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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 : 一条世故变色龙 (zt2) ？
- 钱既给蒋介石英译过《中国之命运》，又担任过《毛选》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
钱钟书批判之四：钱先生学术之管窥锥指
钱先生的学术之“博大精深”几乎是紧随着《围城》一书的畅销而广为人知的，正如《小聪明还是大智慧》一文中说的那样，一度形成了象抢购畅销书一样疯狂抢购《管锥编》与《谈艺录》的局面。这倒让我想起英国文学史上的一件事，据说英王读了道奇森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后，对作者大为心折，吩咐手下人以后凡是道奇森写的书都要呈上御览，于是不久之后，道奇森的另一部著作便摆到英王桌上，是一本 600 余页的有关数学与逻辑学方面的专著。人们的因为《围城》而抢购《管锥编》与《谈艺录》从动机与心理上讲恐怕与英王对道奇森的著作盲目的想当然完全吻合吧？因此我想人们针对《管锥编》与《谈艺录》的作法恐怕也应该与英王的不得不将道奇森的其他著作束之高阁相类似吧？至少我所认识的为数已不算少的收藏有钱先生的《管锥编》与《谈艺录》的人，就没有一个人读过全书。客观地讲，购而不读完全是情理之中的，钱先生的著作之枯燥，即便有强烈的目的性与方向感，如果在阅读方面没有良好的耐力，也是很难读下去的。因此，钱先生学术之“博大精深”理智地看是在绝大部分人没读过他的学术著作的情况下广为人知的。
其实钱先生学术著作的使人难以卒读恐怕比钱先生学术的“博大精深”更加广为人知吧？！只不过人们通常很轻易地就把自己读不下去进一步理解成钱先生的“博大精深”。这种想当然也无非是一种名人效应的外化，试想如果一个无名后学竟敢斗胆象钱先生那样写一些别人看不下去的书，恐怕空洞乏味、言之无物、不知所云等指责会一股脑吐到他头上，因为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更难原谅无名之辈对我们理解力的压迫。但是理论上讲，使人难以卒读的确并不仅仅意味着“博大精深”，它也可能——甚至更可能是因为言之无物、文义空洞，使人读后如堕茫雾，不知所云。平心而论，历代都不乏博大精深的学术，但使人难以卒读的书与博大精深的书相比简直是凤毛麟角。年代久远的且不说，即令近代章太炎的《国故论衡》、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现代陈寅恪的赅博、岑仲勉的笃实、吕思勉的贯通、马一浮的秀彻，其书或有使人因学力有限看不太懂之处，但绝不至于使人难以卒读。因此使人难以卒读本身从事理上讲，从情理上讲都只说明使人难以卒读，如果不接触这使人难以卒读的文本，我们实在是无从断言它是由于博大精深还是由于言之无物而使人难以卒读的。因此我们当务之急还是回到钱先生的文本，但限于篇幅我们不能就文本做深入全面的探讨，在此我们只能管窥几例以为锥指。
钱先生行文之际思路相当活跃，以至于有时活跃到自己也难以把持的地步。例如《管锥编》第一册第 272 页《项羽本纪》“破釜沉舟”条中，钱先生先列举了军事史上有关“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若干事例之后，忽然话锋一转，提到了佛家的“到岸舍筏”，还提到了《大慧语录》中的“过河便拆桥，得路便塞路”，进而钱先生突然断言：“譬一而已：兵家以喻无退反之勇气，禅家以喻无执着之活法。”说禅家的“到岸舍筏”是譬喻固然不错，但说“破釜沉舟”之类的军事行为是一种譬喻，却是彻头彻尾的无稽之谈。军事行为，实“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恐怕任何一个哪怕是最平庸的军事统帅也没有闲情逸志在酝酿军事行动时做任何譬喻吧？！