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使黄兴蒙羞

历史给黄兴戴上“无役不败”的帽子。
其实在关键的辛亥革命武汉三镇的战斗，黄兴完全可以坚持到胜利，一举摘下常败将军帽子。武汉起义半月后，黄兴来到武汉，受到武汉军民热烈欢迎，武昌军政府派人高举“黄兴到”的号旗，遍示武汉三镇，人民无不欢欣鼓舞（老百姓都是支持革命的）。黎元洪还设坛拜将……但是黄兴用了李书城为参谋长，作出错误的战略计划，致使进攻汉口失败，之后汉阳也失守。李书城在1949年后任农业部长，有关他的失误无人无书有忆。但是他自已在《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中承认说：“这次进攻汉口的失败，不仅暴露了我军的弱点，也使敌人轻视我军，加强了敌军进攻汉阳的企图。这是因为我在战略战术上都犯了极大的错误所致。从战略上说，我军若不进攻汉口，敌人是不敢轻于进攻汉阳的。因为汉阳的防御工事相当坚固，并且作了些夸大的宣传，使敌军望而生畏。且敌我两军隔河对峙，船只都靠在我方河岸，敌若渡河攻坚，地势于我有利，于敌不利。我若坚守汉阳，可争取时间，得到更多省份的响应和所派援军的支援。如果这样，汉阳是尽不可失的……”
当时的情况不如由参加辛亥老人来回忆。
参与辛亥武昌首义之回忆-----尹呈辅
“武昌自黎元洪出任鄂军都督后，社会秩序粗定，市面亦渐复常态，此时最聚要者即为革命工作之展开。据我们所知：第一是临时组织了庞大的都督府，分派各部门的负责人，我们只知道孙武是军事上的负责人，其它的我们全然不知。其次就是临时大招新兵；此时武汉完全受了革命气氛所笼罩，人民意气奋发，尤其那些苦力壮丁，如拉车的车夫，当时在武汉三镇即不下十万人，因此一呼之下，他们尽变了新兵。武汉的军用物资，甚为充足，历来就是军需工业的供给之区，汉阳兵工厂及军械库均为贮蓄枪弹之所，据闻存枪不下数万枝，子弹存量之多，为任何地方所不及……”
为什么会放弃汉阳？——是李书城的主张。

万耀煌回忆：（此人历任各级国军军官，抗战胜利后任湖北省主席。赴台后主持革命实践研究院。）
我在罗家墩参谋处看到作战命令，判断此役不易成功，因为我明了双方的实力，对方四、六两镇是北洋久经训练的劲旅。每镇有七座的五野炮两营二母营三队，每队四门，共二十四门，另过山炮十二门，两镇合计有野炮四十八门，过山炮二十四门，据说禁卫军最新管退野战炮八门也已经调来，总共八十门炮布置于汉口狭小地区，火力自然很强，两镇共有八个标，每标配有最新式的三八式机关枪六挺。除了优势的火力外，尚有有利的防御地形，左凭长江襄河，右凭后湖，前据张公堤，除守桥口外，凭借张公堤狭小正面，可节省大量兵力。再者，清军在汉口打仗，退却是不可能的，若不投降，则非打硬仗不可。而相反的，我方的情形则是兵少，火力弱……依照作战命令规定行进的道路只有一条，渡河的浮桥又系民船及跳板搭成的，再加天雨路滑，军队行进迟缓，原命令要二十六日午后五时三十分到达锅匠山东北花园附近，六时以后要到博学书院，天好都不可能赶到……不知总司令作如何处置。我约张伯常去见总司令，克强先生在一间很小的民房中，房内煤油灯一盏，他坐在一把竹椅子里打瞌睡，李筱垣与日人大元及另一日人共坐在一条板櫈上指划着地图，研究敌我情势，待了多一会，晓垣推醒克强先生说：必须退却。克强先生睡眼惺忪，连忙说：「决心退却，决心退却!」我说：「此时说进攻是不可能，退却也不可以，重新部署，就地防御，怎么样?」晓垣只瞪着我不发一言，克强先生也不作答，我认为退却比进攻还危险，我们所依靠的全凭一股革命排满的浩然之气，军队经一日一夜的行军已经饥饿而且疲劳，原来的那股气已经消了一半，若不战就退，那更要气衰力竭了。如果就地防御，将部队略加调整，气势或可重振，然后再看情形决定下一步行动，总司令既已经下定决心，我也就不便再说话了……”

以后黄兴就决定放弃了汉阳。此时汉阳还有革命军在拼命。如参加过镇南关、黄花冈起义的马超俊在《 北援武昌首义作战述畧》里说：“……我临危受命，死守待援，哪知从初五日战至初八日，未见援军，部队死伤大半，弹尽粮绝，分队长严兆聪、马福麟均阵亡，我亦负伤，北军占领龟山，革命军已放弃汉阳，退守武昌，闻黄克强已离汉赴沪，众感不平。我决定率部突围，夺小艇十余只……”

为什么黄兴已离汉赴沪呢。万耀煌在回忆中说：黄兴“最后说：‘我决心放弃汉阳，请都督放弃武昌先退至九江再攻南京，等攻下南京后再回头收复武昌。’这种意见使大家大吃一惊，惹起了全场不满。海军学生范瀛槎（腾霄）首先表示反对，慷慨激昂，力辟弃守武昌为非计，大意说，武昌为首义之名城，居长江上游，控南北交通枢纽，为全国精神之所寄，武昌若失，各省震动，必会土崩瓦解。虽欲卷土重来，有谁肯响应来援助我们，事情已到今天这种地步，我们誓死要和武昌城共存亡。最不客气的是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他愤怒的大声说：‘武昌是我们举义的地方，我们要和武昌城共存亡，倘有敢再言弃武昌的，就杀他的头。’羣情激动……”

