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顶层设计的改革红利没有如期而至？（下）

 

论改革自身的制度化建设需要“熔断机制”

侯峰

六. 迷信新自由主义带不来改革红利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捆住政府闲不住的手，说穿了就是新自由主义或者说里根经济学 “大市场、小政府”的翻版。且不论学经济的都该知道里根经济学曾给当年美国经济带来多少伤害和隐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有本质不同，照搬里根的办法当作中国的改革良策，就如同请兽医给人看病，治不死就算万幸了，期待有改革红利，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存在一股强大的歪风邪气，或者说是充斥学术殖民地化的气息，即无论中国经济出现什么问题，那些经济学家们都能引经据典，从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找出解决之道，当然这种邯郸学步式的生搬硬套只能是赵括那种纸上谈兵的办法，除了添乱，于事无补。到目前为止，三年来金融领域顶层设计改革最直观的效果就是股灾，股市跌跌不休、熔断再再再熔断、资本外逃，牵连到经济下行再下行。经济学家们张口凯恩斯，闭口亚当斯密，一会刘易斯拐点、一会芝加哥学派、什么索洛余量、什么这个侧那个侧西方经济学术语满天飞，就是不食人间烟火。之所以有这样的学术风气，核心问题是他们不承认中国发展模式存在，不愿意在中国丰富的改革实践中总结经验，提升理论，而是绞尽脑汁把西方理论往中国的改革方案上套，如果成功了就又是西方理论的伟大，如果出师不利则归罪于体制障碍，改革不彻底。

大政府，积极管理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所决定的。西方及大多数国家的发展走的是私有化、市场化基础上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在此过程中土地的原始增值被私人独占，政府只能通过市场获取土地的所有权。而中国的公有制经济土地的原始增值主要为国家和社会所有，极大减少土地纠纷，是其它私所有制国家不具备，为中国经济发展平添的巨大动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有的巨额发展红利，是中华民族之大幸。有计划地使用好这笔红利是各级政府天经地义的职责，也是中国经济的特色。正是由于各级政府强大的资本实力（土地财政）和旺盛的发展冲动使得中国城市面貌在短短20年时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拉动中国经济以及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长期高速发展和带动了整个世界经济，为过去30年来中国崛起增添难以估量的助力。

表面上看拉动中国经济的是出口、消费和投资三驾马车，而三驾马车背后的中国经济，特别是投资的原动力来自百姓追求幸福生活的精神、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高储蓄率，企业逐利旺盛活力，中央明智的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以及最充满生机和激情的地方政府与企业经济利益共同体，或被称作地方有限公司式的发展模式，当然还包括与之匹配的宽松的国际环境，或者说难得的发展机遇期。不过这个发展机遇期全世界共同享有，却只有中国抓住了机会，在短短30年内成功全面崛起。中国如此优越的制度表现和高效的行政能力，长期以来却被自己的主流经济学界妖魔化，常常把前进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无限上纲上线，贬低得一无是处。理论界、舆论界批判中国政府的行政效率、攻击公有制的目的说穿了就是试图要通过土地私有化断了政府的财路，也就断了地方政府发展的动力源泉；抹黑公有制国企，离间不同所有制实体间的关系，制造国、民对立，最终达到稀释、消灭公有制，掏空公有制宪法的目的；捆住“政府那只好动的手”扼杀最有效、最活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各级政府与企业联动的积极因素，让自由市场取代政府主导中国经济，乃至国家的走向，把民族的前途命运放在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中，然后坐等红利从天而降，不是幼稚，就是别有所图。

通过深化改革捆住各级政府“闲不住的手”，中国经济由此失去超常规发展的重要动力，就必然告别改革开放30年来超常规发展的“老常态”，进入到经济下行，与其他国家发展速度相同的所谓“新常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抑制各级政府发展经济的冲动和协调作用，在经济学法理上完美地效法西方的大市场、小政府的里根经济学，就如同把鸿鹄的翅膀捆住，跟鸡学怎么在地上跑得快。然而，再快，能比原来政府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飞得快吗？

