国现在是2.1， 比中国大陆还要高。可以设想等中国的经济水平发展到美国的今天，生育率肯定世界最低。即使在中华文化圈，生育率也有很大一部分是由转信基督教的人贡献的。象韩国，就有近一半人信奉基督教。如果把美国作为基督教生育的平均值，推算出的儒教文化的生育率也就是0.4！所以说有一种可能性：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华民族同步走向消亡！

这些都是题外话。我所要聚焦的是信仰和教育的力量。是什么突变使中国最成功的生育观翻转成最失败的？这个“突变”就是发源于西方的现代工业革命—一个没有可能产生于“义”“利”统一的文化圈内的“突变”。社会生产力的大规模工业化逐步并且彻底地摧毁了个体私有经济以及与之共存的家庭结构。在社会经济体中，家庭企业已萎缩到了微不足道的地步。绝大多数人都是去公司、政府和事业单位去上班和挣钱。即使还有少数仅存的家庭企业，其子女也极有可能放弃父业，转而寻求其它的事业发展和人生道路。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家庭生活和生产生活逐步或者彻底分离。父母和儿女之间赖以生存、以家庭经济为基础的利益纽带已不复存在。随之而来的是传统大家庭的迅速瓦解。我父亲就曾经谈起过他的祖父是如何汲取现代理念，跟上时代步伐，主动进行大分家；把一个上百人的大家庭分得七零八落。想来真是英明决断。

取而代之的是人口大规模地流动，社会团体和利益的不断重组。现代人的组合所依据的现代“利”，主要包括“利益”、“信仰”和“兴趣”。通俗地讲就是“共同语言”。要提高一个人的价值 就是要提高这个人的在这三方面的实力和造诣。想一想您每天花时间最长、讲话最多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上班工作是有共同“利益”的人；教堂礼拜是有共同“信仰”的人；玩麻将、唱京剧，看足球和打篮球是有共同“兴趣”的人。有几个是有血缘关系的人？一个孩子自从上学开始，在家以外的时间比家里多；和老师同学说的话比父母多。而且一个人需要有不同的社会圈子来满足不同的“利益”、“信仰”和“兴趣”。打篮球一伙人不一定去一个教堂，去一个教堂不一定有共同“利益”。有共同“利益”可能爱好和信仰全然迥异。

我的网络通讯公司有三个创办人：一个中国人、一个美国人和一个印度人。不要说八竿子拨拉不着，就是几百辈子以前也不会沾一点亲带丝毫故。可是为了共同“利益”，我们走到了一起。现在不仅在一起的时间和说的话比其他任何人都多，而且是“利益”攸关。但我们从来不谈“信仰”和“兴趣”。有一次我飞到纽约去会见一个加拿大的投资人。会谈三个小时，我们签订了一百万美元的投资意向。我们从素不相识到一根绳上的蚂蚱只花了三个小时。一次在我们入住的大饭店里，有一个家族在搞家庭大聚会。熙熙攘攘，满楼都能看见带他们标识的人。真是热闹非凡。我闲来无事，便与组织者聊起来。她告诉我，他们是祖孙五代，共两百七十四人；老祖母健在，他们每年要聚会一次。我问她有多少人她认识，她说也就是二三十人。我可以从她的口气中听出来，这种聚会已是一种多余的负担。我估计等老祖母过世，他们也就不会再搞这种大聚会了。现在有人独出心裁，在因特网上办家谱跟踪网站，使血缘关系在虚拟空间得以延续。

这就应验了中国的老话：“远亲不如近邻”；“话不投机半句多”。在现代，人与人之间无“利”相联系的情况下，即使住在一个屋檐下，也很可能渐行渐远、形同陌路，以至维系亲情、联接血缘也会演变成一种多余的负担。所以“友情”的强化与“亲情”的淡化是现代社会进化的必然趋势。选择权利的大小决定一个人幸福度的高低。选择住在父母家与迫不得已住在父母家；选择住在儿女家与迫不得已住在儿女家；表面形式虽然相同，但幸福度可以差之千里。投资儿女以防老无异于作茧自束。只要算一下您的选择是多了还是少了就清楚了。至此，让我回忆起中央电视台的一则公益广告。大概内容是：过年了，一位年迈母亲做了一桌丰盛的晚餐，急不可耐地等着儿女们回来一起吃；这时电话一个接一个，这个说公司有事，那个说朋友聚会，小孙子也忙；结果都不能回来；老人望眼欲穿、万般无奈、独守空房在无限地惆怅中、面对雪花的电视昏昏睡倒在沙发上；只能在梦香中实现那日渐遥远的天伦之乐。画外配音是”别让你的父母感到孤独，常回家看看”一类的解说词。在理解和感动之余，我在想，就算这一晚上所有的孩子都回来了，那明天怎么办？后天怎么办？大后天怎么办？一般孩子独立工作时，父母还不到五十岁。按现在平均寿命算，大概还要再活二十五年。那就是9,125天。9,125天怎么办。那真是：

今日待明日，何日是尽头。

同情和施舍—即使是来自自己的儿女—是不可能给您带来真正的幸福和快乐。与其在家等电话，不如想办法扩大您的“共同语言” ；与其把未来寄托在儿女的孝心上，不如自我规划把握命运。在工业和后工业时代，儿孙满堂已无法确保一个人的幸福晚年，同时所需要的社会生存技能已经大大不同于小农经济时代。如果您跟一个美国人抱怨您孤独、寂寞和无聊，您得到的答复是：“咎由自取（By Choice）。”精神独立、感情独立和经济独立已成为做一个完整人的基本素质。做不到这三个独立， 您就不可能有幸福快乐的人生。不管有多少人围着您，有一件事必须也只能您一个人去面对去完成。那就是死亡。不管您拉多少人陪葬，那只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罢了。人生的路必须也只能您一个人去走完。与之相随的技能应该从中小学就开始培养。反观美国的空巢父母，他们在完成了上帝的重托之后，如牛释重，开始了第二春，去做有孩子拖累时不能做的事。恋子之情只是生活中的一点涟漪。我在高山滑雪时，碰见一位滑雪教练。老头六十有五，精神焕发，体轻如燕。在上山的缆车上我与他闲聊，才得知他原来是一位华尔街的银行家。五十五岁时第一次滑雪。打那时起他就立志退休后做一名滑雪教练。十年后的今天，他通过了所有考试，终于当上了一名合格的滑雪教练。我住的城市，有一位中国学者，近七十岁还在上班。还组织了业余京剧演唱班，自编、自导和自演。为把中国的京剧艺术介绍给美国观众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还跳舞，打太极等等，忙得不亦乐乎，哪有时间等儿女的电话？儿女找他吃饭得提前预约！

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是一套新的人际交流的规范和技巧。据美国劳工部报告，出生于1957到1964年的美国人，在18至36岁之间平均换9.6次工作；美国人一生平均要搬11.7 家。不懂这些规范、不掌握这些技巧就不能快速不断地建立自己的生活圈子，那等待您的只有漫漫的长夜和无声的电话！在教堂，遇见过一对中国老年夫妇，闲谈起他们的今后的生活计划，其中包括搬往外地。我好生不解：既然如此，您为何搬到这里？经细谈了解到，老两口原计划跟着儿子走，跟到了本地。儿子又要搬家。他们才发现是跟不上的，才制定了自己的独立人生计划。有一次我带商学院的学生到奥兰多开会。会后我给学生出了一道实习题：以最短的时间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找到一个约会对象。结果使我吃惊：不超过六小时。我跟在一个学生后面，近距离看他如何一步步缩小包围圈，最后锁定对象。当我们和三个美国女孩坐在一张桌子上喝啤酒时，我真佩服他的周密计划、正确判断和果断决策。我刚到美国时，既无钱，又没有什么特长。一直在想我可以参加什么样的活动。 有一日，我看见一溜自行车队。心想咱别的不会，自行车总是会骑的。于是乎，找到地方，报名参加了市自行车协会。去了一看犯了愁：车子、衣服和其他用品怎么也得小一千美元。我一介穷学生根本支付不起。其他会员得知后，一通捐赠。不几日，我就从里到外全副武装了起来。统计显示：一个从外地搬到我所住的城市的人平均在一周内就可以找到异性约会对象。所以，在现代社会一个人人格的独立、自我价值的提高和交流技巧的娴熟是这个人幸福愉快的基本保障，而不是用“亲情”和血缘关系把别人拉到您身边。当您对别人和社会没有有效价值时，您的失落感在劫难逃。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传统的“利”这张皮被撕碎，附着其上的“义”这根毛也就“毛”飞“义”散了。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所谓：存在决定意识。在“孝”的经济基础不断受到侵蚀的时代，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还能继续存在吗？只要回顾一下中国一百多年的工业化进程和同时期的文艺作品就不难找到答案。在今天的美国社会，您指望靠生孩子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敬”是根本不现实的。从投资的角度讲，养孩子绝对是赔本的买卖。美国的一个中产阶级要花一百多万美元养一个孩子。这些钱不管是存银行还是投资，都能保证有足够的资金雇专人伺候和陪伴您终生。您还可以任挑任捡，直到找到贤惠，勤快，温柔，漂亮和健康陪伴；您也不用挖空心思地去提高自我价值去向别人和社会证明您的存在，您的存款就是您的“价值”。一个人看腻了，还可以经常换换口味，直到尽善尽美。而投资儿女肯定是血本无归。再碰上个“啃老族”啃您到死，那岂不是比“赔了夫人又折兵”还倒霉？因此，美国有一句名言：“先存退休金，再付娃学费”。您还可以用养育儿女的时间去学习多种技能和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使您的社会价值和“共同语言”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提高，终身受益。当您进入暮年之时，即使膝下无儿女，您也可以朋友成群、乐不思蜀。比那些为儿女熬白了头发累弯了腰，皱纹条条如刀刻，天天守着电话望穿秋水地等孝子的父母们不知滋润了多少倍。不生孩子的最终是要去养老院，生孩子的最终也是要去养老院，而且去的档次还要低得多，因为兜里的钱都花
在儿女身上了。所以，与其说“可怜天下父母心”，不如说“天下父母真可怜”。

我的一位朋友有一个孩子已经十一岁了，归国探亲回来后，赶紧怀孕生孩子。我甚觉奇怪：十年过去也没生第二胎，为什么现在又想起来了？她的回答恰如其分地折射出中美生育观的差异：“回家后亲戚朋友都跟我讲：在国内超生一胎要罚六万元人民币；您在美国不但不罚还有奖励，您不多生几个不是亏了吗？我觉着言之有理，所以抓紧时间赶快生。”美国人就不懂她为什么为了省六万元而赔六百万。一样的六万元，中国人认为是赚了，而美国人则认为是少赔了。

