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你在哪里
每年的夏天，我都会想起我初中的同学段德彰和他的妈妈，我会不断地问自己：“段德彰，段妈妈，你们在哪里？”
这是一个发生在很久以前的真实故事，一个在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会相信的故事，一个在我心中已经深深地埋藏了40年的故事……
一
那是1968年7月16日的上午，段德彰同学来到我家，说要去买一些零件组装一台收音机，问我能不能和他同去。我说：“好” 。我们当年都是17岁，是广州市第13中学初中二年级同班同学，因为“文化大革命” ，学校已停课两年多。我住在越秀区解放北路长泰里，他住在莲花井龙眼巷，走到我家只需要5分钟。
正当我们要出门的时候，在四楼居住的一个名叫文珠的6岁男孩说要跟我们一起去，我又说：“好” 。
当日阳光灿烂，在蔚蓝的天空中看不到一片白云。我们三人沿解放北路向南走，到了中山六路转右往西走，在路上我一直拉着文珠的手，生怕他走丢了。
中山六路是一条东西方向的繁华大街，到处都是商店和行人。我们忽然看到一群人围在一座大院前面。这座大院的大门向南，从大门到里边的楼房要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它原是教师俱乐部，属于广州市教育局，现在是军事管制委员会。
两年来，学校全部停课，工厂半瘫痪，学生和工人都分成了誓不两立的两大派---“地总” 派和“红旗” 派，他们互相拥有枪炮弹药，各自占领不同的街区楼房，你不时就能听到枪声和爆炸声，每天都有很多人死于非命。
有一次，我回学校去看看是否要上课。到了那里，我看到了令人毛骨耸然的情景。第13中学门前的文德路，有十几棵百年大榕树，每棵树上都吊着一个人，粗大的绳子不是吊在脖子上，而是把人的双手反绑在后再吊在树上。这些象是从乡村进城购物的人，已经闭上了双眼，一动不动，头部和嘴边还流着血，看上去已经死去。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更没有人敢去碰他们。听附近的人说，他们被怀疑是由“地总” 派来侦察地形的间谍，是在昨天晚上被打死的。我浑身打着哆嗦，连学校的门都没进就往家里跑。
当时的广州已经失控，当局不得不下令军队进城，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对立的两派缴械，工厂复工，学校复课。
这时，围在军管会门前的人突然唱起了“国际歌” ，歌词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现在看来，他们显然是在反对军事管制，可是我们当初并不知道。他们的歌声把我们三个人吸引了过去，段德彰很快挤进了人群，站在大门的东侧，我因为拉着小孩子，挤不进去，就走到大门的另一边。最后，我们也钻进去了。我们三个人都站在人群的前面。唱歌的人是十几个二十来岁的大学生，有男有女。围观的有大人，学生和小孩，他们并没有唱歌。一共有30多人。
门前的石台阶上左右各站着一名头戴钢盔，手握AK-47自动步枪的军人，这种步枪连着装有30发子弹的弧形弹匣，射击时能单发也能连发。军人们目视前方，并没有看我们，与我们的距离就是这几级台阶的宽度，约两米。
歌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行人，也惊动了一名配带手枪的军官。他从里面走出来，站在台阶上，面无表情地看着人群，听了一下歌声，然后凑在一个士兵的耳边轻轻地说了几句话，转身走了进去。
