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松南评《父亲邓小平在动乱岁月》(2)

    你家就不止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报载你大姐邓林在香港办画展，带去一百二十幅画，一抢而空。她拿了十幅画的钱，二百万元（港币），赠给了内地一个艺术单位。由此可以推算她这次画展至少可收入一千到两千万港币之间。据报导，类似的画展，在海外至少办过三次，据此推算，收入在三五千万人民币不止吧？

    你家庭的其他成员，收入也许没有邓林这么多，不过这也许难说，或许更多。然而单就邓林的钱平均起来个个都是大富翁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你们兄弟姐妹，个个都有体面的职务和很好的岗位，这虽是你们个人奋斗的结果，恐怕也不能不说和你父亲有很大的关系吧！
    不过小平同志说过：“我银行里没有一分钱”。这是真的。
    小姐：你们的家庭是幸福的，比较起来可以说是最幸福了。在对待家庭的态度问题上细细分来，毛周邓三位伟人，有同有异，相同的是都把政治放在首位，家庭放在次位，都一致热爱自己的家庭；所不同的是热爱的方式方法不一样。
    周恩来为了革命，毫不犹豫的让夫人做了绝育手术，而今连个亲生儿女也没有，众人都为之唏嘘，真是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至于毛泽东对待家庭的态度，似乎和周恩来差不多，都有悖于儒家的常理。他一生有过四个妻子，第一个是父母包办，自己从未承认过，实际上也和你父亲一样，有过三个。第一个死在敌人的屠刀下，她就是英烈杨开慧。第二个是位有着战功的老革命，因个性不和，离他而去，追到西安也没追回来，她就是令人婉惜的贺子珍。第三个妻子，我看是个那拉式的人物，当了反革命，死在牢狱里，真是罪有应得呀。毛泽东的三个妻室，给他生了三男两女，比你父亲多一个儿子少一个女儿，也许就是少了一个像你这样的有能力的女儿吧。三个儿子都遭不幸，两个女儿也未成才。在革命低潮中，一个儿子丢失了，至今也未找着，一个儿子寄养在人家，被伤致残，一个儿子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牺牲了，一个侄子被关进了监狱，真是够惨的。两个女儿的情况，你比我了解得清楚，她们是国内新闻媒体不屑报导的人物。还是在80年代，实行计划经济的时候，新闻报道说，李讷拉着地排车去拉分给她的白菜。对于李敏，最近外电报道稍有谈及。说她住在上海的公寓里，足不出户，沉默寡言。母亲已盍然而逝，她自然没有好心情。说起来毛泽东对待家庭以及亲朋好友，似乎未免太薄情，但细细品味，却也“道是无情却有情”。毛泽东对同志对亲属是很有情分的。只是在执行党规国法上甚是严厉，对谁也不留情。
    他老家有个弟弟叫毛泽荣，知道哥哥在北京当了“皇帝”便三番五次要求去逛逛北京。直到一九五三年十月，才允许他的表侄文九明去北京汇报乡间意见时，嘱他把毛泽荣顺便带去。信是这样写的：“你有乡间的意见告诉我，可以来京一行。自备路费，由我补发。毛泽荣小名宋五，是我的兄弟，住在限门前，他多次来信想来京一行，请你找他一路同来。他没有出过门，请你帮忙他。他的路费亦由自备，由我补发。路上冷，每人要带一条薄被。不要带任何礼物，至嘱。其他的人不要来”（摘自《毛泽东书信选集》下同）。
    杨开慧的哥哥要求提高烈属待遇，他回信说“要统筹安排”，“暂时只好忍耐一点”。要求去京工作，回信说：“不要来京，由湖南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
    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同学、朋友，有的曾有助于他，纷纷写信要求他帮助解决工作、入党、生活等问题。毛泽东在复信中，除热情叙旧外，对他们的要求，秉公答复，毫无私意。
    “……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宜就群众利益方面而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的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名，不知以为然否”？这是他对老同学毛森品向他要求介绍工作的答复。
    “……惠书敬悉，甚感盛意，迟复为歉，组织问题未便率尔介绍，应就当地有所表现，向当地组织请求，听候解决”。这是他对在湖南一师要好同学周容要求他帮助入党的答复。