计划经济有缺陷，所以需要改革，与时俱进。公有制基础上政府参与的经济活动有滥用权力的地方，所以需要反腐倡廉、简政放权，然而不能因为政府和公有制企业滋生腐败就认为计划经济与公有制不可救药，甚至用抹黑公有制的手段以达到推翻公有制的最终目的，就不是改革，而是打着改革旗号的颜色革命。一些政府高级智囊、专家、权威们一提公有制就恨的咬牙切齿地拿当年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说事，一提国企就把20年前改革前国企的弊端抖露一遍，这不仅是偷换概念，转移话题，更是别有用心。

苏东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彻底放弃公有制、计划经济实现宪政民主、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已经25年有余了，至今经济表现平平，老百姓从未看到“巨大的改革红利”，而他们贫富差距更加悬殊，腐败现象并没有因此收敛，反倒是比中国有过之无不及。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效率低下的问题出自僵化的意识形态，当时认为只有100%的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比如百姓养只鸡鸭都会被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同苏东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不一样的是，改革开放的红利来自打破僵化的意识形态，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换句话说，不管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能够给人民带来最大的利益，我们都应该采纳，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崛起创造的辉煌正是践行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论，极大发挥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优点，在实践中摸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发展道路，即中国模式。

然而不知从何时开始，所谓中国主流经济学变成另一种僵化的意识形态，他们彻底否定和妖魔化计划经济、抹黑公有制，通过其控制的改革话语权和改革设计权，正在把改革引向另一个极端，即只有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国际化、去政府化才是中国改革的唯一出路。这种僵化的意识形态正在抑制中国经济的活力，如果得不到及时纠正，中国经济下行只是序幕，乌克兰悲惨的一幕或将在中国上演。股市动荡、汇率大幅波动、资本外逃、经济下行开始给我们敲响警钟，绝不能任由新自由主义把苏东30国、拉美、东南亚祸害够了再来祸害中国。

采纳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捆住政府闲不住的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正在彻底颠覆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政府企业市场良性互动，彼此激励奋进生动活泼的局面。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实践论》的主体能动性思想，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邓小平给了地方政府很大的自主权，放开手脚，让地方政府可以因地制宜，进行各种不同形式的试验创新，从而激发了区域间争先恐后的竞争局面，不仅是省与省之间要直接竞争资源、人才、投资、市场，甚至一个县，一个区、一个乡之间都要竞争。在这种世界唯一，生动活泼的竞争局面下冒出许多像东莞、昆山这样富可敌国的县域经济，涌现出无数个超十亿百亿产值的乡镇。这种创新体制有足够诱因让地方政府本身就是利益主体，所以地方政府常把整个管辖范围看成自己的一个大的企业集团，能够有效调动所有的资源，而政府自己就像企业集团的总部。这种世界独一无二的创新体制是中国奇迹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如今政府发展积极性被冠以“政府闲不住的手”，在“改革”政治正确的圣旨命令下不得不把经济的主导权让给市场，30年来中国各地方高昂的经济热情随之变成死水一潭，如今仅有的速度也是惯性使然。一盘好棋，生生被所谓顶层设计搅乱，可悲啊！

 

七. 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率

人民日报1月3日报道，亚洲开发银行近日发布的《2015年亚洲经济一体化报告》显示，中国在亚洲高端科技产品出口中所占份额从2000年的9.4%升至2014年的43.7%，位居亚洲第一，以高铁、核电和卫星等为代表的中国高端科技产品深受亚洲各国的欢迎。日本所占份额从2000年的25.5%下降至2014年的7.7%。显然高铁、核电和卫星产业都是以国企为主导研发的，这些国企不仅按主流经济学界常说的所谓依靠“行政垄断”占领国内市场，而且同西方跨国公司同台打雷一竞高下，在没有被主流经济学所妖魔化的所谓“行政垄断”的情况下，同样占领了不少国际市场，甚至出口到美英等最发达国家。事实上中国国有企业从改革开放初的技术落后、效率低下、政企不分、人浮于事、大而全、小而全，在国际上毫无竞争力的落后企业，通过改革和发展到如今成为全面介入国际竞争的现代化企业，不过二三十年，中国国有企业的进步速度举世无双。