“义”和“利”是支撑生育文化的两根擎天柱。当“义”和“利”被捆绑一起时，“利”的崩塌必然导致“义”的瓦解。所以，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分工的细化必将彻底摧毁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生育观。甚至有可能引发儒家伦理道德体系的土崩瓦解。美国社会工业化后，“利”已逐渐消失，造成生育率大幅下跌。但是，由于“义”和“利”的两不相干性， “利” 天柱倒下了，“义”天柱仍然屹立并擎起半边天。在“义”的大旗下，仍有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生儿育女，使种族和社会得以持续发展。加上政府和社会的鼓励政策，美国的生育率基本保证了人口的正增长。在“义”和“利”全无的情况下，有多少炎黄子孙愿意剜心割肉、不辞劳苦继续早生多育？骤跌的生育率已经做出了明确回答。这正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我一有机会就会给我认识的父母或未来父母讲：一定要认清现实，明确生育目的。不然的话，就一定会被历史的潮流所淹没，被时代进步所抛弃。今天的小媳妇永远也熬不成婆。如果坚持要熬，您一定是熬成老妈子、老佣人，伺候完儿女后，如果有幸您还可以再伺候孙子。同时在想为什么您的命运这么苦、世道这么不公平。有一阵子，我每周都要开车送我岳母去两百五十公里外的休斯顿针灸。一路上我们听音乐、闲聊天。有一次我问她：“现在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答曰：“在911的飞机上摔死。”闻言，我大惊失色，亟问：“何出此言？”他不无羡慕地说：“看报上讲911飞机上的一对中国老两口摔死后，一人赔了一百万美元。我要是在那飞机上也能得一百万。这样我就有钱分给我的三个孩子。”我听完后，无言以对。我真真切切地感觉到：

悲从心底起，哀自眼睑生。

我悲她被时代所抛弃，更哀其全然不知；我悲她生活没有依托，更哀其人生价值的流逝；我悲她内心的空虚，更哀其无力自拔。

我岳母的三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各自为自己的儿女、事业和理想而忙碌。以现代“利”（“利益”、“信仰”和“兴趣”）把自己进行新的社会组合。由于担心落空，她曾用尽各种“爱”把儿女拉在身边，以至他们近三十岁还没独立。可是今非昔比，家庭已经没有生产功能，也无事业可以继承，儿女们必须走出去开创自己的生活天地，别无他路。即使 他们“身”在家，“心”也不可能在家。最终她拼命维系的那个家庭还是荡然无存，儿女还是各奔东西。随之而去的是她的家长地位和“价值”。虽然她的儿女都很“孝敬”，但是没有一个人依赖她。这种“孝敬”最多提供“衣食住行”，不可能满足精神、感情和人格的需要。她早就该从“家长”这个位子上退休了。按照美国人的理念，正好是功成身退；按照儒家理念您总算 “多年媳妇熬成婆” ，可以居功自恃了。在养育儿女的过程中失去自我，儿女成人后还不顾一切地牵挂他们，只能以悲为终。为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导致一次家庭冲突把两个对立的伦理道德观表现的淋漓尽致。事情是这样的：

老人家的独子结婚时，新房设在新娘娘家。大婚之后，我们一家送婚庆用具到新娘家楼下。岳母一定要我们进屋上楼，看一下儿子的新房。我夫人认为不妥，因为房子的主人—娘家人—没有邀请我们，我们怎么可以进去看？岳母则面露不悦之色。她认为结了婚就是一家人，她儿子的屋，她当然有权利带人进去看一看，而且这也是对儿子关心爱护的一种表示。两人各执一词。结果是白天争了，晚上吵，把一个大喜的日子闹了个不欢而散。

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当时就在脑海里冒出一首歪诗：

鸡毛加蒜皮，无事可生非。
鸡犬不得宁，只缘理相异。

对于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谁是谁非要看您站在什么立场上，要看您的信仰和理念。但是不管怎么说，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家”之不在，“长”将何存。您连“家”都没有了，那“长”又从何谈起？不遗余力地维护和延续家长权威只能落个：

大江东去谁奈何，空守金樽对地哀。

抛弃您的不是您的儿女，而是今非昔比的时代。邓小平先生主持中央领导工作后，办的大事之一就是大力推行干部退休制度。在当今生产和生活不断社会化的今天，家长也要退休。死抱着家长的“地位”和“尊严”不放，就会被时代所摒弃。剩下的只有寂寞、无聊和无限的思念，甚至落入无奈、懊恼和怨恨。难道这就是您养孩子想要得到的回报吗？

人生若寄，其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人生和未来、面对孤独和死亡。不管您是在天涯还是在海角，是驻守在“金山银山”还是退居在“猪棚狗窝”，翻开人生的另一页都是不可避免的。儿女在身边，享受温馨；儿女离您远去，可体会清净。如能童心未泯、有滋有味、充实地活在不知“老之将至”的多彩多姿的世界里，把日子过得如行云流水，花团锦簇，而不那么悲情，人生不也圆满可爱吗？对儿女没有过高的期盼就一定不会失望，没有要求就一定不会落空。只要不断学习自己充电就可以：“无所求而得者斯其上也”。

时过境迁、星移物换。做为中国道德伦理的起点和核心的“孝”道，今天有可能垂近它的终点。因为产业与家产，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衍生出了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社会伦理道德。那真是：一字之差—

命运全迥异

现在有一句很流行话：“观念决定行动，行动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那就让我们来对比一下两个思想—中华“传统美德”和美国“传统美德”—所决定的孩子的行动、习惯、性格和命运吧。

老婆和老妈同时落水，您先救谁?

这是一个经典命题。曾经在无数的文艺作品、影视剧以及现实生活中被反复地提出来。现今大多数中国人都会避免明确地正面回答这一命题。而是寻找各种理由以求达到一种平衡和两不伤的说法。如果您是苦笑无策，给不出一个落地有声、毫不含糊的明确答案，那您一定是在中华“传统美德”和美国“传统美德”之间摇摆不定。似乎所有的家庭矛盾、烦恼和困惑都可以归结到这个选择的不确定性上。

以中华“传统美德” ，当然是孝道先，以“天地君亲师”为准则，先救老妈。小媳妇算什么？根本没排上号。没有了，可以再娶。再者就是如果媳妇好、媳妇孝，他会坚决支持您先救老妈。如果媳妇不支持，这媳妇就该死！不孝之人，死有余辜！如果您不听媳妇劝告，非要先救媳妇。这媳妇要么自杀，因为她无地自容；要么与您离婚，休了您这个不孝缺德之人。所以不管您是想得通还是想不通，您都要先救老妈，别无选择。

与此针锋相对，按照美国“传统美德”，您一定要先救老婆。因为在结婚时您已在上帝面前起誓把您的老婆放在其他一切人之上。如果您先救老妈，您就违背了您对上帝许下的诺言。您的老妈很可能在您救到她之前就寻短见，抢先一步见上帝。否则她将抱愧终身，无脸面对世人，更无脸面对上帝，因为是她的失职而
没有把您养育成虔敬上帝的后代，损害了上帝的慈爱和荣耀。所以不管您是真信还是假信，您都要先救老婆，别无他路。

上面是一绝对化的虚拟命题，是一种不是您死就是我活的极端情况。在日常生活中鲜有所遇。然而，其他性质一样同时极为普通的情况几乎天天都在发生。我认识一位中国母亲，育子尽心力而且有方法。儿子不负其望，名校毕业后，顺利进入一家高科技公司。时运甚佳，不日公司上市，便获巨额分红，一夜之间成了百万富翁。小伙子年轻有为，正值春风得意，也成了佳丽追捧的对象。不多日便象刘欢歌里唱的一样—“说也说不清楚”和“糊里又糊涂”—成婚娶妻。马上残酷的现实摆到了他的面前，令他那不成熟的心智受尽煎熬—老妈和老婆之间选择谁。老妈认为儿子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她辛勤劳动和大量投资的结果，所以巨额收入理应与她分成；而媳妇刚过门，未做丝毫贡献，所以不应得分文。与此相反，媳妇则认为结婚成家后，她就是新家的主人，与先生共同拥有所有财产，一切重大财务决定必须经由她签字同意。这位中国出生美国长大的男人，夹在两位女人之间—也就是两个文化之间—左右为难，不知所措。

现时，很多中国年轻人玩时髦。结婚时，搞一个中式婚礼，再来一套西式仪式。殊不知这两种仪式所代表的是两种绝然对立的价值观。在中式婚礼中，您要三拜九扣，先拜父母高堂，最后夫妻对拜。这时您已经把与父母的关系放在了夫妻关系之上。而在西式中，是父母将儿女送出。然后男女在上帝面前起誓将自己“的生命交付于”对方，从此两人结合成一体。在这誓言里，在这一体中，根本没有父母的地位。父母将儿女送出，归还给上帝，完成上帝的重托，就等着到上帝那里去领奖赏吧。

在中国“娶了媳妇忘了娘”是要受尽鞭挞的恶行，不仅要遭到传统道德的谴责，而且不齿于人。而在美国这是成家立业的一个最基本条件。做不到这一条，您就不是一个男人，更谈不上是男子汉；您根本没有成家的资格，更谈不上做一家之主。您会被认为是大小孩，是“妈妈的宝宝”，是最没有出息的人。在美国的“媳妇”永远也“熬”不成“婆”。您一旦结婚成家，您就是家庭的主人。您的第一责任就是保护配偶和维护家庭的利益。您将自己决定自己的一切。同时您也成不了“婆”去主宰儿女家的事。这就引出了在教育上的第一个分歧点—

长辈和孩子的地位，谁的高？

在中国，儿女的地位低于长辈不仅是公认的而且是习以为常的。中国家长讲的是尊老爱幼，对儿女是溺爱有加，尊重不足。这种理念时时刻刻、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例如：