    “烈属的照顾是全国范围内的事，全国有几百万户烈属，都要照顾，自未便照顾少数地方……。”这是对时任家乡湘潭县区委宣传委员毛逸民要求照顾当地烈属的答复。
    这一切是毛泽东对待亲朋好友态度的实录。对他的身边工作人员，秘书班子、警卫人员要求更为严格，简直有点“薄情”，没有哪一位因是他的身边工作人员而高就或获得什么额外好处。有的调离其它工作多年，周围还不知道他曾是毛泽东的警卫员。对他的秘书在政治上则要求极其苛刻，有的不能理解，心怀不满，以致后来成了“反毛名星”。也有的身怀二心，扮演着二花脸的角色。毛泽东吃香了，他是颂毛高手，毛泽东受批判了，他就踹上一脚，时而在这一方面“浓浓的抹上一笔”——红色的一笔，时而又在又那一方面“浓浓的抹上一笔”——黑色的一笔，虽有点投机取巧朝苍暮黄的的嫌疑，人家可是赚大了，爬上了高高的职位。
    小姐！我想你会和我一样承认毛泽东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个大智大勇的人。但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在某些方面，他又浑浑噩噩，麻木不仁，晚年连他身边聚拢了那么多反革命，包括他的妻子侄儿在内，他都不知道。这些你和你父亲看得很清楚，我就不必去说。
    其实他还有许多的不足。在生活上，可以说他是个大外行。既不懂人情世故，更不懂生活技巧，连吃饭穿衣也糊里糊涂。一件内裤，裤脚上打着补钉，去接见外宾时，警卫员李银桥不得不惊告他：“可别跷二郎腿，那样内裤脚就露馅了”。读书虽多，却不懂养生之道，甚至不相信医生的劝告和药物的疗效。他不同意周总理癌症开刀，知道后还嘟嚷“他就知道开刀”。他对饮食很不讲究，最大的奢侈是吃红烧肉。而这又恰恰对老年人不利。这些方面，周恩来也不比毛泽东高明稍许，只知拉车不止，不知保养休息。这两个人，都是工作中的狂人，生活上的笨伯。倘若他们稍加注意，至少两人中的一个也许能多活个十年八年。不过人生有死，自古亦然，人既已死，侈谈养生，对死者何用？徒令人悲伤耳！
    小姐！你父亲在养生方面，在对待身边的工作人员方面都似乎与毛、周有些不同。工作上，凭着他的智慧和经验，举重若轻；又是一个乐天派，使他发愁的事不多。晚年他曾在答外国记者问时说：“我每天工作两小时”。我虽然感到有点吃惊，细细想来，工作两小时也就够了。但其余的时间如何打发呢？十小时或十二小时用于吃饭、睡眠足够有余，剩余的十二个小时读报看书外，大概就是含饴弄孙和摆方阵、打桥牌、摔扑克了。后几种嗜好是尽人皆知的。
    从你的书中，也可看出，他最后一次被打倒，你父母亲被送往东交民巷十七号“禁锢”时，走前你二姐还没忘把一副扑克装进父亲的口袋，真是知父莫如女呀！你把小平的被罢官，称作“禁锢”是正确的，辞典上就是用罢官解释这两个字的。今人大都把禁锢理解为囚禁，这不正确。无论是去江西还是在东交民巷，都是一种保护措施，你书中也是这样说的。特别是在江西军事干校那一段，说成暂时停职也未尝不可。薪金基本上是照发，还配了警卫员和生活秘书“黄干事”。
    香港一位作家在书中说，你家把黄干事看成是监视你们的，因此对他很不友好。小平复出后，这位干事被长期审查，最后作复员处理。这位作家的记述不可尽信，就作参考吧！党内斗争虽然惨烈也很残酷，但在和平时期，怀着私愤私恨把对立面戴上反革命的帽子，置于死地，时人后人都不会认可的。
    即使不怀私愤私恨，并怀着神圣的目的，但其结果却导致不疾而终或延医而终，使少奇同志过早的离开人间，后人同样也是不认可的。这也是文革“左”的错误的重要一环。但毛泽东怀着崇高的理想和美好的愿望，费尽心机想把小平拉到他的路线上来，却没想到你父亲使他彻底失望。即使如此，毛泽东也没有把你父亲看作反革命，一直留在党内。
    现在，自然在你和你的写作助手们，尤其是文献室的某些先生们看来，邓小平反对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是反对了，真理都在你父亲一边，并以改革开放以来的美好伟大成就为证，但在我看来并不尽然，甚至还有些担心。那个印尼的苏哈托上台的时候，全国人均生产值不过四十多美元，下台时人均生产值二千多美元，翻二十多倍，故苏哈托有“改革之父”的美名。今天又怎样？外电报导，至少三分之一的人吃饭成了问题，经济一厥不振。至今国内乱哄哄的，苏哈托则被告上了法庭。他畏罪潜逃的儿子，正在追捕中。
    当然我们的改革不会有这样的危机，我们有六千三百万党员，有很好的人民，有毛泽东思想根底，有力挽狂澜于既倒的能力，然而这一切并不会因此而改变市场经济的规律，若资本主义复辟，经济搭上了国际资本主义的列车，那就不由得你了，会不会人家打喷嚏我们就感冒也是难说的。