谁也没有想到，突然，士兵们举起了自动步枪向天鸣枪，然后射向群众，动作是连续的，子弹是连发的“坪坪坪坪坪…….”, 在第一声枪响过后不到3秒钟，人们还没反应过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开始中枪。由于士兵的枪口向着他们自己的左前方，站在段德彰那边的人们开始纷纷倒地。我拖着文珠跟在人群后面拼命沿中山六路西向飞跑。没走多远，文珠突然挣脱了我的手，要转身往回跑，原来他的一只鞋子掉了。我头脑一片空白，赶紧回头拉着他，就在这时，我看到了已经有7，8个人倒在地上，其中一个就是段德彰。他绝望地举起右手，看着我，地上全是血。这时，一个拿着枪的士兵追了过来，幸亏他没有向我们这群逃命的人开枪。我紧紧拉住文珠的手，他只有一只脚穿着鞋，当我们跑到一条叫将军西路的小巷时立刻右转，继续往前跑，回头看到士兵又追到了路口，我们再右转到另一条叫瑞南路的小巷，士兵才停止了追赶。
我的心在蹦蹦乱跳，“段德彰，你怎么了？” 我很想知道，可又不敢回去找他。
二
段德彰是我在班上最好的朋友，他很聪明，学习成绩很好，长得瘦弱但很秀气。课余时间，我去打球，他就留在课室里看书。我们常常一同上学，一同回家。他妈妈对他管得很严，不许他乱交朋友，可她对我倒是很放心，因为我对她的孩子很好，又是班里的学习委员，英文科代表。
1966年的冬天，当毛主席号召学生徒步串连的时候，我突然有了一个属于天方夜谈的想法，就是要步行到北京。我问他想不想同去，他说要去。他妈妈居然同意了！
于是，我向爸爸要了50元，背上背包，背包里装有两套衣服，一件毛衣，一条毯子，内衣裤，牙刷，牙膏，水壶，饭盒。段德彰也背了个背包。两个15岁的小孩，象军人一样打上绑腿，沿着京广铁路，在11月的一个漆黑的夜晚，从广州向北京出发了。
我们一般每天走30公里，最快的一天走了近60公里。我们买不起手表，只能依靠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来估计时间。晚上大都在农家求宿，并在地图上标出第二天晚上留宿的地方。农民的生活很苦，家里没有电视机，甚至连收音机也没有，可是当他们知道我们远道而来，便给我们做好吃的饭菜，又不肯收我们的钱。
越往北走，天气越冷。我们常常看到大雁，天鹅，野鸭等美丽的候鸟在高空中一行行一排排地往南飞，它们不时还高声鸣叫，象是在告诉自己的同伴，“跟我们走吧，冬天来了”。
到达岳阳，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无尽的长江和美丽宽阔的洞庭湖。到了武汉，我们找到了市政府的“学生串连接待处” ，工作人员看到我们的鞋子已经破了，发给我们每人一双鞋，没有收我们一分钱。
由于天天向北行走在荒山野岭之中，风吹日晒，我们的右脸和脖子后面全晒黑了。我们经常看到各种各样的动物如小鸟，山鹰，野兔，狐狸，小鹿，幸好我们没有遇到虎豹熊狼。有意思的是，我们还目睹了一场野牛野马争霸战。这一天的下午，风和日丽，我们吃着干粮，坐在山顶上休息，看到山坡下绿色的草地上有一头黑牛在吃草。远处的一匹白马跑了过来，它想把黑牛赶走。当它走近黑牛时，黑牛瞪着大眼睛，低着头，用牛角对着它。白马没办法，怏怏离去。黑牛抬起头，看着白马远去，直到没了踪影，才又低头吃草。谁料到这次白马从远处飞奔而来，看样子它是要用高速度带来的冲击力把牛撞到。牛听到了越来越近的马蹄声，抬起头，喘着气，再次用牛角对着马，四条腿象钉子一样扎在草地上。马撞到牛身上就象撞到石头上一样，一下子就翻倒了。这时牛开始用牛角攻击它，用脚踩它，鲜血从马肚子里流出来。马好不容易重新站起来，一溜烟逃命去了。牛并不追赶，看着它消失在远处的密林中，断定它不敢再来，才再低头吃草。日落西山，天色渐暗，这时白马再次出现，但这次它轻轻地走过来，绕到牛的后面，慢慢地接近黑牛，黑牛还在吃草，丝毫没觉察到危险的来临。白马突然发动袭击，冲上去咬住牛的尾巴，黑牛痛不能忍，跑了起来，但马比它跑得还快，死死咬住牛尾巴不放，直到黑牛跑进远处的树林中。最后，在草地上吃草的只有白马，黑牛不再回来了。想不到自然界中的动物，也象人类一样，为了生存，要拼力量，斗心眼。