• 您你之别。在中文的称呼中有“您”与“你”之分，“您”是尊称，用于长者或上级；那“你”就是谦称，用于同辈、儿女、下级和一切无权接受“尊敬”的低等人。而美国英文中只有“You”，用于所有人。
• 姓名次序。葛优在电影《不见不散》中给一班美国华裔儿童讲解姓名时说：中国人把姓放在前面是因为中国人尊重自己的祖先；美国人把名放在前面是因为美国人更尊重自己。我认为他的头半句说对了。但后半句准确地说应该是美国人更尊重儿女，因为名字是父母起的，是父母把名字放在了前面，而不是儿女自己。
• 见面称呼。中国家长带孩子见人时，总喜欢教孩子叫叔叔、阿姨、爷爷和奶奶，以示对长辈的尊敬。叫了就是乖乖、懂礼貌。这种做法就是不时地提醒孩子，你是位低一等。而美国父母在介绍儿女时就象介绍成年人，直呼大名或者以先生、女士或夫人等相称。而且被介绍的人都会蹲下来跟孩子讲话。与孩子同高就是平等和尊重的表示，避免给孩子居高临下的感觉。更确切地讲美国人根本就没有孙子辈低人一等的概念。您要是骂美国人是孙子，他们会不以为然、莫名其妙，他们会问您是否当真。如果当真，他们很可能要您白纸黑字、签字画押，以便日后分您的遗产。我在公园锻炼时，经常有三五岁的小孩走过来，一本正经地先自我介绍再问我的名字，然后问是否可以和我一块玩。那么自然。那么轻松，俨然是些小大人。他们天真无邪的样子，我确信他们从来不知道长辈为何物。
• 感恩活动。现在全国各地、从小学到大学都在热搞“感恩活动”。首先要感的就是家长的恩，再就是老师的恩。感恩信是每个学生必有的写作任务。有的都到了下跪磕头的地步。这个活动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把学生定义到了一个低于家长和老师的地位上。俗话说：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家长和老师有恩与您，您自然矮他们一截。我不知道如果遇到一个不称职的、有恶习的甚至有罪行的家长或老师，这个恩怎么个感法。人无完人，即使是最优秀的家长或老师也会有缺点和不足。当一个孩子感激涕零之时，他们应该怎样面对这些缺点和不足？类似的“感恩活动”美国公众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美国的父母和老师也不会接受，没有人敢接受“恩人”这个头衔。要感恩，就去感上帝之恩。对老师和父母最多是感谢和表扬。我发现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父母可以要求儿女去做自己做不到事。父母只是神灵的传声筒，自己和儿女在同等的地位上一起学习和进步。每年开学时，我儿女所在的学校都要给父母布置一份作业—写一封赞美和表扬您儿女的信。这封信一般包括：您的儿女如何把欢乐和幸福带到您家，如何激发您的生活热情，如何让您的生活更有意义；能做他们的父母让您感到荣幸，哪些进步让您感到欢欣鼓舞，哪些努力让您感到骄傲，哪些成绩让您感到自豪，哪些失败和挫折让您感到痛心，哪些期望让您望眼欲穿；您打算如何帮助儿女克服缺点发扬优点以至达到更完美幸福的人生。这封信一般是在学期结束时，儿女在学校打开。很多孩子都把这些信珍藏在他们的书夹里。
• 照片排位。如果您有机会可以找一些中美两国的师生在一起的合影，例如，毕业照或运动队合影。一个千篇一律现象跃然纸上：中国照老师总是在中间；美国照老师总是在边上。
• 儿童裸照。在中国的影视作品里经常可以看到裸体的儿童，而成人脱的程度相比之下要慎重的多。美国正相反，儿童裸照是违法的，成人可以随便脱。只是在放映时有级别限制。原因就是：未成人不具备维护自己的权益的能力，需要法律和成人来保护。
  

中国传統文化一向轻视妇女，更视儿童如无物。中国文学三千年，几乎都是男人的天下；经典著作成百上千，也几乎都是男人的书。到了清代，才有一部专讲女人的小說—《红楼梦》。以儿童为创作对象的名著更是一部也不见。您如果留意一下每年六一儿童节时电视上的儿童节目，您会发现好像都是小孩在演戏给大人看。一队学龄前儿童大唱《红灯记》里的“我家的表叔”。大人看了觉着好玩都乐。不知导演和家长们想过没有：这种节目孩子们能猜到“几分”里面的“奥妙”，又怎么能从中得到娱乐。在十九世紀欧洲文学神采飞扬的年代，涌现了大量儿童文学：英国的《爱丽丝漫游仙境》、丹麦的《安徒生童话》、德国的《格林童話》， 并且衍生出了现代儿童心理学的一派繁荣景象。西方的儿童心理学研究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代。而中国从来就没有以儿童为对象作研究。只是到了近代，西方的研究才被引进吸收。至今也没有得到充分地推广和普及。

在2008北京奥运会恢弘盛大的开幕式后，偶然的从央视新闻里看到这么一段：开幕式音乐总监陈其钢告诉主持人，开幕式上那首《歌唱祖国》的声音原来并不是来自那位次日登上《纽约时报》的小红星林妙可。那个令亿万观众感动落泪欢呼不已的纯美声音源于一位7岁的小女孩—杨沛宜。至于这个“双簧”的原因，陈总监解释说，因为考虑到对外形象，所以最后决定用外形更好一些的林小朋友...。以中国的视角来看，为了把一个百年的梦想—举世瞩目的奥运开幕式—办得完美无缺，为了把一个最亮丽的中国呈现在世人面前，为了成人们的眼福和耳福能够共享，把一个领导们认为形象不够完美—可能“有损国体”—的小女孩拿下。换上一个更漂亮的女孩。这不仅是合情合理，甚至可以说是天经地义。这是件再平常、正常不过的小事。可正是这件“小”事，这句“考虑到对外形象，所以最后决定用外形更好一些…”的解释，在西方世界，特别是在美国，引起的震撼远大于几十亿元堆起来的开幕式。就连我所住小城的本地收音机广播电台都报道了此事。而且在报道时未加任何评论。其震撼效果可见一斑。美国知名的《时代》杂志，也将此事选为了2008年十大年度丑闻的第十名。“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牵着手送到这个世界来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更没有资格嫌他们长得丑！更何况她们是两个分别只有9岁、7岁年纪的小孩子，是在众目睽睽电视上。他们更需要成人来保护她们的权益。有谁能想象我们的中央电视台会或者敢以“形象欠佳”为由反对某位领导的夫人出席国宴，或者议论邓小平先生太矮而有损国格。很多人认为刘欢的外观并不那么酷，那是不是也应该找一位健美健将取而代之呢？以此人文基础，西方公众不能原谅中国社会对儿童感受的漠视和权益的政治剝夺，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2009年3月11日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节目里，主持人朱军采访了三位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蓝天野、常宝华和鲍蕙荞。在节目的尾声朱军给三位老前辈出了一道题， 就是请他们给一位内蒙古老人出主意。朱军介绍说：

有一位内蒙古老人，给节目组写来了信件。他的儿女都在北京工作。由于工作都特别忙，于是在他们的孩子（老人的孙子）半岁的时候，这对年轻的夫妻就把孩子送到了爷爷那儿。一直跟爷爷生长到6岁。结果到六岁时，由于孩子户口在北京，所以他要回北京上学。儿子接走了孩子。一时间这位老人就失去了生活重心，生活没有了方向。一天茶不思、饭不香、夜不能寐。经过了一段痛苦的煎熬之后，老人家做出了一个决定：在没有跟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自己一个人千里迢迢赶来北京，将孙子又带回了内蒙古。最终造成了尴尬局面：“现在儿子不敢找父亲要儿子，爷爷不把孙子给儿子。”

朱军问：如果让几位老师劝解这位老人的话，你们想怎么对他说？

三位嘉宾做了如下回答。常宝华：“做父亲的不要让老人太伤心，让你的孩子多疼爱或者叫多孝顺老人，他才有安慰。另一方面，作为老人，您应该考虑到孩子有自己的亲生父母…有血缘…，让他不要忘记他的父母。… 我就是这种观点，两个方面”。蓝天野回答地更彻底：“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说什么？你就把孩子留在这儿？这不行。你还是让他回北京，跟他爸爸妈妈在这儿？让人家老两口孤身就在那儿待着？… 不知道！” 鲍蕙荞的建议是：有儿孙在身边，尽情享受天伦之乐；但不依赖他们，一个人要学会自己跟自己玩。

我把这段采访对话讲给父母会的一些美国父母听。顿时象炸了锅一样，群情激愤，愤怒、不解和疑惑的问题扑面而来：

“我听说中国人家庭观念重，最讲亲情。为什么会忍心在孩子这么小的时候，将其舍弃？”
“这对夫妻只是精子和卵子捐献者。根本不是父母！”
“学龄前是与孩子在一起最美好的时光，以后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既然工作和金钱比同孩子玩更重要，那为什么要生孩子？”
“既然不想养，为什么不送人领养？”
“中国的法律或政府能允许这种事情在中国发生？这种事也敢上电视？难道警察不会来敲门吗？”
“这孩子真可怜。谁是他的父母都搞不清。父母的头衔不是天生的，是用劳动挣来的。”
……

等大家静下来后，我又提醒说：“主持人请人出主意。您们给老人的主意是什么？”归纳起来有下面几条：

到法院，从法律上彻底剥夺这对夫妻的父母权。不称职的夫妻无权做父母；
去领养一条狗。不要拿孩子做填充剂，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
去看心理医生。看看哪样对孩子的成长和教育最有利。
把孩子送孤儿院，或送到合格的家庭寄养。
这对夫妻不称职，老人也不合格。他把孩子领回去的目的不是要给孩子一个温馨的家，而是把孩子当宠物，给自己解闷。可耻可悲。
老人可以培养一些兴趣和爱好，或去做志愿者。

上面的反应我是估计到了的。两种答案的特征泾渭分明：中国人都是以长辈为中心，而美国人都是以孩子为中心。常宝华的两个方面，一个为爷爷，一个为儿子，就是没有为小孩的那一方面；蓝天野的 “不知道”也是“不知道” 如何在祖辈和父辈之间搞平衡，小孩根本不在计算之中；鲍蕙荞的“学会自己跟自己玩”，也只能用来减轻老人百无聊赖人生的痛苦。美国是大讲人权和尊重个人隐私国度，但是在保卫儿童权益的旗号下，政府什么都可以干。近几年，在德州发生的数起执法机关擅闯民宅的事件，都是以未成年人受到侵害为由。一般来讲，连续十五个月不与孩子生活在一起，父母的父母权可以被剥夺。老人如果在美国，电视台的主持人根本不敢在节目里征集什么人的“主意”，早把他的信转送儿童保护署。老人和他的儿子不仅要吃尽各种官司，孩子还可能被儿童保护署领走，送去寄养。

中央电视台热播过一名为《爱的错位》的连续剧。其中多处彰显了中国文化对平等和人格与美国不同的解释。剧中有一段剧情是这样的：

二十四岁的刑警，曾涛，他的生母找到了他的养母。养母惊恐万状，亟与亲朋好友商量对策。所有的讨论都围绕着一个字：我。我拉扯大这孩子多么不容易；我多么爱他；我多么不能离开他；我怎么能让别人把他领走。没有一个人有过一秒钟提到过甚至想到过：曾涛的权利是什么？做为一个成年人是不是有权利知道有关自己的一切？他最起码的知情权是否应该得到尊重？是不是应该由曾涛来决定他与各位长辈的关系？这些问题在这些最疼最爱曾涛的长辈脑海里压根就不曾出现过。

