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盘美国新冠疫情：特朗普为何忽视警告、一错再错

复盘美国新冠疫情：特朗普为何忽视警告、一错再错

ERIC LIPTON, DAVID E. SANGER, MAGGIE HABERMAN, MICHAEL D. SHEAR, MARK MAZZETTI, JULIAN E. BARNES

最后更新于：2020-04-13 16:22:09 中国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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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不管你们怎么看，情况都会变得很糟糕，”1月28日晚，退伍军人事务部(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的高级医学顾问卡特·梅彻(Carter Mecher)在一封给各政府机构和大学的公共卫生专家的电子邮件中写道。“预期的疫情规模看起来已经让人难以置信。”

那是在美国发现第一例新冠病毒病例一周后，又过了漫长的六周时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才终于采取积极行动应对国家面临的危险——目前预计该大流行病将夺去数万美国人的生命。梅彻在邮件中敦促美国公共卫生部门的高层清醒过来，为采取更激烈应对措施的可能性做好准备。

“你们取笑我停课的疾呼，”他在给大家的邮件中写道，该群组自称“赤色黎明(Red Dawn)”，这是一个圈内玩笑，出自1984年的一部电影，讲述的是一群美国人在外国入侵后努力拯救国家的故事。“现在我要疾呼，大专院校也要停课。”

他的声音并不孤单。在整个1月，特朗普一再淡化这种病毒的严重性，把注意力放在其他问题上，而政府内部的大批人物——从白宫高级顾问到内阁部门和情报机构的内部专家——都确认了这一威胁，发出了警告，并明确表示必须采取积极措施。

但总统没有及时领会风险的规模，也没有采取相应行动，而是着重于控制信息传播，保护经济收益，并对高级官员的警告置之不理。他说，这是个突然冒出来的问题，是无法预见的。

即便特朗普在1月底出台了第一个具体措施——限制来自中国的旅行，但在政府内部辩论中，公共卫生问题常常不得不与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考虑竞争，这延缓了决策进程，导致向国会寻求更多资金、获取必要物资供应、解决检测试剂短缺，以及最终让大部分民众呆在家中的决定都姗姗来迟。

跟众议院提起总统弹劾案之后以及参议院审理弹劾案期间如出一辙，特朗普的反应被他对所谓“深层政府”——正是他的政府中那些拥有专业知识和长期经验的人——的怀疑和蔑视所影响，他们原本可能引导他更快采取措施减缓疫情发展、挽救生命。

特朗普政府内部围绕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的长期争执，也使决策过程变得复杂起来。起初，不希望在贸易谈判中惹恼北京的想法让病毒问题退居次要地位，但后来，面对21世纪首个真正的全球性威胁之一，在北京面前占据上风的冲动让这两个世界大国之间的分歧进一步加深。

特朗普在疫情应对上的种种不力，也因其平日主宰电视屏幕和全国对话的努力，以惊人的透明度呈现出来。

但对现任和前任官员的数十次采访，以及通过对电子邮件和其他记录的查阅，揭示出许多此前未曾披露的细节，让人们得以更全面地了解在这一致命病毒的传播过程中，特朗普抗疫不力的根由和程度：

• 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负责跟踪流行病的办公室在1月初就收到情报，预测病毒将蔓延到美国，并于数周内提出了一些选项，比如让美国人居家工作、让芝加哥这样的大城市封城。直到3月，特朗普都在回避这些措施。

• 尽管特朗普在几周后否认了这一说法，但当时曾有人告诉他，他的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在1月29日撰写的一份备忘录中，详细列举了出现新冠疫情的潜在风险：可能会有多达50万人死亡，并造成数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 在1月30日的一次通话中，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Alex Azar)直接警告特朗普暴发疫情的可能性，这是他在两周内第二次向总统发出警告。总统当时正乘坐“空军一号”前往中西部地区公开露面，他回应说，阿扎尔是在危言耸听。

• 2月，阿扎尔公开宣布，政府将在美国5座城市设立“监测”系统，评估病毒的传播情况，让专家得以预测接下来的热点地区。该计划被推延了数周时间。计划启动缓慢，再加上美国在检测能力的提升上存在不容置疑的失败，使得政府官员对病毒传播的速度几乎一无所知。“我们就像在没有任何仪表的情况下开飞机，”一名官员说。