况且破釜沉舟历史地看是项羽的军事谋略，司马迁只是笔录其事而已，我们总不至于认为项羽的破釜沉舟只是司马迁的一个精致的譬喻吧？！因此，虽然同是“过河拆桥”，实实在在的谋略与生动形象的譬喻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钱先生在此将除了字面相近之外毫无共同之处的两件事硬牵到一起，难免会使人读到这里如堕茫雾，不知所云。或者我们不妨更坦率地说：“兵家以喻无退反之勇气”是一个错误判断，因此如果我们不是如堕茫雾，则势必为错误判断所累，故而“如堕茫雾，不知所云”至少在面对钱先生这一则文字时倒可以使我们免受谬见之累。
钱先生行文之际为了更全面地铺排资料，有时甚至到了不惜不加鉴别地将程度水平几近乎宵壤的内容放到一起的地步。例如《管锥编》第二册第 448 页《老子 ~ 四 O 章》 “反者道之动”条中，钱先生着力阐发了老子辩证法的深刻内涵，并与佛教的以破执为指归的双重否定的句式两相参照，列举了诸如《中论》、《肇论》、《维摩诘经》、《圆觉经》等典籍当中的许多至少从字面上看颇为类似的句子，（其实其中也存在上文中所说的牵强之处，但限于篇幅我们就不赘述了）但是随后钱先生竟列举了白居易的诗句“本立空名缘破妄，若能无妄亦无空”以相佐证。须知白居易虽诗名颇著，但于佛法甚至谈不上粗通，是彻头彻尾的天桥把式——光说不练的野狐禅，关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已详加考释。钱先生在此却不加鉴别地仅仅根据字面外观相近而将作为门外人的白居易的言论与佛、道两家的精妙要论等量齐观地罗列一处，其在读者中有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如形成对白居易之认识的假象等）恐怕仅次于前文提到的为谬见所累吧？！
钱先生学术著作中最鲜明的特色是经常在书中出现几种语言，钱先生在接受彦火的访问时就找助手的问题说过这样一番话：“很难找助手，因为这本书（指《管锥编》）牵涉到几种语言，助手不一定全部懂，所以还是要自己动手，单是查对引文就相当困难。”可见钱先生对书中出现几种语言在读者阅读上形成的难度是相当有自知之明的，也就是说，钱先生是特别自觉地用几种语言至少是客观上形成了对读者理解力的压迫的。既然钱先生自知他的著述甚至连一些特选助手都不能适应，那么他把在理解上如此令人绝望的著述公开出版面世究竟是作何感想呢？诚然，我们自己的外语水平不够是我们自己的责任，看不懂钱先生著作中的多种语言也只能怪我们自己才学疏陋，钱先生精通多种语言，我们不应以己之浅陋强求钱先生对我们理解力的俯就。但我们从陈寅恪先生的著作中——尽管陈先生精通的语言比钱先生只多不少——几乎从未因我们理解的语言有限而感受的理解力上的压迫，更何况，如果钱先生在小说创作中的脱“围”而出是出于对读者参差不齐的理解力的迁就，并且如果钱先生写作出版《管锥编》等并非为了孤芳自赏，自娱自乐，而是试图让我们理解，那么我们在此不惴冒昧斗胆请求钱先生垂怜并迁就我们对异国语言的微薄理解力也不算唐突吧？
再次提到钱先生的创作，我还想补充一点。与钱先生的小说创作不同，在小说创作中钱先生几乎做不到将自己的主观寄予书中人物的主观，最终特别直率地脱“围”而出，从而给人留下了特别有才华的印象，但是在学术著述中，钱先生却竭尽全力做到了将自己的主观隐藏在前人的言论中，并因此给人留下了特别有学问的印象。这一区别恐怕正是写作与著述的不同原则、不同依据——当然更主要的还是不同动力造成的吧？！所谓的将自己的主观隐藏在前人的言论中，具体表现为言必有出处，哪怕是一个最简单的判断，只要能在前人言论中找到出处，也绝不以自己的名义亲口说出来，无论是《管锥编》，还是《谈艺录》，甚至包括比较正式的（有别于札记形式的）《七缀集》，这样的例子随处即是，不胜枚举。现在有研究者将这一作法说成现代西方比较时髦的阐释学方法，但严格说来，它更近似于古已有之的笺注之学，只要字面语意相类，即将其实风马牛不相及的资料不遗余力地罗列一处，以至于无论是文本结构还是知识结构都表现得既博且杂，有章无识，例如陈熙晋的《骆临海集笺注》、冯集梧的《樊川诗集注》等均属此类，唯一不同的是，钱先生的笺注因为引证了几种语言而显得貌似比较文化，因此我们姑且可以名之为立足文化比较的新笺注之学。除坚持立足文本这一点外，它实在与现代西方意义上的阐释学没有太大关系。而这种新笺注之学的臃肿的文本结构与事倍功半的写作与解读过程，正是钱先生之著述使人难以卒读的根本原因。但恐怕也正是钱先生这种使人难以卒读的新笺注之学的臃肿的文本结构与事倍功半的写作与解读过程，使钱先生的学术给人留下了“ 博大精深”的印象。
