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顶层设计的改革红利没有如期而至？（中）

改革自身的制度化建设需要“熔断机制” 三. 苏东三十个后社会主义国家采纳西方“休克疗法”的改革红利 苏联土崩瓦解后形成的15个国家，以及14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加上苏联的卫星国蒙古共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在西方“休克疗法”的顶层设计下，集体实现了从宪政民主到私有化的彻底改革。转眼1/4世纪过去了，他们地覆天翻般的社会变革为这30国带来多大实惠呢？1990年到2011年间，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中表现最好的国家之一，波兰的改革红利是其国民收入增加了119%，其中表现最差的国家之一，乌克兰只有负的“改革红利”，至今没有恢复到苏联鼎盛时期的水平。而中国GDP总量从1990年的1.866万亿，增至2010年的 39.798万亿，增长了21倍(>2100%)。改革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属于中等发达国家，文化、教育、经济、百姓生活、各种产业等各方面比中国水平领先几十年，而在过去短短25年时间里中国在航天、探月、空间站、卫星导航、商业卫星、超级计算机、高铁、网络技术、信息技术、无线通讯标准、造船、程控机床，超级工程、长距离电力传输、工程设备制造、深海探测、核能、节能环保、无人机、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以歼20、东风21、战略核潜艇、052D型导弹驱逐舰、99A坦克为代表的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国防工业，以微信、阿里巴巴、百度为代表的网络信息产业等几乎所有传统及新兴产业得到快速发展，远远把苏东30个后社会主义甩在后边，开始拥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甚至许多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产品开始出口美英等发达国家。据人民日报1月3日报道，亚洲开发银行近日发布的《2015年亚洲经济一体化报告》显示，中国在亚洲高端科技产品出口中所占份额从2000年的9.4%升至2014年的43.7%，位居亚洲第一，远超日本7.7%的份额。反观曾经大幅领先中国的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过25年的西化改革，如今除了军工产业还在吃受西方高科技封锁国家传统市场的老本外，其它产业除了卖资源外，几乎都成了西方现代产业的附属殖民地。曾经享誉世界的俄国、波兰重工业如今自主知识品牌产品已萎缩的无影无踪，科学研究专利发明、文化事业、高等教育更是一落千丈。财政部长说中国不改革体制机制、不改变发展方式，在未来5-10年内有50%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其实说反了，如果中国不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在短短20来年取得突飞猛进的上述在世界上具有竞争力的产业成就，而是走印度、苏东30国那样的市场经济道路，成为西方跨国公司的产业殖民地，才无疑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可见并非凡是改革就一定有红利，错误的改革路线还可能导致像乌克兰那样陷入政治长期动荡、官员腐败无能、经济萧条、贫富差距拉大、族群分裂、甚至国破家亡的悲剧。 为什么中国新一轮所谓顶层设计深化改革的红利没有如期而至，道理很简单，因为世行主导的《中国2030》采用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脚本的顶层设计与苏东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休克疗法”改革的措施如出一辙。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红利 改革30年来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贬低、妖魔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舆论充斥海内外，甚至体制内的许多人也都不敢承认有中国模式的存在，认为中国改革即便暂时成功也是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结果，不具有可持续性和借鉴意义，因此才需要通过西方理论顶层设计出来的，彻底的改革。的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主动学习借鉴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受益匪浅。然而如果把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当作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那么苏东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国际化改革远比中国更彻底，因而改革的红利理应更大。印度、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本身都是市场经济国家，他们更应该早于中国步入发达国家行列。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几十个国家都被西方经济学权威看衰、“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的社会主义中国远远甩在后边。既然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并非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改革的红利滚滚而来，必有其它国家所不具备的独到之处。 1.     毛泽东领导建立的新中国几乎是从一张白纸上开始绘制蓝图。在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在一个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绝对作用的经济体内实现工业化原始积累，即使构建一个最基础的工业框架也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毛泽东思想的灵魂之一就是挑战常规，尽管也有不少像大跃进那样失败的教训。解放初期，在朝鲜战争带来的沉重经济负担和西方封锁下，中国政府选择打破常规，借鉴苏联计划经济的经验，在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下，仅用了一个五年计划，就构建了包括轻重工业在内的，较全面的基础工业体系。