   小姐：你的这本书，主题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这个话题是很大，它涉及到对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某些重大问题的结论。对不起，我对决议的结论，部分地并不和中央一致。认为它有正确的一面也有错误的一面，党章规定，党员对中央的决定，有不同意见也是可以提的，只是必须按照组织手续办，因此我无法向你阐述我的意见，况且我的意见恰恰是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的。现在我只能作为一个你书的读者，谈我与你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看法，截然不同的看法。

    小姐：关于文化大革命，已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被彻底否定了，我可是否定的很不彻底，甚至连“彻底否定”这四个字也不同意。一切事物都是在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中发展着。肯定和否定是对立的统一的关系，少了一方对方也就不存在了。对你来说，文革是被彻底否定了。我也有否定，只是在肯定的前提下否定的。在你的感受中，文革是一次浩劫，我只承认是一次失败。但它的理论并没有失败，正如巴黎公社失败了，而原则永存，并且不断地表现出来（先表现了苏联，又表现了个新中国）一样，还会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地表现出来，有头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深信不疑。只有那些政治侏儒和有奶便是娘的宣传家才看不到这一点。

    令我遗憾和痛心的是，如今文化大革命成了罪恶的代名词。如果有谁对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作一点辩解，便遭到某些先生小姐太太和新生的资本家特别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恶恨恨的咒骂、嘲笑和打击：“怎么？难道你小子还想再来一次那种伤天害理的文化大革命吗”？他（她）们恨文化大革命比恨日本鬼子和帝国主义严重的多。

    我的半个熟人、现已跑到美国去的王若望，就在一篇文章中表达这样的看法。德高望重、文学大家、现任作协主席的巴金先生，别说提文化大革命了，一听样板戏就起鸡皮疙瘩。就在八一五那天，一位老同事，还在信中指责说：“难道还有人想把中国拉回到文革和文革前的时代吗”？你看他不仅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连建国后的三十年都否定了，他还是一位“邓小平理论研究会”的会长呢！难道这就是他研究的结果？

    在此我要对这些畏文革如狼虎的先生们说：“一个人不能在同一条河上过两次，事物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但历史是不会重复的，只会有惊人的相似。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种文化大革命不会再有了，先生们大可以放心，只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理论指导下的大革命——反对修正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革命，肯定还会发生”。

    你父亲曾经说过：“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目的是反修防修”。

    对极了！

    如果你父亲的话没有被否定的话，反修防修定还会搞的。不搞就可能象前苏联那样，导致资本主义复辟，使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血白流，这是中国和世界共产主义者绝不允许的。

    小姐！你是小平的爱女，第一家庭的成员，又是当代的知名人士和作家，如果向你谈一点理论性的问题，不是犯傻就是孔圣人门前卖书笔，真是太不量力了。可是，为说明我对文革理论的看法，我还是得犯点傻，在孔府宅边，摆个小小的文具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