然而在国企捷报频传、为世界瞩目的同时，中国主流经济学界、舆论界、甚至体制内不少人抹黑国企的声音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什么“国企定位不清（主人缺位），政企不分，行政垄断、与民争利、效率低下”。不管中国高铁、核电、商业卫星、载人航天、北斗导航、探月工程、深海潜水器、超级计算机、港口机械、船舶制造、程控机床、大型水电、盾构机、超级工程、电力传输、军工等国企为主的产业在世界上多么成功，在那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眼中，国企姓国就带有永远抹不去效率低下的原罪，并认定国企只有混合所有制（私有化主人定位）才是唯一出路。二三十年前日本企业拥有的技术和管理水平是中国企业可望不可及的高山仰止，如今中国在亚洲高端科技产品出口中所占份额从2000年的9.4%升至2014年的43.7%，位居亚洲第一，而日本所占份额从2000年的25.5%下降至2014年的7.7%。著名的夏普等许多日本巨型企业都面临严重亏损、破产或卖掉得命运。如果说国企必定效率低下，莫不是中国的企业都私有化了，而日本企业都国有化了？如果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效率低，难道中国应该学习日本自由市场经济失落的20年吗？事实上只要不戴有色眼镜看问题，无论中国国企还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比任何一国，包括美日等发达国家逊色。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中国过去20年奇迹般的进步在中国主流经济学权威、智囊、某些政府高官眼中却是“粗放发展引起的种种恶果，例如资源枯竭、环境破坏、投资过度、消费不足、货币超发等等问题愈演愈烈”，百害而无一利的不堪。2016年1月20日，吴敬琏教授在第七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时再次发表演讲追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1995年就已经提出，已经有20年，为什么至今没有实现？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存在体制性障碍”。作为一名经济学学者看不见笔者上述中国在几十个工业领域的技术跨越，非要说中国经济发展方式20年没有变，若不是老人家生活在与世隔绝的世界里，就是别有用心。环顾世界有哪个国家20年来取得像中国一样如此多的产业性技术飞跃？一个也没有。以台湾为例，30年间没有一项值得骄傲的产业技术进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贡献等于零，台湾才真正存在“体制性障碍”。显然吴敬琏所追问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是虚，矛头对准“体制性障碍”才是实，才是他20年来孜孜以求“改革”的源泉动力。有这样的国务院高参参与或把持顶层设计，改革向哪里去，才是不得不问的大问题。

吴敬琏为《大道无行 – 铁道部：政企合一的失败样本》作序的《高铁危言》中讲“就高铁而言，虽然开通了8千多公里的营运里程，其中有些线段也的确具有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外部效益，但是，由于规模过大、指标过高和投资效率低下，浪费十分惊人，投入的资源和产出的成果之间完全无法比拟。所以，无论从成本效益分析还是从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的角度考虑，都显得得不偿失，甚至完全误配。事实还表明，铁道部门领导自称的他们所创造的世界最短的建设工期、每小时380公里以上的行车速度、百分之百的安全系数等方面的‘世界纪录’，或者是华而不实的自我吹嘘，或者是完全子虚乌有的杜撰。而数以万亿元计的投资，除养肥了一大批腰缠万贯的贪官污吏和‘红顶商人’外，还欠下了高达2.5万亿元的未偿债务，要由平民百姓今后去偿还”。 如此不顾事实地攻击国企，攻击铁道部是需要对公有制有多么大的深仇大恨，才能致一个正常人到达连起码的是非观都不顾的境界。

