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朦的日子
发朦的时候多，清醒的时候少，码点字，防老年痴呆。
母亲刚去世时，有钝刀割肉的痛感。只是日子还得过，于是就忙忙碌碌，碌碌无为，一晃就是许多年。儿女一天天长大，楼上楼下地活蹦乱跳，才发现自己白发已上了头。生活大概就是这样吧，白天黑夜里轮回，然后无声地消失在身后。回忆是忍不住的回头，去找从前的影子，于是就回忆母亲。这时才发现，除了梦里能见到的笑容，好多事情都模糊了。
母亲上中学那会儿，正是新政权初立之时。母亲说，她最初的志向，是当红色作家。后来看了宣传画，女工程师戴着安全帽站在大坝上，飒爽英姿的样子，很激动。于是志向就改为红色工程师兼红色作家，上大学时就学了河川水利，要整顿祖国的大好河山。那时候完全没有想，对女孩子而言，这条路会多么坎坷。
上大学时，母亲已经是孤儿。生活费，全靠人民助学金，和堂姐的资助。按现在的说法，母亲是个从小城镇来的特困学生。后来跟我聊天时，母亲回忆过上大学时窘迫的生活。翻阅家里的老照片，也可以看出她在大学里确实极其简朴。可是母亲是个开朗、自信、活泼，爱笑的人，所以贫困不会让她萎缩和自闭。相反，在学校里，她是个要求上进的活跃分子，有一帮疯疯癫癫的姐妹，还是学校广播站的成员。
母亲大学期间发生的最重要事件，应该是“大鸣大放“和随后的“反右”。以她直率和天真的性格，“大鸣大放”时是很难不堕入术中的。也算是运气，那时他们刚好有现场实习，错过了学校的“鸣放”机会，那场运动就顺利地过了关。后来毕业实习，去的是正在建设中的三门峡水库，当时中国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三门峡是苏联专家主持援建的，完完全全的苏联模式。因为设计者不了解黄河的特点，许多年后泥沙完全淤塞了水库，整项工程成了中国水利水电业界最大的败笔。可是在五十年代时，三门峡还是新中国的样板工程。
然后就是毕业分配。 那时，“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具体的行动。于是爱笑的女孩只身一人，来到了“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贵州，来了就一辈子。以后聊起往事，母亲略带点自我调侃地说：以她的条件，留校或去大城市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当年比较轻视象牙塔里的日子，更愿意到第一线，投生到建设国家的火热生活中去。当时我毫不犹豫地玩笑说，你老人家是真正的革命浪漫主义呵！
母亲上大学时，就已有了心仪的人。可是响应组织号召的她，决计要做又红又专的学生，个人生活问题，就只好先放一放了。毕业后她头也不回地去了贵州，她心里的那个他却漂到了远在天边的青海。好在可以通信，所以母亲的恋爱，是从信里谈起的。几年以后，母亲嫁给了她爱的人，那人就是我的父亲。新婚后的母亲，汽车火车地转了很多趟，千里迢迢地去西宁探亲。那次她带给父亲的唯一礼物，是一罐油炸花生米。以后，这事成了一惯在母亲面前没大没小的我，取笑她的经典段子。
后来父亲决定调到贵州，他单位的领导很开通，完全理解和支持他的决定。没费太多事，父亲来到了母亲的身边。值得庆幸的是，那次调动刚好在文革前完成。后来调动冻结了，母亲单位里有好多人就一直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一直到文革结束。当织女们拖家带口地来探望牛郎们时，一家人就在办公室里用绘图板搭床过日子。每每此时，母亲就会对父亲说，全家人在一起的日子真好！
在贵州搞水电，是件艰苦、危险的事情。荒山野岭不说，路途的险恶非亲历难于想象。冬天下冻后，去一次工地就是九死一生的经历。我小学时，有一回母亲她们兄弟单位翻了车，一车人全部殉职。记得灵棚里躺了一排，家属们哭得抢天呼地。平常在工地，蚊子、苍蝇、跳蚤、臭虫根本不算啥，半夜里常听见狼嚎也不稀奇。女孩子最怕的是，打开办公桌的抽屉，里面盘着一条蛇。不过母亲说，她们搞设计的不算辛苦，最苦的是地勘队的小伙子。地勘队总是最早去现场的，那时公路还没有通。山沟里别说人，鬼都没有。选坝址时，小伙子们常常得坐在竹筐里，把着绳子、迎着湍流去勘测。
贵州是典型的岩溶地貌，那种地貌建大坝是世界性挑战。库区有溶洞、裂隙、暗河，即使大坝建成了也可能蓄不了水，弄不好还会坝毁人亡。开始时请苏联、捷克的专家来帮助，他们的结论是，在这种地方修水电站是“天方夜谭”。正是母亲那一辈人的努力，将不可能变成的可能。他们锁定的第一个目标，是乌江的一条支流。那条河落差达五百多米。流域内雨量充沛，蕴藏的水力资源十分丰富。我和妹妹童年中有一小段，都洒落在那条河边，一个叫乌栗的地方。长大后才知道，边上的村子里有上海来的知青。其中的一位，八十年代写了部有名的小说，叫《蹉跎岁月》。
住的地方是山坡上一排排的干打垒，房顶是所谓的“油毛毡”，极易起火。厨房是简单的棚子，你家吃什么左邻右舍都清楚。母亲上大学时受的教育，以为未来的生活是“苏维埃加电气化”，压根儿没料到每天还得“马大嫂”。烧菜做饭绝对是母亲的弱项，所以邻居们经常发现，我们家不是饭糊了，就是菜焦了。那段日子里，我们兄妹也没少添乱。我为看飞机摔脱臼过肘关节，端开水烫伤过一条腿。妹妹因为在山坡上摘喇叭花，摔跤后头部凹陷性骨折，差点没了命。好在母亲是乐观的人，咬着牙都挺过来了。后来我自己当了父亲，才知道当年母亲有多难。
转眼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母亲在单位管着好几十号人。她是个弱女子，并无做官的欲望，更不想在那个位子上发财。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想法，就是所学有所用，实实在在的做点事情。因为没什么私欲，那几年母亲到是游刃有余。刺头的工人，骄傲的年轻大学毕业生，都被母亲管得口服心服。经费是重中之重，为了纵向横向的项目，母亲全国四处奔波。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里，倒也欣欣向荣。
多年的劳累，让母亲的健康受到很大伤害。感觉精力不济了，母亲就向领导辞职。领导说，没犯错误，哪能就辞职。母亲说，干不动了，就要让贤，新成代谢很正常的。于是领导准了，母亲就有了几年轻闲的日子。
那时候，她爱上了琼瑶的电视连续剧，还逼着父亲跟他一起看。这一爱好，很符合我给她的鉴定----一个永远的高中女生。妹妹给我讲，母亲毕竟上了年纪，看电视时常要打瞌睡。这时候，父亲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母亲每次醒来后，父亲会向她汇报错过的情节，让她可以前后衔接起来，顺畅地看完一集又一集的故事。
很可惜的是，虽然读过大量的文学作品，母亲没有精力去实践当作家的愿望了。如果互联网在中国早几年流行，或者她能一直健康地活到今天，说不定她会开个博克什么的，每天码点字自娱自乐。她一生的经历，肯定有很多精彩的章节。
告别母亲有十几年了，总能记得的，是她的笑声。有一天突然发现，长得很像太太的女儿，开心笑起来时，有奶奶的影子在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