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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哥遇到印度同事阿健是在12年前，共事期间只有半年，却至今难以忘怀。
那年我正在澳洲留学攻读博士学位。实验室很大，有20多人，其中中国人印度人有好几个，大家相处十分友好，除了切磋分子生物技术，便是聊一些彼此的经历和感悟。阿健拿到一个半年的访问基金来实验室，那几个年轻的印度同学都很兴奋地介绍这位微黑略胖的新同事。原来阿健35岁左右，是印度顶尖的德里大学博士副教授，曾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做过3-4年博士后。
在这个实验室里，多数人都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7点至少有10个小时上班时间，期间也有上午茶，中餐和下午茶三次休息时间。因此没过多久，大家都会彼此熟悉起来。新来者往往也是大家最关注的，况且阿健性格比较外向，他的故事便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之一了。
阿健烟瘾很大，食指和中指被熏得蜡黄。人到中年了，还是一个单身汉。那时的情况是，印度的高等教育比较发达，但人才外流的形势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阿健在美国工作了数年后回到印度大学任职的情形并不多见。于是我要他比较一下他在印度，美国和澳洲的生活方式有何不同。
他说他觉得澳洲和美国的生活差别不大（我后来自己有比较后并不赞成此说），但印度和美澳的生活就完全不同了。我忙追问他在印度生活工作的情况。他说他在印度的工作和收入都很不错。每月工资约为200美元左右，属于中上收入。这个工资在西方看来微不足道，但在印度有很高的购买力，尤其是在劳动服务领域。他举例说，因为他是单身汉，他需要家务服务人员照顾他的日常生活。他一共雇佣了5个人，分别从事洗衣，扫地，看门，烹饪等家务，每人每月工资平均为20美元，即一共开支了他的一半收入。我震惊之余，忙笑话说，你在印度过的简直是王子的生活呀，难怪你刚来时看上去像个王子？阿健尴尬地说，我在西方钱是多好多倍，可是什么都得自己干，简直太辛苦了。而且感觉上也差多了。
我若有所思地说，印度学者的社会地位看来相当于中国革命前的时代。出国前山哥担任大学讲师，山嫂也是教师，我们的总共月收入约为100美元，勉强可以雇一个保姆吧。可是那时没有小孩的家庭，有谁去雇保姆呢？“既然你们在国内这么舒服，为何还要出国来受罪呢”？我不解地问阿健。他还没来得及回答，另一位印度来的博士生辛格说，印度有很多的问题，腐败，宗教种族冲突等。。。比如说10多年前“金庙事件”，导致锡克人和印地人冲突，那些残暴的印度警察冲进我们旁遮普的大学校园，见到任何扎头巾的锡克男人就抡大棒，我们都被打的头破血流。
“那是因为你们锡克卫兵刺杀了英甘地总理，大家都失去了理性。”阿健看来并不十分同情锡克同学辛格的感受。辛格激动地说：“英甘地派军队屠杀了上千名锡克教徒，还占据了我们神圣的金庙，她是死有余辜，刺杀她的锡克卫士是我们的民族英雄！老实说，我以前从不支持旁遮普锡克人独立运动，从那以后，我就改变了。我们这么多锡克人流亡海外，实在是没有选择“！
“你看，我们印度人一谈起种族宗教冲突问题就容易失去理性。你们锡克金庙那个地方，也是印度教的重要遗址。争执起来，大家都有道理。谁教印度历史那么长，种族宗教那么复杂呢？“阿健感慨地话语，终止了那天他与辛格的争论。但很明显，辛格从此再没有以前对阿健的那份热情。山哥也因此对印度的族群宗教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有一天，我悄悄问辛格：阿健是一名虔诚的印度教徒吗？辛格瘪瘪嘴，不满地说：“他要是印度教徒，我反而会原谅他，他是一名耆那教徒”！
看我一幅茫然的样子，辛格解释说，耆那教也是印度教派生的一个宗教，比佛教还古老，人数只有几千万。我忙问，耆那教有什么显著特点？辛格说：他们宣称彻底的非暴力，不杀生。我越发好奇起来：怎么可能？难道真是蚊子咬他也不拍死？辛格勉强笑笑说;好像真的就是这样。
第二天我遇到阿健，便问他耆那教徒遇到蚊子咬他怎么办，他笑笑说，把它轻轻赶走就好了。我大感惊奇，又问他，听说他自来澳洲后，自己从未作过饭，基本上都是吃麦当劳。我问阿健：你一个完全素食者在麦当劳有什么可吃的？他说：炸薯条呀。很好吃的，百吃不腻。山哥一下惊呆了。