到改革开放前夕，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勒紧裤带成功建设了一个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初步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包括从运输机歼击机到缝纫机、从汽车火车到自行车、从导弹原子弹到原子笔、从现代科学哲学到芭蕾舞、从供销社信用社到赤脚医生、9年义务制教育等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2.     前30年打下的基础为后30年改革开放经济起飞铺平了道路。有人小看前30年的基础，认为可有可无。其实即使到目前，像印度这样的大国都没用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以至于快速发展的印度经济所有高技术、主战军工产品都需要靠引进。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向发达国家派出留学生，在美国大学里几乎所有的学科都有中国研究生在那里勤奋学习，而一直规模和中国相当的印度留学生大军，除了扎堆在几个热门专业外，其它专业几乎是凤毛麟角，就是因为印度国内没有，也不重视只有大国才拥有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下的学科和人才培养体系。有人嘲笑中国的“山寨”能力，其实如果没有基础工业，你连山寨的机会都没有。别人送你一架包括上万零部件、涉及几十个产业的战斗机让你复制，你只能无奈地把它送到牛车厂、自行车厂，能山寨出什么？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短短二三十年之间内，在几乎所有产业实现了从进口替代的山寨，到自主创新走向世界，靠的正是前30年奠定的完整的工业基础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国用了六十年时间在各个领域能够全面崛起，而印度自1947年独立后几乎与新中国同时起步，却至今没有一样产业技术走在世界前列，这就是有没有一个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基础的天壤之别。计划经济在中国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中国搭建起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教育体系、科研体系、国民动员体系、以及人才的储备，虽然苦了两代人，但是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坚实基础。 3.     计划经济有功也有过，与时俱进改革的红利才会源源不绝。无容置疑计划经济有过辉煌也有过走麦城的时候。上世纪下半叶，全球范围社会主义运动开始进入低潮，越来越僵化的意识形态导致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发展的中后期出现严重束缚劳动生产率提升的现象。然而这并非计划经济本身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没有与时俱进的灾难。就如同早期资本主义也曾面临巨大的难题，直接导致上世纪30年代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而那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曾显示过无比的优越性，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许多经验得以复兴。 当中国人民从文革的激进躁动中平静下来，第二代领导人意识到僵化的意识形态已经严重抑制经济活力的时候，开展了一次全党全民的思想解放运动，并针对性地去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因素，按照国情和经济发展规律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红利随之迸发出来了。在此，中国改革最直观的感觉是市场经济立竿见影的效果，却最容易忽视的是改革红利产生的土壤。 人们只注意到包产到户释放了改革的红利，人们最容易忽视的是，社会主义从制度上保证耕者有其田，计划经济还发挥了极大社会动员作用，把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五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封闭懒散、麻木不仁，被迷信和宗族势力控制的小农意识形态，通过共产党有效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充分提升到近现代思想水平。如果考察对比一下70年代中国农民和印度农民的精神面貌，就不难理解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落后挨打的最大难题是唤醒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问题。计划经济年代，被僵化意识形态束缚的中国农民，虽然也承受计划经济之苦，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农村在改革开放前夜，已经从封闭落后的小农经济社会提升到同城市意识形态水平一致的计划经济社会。当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号角吹响，中国社会意识到计划经济不一定必须有人民公社，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并非势不两立，当政策从僵化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的时候，无须动员，在耕者有其田的社会主义体制下长期被压抑的能量立刻迸发出来。高昂的进取精神，平等意识，勤劳致富的信念或者说追求财富的热情，使得中国农业最先释放出改革的红利。特别是当年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勤劳致富，这些不起眼公有制的遗产，却是缺少这一课其它国家农业社会望尘莫及的。 印度农民耕者无田，有田者不耕，以及种姓制度、贫富悬殊的阶级固化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劳动生产力，印度拥有比中国多出1/4的耕地却只有中国一半的产出。私有制、市场化、宪政民主并没有提升印度农业生产效率。安贫乐道，逆来顺受让印度社会失去改革的动力，失去中国农民身上那种平等、自强不息的精神，也自然就远离改革，远离改革红利。 4.     改革的红利是计划经济与公有制基础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产物。世界上有无数各式各样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然而近30年来像中国这样通过改革实现快速全面崛起的国家绝无仅有。中国改革的红利是计划经济与公有制基础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产物，缺一不可。 论自由市场经济印度比中国经验丰富得多，私有制彻底得多，国际地缘政治环境比中国好得多，没有人对印度技术封锁，然而60多年下来，印度从经济到技术、从学术研究到文化体育事业，却都远远输给了顶多算半市场经济的中国公有制基础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论计划经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比中国坚实正统得多。