改革开放相当长的时间内，外企在中国享受超国民税收待遇，却从来没有见那些主流经济学专家、智囊们为负担沉重的国企鸣过不平，反倒是经年累月地攻击国企垄断、低效、腐败、与民争利…。以高铁为代表的中国国企从困境中顽强崛起，用不到20年的时间超越所有发达国家，走在了世界高铁技术的前列，为中国社会主义体制争了光，为国企争了光，为中国模式争了光，他们就极大的不高兴了，必欲置铁道部于死地，必欲置中国高铁之父于死地，并且如愿以偿了。其实中国高铁的质量、安全、效率是不是“华而不实的自我吹嘘，或者是完全子虚乌有的杜撰”，是不是“投资效率低下，浪费十分惊人”，是不是“得不偿失，甚至完全误配”，自有公论，全世界人民眼睛是雪亮的。可悲的是吴敬琏这种背离起码的事实依据，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抹黑国企、妖魔化公有制的奇谈怪论在中国，在高层却有很大的市场，按吴敬琏语“过去我的一些言论在网上反对的人比赞成的人多，这次90%的人赞成，这就是我说的共识”，这种“改革共识”的力量主导着经济改革顶层设计，吴敬琏本人更一直是国务院问政经济的座上宾，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大讽刺。

 

八.资本角度还是人民角度看待公平和效率，是检验是否真社会主义的试金石

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制、自由市场体系在资本主义环境下提升了资本的效率却未必提升社会效率，特别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水平。当前新一轮深化改革是站在资本家的立场还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作为评价改革成功与否，和评价企业及社会效率是攸关执政党还是不是原来那个以人民利益至高无上，有没有变色政党的关键所在。社会主义一切从社会的角度出发看问题；资本主义一切从资本的角度出发看问题。讲效率也不例外，社会主义的效率指的是社会的效率；资本主义的效率指的是资本的效率。2007年华尔街的贪婪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而那些负有不可推卸责任把公司带入破产边缘需要政府来救助的公司老总们，在被迫辞职的情况下却仍然按合同从政府救助金中享受多达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离职金，这种合法的社会腐败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保证。而由于金融危机造成的无数失去工作、一夜间损失终身积累的财富，生活无着的人们却得不到合理补偿，这种恶劣的社会现实却保障美国资本的效率、资本的公平，是美国资本主义价值观和体制的最好诠释。

在宪政民主的美国，即使百姓通过民主机制走上街头，发起席卷全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对于由资本控制的美国立法系统国会两院偏袒资本的本质毫无影响，合法依法腐败是美国制度无法医治的癌症。公有制下腐败，贫富差距可以通过直接反腐和政府限制国企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来掌控，而私有制社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私企老板开多少工资别人无权干涉，老板一天的收入比工人一年的收入还高，只要资本赚钱，市场就可以起决定性作用，别人就无权干涉。公有制的效率是相对于公有而言，也就相对于所有人的整体利益而言。私有制的效率是相对与私有而言，也就相对于拥有私有财产的私人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需要找到兼顾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率的平衡点，平均主义大锅饭要不得，但是一味追求资本的效率而无视下层百姓的生死更要不得。

中国某些利用权力、机会、先发优势、钻政策空子先富起来的一些人，认为他们的财富是他们自己赚来的，神圣不可侵犯，并不想回馈为他们积累财富付出过巨大牺牲的中国劳苦大众，不是到海外挥霍就是成亿地捐给外国大学，也不愿救助中国穷人，资本外移，移民海外，阶级固化，欺负压榨雇员，建国以来形成的平等的社会氛围已经被资本的效率消耗殆尽，使得生活在下层的百姓看不到希望，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彻底违背社会主义改革的初衷。然而在西方价值观笼罩下，钱在他们名下，他们有往任何地方使用的权利，这是资本的效率和公平，主流经济学追求的高级境界，然而却是社会的不公，社会主义的不幸。

以主流经济学价值观取向，把美国合法腐败，保护资本的利益看作是程序正确，是先进的制度，而中国无论腐败还是反腐，缺少美国那样的法律支撑，一党专制，是程序落伍，制度落伍，必须彻底改革。百姓的福祉不是他们改革的目的，美国的制度程序才是他们的毕生追求。日前公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指出：“中国目前的收入和财产不平等状况正在日趋严重。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这样的社会效率再高，与百姓何干？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所有人的生活水准都有很大提升，仍会有无数生活在中下层百姓怀念改革开放前中国朴素平等的社会人文环境。邓小平当年提出改革的“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其中特别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还强调“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然而，多年来在崇尚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所谓主流经济学的操弄下，改革唯一的目的成了追求资本的效率，这还是共产党的改革吗？