接下来的一件事，使我对阿健有了更深入地认识。印度突然宣布原子弹核爆炸成功。几位印度同学都很高兴，包括辛格。因为他们都很讨厌巴基斯坦，很担心巴基斯坦在中国的帮助下率先拥有核弹。阿健的表现尤其显得激动异常。我最初并不太在意，甚至还曾大度地对印度同学表示祝贺。可是阿健却突然说：你们中国人别再满不在乎的了！我们印度人也有核武器了，你们该害怕才对！我看阿健满脸通红的样子，便问是不是喝酒了？他说他从不喝酒。他实在是为印度自豪。自从1962年印度遭受中国侵略以来，印度人都生活在耻辱之中。如今终于再也不用怕中国了。他指着几位印度同学说，他们都以为巴基斯坦是印度的威胁，只有我知道，中国才是印度真正的对手。
我尽量语气缓和地对他说：你知道中国是哪一年爆炸原子弹？他说不知道。我告诉他是1964年。中国这些年并未睡觉，一直在改进实验中，已经跨过氢弹，中子弹等门槛。日本人前不久还说中国的核弹已经小型化，可以通过导弹投射到数千至上万公里以外。印度不但核弹不如中国，导弹技术也差很远吧？你们没有远程导弹，中程导弹“烈火“系列也常发射失败吧？还有，你知道不知道，核导弹光有固定的陆基发射基地也是不行的，很容易被敌国摧毁。必须是可以沿铁路公路可移动的，外电报道中国正在成功实验中。更重要的是核潜艇发射.中国1970年代就有核潜艇了。印度何时会有呢？
听我轻轻叙述，阿健的脸由红变白，而且越来越惨白，最后露出近乎绝望的仇视。我迎着他的目光，笑着说：“多数中国人并不把印度人当敌人和对手。毕竟作为古老的邻国，5000年来我们两国就打过一次局部战争。我真诚希望你们不要老有复仇的想法。原子弹可不是烧火棍，可不要轻易使用啊。中国从核爆炸的第一天起就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使用核武器。。。我知道你们不信。。。不过，你们不得不比以往更加谨慎行事“。自此以后，阿健和我就只是彼此礼貌客气的同事，再也不是朋友。
不久，阿健回印度了。后来我又有机会遇到来自德里大学的同行，这位女博士告诉我：阿健已经离开大学，去经商了。我至今还是想不通，一个不忍心拍死咬他的蚊子的阿健，为何居然指望用核弹来大量杀人，而且是针对我的父母之邦的同胞。
那年我正在澳洲留学攻读博士学位。实验室很大，有20多人，其中中国人印度人有好几个，大家相处十分友好，除了切磋分子生物技术，便是聊一些彼此的经历和感悟。阿健拿到一个半年的访问基金来实验室，那几个年轻的印度同学都很兴奋地介绍这位微黑略胖的新同事。原来阿健35岁左右，是印度顶尖的德里大学博士副教授，曾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做过3-4年博士后。
在这个实验室里，多数人都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7点至少有10个小时上班时间，期间也有上午茶，中餐和下午茶三次休息时间。因此没过多久，大家都会彼此熟悉起来。新来者往往也是大家最关注的，况且阿健性格比较外向，他的故事便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之一了。
阿健烟瘾很大，食指和中指被熏得蜡黄。人到中年了，还是一个单身汉。那时的情况是，印度的高等教育比较发达，但人才外流的形势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阿健在美国工作了数年后回到印度大学任职的情形并不多见。于是我要他比较一下他在印度，美国和澳洲的生活方式有何不同。
他说他觉得澳洲和美国的生活差别不大（我后来自己有比较后并不赞成此说），但印度和美澳的生活就完全不同了。我忙追问他在印度生活工作的情况。他说他在印度的工作和收入都很不错。每月工资约为200美元左右，属于中上收入。这个工资在西方看来微不足道，但在印度有很高的购买力，尤其是在劳动服务领域。他举例说，因为他是单身汉，他需要家务服务人员照顾他的日常生活。他一共雇佣了5个人，分别从事洗衣，扫地，看门，烹饪等家务，每人每月工资平均为20美元，即一共开支了他的一半收入。我震惊之余，忙笑话说，你在印度过的简直是王子的生活呀，难怪你刚来时看上去像个王子？阿健尴尬地说，我在西方钱是多好多倍，可是什么都得自己干，简直太辛苦了。而且感觉上也差多了。