之后，黄兴就于离开武昌到上海去了，次日参谋长李书城也不告而辞。李在回忆文章里说：“我们到上海后，在昌明公司开会。汤化龙和万声扬提议：我们离开武昌时未向都督请假，应该发一电报到武昌表示歉忱。胡瑞霖是一个争强好辩的人，他道：‘电文措辞不要表示道歉，应该指摘武昌首义诸人对我们有种种歧视，所以我们才离鄂来沪。’……电文由胡瑞霖起草发出。”令人不齿的是，此时武昌革命党人正在血与火中死守，誓与武昌共存亡。章太炎后来知道这情况，在给友人的信上把黄兴称作“逃帅”……

天下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汉阳既失，武昌情势混乱，后来假设无停战之事，武昌能守否?”
万耀煌答：“武昌倚恃长江天坚，易守难攻，再加海军完全在我们这一边，青山以下的江面由海军防守，赣军由仓子埠威胁敌后，青山以上有各国租界，敌不能通过，武昌城临江边，强行渡江登岸，殊非易事，自白河洲到金口的一段由我主力防守，牌洲、新滩口由长江水师驻守，上下可保无虞。湘桂援军正在来鄂途中，只要坚守几天，援军即可赶到。况武昌守城士气高昂，虽无停战之议，亦可保无虞。而清军负责进攻的将领，在当时奏折中，已说明无力攻取武昌，再从湖广总督段祺瑞致内阁电中，更可见彼和冯国璋之意见纷歧，盖其兵力俱不足以攻击革命军也。”

其实辛亥革命之役，李书城仅使黄兴个人名义受损而已。以后，李书城使黄兴犯下一桩对天下人的大错。
辛亥之后，袁世凯当了大总统（李书城强烈主张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有鉴于革命不完全的，多位革命党人坚持南京一定要设革命军留守机关，统领辛亥革命大军，以制约袁世凯。在此坚持下，南京设立了“南京留守府”，以黄兴任留守府的留守，李书城任总参议。管理十几万革命军队。而由于军队军饷开支困难，李书城就极力怂恿黄兴撤消南京留守处，裁剪革命大军。其实哪支军队都时有军饷问题，应该想尽一切方法筹措，（当时有枪实是比较好筹款），拼命催促袁世凯或各地政府出资等。实则李嫌军队留守没有油水，极力想让黄兴谋到一个富庶省份的实缺，自已也顺风搭船。终于让他计谋得手，庞大的革命军竟裁得只剩一个师，革命军第八师，留守南京，制约百万雄狮的袁世凯政府，不是书生搞笑吗？
没两年，袁的狼子野心暴露，复辟帝制。孙中山要二次革命，讨袁，仅有第八师。第八师不愿打，师长王孝缜（日本士官生，李书城的同学——不过，李就读于日本士官学校不是选派的，而是冒名顶替的。也就是他没学到多少军事和兵法）说：不要现眼啦，就这么一师人……孙中山的空头军事将领都指责不该裁兵过多。孙中山只得任命一些空头讨贼总司令。后来，袁世凯的部队来打南京革命城了，第八师师长不愿守，认为必败。此时，第八师的下级官兵们坚决要守，誓死保卫革命成果，保卫南京城。第八师一大部分兵力都是广西北上援鄂的革命军……最后，第八师的官兵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尸骨成堆，血流成河，没有投降的。
这是李书城对天下人的犯罪。当然袁世凯终将逆天而亡……
李书城是如何解释此事的呢？他在回忆文章中说：“某日，黄先生约我同见孙先生，询问向英、美借款有无头绪。孙先生当时正在看外国报纸，回答说：‘外国人曾向我说过，只要中国革命得到政权，组织了政府，他们就可同中国革命党的政府商谈借款，……昨日还曾发电催问，请他们实践诺言。但今天是星期六，明日是星期日，外国人在休假日是照例不办公的，明天不会有复电，后天可能有复电产，我再告诉你。’……以后，黄求助于上海的资本家张謇等暂时应付急需。”李书城又说“黄先生经常在上海同各方面会商国事，他的留守职务由我代行。”由于军费紧张，“我不得已，只得把南京军队的伙食从干饭改为稀粥。以后连稀粥也不能维持……某夜，江西军所部突然哗变，后平息。我想到，在兵多而无饷的情形下，黄先生与其担任南京留守府的留守，不如作一个江苏省的都督，可以有丰富的财源。”李书城正拟向黄兴建议，不料上海方面已推定程德全为江苏都督。李书城写道：“我感觉到出路已穷，南京留守府多存在一天，即多负一天危险的责任。”李书城即商请黄兴从速结束留守府……终于黄兴决定撤消留守府，并大力裁军，只留下第八师。李书城并定出一个限期裁遣，饷项包干的办法，这样各师都尽快地裁遣。正当各师大力裁兵的时候，第八师的急忙从他师被裁的士兵中，挑选精锐来补充自已的队伍。李书城竟然忍痛将这样作的第八师团长何遂——辛亥革命元勋撤职，以免有碍裁兵的顺利进行。第八师不同意，要他收回撤职之命，他坚持。这样，十几万革命的精锐部队就这样被解散了。
更可怜的，这些人中间有很多原是职业军人，参加了推翻满清的革命，出生入死，最后只落得失业遣散回乡。
有些伤残军人没活路，只有到辛亥革命纪念碑前去哭。
革命军解散后的几个月，1913年3月，袁世凯就肆无忌惮地暗杀了宋教仁。当黄兴再让第八师及其它省份革命军出兵讨袁时，无不叫苦连连。李书城在回忆中写道：“他们都说第八师缺额尚多……责备我在主持裁兵时禁止第八师招兵……”

黄兴遇人不淑也。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