可以我之陋见，钱先生学术之“博”从其著作之面貌上看固然已是当之无愧了，但至于“大精深”与否，却是见仁见智，难求共识的。“精深”有别于“博”是人所共知的，在此，我们有必要就学问的“大”的有别于“博”聊作辨析。学问的“大”有别于“博”之处在于“大”绝不仅仅是一个量的概念，并且“大”也绝非可以消极地通过量化积累自然实现，“大”是以情怀与境界为依托的对小我的坚决的超越，它不但是对终极关怀的由衷牵挂，也是对社会人生的深切关注，也正因此，“大”本身才首先成为大情怀、大境界，而后才生出大学问、大才华，否则，即令皓首穷经、日诵万言、妙笔喷花、文成七步，也终究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核舟雕虫，难登大雅。以此度之，学问堪称“博大”者虽不似我们通常想象得那样多，但也终不乏人。如乾隆年间的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外托训义之名，深寄义理之辨，于奉程、朱为纶音之世，发假理学以杀人之实，堪称“博大”；再如乾嘉时代的章学诚，《文史通义》谈言微中，寄意遥深，忧时感世，针砭时弊，堪称“博大”。相比之下，钱先生 “博”则固然“博”矣，这“大”字恐怕是万万担当不起的吧？！至于“精深”，本来就是求“博”之人很难做到的，更何况钱先生嗜书成痴，率性而读，三教九流，随缘披览，因此知识结构相当庞杂，据杨绛先生讲，钱先生的知识点中甚至包括旧小说中每个好汉所用兵器的斤两，从中我们正可见钱先生兴趣之宽泛，涉猎之广博。
从钱先生著述我们也可见，或许是由于钱先生出言谨慎，或许是因为钱先生识见不逮，总之每每在可以深入挖掘的关键处钱先生总是以若干平铺开去——而非深入下去——的引文轻轻带过，就象在《围城》中每到关键时刻钱先生就以各种调侃比喻冲上前台一样，用前人言论适时地将自己掩藏起来，从而使读者每每有言有未尽的失落感。
因此，综观钱先生的学术，“大”固然谈不上，“精深”在文本上也没有任何具体表现，摆在我们面前的，到目前为止只是“博杂”而已。而所谓的广为人知的“博大精深”，恐怕也只是人们对钱先生之学术缺乏充分详实的了解与认识而引发的幻觉与梦境吧？！
钱钟书批判之五：是超然还是冷漠？
钱钟书先生的“骑在城墙上”与动辄将自己的主观隐藏到前人的言论背后，是特别鲜明地体现于文本之中的，只不过更多的人恐怕是把钱先生的这一显著特征理解成钱先生的韵致超然了吧？这一方面固然是钱先生一向以襟怀虚静，淡泊名利作为自己主体形象之定位，另一方面也是人们对“超然”内涵的误解所致。
超然从字面理解即 “卓然出世的样子”，最早见于《老子 ~ 二十六章》的“虽有荣观，燕处超然”，是形容人不为外物所累，不为俗尘所羁的能动的自由状态，更客观的表达就是“不站在对立各方的任何一方面”，这些都是为人们所熟知的。但人们恐怕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点：虽然超然实际上经常的外在表现是“不站在对立各方的任何一方面”，但我们却不能反过来说“不站在对立各方的任何一方面”的人就是超然的，“不站在对立各方的任何一方面”只构成超然的一部分必要条件。鉴于此，我们当然不能再因为钱先生的“骑在城墙上”与动辄将自己的主观隐藏到前人的言论背后这种主观立场的暧昧想当然地断定钱先生一定是韵致超然，而必须考察一下钱先生真实的精神境界。
钱钟书和杨绛在南沙沟家中阳台
