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非如烟（四）

往事并非如烟（四）
        吕孟申
我自60年代中期开始记笔记至今已60余年了，我摸着自己的笔记本，像抚摸着自己的身躯，历史。那里有自己的身躯，历史，那里有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有自己的脚印和疤痕，有成功的喜悦和失败的沮丧！那一册册泛黄的笔记本，是我生命的结晶，荣辱的纪实，欢乐和悲伤搅起的浪花。

多少瑰丽的清晨和飞霞的傍晚，踏遍五洲四海山山水水，伴着隆隆雷鸣和飒飒风声，伴着飞溅的水滴，雪白的浪花，清澈的涟漪，我蹒跚着，呼喊着一路走来，从满头青丝到鬓发似雪，我苦苦寻觅求索，初心未改，痴心依旧。心潮起伏，血沸周身，泪水滴在笔记本上，一路走来无怨无悔，一生尚存笔耕不息。

文革十年浩劫，郑州东站是深受文革之苦的重灾区之一。
文革期间，北京铁道学院分配到车站几名大学生，有男有女，他们初始无不是抱着立志干出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可严酷的生活现实却使有些人理想破灭，遭受灭顶之灾。

有一名青春靓丽性格外向的女子，名叫钟书炎。钟一口京腔京韵，热情似火，精力充沛。对于这几名大学生的到来，在车站职工中引起不少的轰动，像一潭死水飞进一只白天鹅，彻底打破了往昔的平静。

有好事者，有事没事总往他们身前凑。更有甚者干脆直接邀约交朋友。钟书炎的外向性格，更成了这些人争相献殷切的对象。只是苦于没有找准突破口而已。
众口铄金，钟书炎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成了站上茶余饭后的笑谈人物。在那令人发狂的年代，“三忠于”，“四无限”成了魔怔。“红宝书”，“红语录”，毛主席像章，凡印有毛主席像的书籍、报纸，成了人们顶礼膜拜的“圣物”。

在那特殊的时期，特定的场合，纯洁无瑕一点不设防的钟书炎，成了待宰的羔羊。起因是，有一天有人向站革委会汇报说：“钟书炎竟然拿印有毛主席像的报纸擦大便。”
此事非同小可，当即就有军官会的有关人员把钟书炎找来，不由分说五花大绑关了起来，一连几天几夜不让睡觉，不让吃饭，还进行体罚。从未经过这样阵势的钟书炎真是百口难辨，有理也说不清。她哭诉，在厕所看到过有印毛主席像的报纸被撕破擦屁股，但绝不是自己，她拿自己的生命作保证。

纵然她长一百个嘴，也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只会遭来更疯狂，更惨无人道的迫害。很快钟书炎精神崩溃，成了真正的神经病。她头发蓬松像一头乱麻，目光无神，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冬天穿单衣，夏天穿棉衣，无论白天黑夜像一个幽灵四处游荡。没过几年，一个如花似玉的青春靓女就香消玉殒了。

这批北京铁道学院分来的大学有一个叫王鲁文，还有一个叫朱铁男。
王鲁文文弱秀气像个大姑娘，见人说话脸还会红。据说他原籍东北农村，是个孤儿，靠村里老少爷们你家一斗，我家二升，兑的粮食换成钱凑足学费完成学业的。

王鲁文面红齿白温文尔雅，说话柔声细语。写得一手好字，文采飞扬，还会画油画。郑州东站一号门迎门壁画巨幅毛主席在北戴河画像就是出自王鲁文之手。

1972年东站团委换届改选，他作为货装二队团支书身份当选车站团委组织委员，我当选为宣传委员。
由于工作关系，再加上脾气秉性相投，有共同的爱好我们很快成了挚友。在王鲁文身上我学到了不少东西，为人谦和低调，不饰张扬。他当时主业是货装二班零担计划员。他业务精通，又善于沟通，正经科班出身，实属难得人才。

后来王鲁文被选调郑州铁路局教育学院教务处处长。没几年患肝癌，去世时50来岁，得知他患病住院，我前去医院探望，他的遗体告别追悼会我含泪向这位敦厚的兄长最后一次告别。