中国人养孩子就象美国人养狗一样。管吃管喝宠爱有嘉，但很少想过平等相待、尊重人格。还是这位人民警察在询问有地位的人时，是那么和风细雨、彬彬有礼、和蔼可亲、和颜悦色和毕恭毕敬；在询问民工和出租车司机时，是那么凶神恶煞、盛气凌人、严词厉色和粗声恶气。我明白了为什么国人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奉为至理名言，身体力行。因为，做不了“人上人”，您就不是“人”，连最起码的人格都得不到尊重。美国文化源自欧洲，但与欧洲相比美国人对长者和权威的一视同仁则是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十九世纪末，英国诗人和文化批评家，Mathew Arnold，曾两度访问美国，对美国的风俗文化进行考察。最后，他把他的印象归结到了一本名为《美国文明》（Civilization in United States）的著作里。总的来说，他认为美国没有什么东西。一件最让他困惑的事就是：美国人似乎缺少对高等人崇敬的能力（Americans appeared to lack any capacity for reverence toward superior men）。“如果还有一条美国人需要的戒律”，他宣称，“那一定是敬畏和尊重”（”If there be a discipline in which the American are wanting,” he pronounced, “it is the discipline of awe and respect.” 。有一很好的证明就是美国的卸任总统居然有六位以上死于贫病交加。对于这一点我曾有过一次亲身经历。有一次我去休斯顿办事，恰巧遇见德克萨斯州共和党主席、州务卿夫妇。他们当下邀请我及夫人共进午餐。当我们走进一家餐厅时，这位主席大人第一句话就是：“真对不起！我没有预约。请您看看是否能给我们安排一个雅座？”当然没有问题。雅座很快就安排好了。这件事过去近二十年，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凡是接触过美国孩子的中国人都有一个同感，就是这些孩子不懂得尊敬长辈，不懂礼貌。我有一位在国内当过多年中学老师并多次获得省市级教书能手荣誉称号的朋友。来美后经过实地考察后，她决定她不要在美国当教师。她跟我讲了三条原因。其中一条就是：她受不了美国学生不尊敬老师的态度。在美国孩子和长辈同是上帝的产业，所以所有的人，不论长幼、地位高低以及财富多少，在人格上都一律平等。我女儿初一时，异想天开、独出心裁，办了一份校报。校长找到她说想要一份看一看。我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闺秀居然说：“好啊！您去找我们的预订编委。他会给您安排的。”校长找到预订编委得到的是：“可以。请填好预订单。下期出来后，我给您送去。” 好一个“视同一律”。校长得到的是跟任何一位学生完全同等的待遇。女儿说的坦然，校长接受的自然， 天经地义，习以为常。在美国的教育体系里有时尊重学生都胜过尊重父母和教师。在我住的城市， 我有一位挚友，曾考入北京中央美院，又转入北大物理系，真可谓文韬理略、才气非凡。来美后，得博士，做研究，堪称一流学者。他有一子，自幼聪慧，勤奋努力，文理双全，在由初中升高中时，同时考取了文科和理科市重点高中。基于自身的经验和对儿子的了解，他认为儿子应该去文科市重点高中。儿子也喜欢学文。可是儿子的几个好哥们都去理科市重点高中。儿子为了不落单，决定也去理重点。但是老爸有权威，还是带着儿子去了文重点注册。在招生办公室里办理注册手续时，招生办主任突然对他说：“请到门外等一下。我要与魏伟（儿子）单独谈一会”。一分钟后，门开了。主任郑重宣布：“我决定拒绝魏伟的申请。原因很简单：他想去理重点。”孩子的意志高于家长，和您没商量。对这件事，这位朋友至今还耿耿于怀，认为耽误了他儿子的一生。

中国侨网 不久前刊登了一篇题为《外国教授看中国留学生：勤奋但缺乏挑战精神》的报道。作者汇总了各国教授学者对中国学生的评价。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迈卡钦教授指出，中国留学生不但勤奋，而且聪明、礼貌，但他们似乎对教授、对权威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崇拜感，而这对培养创新思维是不利的。他说，中国留学生崇拜权威可能与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有关，为了消除他们这种意识，教授们努力让他们认识到，权威所讲的话并非一定都是对的，鼓励他们用理性的态度挑战权威。”
“有专家认为，要打消中国留学生对权威的崇拜，培养勇于挑战的精神，首先要从培养独立的人格做起，只有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敢于怀疑、勇于挑战。”

可以说这是中国教育和文化传统的必然结果。“勤奋”是因为要出人头地做“人上人”；“缺乏挑战精神”源于人格失位缺失。人格缺失是因为从来未被尊重过。

对孩子的爱，有条件还是无条件？

两种文化传统，哪一种能够真正做到对儿女无条件的爱？这种无条件的爱就是始终如一的爱，而不管儿女们是聪慧还是愚笨、漂亮还是丑陋、健康还是残缺、欢快还是忧伤、成功还是失败、富有还是贫穷、高尚还是低级、犯法还是守法、是男还是女、有血缘关系还是无血缘关系、孝顺还是叛逆。按中国传统，一个好孩子的最基本要求就是孝顺。如果一个孩子不孝顺，您就不会爱他、不会尽心抚养，那您的爱就是有条件的。按美国传统，这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非法的。因为这个条件是在未经儿女同意强加给他们的。在儿女未出生时，您就已经替他们签了一份“我养你到成人，你孝顺我一辈子”的合同 。这样做就是对儿女人格不尊重的具体表现。“孝”在美国是选择，在中国是枷锁。

我当知青在农村插队时，高考临近，许多家长到村里给自己的孩子辅导功课备战高考。这些家长到达后个个闭门锁户，生怕别的孩子偷听、偷学，偷到他们的知识。我只能望门兴叹。后来我父亲到了村里，开门讲课，不分畛域。其他知青和我得到了一样的帮助和辅导。当时我就问他为何这样做，他说：“水涨船高。”

在美养育儿女，我已经走过了十五个春秋，碰到的象我父亲一样的父母可以说是太多太多。在美国的学校和社区需要大量的志愿者为孩子服务。这些父母一周少则投入一两小时，多的可达二三十小时。在学校他们帮助布置教室，募捐，组织校际活动，做辅导员，为学生做啦啦队，为校队做服装、队旗、送水、送饭、运送装备。在社区他们组织各种文体活动，当孩子们的业余教练。我儿子打了十年球，所有的教练都是父母志愿者。他们关心爱护每一个孩子，为每一个孩子欢呼、喝彩。不管您的孩子比别的孩子强还是弱，他们是一样的鼓励和赞扬，而且特别注意给每一孩子公平的机会，使每一个孩子都能得到锻炼。我可以肯定地说：在这十年里，我没有碰见一个华裔的志愿者。父母要求给自己孩子更多机会的事发生过两次。两次都是中国父母！中国父母要不忙着挣钱，要不就忙着送自己的孩子去各种各样的补习班。一心想着出类拔萃。哪有心思去想帮助别人的孩子，关心社区的活动？

在我住的城有一个“领养中国孩子家庭协会”—一个由领养到中国孩子的家庭发起的民间组织。这个组织每年都要搞一个中国春节的联欢庆祝晚会。我应邀参加过多次。当我看到那些身着中国民族服装、欢天喜地、载歌载舞的孩子们，当我看到养育他们的美国父母们，当我置身于这样一个有舞狮，灯谜、鞭炮、中餐、压岁钱的中国传统除夕之夜，当我听到主持人：“每年一度的春节庆祝晚会就是要让中国来的孩子们记住自己的文化、风俗和传统；让他们感到这里就是他们的家。”的讲演，当我注意到所有的孩子都是清一色的女孩时，我是百感交集，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不知道我应该有什么样的感受。

勉励奖赏和批评惩罚，哪个用得多？

不同的理念必然反映在教育的手段和方法上。中国家长严要求，多批评，防范负面；美国父母重鼓励，善奖赏，发扬正面。中国家长讲话有上下和长幼之分，而美国父母没有。这种差别可以说是渗透在中美父母和老师的每一个细胞里。如果您留心注意和对比父母和老师与孩子的对话，您就会发现这种差别表现在每时每处的生活细节中。现将一组典型的天天言谈话语罗列如下，以共赏评：

中国家长 】】】】】美国父母
学习成绩上不去，就别想加入球队。】】成绩一旦上去，马上就可以加入球队。
不练好钢琴，你就甭想出去玩。】】练了钢琴，您就可以出去玩。你总是不听话！
我说了多少遍：吃饭前不能吃糖。你吃了糖，就吃不好饭。】】吃了饭，立刻就可以吃糖。
不把餐桌摆好，就别想吃饭！【【我在等您把餐桌摆好。
跟你说了多少遍：要收拾玩具！你是聋、是瞎还是笨？【【您是想自己把玩具收好，还是要付钱让我来收拾。
又忘拿午餐了。你脑子里缺根弦啊？】】您的午餐。外套又丢在学校啦？
你就是粗心大意，我看总有一天你能把你的脑袋丢了。】】写张纸条，提醒自己，明天到学校时去找。
为什么成绩总是这么差？【【做什么就可以提高成绩？
你怎么这么没有出息！？【【怎样才能发挥出您的潜能? 别胡思乱想。
根本不可能。老老实实念好你的书。【【蛮有想象力。我能帮您什么忙？把课程学好，看看前人为什么没有这么想？
生儿子有生儿子的缺点；生女儿有生女儿的缺点】】生儿子有生儿子的优点；生女儿有生女儿的优点。
你真聪明，学的这么快！【【您真用功（注意观察，勤奋，用心，练习，善总结），
您应该为您的学习速度感到骄傲。那些孩子都不如你聪明。【【您最刻苦，所以您进步最快。
考了100分。嗯，你要戒骄戒躁，争取保持好成绩。【【100分！我为您的努力感到骄傲。谈谈您取得这吗好成绩的经验和体会。
你为什么老也记不住？你的脑子是干什么使的？【【想一想记住的困难在哪里。有什么办法可以记住？
才考80分。你怎么就是不如强强考得好？ 】】80分，有进步。强强每次都考的很好。我们应向他学什么？
怎么搞的，都降到80分了？看看强强总是得100分。【【80分！您觉得您尽到您的最大能力了吗？和上次比，这次为什么成绩下降？
才考90分，你就沾沾自喜。不要说天外有天，你们班上的强强就净考100分。【【祝贺您的优良成绩。讲讲您做得最得意的题，和错得最冤枉的题。
怎么又输了？【【您们打得很顽强。关键时候怯场，上不去，真没用！【【临场经验还不足。多参加，以后就好了。
这么晚了，还没做完作业。自己不计划好，自作自受！【【我能体会到您的劳累和辛苦。把作业都压在最后只能是这个结果。
你敢跟我顶嘴，爸爸一回来就打死你！【【只要您表现出尊重，我马上就听您的意见。
我让你做作业。你怎么还不做？【【您如果有困难集中精力做作业，我可以在这里陪着您。
不能出去玩，今天的作业这么多。明天交不上怎么办?【【您自己安排，只要明天的作业能按时交就行。
把那么好的杯子给摔了。我跟你讲了多少会，往里放往里放。你的记性给狗吃了？【【您最喜欢的杯子摔碎了。真可惜。以后您只能用碗喝水了。
你把你玩的那个东西收起来，不然的话我就要没收了。【【您玩的那个东西您要自己收起来，还是我帮您收起来？
孩子：我饿了！家长：我给你拿点心…你吃吧。【【孩子：我饿了！父母：我很高兴您能告诉我…孩子：请给我拿点心吃。父母：可以。
我感觉我是一个很失败的家长…。我那孩子成绩那么差，也不好好学钢琴，中文，还有…【【我为我的孩子感到骄傲。他充满热情。天生文静。特别喜欢锯木头。很可能将来是个好木匠。