九十年代初期，四川盗版了钱先生的《围城》，盗版的质量相当高，甚至比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正版还要精致，据说钱先生闻知后大为恼火，一再敦促出版社代他打那个官司。此事本身无可非议，它正说明了钱先生身为一个现代人，有很强的法制观念，深知如何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利益，但这种以特别激烈的姿态捍卫自己利益的作法至少与韵致超然完全不搭界，甚至还可以说是互相冲突的。而韵致超然本身又恰恰首先是一种生活态度。如果钱先生“骑在城墙”上都做不到“燕处超然”的话，那么我们又何从想象钱先生“虽有荣观”时的超然呢？
这倒使人想起鲁迅《病后杂谈》一文中的一段话：“所以我恐怕只好自己承认‘俗’了，因为随手翻一通《世说新语》，……千不该万不该的竟从‘养病’想到‘养病费’上去了，于是一骨碌爬起来，写信讨版税，催稿费。写完之后，觉得和魏晋人有点隔膜，……”现代人自我空间较前人狭小，生活背景较前人复杂，因此对利益的依赖也较前人紧密，真正的超然也较前人更难以实现，这本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每个人面临自我的共同问题之一，可又有几个人能象鲁迅那样坦然地——特别是公开坦然地面对自己的不够超然呢？
由于钱先生表现出了特别强烈的捍卫自己利益的法制观念，而韵致超然本身又恰恰是前法治社会的一种以自律、自育为核心的生活态度，也就是说坚定的法制观念与超然的生活态度虽不至于势成水火，但也是绝不相融的，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钱先生的所谓韵致超然其实只是人们对其在创作与著述上表现出的“不站在对立各方的任何一方面”的骑墙姿态的误解，由于韵致超然本身是一种人生态度而非写作风格之类的东西，因此钱先生在文本中体现的“不站在对立各方的任何一方面”的骑墙姿态绝非韵致超然。
既然钱先生与韵致超然并无关系，而钱先生又着实表现出“不站在对立各方的任何一方面”这一超然的具体特征，那么这中间的差别何在呢？换句话说，如果不是由于韵致超然，那么是什么使钱先生表现出了鲜明的“不站在对立各方的任何一方面”的特征呢？或者更直接地说，钱先生是凭借什么使自己看起来很象是韵致超然的呢？
很明显，如果不是因为超然，这种特别稳定地“不站在对立各方的任何一方面”的状态就只能因为冷漠了。由于人的鲜明的情感与主观动态地看随时随地都可能表现出一些经不起推敲的特征，因此人们的自我教育通常来讲总是指向自身的鲜明的情感与主观的，也正因为此，作为对鲜明的情感与主观之坚决否定的冷漠，如果没有被发现，可以形成通常看起来特别经得起推敲的一些状态，至少冷漠可以形成特别类似于超然的状态。
说到冷漠，我想到《葛藤集》中的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位老婆婆供养一位庵主二十余年，一次为了试一下庵主的功底，她吩咐给庵主送饭的女子紧抱住庵主，看他有什么反映。送饭女照做了，面对这一情形庵主表示：“枯木倚寒岩，三冬无暖气。”老婆婆听后很生气，叹道：“ 20 年来我白养了一个俗汉。”随即赶走僧人将庵烧了。这“枯木倚寒岩，三冬无暖气。”就是我们所说的冷漠，但如果没有这十个字想参照，庵主的表现至少在常人看来与坐怀不乱的大定力恐怕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冷漠有别于冷淡，它并非对人或事物不留心，而是从主观上缺乏对人或事物的关注，也就是说它不体现于人的兴趣不振，而体现于人的情感状况苍白。换句话说，超然是对真性情而言的，必须有情可超才能谈到超然，《世说新语 ~ 伤逝》第 4 条记载：“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在韵致超然俨然风气的魏晋时代，作为士林领袖的王戎的超然显得何其生动真切啊？