在路上还发生过一件令我们终生难忘的事---过黄河。
我们到达郑州后，为了去看看县委书记焦裕禄工作过的地方，偏离了京广铁路，往东走向开封，后到兰考。焦裕禄生前带领百姓，植桐树防风沙，改造农田，种上花生，枣树，使因贫穷而逃荒在外的村民重返家园。我们遇到的村民，谈起焦裕禄，没有一个不落泪的。现在，那里到处是枣树，鲜枣有的象小鸡蛋那么大，吃在嘴里，甜在心头。
离开兰考北去，就到了黄河边。当时是下午2，3点钟，阳光照在身上，一点也不暖和，你就是对着太阳看，也不耀眼。毕竟已到了寒冬腊月。北风迎面吹来，就象千万把刀子在你脸上用力刮一样疼，我的两个鼻孔硬硬的，全结冰。河面千里冰封，看不到对岸，远近也看不到一个人，自然也就没有了渡船。我和小段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一点主意都没有。
最后我们决定从河面上走过去。我叫小段跟在我后面，因为我会游泳。冰层很厚，看来很安全。半小时后，我们接近河的中心，冰层开始变薄，我们能看到河水在冰下流动。再往前走，就看到了水。可能因为是冬天，河水很清，一点也不混浊，水面很窄，而且平静，不象以前在书本上认识的那条惊涛骇浪的黄河。南北两边的冰层相隔不到一米。“我若能跳过去，你就能跳过去。” 我对小段说。
毕竟是孩子，到了生死关头，全然看不到危险，看不到冰太薄，水太急，方圆几十里，无人能施援手。我后退几步，起跑后向前一跃，跳到对面的冰块上，刚站稳，冰块就断裂了，我一下子掉进水里，小段吓得惊叫起来，急忙往后退。我在水里，才知道水流很急，我被冲走很远。我拼命在水上挣扎，背上还背着个大背包。我双手紧抱浮冰，游向南面的冰层，当我推开浮冰，抓住南面的冰层时，我已冻得喘不过气。当我用力要爬上冰层时，冰层又断裂了，我再次在水中挣扎。最后当我终于爬上南面冰层时，已经精疲力尽。我躺在冰层上，急速地喘着气。寒风吹来，身上的衣服和背包一下子全结成冰。
太阳已下山，夜幕降临，我闭上眼睛，全身发麻，站都站不起来，心想今天我就算没被淹死也要被冻死了。
小段叫我在原地等他，他跑到河堤上，寻找农家。他发现远处有一点亮光，就扶着我慢慢地走了过去。这里住着一对年轻夫妇，他俩急忙给我们煮面条吃，又生火让我把衣服一一烤干。“从来就没有人象你们这样过黄河的，你们可知道这有多危险，当你被水冲到冰层底下时，就一切都完了” ，农夫对我们说。
他们家离河边有十多里，周围没有别的人家。他们还没有小孩。他们的房子的墙是泥做的，房顶是草做的。房子共有两间小房。里面的一间有一个土炕，连着一个烧水的小灶，炕上有一条被子，两个用竹子做的枕头。外面的一间有一个土炕，土炕连着做饭的炉灶，炕上铺着用竹子做的席子，没有被子。炉灶旁边放着一张桌子，两条板凳。屋里没有电，农夫的妻子见客人来了就把油灯拨得很亮。当晚，我们就睡在外间的土炕上，盖上我们自己带的毯子。他们给我们烧了炕，我们刚睡的时候还觉得冷，但到了半夜却很热。原因是泥土传热慢，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热起来。
第二天清早，吃过早饭，他们给我们一些干粮，带着我们到了二十里外的一个小村庄，那里有渡船，我们就过了河。
路上的故事几天几夜也说不完，我们遇到了很多好人，他们虽然一贫如洗，可是他们乐于助人，不图回报，不也是一种富足吗？
终于，从广州到北京，跨越万水千山，经历风雪严寒，历时100天，行程2324公里，两个15岁的孩子，竟然完成了连成人都难以完成的壮举。