美国父母很注意强调主权在孩子，用后果引导孩子更努力地思考他们的的行为和责任。孩子对您使用的语言非常敏感。一日我用：“我怎样可以帮助您尽快完成您的家庭作业？”代替我常用的：“赶快先做作业，不要每天都搞得那么晚才睡觉。”来督促我女儿快做作业，她瞪大眼睛、满腹狐疑地说：“您今天真是不一样！听起来象我们学校的辅导员。谢谢您，不用麻烦了，我自己可以马上完成我的作业。”

过程和结果，哪个更重要？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中国，儿女上了哈佛、成了博士或教授就可以大书特书，家长们也会捧为圣明，顶礼膜拜，言听计从。例如蔡笑晚把自己的教育经验写成新书《我的事业是父亲》，首先要列出孩子的成功之处。甚至把“曾被美国圣约翰大学录取”；“曾被美国阿肯色州立大学录取为博士生”也列到成功一栏里，试图以此来证明他的教育方法的正确性。还有《哈佛女孩刘亦婷》和《人生设计在童年》等书都是以自己的孩子上了名校为卖点和看点。中国家长有一种“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压力。动不动就把全家的宝都押在孩子身上。而美国的大教育家从来不拿自己儿女说事。前面提到的劳拉博士的儿子就参了军，现在是一名在伊拉克战斗的美国空降兵。在我住的城市的一名每周给我们上家庭教育课的教育专家的孩子是一名普通会计。《6A 的力量》—美国子女教育的经典之作—作者道卫麦和迪克戴依的简介里也从未提过他们的儿女是干什么的，有多么成功。美国人好象不在乎这些教育家儿女的职业取向，也不以此来决定对其理论和方法的取舍。很多美国名人正是因为不听父母的劝告，反而成了名。

这种思维的差异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地表现出来。考完试，中国家长问；“考了几分。”；美国父母问：“考题有意思吗？”赛完球，中国家长问：“赢了吗？”美国父母问：“玩得高兴吗？”生完孩子，中国人问：“几斤重？”美国人问：“感觉如何？”

我早上在外面活动时，经常能碰见一个父亲领着他的痴呆儿子锻炼，要他跑20米，走几步，再跑20米，如此往复循环。他们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就会想：难道这位父亲不知道这儿子智力不会超过三岁的孩子？这种白费力气的资源浪费意义何在？

美国人在养育儿女时奉行的是诸葛亮“尽人事而知天命”的哲学。他们认为手中的牌都是上帝发的，一个人只能全心全意地出好牌。诚惶诚恐地伺候上帝的产业，上帝给您什么您就伺候什么，您并无选择的机会和权利。只要做到不遗余力、尽其所能，就可以问心无愧，对得起上帝。至於最终结果那不是父母可以左右的。

精英教育和独立教育，哪个优先？

中美教育的最大差别就是教育的目的不同。中国是望圣成贤的精英教育，而美国是望独成立平民教育。我在一次校管委会上问一个中学校长；贵校培养学生的目标是什么？“合格的公民。”回答得干净利索、毫不含糊。就是说在一个孩子十八岁高中毕业时，他要具备在社会上独立生存的能力。这包括独立的人格、精神和经济；懂得自己的社会责任、义务和权利；掌握财务管理、开汽车、职业规划和人际交流等基本生存技巧；有健全的生理和心理素质。有的还要求有人生的信仰。我在开父母会时，每一个父母发一个纸袋，要他们把对儿女在毕业时的期望写在小纸条上，放入纸袋。经过整理，这些美国父母的要求无外乎上面所列的。用一句比较流行的话就是“放飞（set free）”—就象离巢的幼鸟翱翔于蓝天—不依不靠、无牵无挂。

这个目标贯穿于美国整个家庭和学校教育的始终。这个意识非常之强烈，而且是从孩子出生的第一天开始。我在公园锻炼时，经常注意留心观察带小孩的中美父母。我经常看到中国家长拿着饭碗在孩子后面追，逮着机会就喂一口。喂完后还特得意：“你看我，瞅着机会就是两口！”有一对美国夫妇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们的孩子一至两岁，刚刚会走的样子，努力的爬一匹玩具木马。一次一次的掉下来。每次掉下来时都要回头看一看他的父母。这时这对夫妇站在距孩子两之三米的地方观看，无动于衷。最后，母亲提示说：“请您的爸爸帮忙。”孩子恍然大悟，跑到父亲面前，拉着他的手：“帮助！帮助！”这时，这位父亲才走过去，把儿子扶上木马。即使来自父母的帮助也要自己去争取。

培养自立过程就是一个逐步放松管教和控制，同时逐步增加孩子自主、责任和义务的过程。直到十八岁时，父母的义务、责任和权利同时终结。父母没有权利干涉儿女的任何事情；儿女也无需向父母汇报他们的所作所为；同时父母也没有任何义务支付儿女的生活费用。这个过程和方法被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专栏作家和家教专家，Dr. Sylvia Rimm，形象地称为“V型的爱（V of Love）”。我留心到美国的学校在设计和管理上都有心或无心地遵循了一个逐年管控下降，责任、选择和竞争上升的原则，主要表现在下面六个方面：

• 教室流动。小学一至四年级学生上课不改变教室。老师到各个教室给学生上课。五年级时，两个班互换教室使文课在一间教室上，理课在另一间上。初中三年，每一门课都在不同教室上。也就是说，老师不动，学生到老师的教室来上课。到了高中，学生不仅要换教室，还要换楼。不同的教室都分在不同的楼上，象文史楼、生化楼和数学楼等。学生要看自己的课表，利用课间的五分钟从一间教室跑到另一教室。
• 校内活动。小学三年级以前，学生不允单独离开教室。一切行动必须排队并有老师领队。三至五年级队不用排了，但一定要集体活动，老师在附近监管。上了初中后，可以单独行动，校内有路标和时间规定。离时离路的行动一定要有老师签发的临时通行证。到了高中，几乎可以完全自由活动。只要上课按时到场，学校基本不约束学生的活动。
• 午餐选择。小学无选择。一人一份餐，吃不吃都是它。初中时有四种选择，一般只有一个窗口。到了高中，餐厅就象中国的小吃一条街一样，有十几个窗口，花样经常翻新，学生可以自由选购。
• 课程选择。小学没有选修课。初中有一些文艺体育课可以选修。到了高中选修课就非常多了。主要看学校的能力和学生要求。例如，我做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学校就有二十六门选修课。
• 课外活动。小学基本没有课外活动。一学期最多有几次娱乐性的活动。初中一般有三五项，学校也不大力推广。一进高中就会有课外活动的展览会，各种活动和俱乐部多如牛毛。我做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学校就有四十六个俱乐部。参加课外活动几乎成了学生们必须的选项。
• 竞争加剧。这是对学生影响最大一项。小学时，学生之间没有任何竞争。有的学校分快慢班，校方也尽量避免用“快”、“高级”等词，而是用“不同”等中性词来标明不同的班。所有成绩都是保密的，您只知道您自己的成绩，不知道别人的成绩，也不知道您在班上排第几。竞争是逐年加剧，到了高中时，可以说是几近残酷，到了您成我败的地步。不仅各科成绩都要公布，而且每年都要排名次。在学校的光荣榜照片和姓名一目了然。除了课程以外，在其他活动—运动队、乐队、舞蹈队和辩论队等—中的竞争也是异常激烈。我儿子第一天到乐队时，音乐主任训话：“看一看您的左边，再看一看您的右边。明年的今天其中的一人就会被刷下去。如果他们都在，那不能再来的那位就是您了，因为每年都会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被淘汰！”所有的队都是每年洗牌，从头选拔。整个选拔过程都是按着公正、透明和严格的原则进行，和专业队的选拔几乎是一样的。例如在我儿子竞选校篮球队时，连续三天每早六点到九点进行选拔测验。第一天是体能素质；第二天是专项技能；第三天是打对抗赛。每天的各项成绩都要登在学校的报栏里。最后总分出来后，从高向低录取队员。乐队的选拔是邀请校外的音乐专家，采取双佚名方式给每一个参选者打分。

为了进一步做好走向社会和独立生活的准备，高三和高四的学生不论家境贫富都要开始打工。主要从事一些低级的体力劳动，诸如餐馆服务生、商场运货员、收银员和割草工等。如无特殊情况，孩子一满十八岁就要从家里搬出去，开始自己的独立人生。继续住在父母家里会被认为是窝囊废、没出息，是教育的最大失败。父母也会感到脸上无光。搬出家门有决定性的象征意义，更重要的是隐喻着感情、精神和经济的彻底独立。有一个女孩打电话问劳拉博士：“我的男朋友现在还住在父母家。我怎样做才能帮他尽快搬出来？” 答曰；“错！您没法帮他。他只能自己帮自己。给他留一纸条上面写上：‘从父母家搬出后两年，请和我联系。如果我还没有男朋友，我愿意与您继续谈朋友。’”换句话说，不独立两年以上，连谈对象的资格都没有！

我在美的博士导师有个儿子，近十八岁还是高中毕不了业，也不找工作，在家闲呆着。十八岁生日一过，导师找来警察把这个懒儿子请出家门。导师老泪纵横，深感教育的失败。同时，他确信逼儿子独立是对其最好的选择，所以忍痛割爱，痛下决心。这可能也是《孙子兵法•九地篇》里“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在独立教育上的极限应用吧。

有一次，因学校教室关门，我送女儿到她辅导教师家上黑管辅导课。到了一看，吓了一大跳：几个人挤住在一个一室一厅的小公寓里，连个下脚的地方都难找，怎么上课？他说他打个电话问一下他父母是否可以借他们的地方。回话说可以。于是我们又驱车去他父母家。爬了坡，下了沟，又绕了几个山梁，总算到了他父母家。一看，又吓了一大跳：巨型豪宅，依山傍水。这宅院不仅山清水秀，更有鸟语花香。宜人的风景令人心旷神怡；异常的幽静让笛声萦徊荡漾。坐在院里的石凳上，我在想：

世间竟藏此美景，何人再盼渡天上？

这时女主人出来和我搭话，我开玩笑的说：从她儿子家到她家之行就好似从地狱到天堂之行。这位主妇正色道：既然儿子选择了清贫的乐师职业，他就要为他的决定承担愉快及痛苦的所有后果。她的语调是那么平淡轻松、不以为然。我蓦然明白了什么叫“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认识的一对美国夫妇，其子是一个弱智儿。母亲为了培养锻炼儿子，把他送到一家超市当上货员。同时把钱先给店主。店主再把钱当作工资发给儿子。以此给儿子造成他自己挣工资的假象。她的理想是总有一天她的儿子能真地胜任其职，到那时转由店主付工资。从而给儿子一个走向自食其力人生道路的机会。这对夫妇完全有能力养儿子一辈子。然而，他们最不想做的事就是用他们提供的物质条件抹煞儿子的独立人生。