相比之下，钱先生“情之所钟”固然不符，从坚持以法律手段捍卫自己利益的执着看来，“忘情”恐怕更是远远谈不上了，至于是否在情感境界上沦于最下，却不是我们晚学后辈可以轻易断言的了。 (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综合 )
写在人生边上 序 by 钱钟书
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
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缴卷。
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批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测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写一个问号或感叹号，像中国旧书上的眉批，外国书里的Marginalia。这种零星随感并非他们对于整部书的结论。因为是随时批识，先后也许彼此矛盾，说话过火。他们也懒得去理会，反正是消遣，不像书评家负有指导读者、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谁有能力和耐心做那些事呢？
假如人生是一部大书，那么，下面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这本书真大！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
钱钟书——《释文盲》
在非文学书中找到有文章意味的妙句，正像整理旧衣服，忽然在夹袋里发现了 用剩的钞票和角子；虽然是份内的东西，确有一种意外的喜悦。譬如三年前的秋天 ，偶尔翻翻哈德门（Nicolai Hartmann)的大作《伦理学》，看见一节奇文，略谓有 一种人，不知好坏，不辨善恶，仿佛色盲者的不分青红皂白，可以说是害着价值盲 的病(Wertblindheit)。当时就觉得这个比喻的巧妙新鲜，想不到今天会引到它。借系统伟大的哲学家（并且是德国人），来做小品随笔的开篇，当然有点大材小用， 好比用高射炮来打蚊子。不过小题目若不大做，有谁来理会呢？小店、小学校开张 ，也想法要请当地首长参加典礼，小书出版，也要求大名人题签，正是同样的道理 。
价值盲的一种象征是欠缺美感；对于文艺作品，全无欣赏能力。这种病症，我 们依照色盲的例子，无妨唤作文盲。在这一点上，苏东坡完全跟我同意。东坡领贡 举而李方叔考试落第，东坡赋诗相送云：“与君相从非一日，笔势翩翩疑可识；平时漫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你看，他早把不识文章比作不别颜色了。说来 也奇，偏是把文学当作职业的人，文盲的程度似乎愈加厉害。好多文学研究者，对 于诗文的美丑高低，竟毫无欣赏和鉴别。但是，我们只要放大眼界，就知道不值得 少见多怪。看文学书而不懂鉴赏，恰等于帝皇时代，看守后宫，成日价在女人堆里 厮混的偏偏是个太监，虽有机会，确无能力！无错不成话，非冤家不聚头，不如此 怎会有人生的笑剧？
文盲这个名称太好了，我们该向民众教育家要它过来。因为认识字的人，未必 不是文盲。譬如说，世界上还有比语言学家和文字学家识字更多的人么？然而有几 位文字语言专家，到看文学作品时，往往不免乌烟瘴气眼前一片灰色。有一位语言 学家云：“文学批评全是些废话，只有一个个字的形义音韵，才有确实性。”拜聆之下，不禁想到格利佛(Gulliver)在大人国瞻仰皇后玉胸，只见汗毛孔不见皮肤的 故事。假如苍蝇认得字——我想它是识字的，有《晋书．苻坚载记》为证——假如苍蝇认得字，我说，它对文学和那位语言学家相同。眼孔生得小，视界想来不会远大，看诗文只见一个个字，看人物只见一个个汗毛孔。我坦白地承认，苍蝇的宇宙观，极富于诗意：除了勃莱克(Blake)自身以外，“所谓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 的胸襟，苍蝇倒是具有的。它能够在一堆肉骨头里发现了金银岛，从一撮垃圾飞到别一撮垃圾时，领略到欧亚长途航空的愉快。