考察改革的成败，对社会有利的事必定符合处于这个社会的所有人的根本利益。对资本有利的事必定只符合资本家的利益，但不会符合其他不拥有该资本的人的利益。地位不同，立场不同，谈效率时的衡量标准绝不相同，结论也自然不同。中国公有制铁路系统20年票价冻结，企业效益不高，但是其社会效益，对于全社会劳动成本降低、效率提高、控制通货膨胀有着难以估量的贡献，但是吴敬琏等站在代表资本主义的立场上中国铁路必是效率低下、浪费惊人、腐败严重难以估算。2016年1月3日《英国车票新年涨价民怨沸腾 公营私营之争愈演愈烈》报道“消费者权益组织对新年车票涨价表示愤怒，认为允许公共交通私营化是造成车票连年上涨，而列车准点和服务水准却长期没有起色的主要原因”“原本已经是“欧洲最高”的铁路车票价格一涨再涨，同时服务并没有多少改善，可以说英国的铁路票价已经与现实严重脱节”。反对党工党指责保守党政府推行铁路私营化是导致车票价格连年上涨的主要原因。站在劳苦大众的角度，由英国工会联合会组建的“为铁路行动”组织称，如果铁路运营能收归国有，英国公众每年将节省15亿英镑。

英国的铁路私有化始于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几乎将所有的铁路出售外包，但因此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发生多次火车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撒切尔夫人的国企私有化改革从根本上削弱了劳工力量，造成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问题严重，以至于许多人至死都不原谅她。2013年4月初，被誉为“铁娘子”的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逝世，英国示威者欢呼雀跃。以私有化著称的撒切尔主义是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结合，主张“小政府，大市场”。撒切尔的私有化改革即使在纯资本主义社会环境下仍然争议不断，却有不少中国经济界权威、官员把它当作法宝引进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改革中来，令人唏嘘。

中国铁路运输系统无论效率、管理、还是安全，都比美英私有化的铁路系统水平高多了，然而由于是公有制违背了里根、撒切尔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原理，随成了主流经济学专家、智囊、官员改革的众矢之的。特别是由于高铁的成功，为国有经济挣了光，阻挡了他们国企私有化“体制改革”的正当性，于是就变成主流经济学专家、智囊、官员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不仅把高铁之父判了死刑，还不惜以《高铁危言》这样极尽歪曲、抹黑手段迫不及待地要把铁路作为国企私有化的突破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甚至声称，铁路方面改革的核心，是看外部的投资者能不能，愿意不愿意进入，改革是否成功就看这个指标。显然社会公平效率不是他们眼中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志，私有化才是。2016年1月10日国家发改委公布首批8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为大规模铁路私有化拉开序幕。

 

九．缺少社会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制度自信就是一句空话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抹黑、妖魔化公有制计划经济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以至于连体制内都不敢正视自己那一段既艰苦又辉煌的历史，甚至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行之有效的“五年计划”都不敢再被称作计划而改叫“五年规划”。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中国教育界、舆论界、甚至政府某些部门已经被新自由主义，以及，或显、或潜的西方意识形态所把持，主流政界、学界、舆论界没有人愿意、也没人敢系统整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内涵，升华社会主义理论这种“政治不正确”，吃力不讨好，甚至动辄遭到舆论大规模围攻的学术理论研究。从上至下缺乏有组织地提升社会主义的理论动力，以至改革开放近40年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运作的大背景，而社会主义理论仍停留在“原始阶段”，时常处于被抹黑、歪曲却无力辩驳、反击的尴尬境地。中国自身的不自信，还直接间接影响硕果仅存的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没有理论信仰上的支撑，越南正在“变色”与“坚持”中挣扎。

