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乡下大舅

大舅是山哥母亲同父异母的的哥哥。据母亲说，本来还有个小舅，幼年时染上狂犬病去世了。因此大舅就成了母亲唯一的娘家亲人。

由于小舅幼年去世，大舅成了外祖父家三代单传的男孩子，加上外祖父年轻时抗日阵亡，大舅就成了母亲的爷爷奶奶最疼爱的宝贝疙瘩。他比母亲大三岁，可上学读书老逃学旷课，留级，结果母亲最后和他同时高小毕业。

四九年八月湖南“和平解放”。那年大舅18岁，工作队下到母亲老家，定成分出身，曾外祖父家划为“下中农”，算是好出身。工作队了解到大舅私塾加洋学堂共上了10余年，在乡下（其实是城郊）算是小知识分子，便动员曾外祖父让大舅出来参加“革命工作”。经过“革命大学”短训班，大舅很快就被派回家乡任乡民兵队长，学会了长枪短枪射击，常常腰扎皮带，手提枪械，好不威风。可是很快土改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大舅受命斗地主并处决地主反革命。关键时刻，大舅的思想发生动摇，都是乡里乡亲的，如今要害人性命，良心上过不去，下不了手。于是开了小差，以爷爷奶奶需要照顾为由，脱离了革命干部队伍。上门做工作的工作队长连连感叹大舅“糊涂，可惜，肯定会后悔的”。大舅低头就是不语，从此以普通农民为终身职业。

约十年前山哥回国省亲，见到年近70岁的大舅，喝了点米酒后，他老人家还摆老资格：他的革大短训班的同学，好多都成了省市领导，最不济的也在县乡岗位上离休了。我笑问“您后悔了吧？”他连忙否认：为人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让他去打杀他认为没有多大罪的地主反革命，他这辈子没法安生。何况那些人做了国家干部后，刮共产风，虚报产量，强征公粮，以及后来的计划生育等，种种昧良心的缺德事都得干，他心里会觉得作孽太多。

我心里暗暗叹息，这就是所谓的“阶级觉悟”不高？不知道大舅那辈人里他算不算个特例？

大舅没成为干部，做了农民，虽然是贫下中农，属于所谓领导阶级，却没有感觉到多少自豪。最明显的是他深感与五公里外的我们这些城里亲戚之间社会地位的落差。山哥的表姨，是袜厂的三代工人阶级。1948年那会，两家老人议论要“亲上加亲”，把表姨嫁给大舅。表姨也顶乐意，毕竟大舅家有房子有地，大舅还上过洋学堂！没想到大舅死活不同意，理由是表姨15，6岁的大姑娘，还流鼻子，手脚生冻疮，家里也比乡下还穷，看样子不会有像样的嫁妆。。。

五十年代开始还看不出多大差别。58年后城乡彻底分治，以后城里人除了铁饭碗工资，医保劳保退休外，还有凭户口本分发粮棉油肉副食品工业品卷等等，贫下中农有个啥？就有一顶好看的高帽子：领导阶级！反正六十至八十年代初，大舅和表姨家已经天差地别，不相往来了。偶尔听母亲说起两家差点结亲的故事，山哥还真觉得那个“万恶的旧社会”真的很奇怪，怎么会有乡下人瞧不上城里姑娘的古怪事情！（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