朱铁男，白白净净大高个儿，性格开朗，为人随和。不爱操心，生活要求不高，不爱出风头，满足现状。虽是科班出身，他倒自得其乐，满足于当一个普通货运员而已，对政治活动不感兴趣，工作状态一直平平。我们同为货装一班同事，党团后动他很少参加。和他并未有太多交集，彼此泛泛而交。

后来听说，朱铁男对调回北京国家粮食储备库，再后来听到他的消息已是铁道部货管处处长，在处长位置上再来东站已是高高在上风风光光了。

我1971年入路来到郑州东站，开始步入人生真正意义上的独自生活，我一介漯河农村走出来农民的儿子，未来的路如何走，是摆在面前必须面对的考题。我知道在我们这批五百多名青工中，要想脱颖而出，非付出超强的意志和毅力是绝对不可能的。发挥自己的特长，在荆棘丛生的路上趟出一条血路，唯此别无它途。

在这条背水一战的路上，除了个人的刻苦努力，还少不了众多热心人助一臂之力。
仔细回想起来，在我成长的路上，东站广播室广播员周海伦的热切关心鼓励和帮助分不开的。
周海伦的广播室就在东站食堂旁边一大间房子里，一小半是播音室，一大半是宿舍。
当年的周海伦也就30多岁吧，矮胖的身材，齐耳短发，银盆大脸，目光清澈无尘，声音悦耳动听。总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笑声朗朗。
海伦对任何人从不设防，心里不藏事，喜怒哀乐全在脸上。

播音室定点转播中央广播电台要闻之外，就是播报来自车站有关动态和通讯员来稿，大都以表扬好人好事为主。

海伦的播音室成了领导、文化人信息交流中心和聚集地。在那个信息尚不发达，电视还未普及，广播，报纸是主要的传播手段。
海伦的热心肠是大家的共识，她也乐此不疲热心帮助前来求告寻求帮助的人，一视同仁，不分远近亲疏。

开始与海伦交往，是抱着诚惶诚恐的心情给她送广播稿，一来二去就成了无所顾忌知心朋友。
从海伦这里我结识了好多原不熟悉的领导和有用之人，也可以说我从一个装卸工到走向车间，走到站机关成为文革后第一任团委书记、当选车站工会主席，与周海伦的搭桥美誉分不开。

海伦的父亲周东郊，祖籍黑龙江珲春，精通俄语。早在1925年便参加了共产党，在校读书期间作为地下进步学生，后被派往天津大学堂从事地下革命，在天津结识了海伦的母亲，同在学校一起活动，共同的志趣和理想这对革命青年结成了伴侣。当时海伦的母亲19岁那年生下了海伦。

这对热血青年，怀着火一样的激情全身心投入革命生涯，虽然过着刀尖上舔血的日子，在信仰的支撑下依然坚持着斗争。为了革命需要，海伦父母不得不分开，母亲带着她颠沛流离，整日在提心吊胆中挣扎。后来，由于叛徒出卖，父亲周东郊遭国民党政府秘密逮捕，辗转羁押，最后羁押到迪化，即今天的乌鲁木齐。1942年9月，新疆省主席盛世才下令把中共派驻新疆的党员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百多人逮捕，最初分开软禁，随后羁押监狱。在迪化监狱的日子，周东郊与毛泽民、陈潭秋、杜重远、赵丹，等革命党人关在一起。陈潭秋，毛泽民最终被盛世才处决，1946年羁押未遭杀害的共产党获得了营救，并且被护送至延安。

海伦的父亲先后两次入狱17年，写下几十万字的《狱中八年》，详细介绍在盛世才监狱里的所见所亲身经历的事，成为一份非常珍贵的革命史料。
海伦的母亲为了寻找丈夫，就带着海伦从内地到了新疆，在那最艰难残酷的日子里母亲为了女儿的安全不得不把她寄养在当地一户维族牧民家中，五六岁才接到自己身边。
狱中的父亲打听不到妻女的下落，有人说这对苦命的母女早就不在人世，出狱后的父亲经人介绍，又组建了新的家庭。

海伦的母亲后来把女儿接到自己的身边，一直痴痴等待与周东郊的重逢，后被八路军用飞机接到了延安。
海伦的母亲几十年一直单身，从未再婚。生前一直生活在北京，任国家某军工部门局级干部，1980年去世。海伦的父亲重组建了家庭，又生了一儿一女。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与她偶有联系，1979年父亲病故。