没有理论上的“新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2.0、3.0、4.0 ···，以及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的经济理论、市场理论、金融理论、法治理论、政府功能界定、社会主义伦理教育体系、各种所有制体制机制框架、社会主义公平原则在税制、工资、福利、社会保障、公有制企业激励机制中的法律规范等，而是空举着社会主义招牌，却凡事都要照搬西方的办法，削足适履，不仅事倍功半，并且从根本上讲，奢谈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是一句空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中华文明基础之上的，今天中央倡导的中国梦，华夏文明的全面复兴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起点，完善华夏文明的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理论的落伍与西方资本主义理论不断与时俱进、升级换代对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话语权之争意义重大。理论落伍必然导致理论和制度自信的严重缺失，执政党的不自信，就会自觉不自觉地让出理论和舆论的道义制高点，为新自由主义思潮乘虚而入，登堂入室进入顶层设计提供了可乘之机。尽管中国科技事业日新月异，产业进步举世无双、社会各项事业不断完善，解放军战士时刻守卫海陆空天边放，然而，由于缺乏坚实的新社会主义-华夏文明理论基础，歪曲、抹黑、妖魔化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舆论、“主流经济学理论”也日新月异，轻易借着改革之名，把中国金融弄得门户洞开，危机四伏。更可怕的是思想理论的缺失导致意识形态脆弱，一旦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掌握最高领导权，再坚固的堡垒也会像超级大国苏联一样，一夜间土崩瓦解。

这就是为什么一边高喊三个自信，一边却无奈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困住政府闲不住的手”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垄断着改革。

 

十. 缺少制度自信的改革不仅没有红利，还可能把中国带入深渊。

新自由主义顶层设计改革已经某种程度扭转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路线，使得某些领域新一轮深化改革战略出现颠覆性错误倾向。三年来的改革，不仅没有带来 “改革的巨大红利”，反倒是正在重蹈苏东30后社会主义国家及拉美国家采用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改革灾难的覆辙。去年以来金融系统出现的乱象、一次次危局与不惜杀出一条血路推进的新自由主义顶层设计之金融自由化、市场化、国际化、去政府化所谓深化改革脱不开干系。这一轮金融自由化改革已经不止“杀出一条血路”，而是已经杀得天昏地暗，中国股民、企业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中国经济伤筋动骨，乃至影响到世界经济都为之前景暗淡。

解决当前金融领域的乱象危局不是靠技术性的堵漏，找几个替罪羊就能彻底改观，战略性的失误必须由战略性大动作来纠正，启用得力将才，彻底停止新自由主义顶层设计这种削足适履的改革，回归到邓小平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路线上来。

回顾改革历史，中国主流经济学界社会意识形态悄然间已经从僵化的计划经济思维转变到僵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私有化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上来。如果说改革开放前僵化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意识形态束缚了经济的活力，如今僵化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正在左右改革的进程，照此下去并长此以往，也必然使得中国经济患上目前制约西方经济发展同样的病，重蹈希腊等国，及日本失落20年的复辙。股市暴跌，汇率波动，资本外逃，经济不断下行，“失去的xx年”的兆头已经在所谓顶层设计深化改革的第三年充分显现。

 

十一.“历史终结论”，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是“顶层设计”者的心魔

三年来所谓顶层设计深化改革的红利至今不见踪影，妖魔化计划经济，歪曲、贬低政府职能、抹黑国企的声浪却一浪高过一浪，正在对中国传统改革和经济发展模式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源自于中国体制内外批评“中国改革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源于政治改革的迟滞”的那些专家、智囊、高官内心深处被人植入的一块心魔，即迷信和无比崇拜美国为首的西方现有的社会制度、经济模式，骨子里认同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上世纪80年代“历史终结论”中所表达的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即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西方那样的体制机制在他们心中占据天堂般的位置，也就成了他们改革的“终极目标”。正因为有宗教般迷信这一“终极目标”，才不惜用铁的手腕来推进他们心中的所谓“真理”。因此一提及中国改革，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拿美国模式这个标竿往中国改革上套，如果中国没有像苏东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那样采用美国为社会主义国家用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理论量身打造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国际化、宪政民主化为标志的“休克疗法”，中国的改革再成功也是“保守”“不彻底”“迟滞”“半途而废”“没有前途”的。