在亚特兰大市旅游时，正碰上美国的一个残疾人大会。看见一位拄着双拐的瘸子，一步一晃艰难地走一大段楼梯。旁边过往的人川流不息，都是熟视无睹，根本没有人多看一眼。我好生犯疑：难道在这么多的人里，就没有一个人有同情心，愿伸手帮一把？我问同行的美国人 要不要下去助人为乐一下，反正我们也无它事。他说：不可以！除非持拐人示意请求帮助。原来美国人最需要的是尊重和平等以待，而不是怜悯和同情。受尊重强者也，受同情弱者也。如果您主动去搀扶他，他会认为您把他看扁了，毫不客气地拒绝您的好意。很多中国人不理解我为什么反对在吃饭时给孩子夹菜。我认为孩子一定要学会提要求、请帮助。如果连吃饭的本事都没有，那他还能干什么？在美国不管您是谁，都不会有“三顾茅庐”那种事。

我在做德克萨斯州中部地区“今天的学生为明天的工作”研讨会主持人时，学生的父母和社会各界人士提出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如何进一步开门办学，进一步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学生尽快尽早地建立自食其力的劳动观和职业观。

也许有人会问：美国人不是也继承遗产吗？对，是继承。然而，继承遗产并不影响经济独立。美国父母一定要在确认儿女能独立生存之后才会把遗产给他们继承；最忌讳把儿女搞成靠继承过日子的人。美国人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要害一个人，您就在他小的时候给他一大笔钱。”我认识几个美国朋友都继承了大笔遗产，但是都是有条件的。有一个是“五十岁后才可以取出”；另一个是“要等十二年”。我上学时的同室，家里是个大农场主。他父母给他签约，明确写明，如果他想继承农场，他必须用十万美元自己的钱来买。所有这些条件都是要保证继承人不是靠遗产过日子。遗产是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

对于美国父母和老师来说，最大的教育失败莫过于十八岁时儿女不能自立。这种意识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他们的每天的一言一行之中，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美国的下一代。有一次我和我十二岁的女儿一起看中国电视剧，剧中有一事业成功的报社主编，立即成了她崇拜的偶像，因为她从小就梦想成为一名报社编辑。但当她看到这位单身主编和她母亲住在一起时，这高大的偶像轰然倒塌。她百思不解，这样一位有事业、有成就的女性怎么可以像一个小女孩似地天天回到父母家。在美国孩子看来十八岁后还靠父母是奇耻大辱。

这种强烈的独立意识也是源于《圣经》。在《圣经》的开篇里就记载了神对亚当、夏娃的要求：“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神创立婚姻，告诉亚当、夏娃，人一旦结婚要离开父母，是预备他们有一天作父母的时候，不能抓着儿女不放。神尚如此，何况凡人。什么叫“离开父母”？离开是让儿女在心理上、感情上、认识上知道不再依赖父母，不再让父母替他们作人生中的决定，必须要独立的在神的面前直接向神负责，在神的面前蒙神喜悅，並在世上为神作见证。这叫离开。这个独立，是感情上的、心理上的、情绪上的、经济上的独立。以此实现父母对上帝的诺言：养儿育女最終的目的，就是让他们离开您独立。

中国的教育专家普遍认为中国的孩子自理能力比美国孩子要迟5-6年。特别是隔代抚养更容易造成对孩子成长的诸多的不利，虽然给孩子的父母减少了家庭的压力。很多报刊和网站都报道了下面的报告：

“根据老龄科研中心的调查，中国有65%以上的家庭存在“老养小”现象，有30％左右的成年人基本靠父母供养，这些早该自立却因种种原因依然“吃定”父母的人被媒体称为“啃老族”。社会学者认为，随着就业压力增大，以及独生子女逐渐成年，“啃老族”的队伍还将扩大。而中国将在10多年后进入老龄化社会，“啃老族”很可能成为影响未来中国家庭生活的“第一杀手”。严峻的现实是，众多子女不仅不能赡养老人，而且还在坐吃老人们微薄的养老金。”

另有报道指出：
“在中国，调查显示：目前七成失业青年靠父母抚养，成为寄生家里的"NEET""啃老"一族。青年失业家庭中，平均每个家庭负担1.2个失业人员。其中，具有高学历高知识型的"NEET"一族也为数不少。…”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江中联提交了一份名为《关于积极稳妥安排"新失业群体"的建议》的提案。提案中指出，"新失业群体"的数量已经超过下岗职工等"老失业群体"，…”

不管产生“啃老族”的原因有多少种，不可回避的现实是思想意识是决定的因素。家长为了达到长期以至永久占有和控制自己的财产—儿女—不惜花费更多的金钱和精力。在电视连续剧《中国家庭4.2.1》中，刘毅然的母亲用了２０多年的时间为儿子积攒了５万多元钱，而当她身患绝症时却坚持拒绝到医院治疗，认为住院医治请护工只会一味的浪费钱财，不如把节省下来的钱供儿子以后买房用，最后她选择的是默默等候死神的来临。这一幕不知感动了多少国人，不知有多少国人为之动容落泪，赞叹这伟大的母爱和无私的奉献。事实果真如此可歌可泣吗？这位母亲真的可以在接受这些赞美时心安理得吗？以美国人的视角就可以看到这种行为有其另外一面。这种家长轻点说是无知、愚昧或思想落伍；重点说是自私。首先这种家长在孩子年幼时用事必躬亲、事无巨细的教育方法使儿女成为身缺自立能力的残废人；在孩子长大后再用金钱、房屋和各种生活服务为诱饵把儿女拴在自己身边，生怕他们生长出独立生活的能力，远走高飞。这种家长表面上口口声声一切为了儿女，实际上那只是一块遮羞布，是以小恩小惠换取对儿女人生的发言权，让自己永远在儿女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让自己终生有伴、有敬、不落空和不孤独。绑住和控制儿女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制造出儿女的“依赖性”。有几个这样家长在为儿女作出巨大牺牲时，可以面对自己灵魂深处的呐喊问心无愧？当您为孩子买房子、找工作、找对象、办婚事还有其它的一切和一切时，您有没有，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要儿女的敬仰、陪伴、感恩、思念、顺从和瞻养。这种“父母心”在当今时代的“天下”之所以“可怜”是因为它是那么无奈和无助、那么绝望，有时甚至有一种拼死挣扎的感觉。没有任何东西能比“依赖性”给一个步入成年的人带来更大的痛苦和忧伤。不能自立，就无选择，无选择的人生很难是幸福的人生。看一看“啃老族”的精神状态，您就很容易理解这一点。当刘毅然的母亲决定攒钱为儿子买房时，她已清楚地向刘毅然表明：你不如我；你需要我来饲养；你永远也离不开我。美国首富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在捐出几乎全部财产时，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留给儿女，他回答说：我不想剥夺他们成功的机会。

纵观中国教育史，自立教育从来就不在教程中。在历史上，中国是平均继承制度，每一个儿子都有一份遗产，使儿孙们被紧紧的绑在长辈身边，履行孝道。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为孝也。”这样就从“义”和“利”两个方面，消除了儿孙们创业的刺激，如果他们雄心勃勃地去创业——除非是去参加科举考试，社会上没有一个人会赞扬他奋发进取，反而会认为他不知道安分守己。而日本一直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制。一来使日本社会的资金容易累积，二来使次子以下的子弟（至少占全国青年三分之二）都有一种不安全感，在发现父母的财产跟自己无关时，他们只有走出家庭，赤手空拳到陌生的社会上创立事业。近代日本的工业化企业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由非老大创建的。《大宅门》里的二子白景琦，被慈母大人赶出家门，从而成就了他成家立业、发明新药和济世救民人生伟业的故事应成为中国独立教育观的一个艺术缩影。

说思想意识是决定的因素的另一个旁证是，就是在美国—一个完全支持独立的社会环境里—仍不乏有华裔家庭的“啃老族”。几年前，我收到一份婚礼请帖。好生疑惑，这是一份我国内地来的老朋友为儿子办婚礼而发的请帖。美国人都是自己办婚礼，父母赞助和参加，绝不会由父母包办。当我坐在婚礼席上时，我看到了一个美国长大，讲一口英语的传统中国孩子：优秀的学习成绩，名牌大学毕业，在父母家待业。不仅整个婚礼都是由父母一手操办，媳妇也是父母从中国找来的。婚礼上大多数人都是父母的朋友。我之所以称新郎为孩子，是因为他除了年龄和学历外，其他方面还是孩子样。我一边品尝着XO，一边在想：我的这位仁兄也是来美二十年有余，怎么还办这种事？可见意识形态之顽固，以至他初衷不改啊！可是不管您改还是不改，现实难违。果不出所料，一年后，媳妇打道回府，一去不回。

独立性差这一特征在留美的中国学生身上更容易反应出来。我在上研究生时有个德国教授在谈到他对中国学生的观察时说：“中国学生有两大特点：第一是好扎堆，…”他说的一点也不错。中国留学生在校园里象威海的加吉鱼总是成群结队—一起吃住，一起选课，一起上自习，一起娱乐，一起旅游。就象一撮拔苗助长的豆芽苗，要挤在一起靠着相互的支撑才能站立。

美国名校毕业没有工作和国内具有高学历高知识型的“啃老族”一样都是是精英教育的副产品。精英教育现在仍然是中国教育的主流。成名成家、出人头地是许多呕心沥血、任劳任怨家长的培养目标。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更是把“教育为成名”的意识象揉咸菜一样，一遍又遍地揉进了每个人的大脑神经元。只要闭上眼睛，那些催学、劝学的千古名言就会时时回荡在我的脑海里：

学习的方法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教育学生“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激励学生学习的动力是金榜 题名，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和“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以利相诱有“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让学子建立起“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信念。

更有甚者，不惜篡改孔夫子 “学而优则仕”的原意，来确立成名成家的教育的正统性。这种目的有时是明火执仗的，但更多的时候是潜移默化的，是一种习惯，是一种不自觉的下意识行为。下面就是几例：

• •教练钢琴。中国老师严要求、高标准，完全按着钢琴家的要求。不如此就会被认为是误人子弟。而美国老师讲兴趣、玩游戏，有是它，没有也是它。我的一个朋友专把孩子送到严要求的国内来的老师那里学钢琴。孩子不愿学。我问她为何不送到美国老师那里试试看。她说：“美国老师就知道说好听的，不指出和改正错误。不改正错误怎么进步？我花钱不是要买好听的话。好听的话我自己会说！”
• •数理教程。中国是严谨、艰深，要求学生有成为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训练。而美国是力求通俗易懂，给学生一定的数理知识。
• •分数挂帅。中国家长在一起谈儿女时，离不开的一个主题就是“分”。选学校看“分”，选老师看“分”，评孩子还是看“分”。请家教还是要提高分数。
• •攀比心强。在家里，在自己的孩子之间比。比谁分高，谁听话。在外边，与别人家的孩子比，比分数，比名次，比才艺。逼着孩子学这 学那，就是要比别人强。
  