苏联解体后包括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形成的共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在集体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计划经济思维的改革过程中得到西方政府和市场经济学大师们无私的帮助，以及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然而他们的改革成果比中国却相形见绌的根本原因就是完全放弃了计划经济及公有制的基础，实行了一套西方顶层设计“休克疗法”的彻底改革，导致了一场举世公认，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大范围的改革灾难。其中的大多数国家至今不仅没有品尝到改革红利，得到的却是贫富差距扩大，产业殖民地化，科研文化水平一落千丈，腐败泛滥和政府效率低下的恶果。尤以乌克兰为甚，在改革和颜色革命的推波助澜下，乌克兰实现了最彻底的宪政民主改造，完全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严格按照西方顶层设计进行私有化、市场化、国际化、去政府化改革，全世界都最直观地看到了他们“巨大的改革红利”：族群分裂、经济衰败，传统优势产业不断消亡，国破家亡、民不聊生，至今远未达到苏联时期的水平，成为西方顶层设计“休克疗法”最好的注脚，殊不知休克了就有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然而中国主流经济学专家、智囊、高官们却无比崇拜新自由主义的理念，迫不及待地要在中国推动大市场、小政府，国企混合所有制私有化改革，掏空公有制，并最终由私有化经济基础决定中国的上层建筑，倒逼政治改革，彻底乌克兰化。 2015年10月19日厉以宁在北京日报《我们对简政放权的认识加深了》一文中称，“中国的双重转型仍在继续推进。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仍未完成。计划经济体制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计划经济体制”俨然已经成为 “让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最大障碍，简政放权的核心就是让计划经济体制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厉以宁为计划经济的定位使人想起一句文革语言，一切牛鬼蛇神，你不打，它就不倒，绝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如今计划经济体制成了你不打，它就不倒，需要被彻底清算的“反动派”？这需要对计划经济有多少深仇大恨才会发出如此“改革”动员令。 五．最少享受改革红利，却背负着“计划经济思维根深蒂固、体制机制”原罪 2016年1月4日李克强在太原主持召开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工作座谈会上说，现在不同省份出现的分化现象很严重，一些传统计划经济思维根深蒂固的地方困难很大，但一些创新发展的省份，依托“互联网+”，出现了想象不到的新业态、新模式，为经济发展带来了强大动力。“同类型的企业，各方面条件差不多，为什么有的能盈利，有的却大幅亏损？说到底还是个体制机制问题”。 李克强总理把当下资源原材料大省的困境归结到“传统计划经济思维根深蒂固”上，企业亏损“说到底还是个体制机制问题”是不公平的，那些所谓“创新发展省份”和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享受特殊财政税收政策、经济开发区、特区优惠政策而率先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产业升级进而占领全国市场，并吸引全国优秀人才，从而有了创新发展的资金、技术积累、和人才优势，拿他们的创新优势和成果与其它省份比“动力”有失公道，把曾经为沿海省份崛起做过重大牺牲、在中央计划中“甘当”垫脚石的内陆省份的落后归结为计划经济思维是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 “一些创新发展的省份，依托“互联网+”，出现了想象不到的新业态、新模式，为经济发展带来了强大动力”。其实不只是中国，就世界范围而言，凡是具有创新发展的地方，无论是美国硅谷还是北京中关村、深圳，无一不是人才荟萃、资本雄厚、高技术产业云集的地方。即使在科技发达的美国，也只有少数几个具备人才、资本、高技术产业基础的地方出现了“想象不到的新业态、新模式”，而大多数州，特别是农业州，传统工业州的不景气已经经年累月，至今毫无起色，甚至闻名于世的汽车城底特律都变成了“鬼城”，他们恐怕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传统计划经济思维”。 沙特，世界第一资源富国，有的是钱，缺少的是人才和高科技技术积累，他们也没有发展出新业态、新模式，难道也是因为沙特王室都是“传统计划经济思维”？ 计划经济的创始国苏联曾经是各项产业技术大幅领先中国的超级大国，如今放弃了计划经济、公有制的俄国，差不多靠卖资源为生，其大部分产业已经远远落后于中国，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超级大国也没有出现新业态、新模式。 如若把化解行业产能过剩、实现地方经济脱困的宝压在转变传统计划经济思维上、靠壮士断腕的决心打破体制机制障碍就能释放“巨大的改革红利”，此招如果真的灵验，俄国总统普京就没有当前的经济困境了。早在上世纪90年代俄国采纳西方顶层设计的“休克疗法”就已经彻底放弃了“传统计划经济思维”和公有制体制，进行了彻底的体制机制革命。25年过去了，他们非但没有发展出新业态、新模式，连苏联时期领先世界的老本也都差不多吃光了，只能靠出卖资源维系政府财政预算平衡。 李克强强调：“同类型的企业，各方面条件差不多，为什么有的能盈利，有的却大幅亏损？说到底还是个体制机制问题”。这句话如果出自一个90后还情有可原，但凡是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不会不知道，沿海“发达”省份是因为开放得早，30年来差不多有一半时间享受各种政策倾斜，资金扶持，和沿海沿边地缘便利等优势，各种外资企业、打着外资旗号的私企、混企所有制企业等拥有中央、地方林林总总各种各样诸如三减五免之类的政策优惠，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获得过得天独厚的先发优势；同时作为中央计划下的牺牲品，内陆省份及国企背着各种沉重的负担，在极为不利的市场竞争环境下，还要承担着维持国家税收的基本面，特别是国企什么时候享受过和外资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私企同样的税收优惠呢？现在部分内陆省份、国企出现困难却说什么“各方面条件差不多”，是“传统计划经济思维根深蒂固”，“说到底还是个体制机制问题”，这显然不是为处在经济困境中的地方、企业解困，而是为解决“体制机制”问题，找突破口，为私有化“僵尸企业”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