笔者在《什么是中国可能面临的颠覆性错误 – 苏东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经验对中国预防颠覆性错误的重大启示》一文中对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在苏东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及拉美国家的改革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讨，通过这两种改革深入分析和数据对比，孰优熟劣一目了然。其实世界早已看得很清楚，近年来面对中国模式的巨大成功，即使福山本人都不得不深刻反思他所提出的所谓“历史终结论”的结论，并开始承认中国比西方的政府效率高。2015年底《福山：世界倒向中国模式 西方应自省》的文章称，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2月30日在新加坡《海峡时报》发表题为“出口中国模式”（Exporting the Chinese model）的文章指出，其他国家在“一带一路”战略与西方国家发展模式之间的选择，对于未来政治格局影响深远，中国模式能够带动欧亚国家转型并促进增长，中国的政治模式也随之会获得广泛的尊重。

尽管中国正在赢得全世界，包括美国学者的广泛赞誉和尊重，却始终得不到中国主流经济学专家、智囊、高官们，这些“自己人”的尊重，政界、理论界、舆论界的所谓精英们总是把中国计划经济与改革经验踩在脚下当作时髦，以贬低中国博得关注和喝彩，拿是否传播西方意识形态作为判断学术水准的标尺，把是否受过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教育作为是否拥有正统经济学基础和所谓“改革共识”的潜规则，进而作为能否参与顶层设计的先决条件，《走哪条路？用哪批人？》道出中国主流经济学和高层的悲哀。

那些西方的崇拜者尽管饱读西方“经书”，其实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除了大学校园，基本没有在西方长期真实生活的经历；虽然英语流利，目睹过西方鼎盛时期奢华社会的表象，却对西方社会缺乏深刻的观察和理解，幼稚地把西方理想化、天堂化；自以为是地把幻觉当现实，把梦想当理想，五体投地地匍匐在被他们自己抽象美化了的西方模式中，并通过垄断的话语权、教育权、决策权影响着无数追随者把中国崇洋媚外之风气推向极致。

 

十二. 改革本身需要科学化、制度化建设，也应该有熔断机制

人类社会进步就是一个不断变革进化的过程，总结改革方法论，规范改革程序，是人类社会现代文明迟早到达的高级阶段。人类社会已经基本迈过必须用战争推进社会变革的阶段，也已经领教过疾风骤雨式的运动推进社会变革带来的灾害，再用撸胳膊挽袖子、不惜壮士断腕、杀出一条血路式的血淋淋改革方式进行改革，带来只会是另一场灾难。邓小平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不仅在中国改革实践中取得成功，而且对人类社会主动的社会变革与进步有深远意义，绝不是什么“改革到了深水区，摸着摸着就摸不着石头了”，只能回过头来走新自由主义那一套肤浅的改革方法论所能替代得了的，如果硬要替代，断崖式股灾，熔断、熔断、再熔断就是其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后果。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中国经济因为长期高增速成长而格外引人注目。2007年由美国华尔街引爆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为了应对金融风暴的冲击，中国政府于2008年启动了“四万亿计划”。在这项计划的刺激下，中国在全世界的普遍经济衰退中“风景这边独好”，并且起到了带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作用。中国经济发展的表现成为不同于西方模式，有别于印度自由经济模式，又迥异于斯大林模式的“中国模式”。一时间，“中国模式”收获了铺天盖地的赞誉，俨然成为了新世纪经济发展模式的先锋和典范。然而最不认可这一“模式”的群体却是中国主流经济学界的专家、智囊、政府某些高层官员们，不仅“谦虚”地否认有中国模式的存在，更不择手段的抹黑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道路，迫不及待地要把中国拉回到西方模式上去。