有一位国内的舞蹈老师到我住的市探亲。她走访了许多美国的舞蹈学校。我问她有何评价。她回答说：“这些学校在中国早就关门了！”原因是美国学校都在哄孩子玩，要求不高，训练不严。没有中国家长愿把孩子送到这样的学校。中国家长原想的是拿名次，拿大奖，而且认为这种哄孩子高兴的方法都是在糊弄人。同样地，如果把中国的舞蹈学校搬到美国来，用不了几天也得关门。我就干过这种事。第一天要小孩先练基本功—压腿、踢腿和折腰。第二天，都不来了。中美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中国是家长选学校；美国是孩子选学校。

在与国内孩子交流时，我发现他们成名成家的思想从小就被灌输的很深。一说就是要当科学家、工程师和大官。有一次我在一个偏远农村，问一个五六岁的小孩长大最想做什么，他说：“我要当博士。”我敢向上帝保证，这孩子不知“博士”为何物。您有机会可以问一下美国五六岁的孩子。男孩一般会说要当消防员；女孩一般会说要当妈妈。有一次我在美国去访问一位亲戚。我问她六七岁的儿子最不喜欢什么，他干脆利索地回答说：“数学！”孩子的母亲在一旁马上更正说：“胡说！你怎么可以不喜欢数学。数学是当科学家的基础。”《人生设计在童年》一书真应改名为《职业设计在童年》，因为作者高燕定先生在书中通篇讲的都是怎样争取好的职业以及在事业上取得成功。他把人生与事业同等了起来，把事业的成功就认为是人生的成功。很多中国家长多有这种倾向。

成名成家的教育指导思想有两个容易发生的恶果。一个是当孩子认为成名成家无望时，他就不学了，就成了“读书无用”。另一极端就是毫无止境的学，上大学要上名校，得了学士，要上硕士，有了硕士，要考博士，成了博士，再做博士后。就像考状元一样一定要考到头。好像学位越多越高，就越成功。什么叫“博士后”？我看更准确的讲应该叫“博士候”。就是学到博士以后，学非有用，学不知用，只能等候的意思。在美国， “博士后”就是一个人教育失败的最直接标志！除了念书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想干，很多时候更是不知道该干什么。在国内时，经常听到家长讲：这是国内的现实，没办法！不上大学，就找不到工作；不上名牌，就找不到好工作。可是那么多进城民工，没受多少教育，都能找到工作。为什么一个在城里受到系统初等教育的人反而找不到工作？这岂不是受教育越多工作机会越少了吗？是什么样的教育可以使受教育者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明白这些问题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中国学子最后成了“博士候”。我在北京一家餐馆吃饭时，和一位四川进京打工的服务生闲聊。了解到他年仅十六岁。他跟我讲了他如何来京；如何找到这份工作；为什么来京，以及今后的打算。他那成熟的心智令我吃惊。按照美国人的标准，他受的教育远比那些家长领着手进入高等学府的孩子成功的多。美国父母在培养独立性上可以说是“心狠手辣”，在训练才艺上是有一搭无一搭，随孩子兴趣，从不刻意相求。

中国家长在培养才艺时可以说是费尽心机，时而循循善诱，时而棍棒相加；相信严师出高徒，不打不成材；胡萝卜加大棒，无所不用其极。读一读郎朗最近出版的自传，一对具有鲜明中国传统教育理念的家长跃然纸上。在评价儿子时用“朗朗从小就备受重视，是家族的寄託”；在乞求教授收留儿子时说：“您一定得再考虑一下，教授。我们全部的赌注都押在这孩子的才华上了。我放弃我的好工作…”；在威逼儿子练琴时说：“你上哪儿去了？你这个没信用的傢伙。你把自己的生活毁了。你把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毁了。” 甚至以死相逼。当记者问及当初是如何教育郎朗成才时，他竟然笑呵呵的说：“其实我们父子俩也有分歧的时候，实在不能和平解决就只能实行家长专制——‘动手’，…, 哈哈。”郎朗的父母如果在美国，不坐牢，也至少会葬失监护和抚养权。所以，像朗朗这样的琴童很难出在美国。

中国家长到了培养独立性时要么根本没有，要么就显得那么底气不足、心慈手软、于心不忍，前怕狼后怕虎，生怕得罪了儿女。把儿女养成“襁褓青年”，再给他们找工作、找对象、看孩子和创造三十而不立的理由与条件。与逼学才艺时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郎朗的爸爸妈妈至今还伴随其陪伴左右，连伸手提行李这种事郎爸爸也要管。难道一个世界著名的钢琴演奏家还不知道怎样保护自己的手？在回答记者问题时， 这对家长俨然一副主人翁的形象。朗朗就好象一只他们领着到处演杂耍的街头艺猴（童），讲起吃什么、住什么、如何训练、如何婚配头头是道、滔滔不绝。郎爸爸还明确表示；“他会继续陪伴郎朗在音乐的道路上走下去，... 。郎朗是自己的荣耀。”

这一厉一荏，究其原意您可发现不注重自立教育既有传统、惯性、习惯和无知的一面，又有私心作怪的一面。才艺出众，依赖性强，正是传统中国家长所需培养的人才。才艺出众可以让家长扬眉吐气、子贵父荣；依赖性强可以使儿女“父母在，不远游”。在恋家的物质条件丧失已尽的今天，人为制造依赖性，以达到有人养老送终、颐养天年的目的。碰上大孝子还可以笑纳个一屋半室，外带名车，享尽荣华富贵。培养孩子独立的人格，自立的能力最难的一点就是他们首先要独立于的就是您，挑战您的权威。因为作为父母您是他们独立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对遵守孝道的中国人来讲这简直是养虎遗患、自掘坟墓。一个自己还没有独立的家长，或者计划以后靠在儿女身上的家长怎么可能去训教自己儿女的独立性？

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全家人去科罗拉多州滑雪时，我尽心尽力地辅导，使儿子很快掌握了在高寒地带的车辆驾驶和维护。兴高采烈的儿子马上向我们宣布：“至今为止，我已经掌握了高山滑雪的全部技能。这是我最后一次跟家里来滑雪。下一次我要带我自己的朋友来滑雪。”面对儿子的独立宣言。我夫人做出了具有中华“传统美德”的回应，而我做出了具有.美国“传统美德”的回应。不同的情、相悖的理，字字方枘圆凿，句句冰炭不洽。那场面，您可想而知。那正是：

喜怒哀乐皆缘情，是非曲直谁能评。
悲欢离合都有理，通情达理竟成空。

不同的教育目的，一定会产生两样的学习心态。中美教育的不同反应在学生身上可以归结到一字之差上—

Have to 和 Got to，哪个是主动力？

英汉字典给“Have to”的中文翻译是“必须”和“不得不”，给“Got to”的是“必须”。您好象看不出有多大区别。原因是中文里没有相应的词对应。在英文里，这两个词却有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可能足以决定您一生是幸福还是痛苦。

“Have to”用于由外部因素，即外因，导致的“必须”；而“Got to”则用于由内部因素，即内因，导致的“必须”。例如：I have to feed my kid。我必须喂孩子。（不喂，孩子会饿死，您要负法律责任。不喂也得喂）。I’ve got to eat。我必须吃饭。（不吃饭，您会饿的难受，您想吃饭）。

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描写，中美教育的差异可归结到：中国教育用的是 “Have to”，美国教育用的是“Got to”。这是我在美考察教育多年得出的结论。

在中国与孩子交流时，我发现他们有很大的压力。这些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肩负着国家未来、民族的希望、家族的荣耀，是祖国的花朵、学校的成败、老师的骄傲。小小年纪就已重担在身。这些期望和要求，一方面激励孩子们奋力向上，同时又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我问过一位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为什么想去美国上学，他不无羡慕地回答：“在美国，学生没有这么大的压力，可以尽情的玩。”浏览许多中国重视教育的家庭的孩子活动日程，填得满满当当—数学、钢琴、游泳、舞蹈、绘画、象棋以及各种补习班。我在中文学校开武术班。每次有新生来注册我都要问他们为什么选这门课。大多数的学生说是家长要求来的。我真是很敬佩这些孩子的巨大的承受力。我的直接抽样调查显示：这些活动和学校的功课都是这些孩子们“Have to”做的事情。

象大多数中国家庭一样，我们的儿子一到年龄，我们就去买钢琴，请老师。一进钢琴店，经理就跑了出来，热情非凡。我说：“您也不至于这样吧，我不就是看看钢琴么。”他说：“一定要的，中国人拯救了美国的钢琴业！”细聊后，我才了解到由于各种电子乐器的出现，美国钢琴业一蹶不振，日薄西山。钢琴店也随之大批关张。是新一代大陆移民，家家要孩子学钢琴，成了钢琴店的新顾客，使他们的生意死而复生。

我带儿子去拜见一位美国老师。寒暄过后，老师问我儿子：“您为什么要学弹钢琴？”“我妈妈逼我学！”儿子回答道。诚实，至少是诚实的。我也想不清他妈为什么要他学钢琴。反正其他人都在学，不学就怕落后。对我的真正考验是能否把这个“Have to”转换成 “Got to”。

中国的孩子真辛苦、真累、大到祖国的未来、人民的重托，小到父母的梦想、家庭的希望。块块包袱沉重，条条枷锁难缠。如能承受，会被推上个人奋斗的发展道路，承受不了，就有可能被压得粉身碎骨。有一段对话久久回响在我的耳边。那是2008年暑期，我到国内一所大学讲学。晚上在校领导那里做客。这时有一个学生母亲打长途进来。原来她的儿子，由于学习跟不上，已经转了一回系。结果还是跟不上。校方现在要求他退学。这位母亲心急如焚，在电话上她长篇大论地哀求校方再给她儿子再转一次系，一定要想方设法让她儿子毕业。她讲述了：她是一个单亲家庭，儿子是她的唯一亲人；她如何历尽艰辛培养儿子成了家族第一代大学生；她为儿子花了多少钱，借了多少款；她有多少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的退学怎样意味着她所有努力将付之东流和她的理想的破灭。好象儿子是在为她而活着。我越听心情越沉重，越听越觉着压得喘不上气来。这位学生十几年承受如此高压，身心健康已受严重摧残。已患上严重的恐考症和失眠症，精神几近崩溃。这位母亲一讲话就是“我”字当头，一切从“我”出发。怎么就不问一句怎样做对儿子最好、最适合儿子的发展和需要？所以从孩子角度来看，所有要做的事都是“Have to”。不要低估这种心态和表达方式对一个孩子的影响。我在公司招工时，看过很多求职信。中国人的又一共同特点，那就是“我”字当头：“我”有什么样的学位；“我”得过什么样的荣誉；“我”做过什么样的工作；“我”是多么优秀；“我”为什么要申请这份工作；“我”想做什么；“我”能做多大的贡献。几乎每一句话都是以“我”字开头。