在进入北京的那天早上，我们到了丰台，坐在卢沟桥旁，衣衫褴缕，又黑又脏，双手双脚长满了冻疮，有的还流着脓和血，我们实在是走不动了。我知道小段有亲戚在北京，就对他说：“我们胜利了，你坐公共汽车去找他们吧，我自己步行入城。”
分手后，我觉得双脚痛得很历害。这么长的时间，我都没哭过，不知道为什么，眼泪这时却不断地流下来，也许是因为我突然感到孤单，也许是因为一切都已经到了一个孩子所能忍受的极限。
我每走几步都要扶着路边的树或电线杆歇一会儿。好心的北京人，把我抬上车，送进了附近的医院。
我双脚后跟的茧有5毫米厚，而且与脚跟分离，象穿着拖鞋一样。一动就觉得钻心地疼。医生给我做了手术，切去厚茧，涂上药，又把冻疮清洗干净，包扎好。
我在北京休息了几天，然后继续东行300公里，到了万里长城的起点山海关--- “天下第一关” 。站在高高的城楼上，遥望长城内外，心潮澎湃，就象看到了几千年来朝代的更替，国家的兴亡。
随后，我坐上了开往广州的火车，这3个多月的路程，火车用不到3天时间就能走完。北国依旧冰天雪地，南方早已万物逢春。快到广州时，我把手伸出车窗外，小雨打在手上，微风吹在脸上，就象丝绸般的舒适柔软。我数了数剩下的钱，还有27元。那个年代，什么都很便宜，吃一顿饭只花几分钱。
回到广州的第二天，我就到了小段的家。小段也回来了，他妈妈见了我，高兴地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象是在感谢我在一路上对他的孩子的保护。
三
可是这一次我做不到了，我不敢去见段妈妈，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
我把文珠送回去后就立刻回家，把经过告诉了我妈妈。我妈妈大吃一惊，叫我马上去告诉段妈妈。段妈妈见到我，没见小段回来，又见我惊慌失措的样子，心里开始发毛。我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段德彰中枪了” ，她问了一句“他在哪里？”后就开始放声大哭，然后昏了过去。
段妈妈不是广东人，只会说国语，虽然不会说广东话，但能听懂，我不知道她是哪一省人。在她住的地方，大门开进去后有4，5户人家，他们共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就象北京的小四合院。
邻居们看上去都还和睦，一家有事，大家帮忙。
段妈妈只住一间单房，站起来伸手就能摸到天花板。房间没有窗户，如果白天想看书，为了省电，你就得把房门打开。
小段刚出生，她就经历了一次突然而来的沉重打击，丈夫被镇压了，那是因为丈夫曾在国民党政府里做过事，还加入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当时全国刚解放，为了巩固新政权，中共中央在1950年发出了“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 。该不该杀并不全根据所犯罪行的轻重，而是要达到约占人口千分之一的指标。可想而知，冤假错案有多少。
段妈妈中等身材，还不到40岁，人很漂亮，说话时总带微笑，有条有理，既有寻常百姓之风，又有大家闺秀之气。她每天在附近一个街道工厂里做工，星期天工厂关门，她就把活拿回家里做。工厂按件计酬，若是做错了要返工重做的话，就没有钱。
她那时拼命工作，一个月也只能挣到20多元，但对一个反革命家属来说，找到一份能糊口的工作，已属幸运。段妈妈用自己的血和泪，好不容易把仅有的一个孩子抚养成人，没想到等待她的，是一次更致命的打击……
邻居们都来了，大家忙着用湿毛巾给她擦脸，扇扇子，喂她喝水。她苏醒过来后，又开始大声痛哭，要我带她去找她的儿子。邻居们劝她要冷静，说小段可能只是受了轻伤，现在当务之急是要了解情况。可是邻居们没有一人自告奋勇要去现场，我自己更害怕，因为我刚死里逃生回来，生怕军人认得我。可是，面对可怜的段妈妈，我能不去吗？