我若有所思地说，印度学者的社会地位看来相当于中国革命前的时代。出国前山哥担任大学讲师，山嫂也是教师，我们的总共月收入约为100美元，勉强可以雇一个保姆吧。可是那时没有小孩的家庭，有谁去雇保姆呢？“既然你们在国内这么舒服，为何还要出国来受罪呢”？我不解地问阿健。他还没来得及回答，另一位印度来的博士生辛格说，印度有很多的问题，腐败，宗教种族冲突等。。。比如说10多年前“金庙事件”，导致锡克人和印地人冲突，那些残暴的印度警察冲进我们旁遮普的大学校园，见到任何扎头巾的锡克男人就抡大棒，我们都被打的头破血流。
“那是因为你们锡克卫兵刺杀了英甘地总理，大家都失去了理性。”阿健看来并不十分同情锡克同学辛格的感受。辛格激动地说：“英甘地派军队屠杀了上千名锡克教徒，还占据了我们神圣的金庙，她是死有余辜，刺杀她的锡克卫士是我们的民族英雄！老实说，我以前从不支持旁遮普锡克人独立运动，从那以后，我就改变了。我们这么多锡克人流亡海外，实在是没有选择“！
“你看，我们印度人一谈起种族宗教冲突问题就容易失去理性。你们锡克金庙那个地方，也是印度教的重要遗址。争执起来，大家都有道理。谁教印度历史那么长，种族宗教那么复杂呢？“阿健感慨地话语，终止了那天他与辛格的争论。但很明显，辛格从此再没有以前对阿健的那份热情。山哥也因此对印度的族群宗教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有一天，我悄悄问辛格：阿健是一名虔诚的印度教徒吗？辛格瘪瘪嘴，不满地说：“他要是印度教徒，我反而会原谅他，他是一名耆那教徒”！
看我一幅茫然的样子，辛格解释说，耆那教也是印度教派生的一个宗教，比佛教还古老，人数只有几千万。我忙问，耆那教有什么显著特点？辛格说：他们宣称彻底的非暴力，不杀生。我越发好奇起来：怎么可能？难道真是蚊子咬他也不拍死？辛格勉强笑笑说;好像真的就是这样。
第二天我遇到阿健，便问他耆那教徒遇到蚊子咬他怎么办，他笑笑说，把它轻轻赶走就好了。我大感惊奇，又问他，听说他自来澳洲后，自己从未作过饭，基本上都是吃麦当劳。我问阿健：你一个完全素食者在麦当劳有什么可吃的？他说：炸薯条呀。很好吃的，百吃不腻。山哥一下惊呆了。
接下来的一件事，使我对阿健有了更深入地认识。印度突然宣布原子弹核爆炸成功。几位印度同学都很高兴，包括辛格。因为他们都很讨厌巴基斯坦，很担心巴基斯坦在中国的帮助下率先拥有核弹。阿健的表现尤其显得激动异常。我最初并不太在意，甚至还曾大度地对印度同学表示祝贺。可是阿健却突然说：你们中国人别再满不在乎的了！我们印度人也有核武器了，你们该害怕才对！我看阿健满脸通红的样子，便问是不是喝酒了？他说他从不喝酒。他实在是为印度自豪。自从1962年印度遭受中国侵略以来，印度人都生活在耻辱之中。如今终于再也不用怕中国了。他指着几位印度同学说，他们都以为巴基斯坦是印度的威胁，只有我知道，中国才是印度真正的对手。
我尽量语气缓和地对他说：你知道中国是哪一年爆炸原子弹？他说不知道。我告诉他是1964年。中国这些年并未睡觉，一直在改进实验中，已经跨过氢弹，中子弹等门槛。日本人前不久还说中国的核弹已经小型化，可以通过导弹投射到数千至上万公里以外。印度不但核弹不如中国，导弹技术也差很远吧？你们没有远程导弹，中程导弹“烈火“系列也常发射失败吧？还有，你知道不知道，核导弹光有固定的陆基发射基地也是不行的，很容易被敌国摧毁。必须是可以沿铁路公路可移动的，外电报道中国正在成功实验中。更重要的是核潜艇发射.中国1970年代就有核潜艇了。印度何时会有呢？
听我轻轻叙述，阿健的脸由红变白，而且越来越惨白，最后露出近乎绝望的仇视。我迎着他的目光，笑着说：“多数中国人并不把印度人当敌人和对手。毕竟作为古老的邻国，5000年来我们两国就打过一次局部战争。我真诚希望你们不要老有复仇的想法。原子弹可不是烧火棍，可不要轻易使用啊。中国从核爆炸的第一天起就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使用核武器。。。我知道你们不信。。。不过，你们不得不比以往更加谨慎行事“。自此以后，阿健和我就只是彼此礼貌客气的同事，再也不是朋友。
不久，阿健回印度了。后来我又有机会遇到来自德里大学的同行，这位女博士告诉我：阿健已经离开大学，去经商了。我至今还是想不通，一个不忍心拍死咬他的蚊子的阿健，为何居然指望用核弹来大量杀人，而且是针对我的父母之邦的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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