海伦一生忘记不了在新疆生活的那段难忘的日子，她的性格也深深打上了新疆人的烙印，能歌善舞，为人热情直率不掖不藏。

海伦自石家庄铁路运校毕业就来到的郑州东站，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生有一个儿子。她对母亲非常热爱和同情，但自小养成独立自主的个性，她又不愿在母亲的护佑下生活，就选择了自己独立的生活。

海伦知道我喜欢收集整理名人传记，90年代初，把她父亲手写的笔记二三十万字复印件交给我一份，说对我写作了解那段历史会有帮助，我欣然收下，打心眼里感谢她的知遇之恩。

我到东站画的第一幅油画就送给了周海伦，画了一位花丛中的少女，草木萌动，少女沉思。这张画一直挂在她的屋子正中的位置。
也就是这张画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后来郑州东站一号门大门两旁墙上留有画画或写标语的空间。1979年，我在这上面画了两幅大油画。一幅是天车为背景，一个孔武有力的司索工一手吹哨子，脸颊鼓起，一手打吊起的手势。

另一幅画画一个稚气的小女孩，清晨，面对镜子，手握香皂梳洗的画面。好多见过我女儿的人都说，这个画中的女孩分明就是照吕孟申女儿的样子画的吗？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那时的我血气方刚不知天高地厚，竟敢画那么大的油画，现在才觉得后怕。


我从东站自1974年5月4日到铁路分局民兵小分队登车治安执勤，过了大半年，实行换岗换人。1975年初重回郑州东站，开始在维修工厂任记工员、统计计划员。领导亲眼目睹我的工作表现和宣传写作能力，就选派我到装卸车间任业务员，跟着一名叫王谓川的老安全员学习装卸车间的一切工作流程。

王谓川当时50来岁，精明干瘦，眼上架着一副水晶石老花镜。说话办事慢条斯理，有板有眼，是当时装卸车间“师爷”级的人物。王老师有私塾老底，对历史、地理、诸子百家都颇有见地，粗通中医，写得一手好字。无论毛笔、硬笔都游刃有余。

当时整个装卸车间真正算得上文化人的不多。装卸车间老主任白海水，那时的他不到50岁的年纪，并不丰满魁梧的身子骨，长长浓浓的眉毛，一双眼睛特有神，显出不怒自威摄人的光，嗓门洪亮，病黄脸。烟瘾特大，吸烟有特点，简直到了一根接一根不吐烟蒂，一支没抽完墩一墩新的就接上了。是装卸队伍里老码头了，文化不高，不善笔记，脑子特好使。讲话喜欢开门见山，遇再大的事，喜怒不形于色。看问题总能一针见血。

那时郑州东站，运、货、装，三大车间。运转车间是车辆调度，车站的中枢，在车站是排老大；货运车间是货物的到发配置、流向集结，均衡受理，是车站的中心；唯有装卸车间是受气包，排行末尾。也难怪，从铁道部、铁路局、铁路分局凡是受到处理的人员就会下方装卸区劳动改造，地位不能再低了。长期形成的偏见根深蒂固。

其实，装卸队伍的江湖更是深不见底，更令人难以捉摸。装卸主任不是谁都能干好的，那些有知识有文化有水平的干部能当好站长，但不一定能干好装卸主任，他更要有降龙十八掌的武功，能镇得住那些油盐不进的泼皮和刺头。仅靠苦口婆心是玩不转的。
遇到难事，关键时刻白海水主任能三天三夜连轴转盯在现场，遇到刺头，面对亮起的利刃，操起的家伙，他能顶上去，眉都不眨一下。

这支队伍不好带，除恩威并重，还要下得狠心，绝不手软。白海水就是这支队伍里摸爬滚打大浪淘沙熬出来的。对上不谄媚，对下一视同仁，对同僚能凭心待之。刚柔并济，荤素都不可少。

我们这批五百多人的青工到来，给青黄不接捉襟见肘的装卸车间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因为装卸机械的倍增，需要更多有文化懂技术的人员掌握。这批青工来自四面八方，各有背景和神通。稳定队伍，量才使用，是摆在东站各级领导面前的课题。