当时距离出事时间大概过了2小时。我走在前，段妈妈在后。由于害怕，我们不敢直接走到大院门前，而是走到大街对面的人行道上，躲在骑楼前面用砖砌成的方柱子后面偷偷往对面看。
一切都已恢复了平静，地上躺着的人不见了，路上又行人匆匆，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这时，段妈妈突然从柱子后面走出来，横过马路，我也不再害怕，紧跟在她的后面。我们到了门前，两个站岗的士兵已经换了人。
人行道上湿碌碌的，鲜血已经冲洗干净。紧靠大楼的东侧是一家面食小店，这时店门大开，店内空无一人，桌子椅子东倒西歪，你能看到墙壁上留下的许多弹坑。
“同志，您看到我儿子了吗？他刚才倒在这里。” 段妈妈用哀求的声音问士兵。
士兵没有看她，也没有回答。
段妈妈卜咚一声跪在门前，失声痛哭。行人围了上来，问发生了什么事。人越来越多，一位军官走了出来，军官也换了一个人。
“长官，您看到我受伤的儿子了吗？” 段妈妈问。
“没有。” 军官回答。
“那您知道他在哪家医院吗？”
“不知道。你起来吧，你们走吧，明天再来看看，有消息我会告诉你。”
“长官您贵姓？”
军官没有回答，转身进去了。
我把段妈妈扶起来，这时有人轻声告诉我们，刚才来了一辆军车，士兵们把死的伤的十多人抬上了车。死的可能埋在瘦狗岭的一座处决犯人的荒山里。我们不敢往坏处想，毕竟我们还抱着一线希望。
第二天，我们来到军管会，没有人出来接待我们，没有人回答我们的问题，昨日的军官也没有看到。旁边的小食店，大门紧锁。这时有人在门边的墙上匆匆忙忙地贴了一条大标语，上面写着：“学生何罪？吃云吞者何罪？竟遭此毒手。” 没多久，标语就被撕掉了。所有的报纸和电视台都没有报导这一恐怖的杀人事件，更恐怖的是，有关事件的一切，连同死伤者一起都消失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段妈妈多次走访了军管会，市政府，走遍了市内的每一所医院，打听过无数的人，但没有人知道她儿子的下落，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市政府把那些被军队打死的人统统称为是“冲击军管会的反革命暴徒”。段妈妈第二次成了反革命家属。我不敢在白天去看段妈妈，害怕连累了自己和家人。段妈妈每天茶饭不思，以泪洗脸，眼睛越来越看不清，记忆越来越模糊，已致于我后来去看她时，她要想很久才知道我是谁。
四
1968年11月11日，万吨客轮“建华” 号，满载着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即将离开广州开往湛江和海南岛。我妈妈擦着眼泪，一直把我送到大船停靠的珠江口。
5年以后，当我第一次从湛江湖光农场回到广州去看望段妈妈的时候，段妈妈已经不知去向。邻居说她精神出了毛病，后来回老家去了。
几十年来，我心里一直很沉重，我不应该因为害怕受到牵连，在离开广州时没有亲自向她道别，更不应该在随后漫长的5年内都不敢与她取得联系。她举目无亲，身体虚弱，需要有人在她的身边。
我今天把故事说出来，为的是抱着一丝希望，寻找段妈妈。
我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全世界的妈妈都能和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妈妈，你在哪里？
2008年5月11日母亲节写于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