美国人则迥然不同，大多数句子是以“您”字开头：“您”的公司如何对我有吸引力；“您”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如何打动了我；“您”的公司为何需要我；“您”公司的那些工作非我莫属；“您”雇用我有那些好处；“您”的要求多么象是给我写的。以这种口气写的求职信，很容易使读信的人以“Got to”的心态去做写信人想要他做的事情。

我女儿的中学校长在新生欢迎会上的一段讲话对我来说至今余音绕梁。他讲了一个寓言故事：

有一位农夫住在山上，每天要用一根扁担两只木桶从山下小溪挑水回家。山路漫长且崎岖。等水挑到家时，一只有裂纹漏水的桶每次只剩下半桶水。而另外一只完好的桶到家时，总是满满荡荡的一桶水。裂桶总是愁眉不展，自觉低人一等。
冬去春来，挑水不断。农夫渐渐发现他走的山间小路一边是山花烂漫、五彩缤纷、春意盎然；另一边，则是土地干瘪、寸草未生、面对此情此景，想起先前对裂桶偏见，农夫感到无比羞愧。原来裂桶有裂桶的用处，不仅独特而且无法取代。

该校长继续解释说：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孩子都是裂桶，都有裂纹。人无完人。我们教育工作者的任务就是发现，引导和培育这些裂纹，使每一条裂纹都能发挥出好的作用，派上用场。她说这是一则中国的寓言。我到网上查了半天，好象是印度的寓言。

这位校长讲的思想基本上是基督教的思想。基督教认为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领着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上帝赋予了每个人唯一的特征和天赋，就象每人都有不同的指纹。每个人的任务就是去开发这些特征和天赋，并以此来追求人生的快乐。这不正是李白“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心声吗？

在教堂的儿女教育课上，您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话：
“教养儿女，还是回到神的心意与计划里吧，因为您我只是管家；我需要常常为儿女回到神的面前；‘主阿！这是您的孩子，您要如何成全他？’；在对待孩子的态度上，不惹儿女生气，意思是不过度使用权柄、不用人的力量来压迫孩子。”

在申命記4 章40 节中要求父母如此教导儿女：“我今將祂的律例、诫命晓喻您，您要遵守，使您和您的子孙可以得福，並使您的日子在耶和华您神所赐的土地上，得以长久”。当您不把孩子当成是自己的财产时，就会放弃过度的威权心态与得失心情。您就懂得您的主要的工作是帮助孩子建立与神之間的关系。給孩子一個好的心灵影响与示范，並且在这样的基础上，让孩子逐渐发展出合宜的品格並建构讨神喜悅的人生道路。这就为建立了一个以“您”为中心的管教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从而为孩子用“Got to”作为主动力建立了家庭和社会环境。在美国学校，除四门主课外，其余都是选修课。所有的俱乐部都是自愿参加。想要加入学校的运动队，乐队或舞蹈队更是要“竞争上岗”。所有这些活动，您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时间，有很多要“Got to”的事情。同时规定主课修不好这些活动都不能参加，这样把主课也搞成“Got to”。

“Have to”和“Got to”在思想观念改变时，可以相互转变的。也就是说，同样的事或行为既可以是“Have to”，也可以是“Got to”。比如在前面的例子里，您要喂孩子，如果您信上帝、要进天堂，这就成了为自己，也就是说您是“Got to”。同理，如果您天天逼孩子吃饭，不吃您就不高兴，您也可以把孩子吃饭的“Got to”变成为您的“Have to”。

我女儿好忘事。经常忘交作业。严重影响了她的成绩。在用了一阵“Have to”后，见效不大。我决定改用“Got to”。我在老师的办公室跟她讲：“我的宝贝女儿啊，我真心想帮助您记住您的作业。我看最好的办法就是我跟您一起上课，紧坐在您的后面，帮您记清每天的功课。我还愿意乔装打扮成一个“酷”帅弟，行矮步走，天天跟着您。”“那多丢人啊！您不怕同学笑话？”女儿惊异的说。镇定自若，我拿出我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说道：“我的心肝，我为您可以上刀山下火海、两肋插刀，一定是 “生命不息，服务不止”。我还怕丢人吗？”那老师心领神会，马上搬来课椅，并说：“您可以坐这把椅子。”

美国人养孩子像中国人养狗，是爱好，享受今天，不把希望寄托在十八年后。所以可以真正做到以“您”为中心。以“您”为中心的管教体系的最大好处是把责任从“我”，也就是家长，身上推到了孩子身上。这样不仅减轻了父母的精神压力，还可使孩子的主动力持之以恒，天长日久。以此也产生了“在快乐中发展，在发展中快乐”的良性互动。余秋雨先生在他的《十万进士》一文中入木三分地指出：科举制给中国学子生活的旋律是“在隐忍中期待，在期待中隐忍。”

写到这里，我希望当您看到的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里中美优秀高中生表现出的令人震撼的强烈对比时，您能理解到这是信仰和理念不同的必然结果。我的太极拳班上有一位普林斯顿毕业的女博士，先生是美国人。我请她给我讲一个例子，能反映出她的中国理念和先生的美国理念之间的矛盾。她给我讲了下面的故事：
他们生第一个孩子时，俩人都是普林斯顿的研究生，生活紧张，经济拮据。她提议把孩子送到中国，由外公和外婆代养。先生坚决反对，孩子拥有父母的权利谁也不能剥夺。能生，就得养。结果是这儿子在他们的背上长大。一人上课，一人背孩子。然后再换过来。那真是苦不堪言。她现在讲起那段经历，还心有余悸。然而，在高中毕业时，儿子不想上大学，更不申请任何学校。这位中国母亲心急火燎，到处为儿子找学校。这时这位耶鲁学士、普林斯顿博士的美国爸爸不仅不着急，还说要让儿子“去寻找自我”。

他们俩人都不基督教徒，也从不去教堂。文化的延传于无形之中，烫烙在基因之上。

最后的话

两个月后的一个午夜，我终于打完了讲演稿的最后一个字。轻轻舒了一口气后，我如牛释重。多少年来的感受和体会真是太多太复杂。总感觉是在胡写八写，语不达意，力不从心。经常为一句话或一个字如何讲的准确反复推敲，绞尽脑汁。真真切切的体会到了爬格子的艰辛和寂寞。我在想如果我的工作能给祖国教育战线上的园丁们和育才心切的父母们一点点心灵的启迪，这六十几个不眠之夜也算过的值了。

这时我的目光落到了我书桌上的一只铜铸狗雕像上。这是一只德国狼犬，是我祖父留学日本时，一位德国传教士送给他的。这些传教士是西方势力对外膨胀的先头兵。《圣经》上离开父母，独立于世的教导，培育了基督徒强烈的扩张欲，在短短的时间横扫欧洲大陆，并从而铸造了西方人向外开拓、勇于冒险、贪得无厌和善于征服的性格特征。他们四海为家，以葬身异土为荣耀。最终决定了他们开创科技之先河和征服世界的民族命运。即使在中华民族的鼎盛时期，也是西方发现东方，而不是东方发现西方。比哥伦布早七十二年的郑和大洋之远航，也只是一个皇恩浩荡的礼仪之行，并没有开拓创造出中国的世纪。思想意识使然也。中国人的跨洋之举总给人一种唯生活所迫不得已（Have to）而为之的感觉。诸如颠沛流离、背井离乡和远走他乡一类的词汇缠绕心头。每每参加海外华人联欢会，总少不了那郁郁的思乡之情。落叶不能归根成了多少漂泊海外、浪迹天涯的华夏儿女的临终憾事。在我任教的中文学校，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可以背诵孟郊的《游子吟》。我总担心那“慈母”的“密密” “手中线”有可能绑住孩子的手脚、禁锢孩子的思想，使他们不能“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使他们象风筝一样一定要有一根线牵着才能飘浮。所以，我反其道而行之，写了一首题为《我的故乡在未来》的诗。不仅没人去教去学，最后连我自己都记不住了。

每年开学，有新生加入我的武术班。我都要问这群四至六岁的充满稚气的学童：“您们哪一位有梦想在上中学时成为一名校橄榄球队队员？”“No！ No way！（不去，没门！）”几乎是异口同声的标准回答。紧接着，这些学童们可以用他们非凡的想象力绘声绘色地描绘出一幅恐怖的赛场景象。当然，这一切都潜移默化地来自家长们的言谈话语之中。望着这群豆蒄年华的孩子，我看见“恐惧”二字已印在他们天真的脸颊。在回家的路上，我做课堂助理的女儿要我举例解释她新学的成语“谈虎色变”。我说：“看见那些班上的男孩了吗？他们就是“谈球色变。”十年间，我说服了其中一名猛童和他的父母，：用自己瘦小的身躯去迎击碎心裂肺的冲撞，用汗水去浇灌茵茵草坪，用吃苦耐劳的精神去经受锻炼，用临危不惧的气概接受考验，用博大的胸怀去建立终生的友谊，用钢铁般的意志去战胜对手—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去战胜自我。

中美的主体观念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却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简单可归纳如下：
中国人感父母的恩，拜先辈的德，美国人感上帝的恩，拜耶稣的德。
中国孩子是家庭的财产，美国孩子是上帝的产业。
中国家长在孩子小时可以不在一起，成人后希望“不远游”美国父母在孩子小时必须在一起，成人后任凭“远走高飞”
在中国怕妈不怕老婆是好男子汉；在美国怕老婆不怕妈是好男子汉
在中国是小孩演戏给大人看；在美国是大人演戏给小孩看。
中国家长严要求，多批评，美国父母重鼓励，善奖赏。
中国家长强调统一框架，争抢第一，美国父母重视发展独特性，独树一帜。
中国重结果， 美国重努力。
中国人习惯向上、向后看，美国人习惯向下、向前看。
中国是要培养家族的继承者，美国是要培养社会的继承者。
中国孩子等着家长夹菜，美国孩子向父母要菜。
中国强求才艺训练，美国硬压独立训练。
中国学生是“Have to”，美国学生是“Got to”。

让我们记住：
埋怨儿女没有亲情的人一定是无所事事。
埋怨父母没有亲情的人一定是胸无大志、
埋怨别人没有友情的人一定是缺乏自信、
让我们尊重每一个人，包括您的儿女，
让我们尊重每一个人，就象尊重您的父母。

杂感后的杂感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居住地广阔，社会层次复杂，各种观念并存的民族，既有延续已久的传统观念，也有领先世界潮流的先进思想。本杂感文中所感的是中美现存的几点传统观念，罗列对比，并未评价优劣，因为在这一社会背景下是好的，在另一社会背景下未必是可取的，然而，对比可以互相参照、启迪思考。我相信在可期待的未来，中华民族必将创建出领先世界潮流，更加完美、更加辉煌的各种新思维、新观念，引导这个古老而又崭新的民族走向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