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八年抗战为何会出现百万伪军？ （ZT）

伪军，是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利用汉奸及国民党投敌分子组织的军队，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采取“以华制华、分而治之”政策的产物。他们在日军的监视下成立，听命于当地的日军占领军并受其严密控制，为日军的侵华战争服务。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0年3月南京汪精卫伪政权成立，日军先后在我国扶植了四个较大的伪政府组织，即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以王克 敏、王揖唐等为首的伪“华北临时政府”，以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为首的伪“蒙疆联盟自治政府”和以梁鸿志为首的伪“南京维新政府”。1939年底， 汪精卫由重庆“还都”南京。次年3月，在日军特务头子影佐祯昭少将的导演下，将华北与南京两个伪政府合并，成立了所谓“国民政府”，汪精卫自任政府主席。 以上各个伪组织都拥有大批伪军，其中以汪精卫伪政府最多，实力也最强。


伪“满洲国”伪军：1932年3月9日，清朝废帝溥仪在日本关东军的扶植下，在长春就任伪“满洲国”临时执政。其军事指挥机构为“满洲国”军事部，该部辖有参谋司、军政司、铁路警备司。除“首都”长春外，伪“满洲国”将其统治地域划分为11个军管区。


在长春地区的伪军，有禁卫军司令部（辖禁卫步兵团、禁卫骑兵连、禁卫炮兵连）、宪兵司令部（直辖“首都”宪兵团）、第四高射炮队、第一飞行队、高等军事学 校（陆军军官学校、军需学校、兽医学校等三所学校）。此外，伪“满洲国”还建有一些机动部队，主要有铁石部队、江上兵艇队（后改为陆军江上军）、高射炮 队、汽车队、铁路警护军等。伪“满洲国”伪军数量基本上保持在20万人左右。


汪精卫“国民政府”伪军：1938年3月28日，伪“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参事、参议院议员、执政府秘书长的梁鸿志任行政院长。


1940年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仍和以前一样设置军事委员会，作为其最高军事指挥机关，汪精卫兼任委员长。汪精卫成立伪政府初始，也想仿效蒋介石办黄埔 军校的办法，成立自己的嫡系军队。但是日本人不允许他有这样的部队，无奈，只好将学员训练完毕后分配在军事机关和武汉绥靖司令部。尽管如此，汪精卫深知武 力是最有力的政治资本。他开始通过“曲线救国”的谎言四处诱降蒋介石国民党军队。至日本投降时，汪伪政府已经拥有7个集团军和一些绥靖部队。此外，汪伪政 府还对外吹嘘建有海军和空军。但汪伪政府的空、海军实际形同虚设，海军仅有陈旧小炮舰3艘，空军只有数架教练机。汪伪政府所有的伪军统计起来，对外号称兵 力百万，实际上只有七、八十万人左右。


“蒙疆联盟自治政府”伪军：1936年1月，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在日本帝国主义“复兴蒙古民族，实行自治”运动的蛊惑下，树起叛国旗帜，在其 家乡西苏尼特旗成立了伪“蒙古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李守信为副司令。　1936年5月，日军取消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在嘉卜寺（今化德）成立了伪 “蒙古军政府”。德王被任命为总裁，掌握军政大权。


1937年10月27日，在日军侵入绥远省两周后，为了让满洲、蒙古都成为它统治之下的“国土”，日军命德王和伪蒙古军进入绥远，并成立了“蒙古联盟自治 政府”，以省城归绥为“首都”。1939年9月，日军又将“察南自治政府”（张家口）、“晋北自治政府”（大同）与“蒙古自治政府”合并，演变为“蒙疆联 盟自治政府”，“首都”定于张家口。“蒙疆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后，其伪军主力仍为9个师约10余万人。


“华北政务委员会”伪军：1937年12月14日，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京、津地区后，扶持原北洋政府财政官员王克敏等汉奸在北平成立了“华北临时政府”。 1940年3月汪精卫伪政府成立时，将“华北临时政府”与南京伪“维新政府”合并，从此“华北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在军事方面，设有华北绥 靖军总司令部，所属伪军共13个集团（相当于旅），近10万人。


伪军为何如此之多？抗日战争中，为日军充当炮灰的伪军超过百万之众，人数如此之多，的确令人深思。是什么因素促使这么多的中国人为侵略自己祖国的敌人服务呢？


政治独裁，为“曲线救国”找到了借口。蒋介石政权建立后，在政治上实施独裁统治，压制民主，铲除不同政见者，从而造成了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林立，斗争十分激 烈。在蒋介石独裁政治的压制下，一批大汉奸便以此为借口脱离蒋介石独裁政府，打出“曲线救国”的旗号，“理直气壮”地投入到侵略者的怀抱。在1938年， 伪军的数量只有7.8万人，汪精卫投敌后，受其“曲线救国”谎言的蛊惑，伪军数量迅速上升到14.5万人，增长了85％。


军事独裁，将“杂牌”部队推向了日军阵营。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后，蒋介石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但他对握有重兵的各个地方实力派仍心有余悸，处处 设防，时时排挤。在待遇上，自己的嫡系部队在地位、军饷、装备等方面处处优于地方“杂牌”部队。这些“杂牌”部队对国民党政府怀有不满。在日军的强大攻势 面前，一些思想狭隘的“杂牌”部队将领便为保存实力，或为私欲，或为怨恨，而忘却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卖国求荣，卖身投敌。


生活的穷困，使许多老百姓将参加伪军作为谋生的手段。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民不聊生。迫于生计，许多老百姓不得不在日本占领区为日军服务，或通过参加伪军 来谋生，从而充当了日军侵华的工具。汪精卫伪政权的日籍顾问影佐祯昭为笼络伪军，曾对汪说：“绥靖部队并警察驻屯于都邑者希望其给养能每人每月25元，阴 历正月请主席平均赏给每人5元，于人心收揽上可生甚多之效果。”这些薪金在当时足以让伪军士兵养家糊口。在金钱的吸引下，不断有下层民众加入伪军队伍。


此外，“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我国东北广大地区，很快又攻陷京、津地区，于是一些人被吓掉了抵抗的信心。甚至连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党中 央宣传部长周佛海也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他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在这些高官的影响下，许多汉奸官员也认为“日本经济发达，势力强大，中国根本不 是日本的对手，打是打不过的”。而日本为了弥补在战争中人力、物力的不足，也十分重视利用扶植汉奸伪政权，利用伪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