2008年的四万亿计划，尽管矫枉过正带来一些负面因素，然而在世界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正是由于中国挺身而出使世界避免了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再现，也使得中国“弯道超出”，总体经济实力又上了一个大台阶，由2007年GDP世界排名第四上升到现在的第二，人均GDP从2007年的2,667美元上升到2015年的8,062 美元，8年增长202.34%。然而，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却罔顾中国在高铁、核电、超算、网络信息、手机、超级工程、程控机床、无人机、北斗卫星、探月、太空舱、大型工程设备，一大批世界顶级技术水平的军工产品等等在过去8年集体井喷式技术跨越，这一世界绝无仅有的现象，并且中国的火车头作用拉动全世界的经济及消费，带动世界资源有效配置，直接扩大进口，间接提升出口，还极大提高了包括万公里高铁及城市建设优质固定资产的存量，以及把中国财政货币篮子成倍扩大等无可争辩的事实，这些经济学权威们、博士、专家智囊们却把中国多年来行之有效的投资拉动污蔑成是“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 “引发资源枯竭、环境破坏、投资过度、消费不足、货币超发等等种种恶果”，“扩大财政赤字，增加货币供应量。通过打赤字、发票子来带动投资，这样做，虽然当年可能见效，但需要财政、货币政策有相应的运作空间，更重要的是这种短期刺激政策难以持续”。“政府习惯于遇到经济问题就想办法从需求侧解决，靠投资拉动来解决问题，而且即使注意到供给侧的时候往往也采取计划经济的办法，政府出手来改变供给结构、改变供给的体系，用这样的办法”。他们就是这样把传统发展经济的办法污蔑的一钱不值，然而他们自己除了会套用照搬西方经济学概念，这个侧那个侧，云遮雾罩，靠画一张改革红利的大饼欺世盗名外，却并没有什么具体切实可行的措施，除了祷告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梦幻中的新自由主义能带来奇迹外，现实中等了三年，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金融乱象丛生、经济下行再下行。

眼下的所谓顶层设计深化改革最大的特点就是全面否定我国前30年的计划经济，贬低后30年来行之有效的各种模式和发展经济的手段，而信奉“休克疗法”一步到位的顶层设计。否定三十年来，中央政府主导，各级政府积极参与的，有计划地投资拉动调整经济的手段，尤其是他们通过全面妖魔化、歪曲、抹黑包括“四万亿计划”在内的，政府主导、计划经济基础上市场经济结出的累累硕果，达到攻击和终止公有制及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中主导作用的目的。这种迷信市场原教旨主义，让市场牵着政府、改革、经济、社会的鼻子走，其结果必然是世界绝大多数的市场经济体都在低速运行，中国经济只有下行才符合市场决定论的“新常态”；抹黑公有制、妖魔化国企、制造国、民对立，最终达到稀释公有制，政府去功能化，用不断私有化的经济基础倒逼上层建筑改革，最终掏空社会主义公有制宪法。

现在这种背离宪法，违逆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并导致金融灾难、经济下行下行再下行的改革，到了必须停下来反思的时候了。

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路线就是一种“治大国如烹小鲜”，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审慎作为，小步快行，用实践检验，有错必纠的改革之路。解决当前改革中出现的乱象，就必须回归30年来行之有效的邓小平改革路线，即在小范围内“大胆试，大胆闯”，搞特区、搞试点，成功了大面积推广，失败了再退回来。即在战术层面大胆假设， 1979年邓小平曾激励习仲勋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 “大胆试，大胆闯”；而在战略层面，却小心求证，搞特区、搞试点，成功了大面积推广，失败了再退回来。邓小平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将军却从不敢认为“中国已经过了东试一下、西试一下的阶段”，搞什么顶层设计，一步到位的改革。那种上来就撸胳膊挽袖子，不惜壮士断腕、杀出一条血路、设计出来的鲁莽改革，瞎折腾，搞得股市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就不奇怪了。

要实现华夏文明的复兴，首先必须在理论界、教育界、舆论界、执政党和政府内部去除独尊西方那种徘徊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心魔，中国才会有自主健康的改革。

当前改革当务之急必须完善改革自身的实践检验评价机制和“熔断机制”，才能扼制改革乱象，有效避免犯戈尔巴乔夫那样借改革之名，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之实的路线错误。尤其在改革实践中被证明是错误的改革路线，该停下来的就必须坚决彻底停下来反思，只有把改革方法论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才能避免为改革而改革，避免打着改革“政治正确”的旗号“犯颠覆性错误”。

 

 

重要更正：《为什么顶层设计的改革红利没有如期而至？（上）》第六自然段，“外界解读克强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概括起来就是通过“促改革、调结构”、“大政府、小市场”，用改革捆住政府闲不住的手，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应为“外界解读克强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概括起来就是通过“促改革、调结构”、“大市场、小政府”，“用改革捆住政府闲不住的手，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