我被选调装卸车间，在当时是很难得的机遇。不靠走后门，托关系到机关，是很难得的，多少人眼红。我知道自己的处境，正是靠着一支笔勤勉笔耕，写字画画，写文章，铁路局报社、宣传部、分局宣传部，车站政治部都经常登载我的文章。

装卸车间就缺我这样热心且富有进取心的热血青年，我的到来给车间补充了新鲜血液，增强了活力。

我义不容辞担起了车间宣传报道，好人好事收集整理上报，装卸队、维修工厂，月度评比，年度总结有关材料的汇总，年初计划、年末检查落实等工作。

好在，我一个单身，吃住在站，有的是精力和时间。

那时的我如醉如痴如狂，生活的艰苦从不计较，更加磨砺意志，对工作事业的忠诚，充满信心，从不灰心意冷。

装卸车间工作那些年，使我真心实意接触一线装卸工人的酸甜苦辣，他们不仅承受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更是背负精神上的沉重枷锁。但他们依然故我，大碗喝酒，快意恩仇，对于自己的工作尽心尽力，绝不松懈。我从他们身上汲取了无尽的力量，真实体味到艰难困苦与汝于成的真谛。

噩梦醒来是清晨。

这里有一段小插曲。原车站团委书记是来自豫东兰考接班女货运员李某枝，中等个儿，圆圆红扑扑的脸蛋，眼睫毛又黑又长，爱笑，性格很单纯，文化不高，性格有点内向，不善交际和言谈，说话很胆怯，更不善于在大庭广众中讲话了。就是这样一位近乎单纯听话的女孩被文革中的“造反派”们推上了车站团委书记的位置，她的作用，实际上作为“花瓶摆设”，他们也根本没把她当作一回事。

李某枝和我们都住在家属区第11单身宿舍，有一天夜里几个男职工聚在一起喝酒，喝到大半夜，有人看见有一个男人偷偷溜进李某枝的宿舍，觉得有好戏看了。停了半个小时，他们借着酒劲壮胆，晕晕乎乎撞开了李某枝的宿舍门，看到一男一女脱光衣服正在床上办事呢，再仔细一看原来是车站革委会主任汪某谦。他们就把这对野鸳鸯连夜送到了车站派出所，这件事惊动了整个车站、消息传到了铁路分局、铁路局。
虽然是通奸，但影响太坏。第二天上级就宣布免去王某谦革委会主任、李某枝团委书记职务，两人免职当货运员。当时汪某谦已经40多岁，有老婆孩子。李某枝是未婚的大姑娘。

团委书记的位置一直空缺。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一切逐步走向正轨。1977年底，车站团委改选，我被推选为团委书记。

当年车站党委书记是杨西珍。杨中等个而，微胖白净，一脸和善相。老家洛阳关林一带农村。一口洛阳腔，喜欢旱烟，总是一只旱烟斗，一个铁盒总是装满金黄灿灿的烟丝。他家庭出身成份富农，所以一生谨小慎微，从不逾越分毫，全凭自己实干走向领导岗位。他从基层团委书记干起，直到当上铁路分局团委书记。先后在铁路站段任党委书记，随后受组织委派调郑州东站任职。家在铁路分局附近和平东村家属区，老式红砖房。

杨西珍虽然是党委书记，老伴儿却在东站五七连队干装卸，遇上卸大列，杨西珍时不时也会惦着大铁锨替下老伴儿，让老伴儿歇一歇。老伴儿细皮嫩肉，说话轻声慢语，从没见她发过火。见人总是莞尔一笑，是温柔贤惠的好媳妇。

我当团委书记自然与党委书记接触较多，他曾不止一次对我说：“小吕，团委书记要紧跟党委书记转。当年我当团委书记，党委书记屙泡屎，我也在厕所外面等着。”

有一年夏天杨西珍书记病了，在家休息，我去家看他，自行车后架带一个一块多钱买的小西瓜，他硬是不收，要我带了回来。从这点滴小事可以看出那时党的干部是如何廉洁奉公一尘不染。身为几千人大站的党委书记，能够放下身段抡起大锨帮媳妇卸煤，在今天看来是多么不可思议啊。

我这一生也正是这些清正廉洁如杨西珍这样的好干部，言传身教影响下，一步一步走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