只要它不认为肉骨头之外无乐土，垃圾之外无五洲，我们尽管让这个小东西嗡嗡地自鸣得意。训诂音韵是顶有用、顶有趣的学问，就只怕学者们的头脑还是清朝朴学时期的遗物，以为此外更无学问，或者以为研究文学不过是文字或其它的考订。朴学者的霸道是可怕的。圣佩韦（Sain te-Beuve)在《月曜论文新编》(Nouveaux Lundis)第六册里说，学会了语言，不能 欣赏文学，而专做文字学的功夫，好比向小姐求爱不遂，只能找丫头来替。不幸得很，最招惹不得的是丫头，你一抬举她，她就想盖过了千金小姐。有多少丫头不想学花袭人呢？
色盲决不学绘画，文盲却有时谈文学，而且谈得还特别起劲。于是产生了印象 主义的又唤作自我表现或创造的文学批评。文艺鉴赏当然离不开印象，但是印象何以就是自我表现，我们想不明白。若照常识讲，印象只能说是被鉴赏的作品的表现 ，不能说是鉴赏者自我的表现，只能算是作品的给予，不能算是鉴赏者的创造。印象创造派谈起文来，那才是真正热闹。大约就因为缺乏美感，所以文章做得特别花花绿绿；此中有无精神分析派所谓补偿心结，我也不敢妄断。他会怒喊，会狂呼， 甚至于会一言不发，昏厥过去——这就是领略到了“无言之美”的境界。他没有分析——谁耐烦呢？他没有判断——那太头巾气了。“灵感”呀，“纯粹”呀，“真理”呀，“人生”呀，种种名词，尽他滥用。滥用大名词，好像不惜小钱，都表示出作风的豪爽。“印象”倒也不少，有一大串陈腐到发臭的比喻。假使他做篇文章 论雪莱，你在他的文章里找不出多少雪莱；你只看到一大段描写燃烧的火焰，又一 大节摹状呼啸的西风，更一大堆刻划飞行自在的云雀，据说这三个不伦不类的东西 就是雪莱。何以故？风不会吹熄了火，火不至于烤熟了云雀，只能算是奇迹罢。所以，你每看到句子像“他的生命简直是一首美丽的诗”，你就知道下面准跟着不甚 美丽的诗的散文了。这种文艺鉴赏，称为“创造”的或“印象主义”的批评，还欠 贴切。我们不妨小试点铁成金的手段，各改一字。“创造的”改为“捏造的”，取 “捏”鼻头做梦和向壁虚“造”之意，至于“印象派”呢，我们当然还记得四个瞎 子摸白象的故事，改为“摸象派”，你说怎样？这跟文盲更拍合了。
捏造派根本否认在文艺欣赏时，有什么价值的鉴别。配他老人家脾胃的就算好的，否则都是糟的。文盲是价值盲的一种，在这里表现得更清楚。有一位时髦贵妇对大画家威斯娄(Whistler)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好东西，我只知道我喜欢什么东西。”威斯娄鞠躬敬答：“亲爱的太太，在这一点上太太所见和野兽相同。”真的 ，文明人类跟野蛮兽类的区别，就在人类有一个超自我(Trans-subjective)的观点 。因此，他能够把是非真伪跟一己的利害分开，把善恶好丑跟一己的爱憎分开。他并不和日常生命粘合得难分难解，而尽量企图跳出自己的凡躯俗骨来批判自己。所 以，他在实用应付以外，还知道有真理；在教书投稿以外，还知道有学问；在看电 影明星照片以外，还知道有崇高的美术；虽然爱惜身命，也明白殉国殉道的可贵。 生来是个人，终免不得做几椿傻事错事，吃不该吃的果子，爱不值得爱的东西；但 是心上自有权衡，不肯颠倒是非，抹杀好坏来为自己辩护。他了解该做的事未必就 是爱做的事。这种自我的分裂、知行的歧出，紧张时产出了悲剧，松散时变成了讽刺。只有禽兽是天生就知行合一的，因为它们不知道有比一己奢欲更高的理想。好容易千辛万苦，从猴子进化到人类，还要把嗜好跟价值浑而为一，变作人面兽心， 真有点对不住达尔文。
痛恨文学的人，更不必说：眼中有钉，安得不盲。不过，眼睛虽出毛病，鼻子 想极敏锐；因为他们常说，厌恶文人的气息。“与以足者去其角，付之翼者夺其齿 ”；对于造物的公平，我们只有无休息的颂赞。
钱钟书不是不可以批评，但是这样的文章没有批评到点子上！
真是很恶心！辨都懒得辨了。
欺负先生作古了是不是？觉得只有钱钟书骂这种人才骂得无比痛快！
这简直就是欠骂的白痴加脑残级人写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