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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102)
2012 (90)
2013 (60)
2014 (43)
2015 (39)
北宋中叶,朝廷出现严重的财政困难,国库入不敷出。杰出的文学家,
政治家王安石(1021-1086)两度出任宰相,推动“王安石变法”,力图由
改革财税法度入手,实现富国强兵。在公元1068-1086十八年期间,推
行了“青苗法”,“免役法”等一系列新法,对国家的农,工,商,
矿,学等行业进行改革,很快增加了国库收入,增强了政府财力。
但是,王安石的变法损害了相当大民间利益,加上他本人刚愎自用,
遭到了同样杰出的史学家,政治家,保守派领袖司马光(资治通鉴作者,
1019-1086)等人的抵制。
本来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为至交好友,因为政见不同,最后绝交。王
安石,司马光去世的最后一年,保守派全面得势,新法全面废止,标
志着这场改革全面失败。
以“青苗法”为例。熙宁二年(1069年)实行青苗法,规定凡州县各
等民户,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 (青苗钱)或粮
谷,以补助耕作。
这本来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银行的雏形,但实行后与理想相去甚远。
如果贫困民户自愿请贷官钱,尚有可说,但实际上是地方官强迫农
民五家互保后在逐家派定数目,称为散青苗,地方官为了保障秋后
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对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贫下之户,因怕贫下户
无力偿还,这还谈什么惠民呢?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
百分之二十,这数目也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负担的。
由此可见,由于官僚制度的关系,原本惠民之举就变成了盘剥民众
之道。变法失败也就实属必然了。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王安石变法失败后的900余年,中国又出现了类似
北宋中叶的困境。经过1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从僵硬的高度
中央集权的体制,走向了诸候经济的另一端。从沿海特区开始,各地
都纷纷免税,让利,本地截流,结果中央财政日益贫困,部分地方,
行业,个人却日益富裕。由于中央无钱,军队,科技教育,卫生,以
及多数政府部门,都处于“穷困”状态。国情研究学者胡鞍钢,王绍
光赶紧攒文大声疾呼:中国中央财政在GDP中的比例,已经低到与刚
刚崩溃的前南斯拉夫非常接近,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在邓公的亲自举荐之下,铁面宰相朱熔基横空出世。
老朱的新政与王安石颇为相似,就是以法制手段改革财税收入,大力
推行中央和地方分税制和工商企业增值税(17%).新税制推行10余年,
中国财税每年以30%左右高速增长。2008年财税收入估计已经突破6万
亿人民币,中国政府已告别了财政困难的老皇历。
中国科技,教育,军费,公务员工资等支出连年上涨。刚刚过去的
2008年,在大雪灾,大地震之年,中国竟然在世界的惊异之中,举办
了奥运史上最美轮美奂的盛会。
400亿美元的总开支,让世界一流富国都肃然起敬。
但是,中国民众的福利还很少,百姓在教育,医疗,养老上后顾之忧
甚多,加上多数人收入不高,所以内需一直存在不足的问题。与此同
时,很多企业家都抱怨负担过重。这个负担,不止是老朱制定的税,
还有地方官吏的摊派费。
中国又出现了王安石时代的老问题:国富民穷。
不管老朱出现过多少失误,他的财税改革还是基本上成功了。朱熔基
可能没有王安石的文才,却有与老王差不离的脾气;他们对国家民族
的忠心,应该都是日月可鉴的。
他的财税改革,的确充实了国库,可是,他大动手脚,开刀阔斧
对企业的改革,可真伤害的人是太多了,我目睹同时也亲身经历了这场运动,大批的下岗职工,加剧了贫富极化,更可恶的是集权者利用当时的政策,打击报复,排除异己,使人性又一次倒回到恶的一面。
朱反腐是有了名的,可他制定的政策却恰给企业的当权者为后来贪婪和蚕食国有企业资金垫铺了道路,这对朱本人的确是极大的讽刺和打击,更是他所料不及的。
尤其是老三届受到的伤害是最大的,文革中他们接受的教育少,一是文化的欠缺,再则当时年龄又相对大了,上有老下又有小,何去何从,真的好无奈好可怜!无怪乎他们的哭诉“老毛子让我们下乡,朱大人让我们下岗”。就是到今天,在中国,他们中大多数是最贫困阶层。。。。。。我当然相信这并非朱之本意,但这是谁也遮掩不了的铁的事实,更可悲的是,所谓的企业改革,使人性倒退了一大步,这个损失,可是相当大相当广的。
税收的征集,保护纳税人几积极性,不能收过头了,该多收的少收了,你所鼓励的就发展不了;税收上来后怎样用,是弄去花天酒地,还是发展.像奥运会那样不计成本的搞,必须杜绝,你还要欣赏,这个问题上山哥有点无知.
王安石的改革过于超前大概是没有问题的。
老朱的经改也有不少失误。有人说中国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比俄罗斯更不公平,
这种说法也有道理,老朱肯定有一定责任。
如果王安石真有篡改五经的注解,那倒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不知道他如何修改.
不错,王安石变法一直存在很多争议。苏轼也的确批评过一些变法措施不周,因而遭到贬职。但保守派全面否定新法时,苏轼又挺身而出加以反对,甚至因此再次受贬。
梁启超的《中国六大政治家──王荆公》一书把王安石比作中国的克伦威尔,说他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垢”,称王安石是“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严复对王安石变法也大加赞赏。
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王安石变法涉及当时中国大规模的工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
王安石还篡改对五经的理解,让天下学子都已他的注解为准,可笑之至。老朱在为人方面可比王狂人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