• 到了2月的第三周，政府高级公共卫生专家得出结论，他们应该向特朗普推荐新的应对方案，其中包括提醒美国人民注意风险，敦促他们采取保持社交距离、居家办公等措施。但白宫反而将重点放在了信息传递上，又过了关键的几周，专家们的观点才被总统勉强接受——当时病毒的传播基本未受阻止。

当特朗普在3月中旬终于同意建议全国保持社交距离，大部分经济活动因此陷入停滞后，一些最亲密的助手发现他备受打击，灰心丧气。有人说他对危机愈演愈烈感到“郁闷”和“困惑”。他本来把连任的赌注押在了经济上，而现在经济突然变得一团糟。

那名助手说，他只能靠每天的白宫新闻发布会来重拾自信，发布会上，他经常试图改写过去几个月的历史。他一度宣称，自己“早在它被称为大流行病之前，就已经是这个感觉了”；他还在另一场发布会上坚称自己必须做“这个国家的拉拉队长”，似乎这足以解释他为什么没能让公众对即将到来的疫情做好准备。

特朗普的盟友和一些政府官员称，这些批评是不公平的。中国政府误导了别国政府，他们说。他们坚持认为，要么是总统没得到正确的信息，要么是他周围的人没有传达威胁的紧迫性。他们辩称，在某些情况下，某些给他意见的官员在他看来是不足信的，但一旦通过其他渠道获得了正确的信息，他就会做出正确的决定。

“虽然在1月和2月，媒体和民主党人拒绝严肃对待这种病毒，但特朗普总统采取了大胆的行动来保护美国民众，发动了联邦政府的全部力量来遏制病毒的传播，加大了检测能力，加快了疫苗研发，即便当时我们对感染或无症状传播的水平没有充分认知，”白宫发言人贾德·迪尔(Judd Deere)说。

在病毒传播过程中出现过一些关键转折点，一些让特朗普能够战胜病毒而不是在其后一味追赶的机会。政府内部的讨论为他提供了明确的选择，在一些时刻，他本可以提出更深刻的问题，了解更多东西。他处理这一切的方式可能会影响他的连任竞选，也绝对会塑造他的政治遗产。

控制的幻觉

到2月最后一周，政府的公共卫生团队已经清楚意识到，必须关闭病毒热点地区的学校和企业。但在特朗普主导的动荡白宫，他们又花了三周时间才说服总统，如果不能迅速采取行动控制病毒的传播，将会产生可怕的后果。

2月21日，当卫生和公众服务部(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Department)的应急救灾高级官员罗伯特·卡德莱克(Robert Kadlec)把白宫新冠病毒工作组召集起来开会时，他的议程十分紧迫。政府将病毒拒之门外的策略存在严重的漏洞。他们将不得不封锁国家以阻止它的蔓延。问题是：什么时候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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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的新病例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激增，病毒正在整个中东地区蔓延。越来越明显的是，政府搞砸了用来追踪国内传播的病毒检测，而一个借助联邦流感追踪系统的小型监控项目也胎死腹中。

在华盛顿，总统并不担心，他还预测到4月份，“天气稍微变暖时，病毒就会奇迹般地消失”。他的白宫仍未要求国会提供额外资金，为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感染的潜在消耗做准备，而医护人员越来越担心口罩、呼吸机及其他设备的供应问题。

特朗普接下来的决策可能极大影响这个大流行病的进程，以及感染和死亡的人数。

基于这些情况，工作组聚集在一起进行了一次沙盘演习——这是前一年政府进行的流感大流行全面战争演习的实时版本。那次演习名为“红色疫灾”(Crimson Contagion)，也由卡德莱克主持，在一场始于中国的假想疫情暴发后，有1.1亿人感染，770万人住院，58.6万人死亡。

面对真出现一场大流行的可能，工作组需要决定何时放弃“遏制”——即努力将病毒控制在美国之外，并隔离任何被感染的人——转而采取“缓解”措施，阻止病毒在国内的传播，直到有疫苗可用。

《纽约时报》审阅了该议程中的问题，其中包括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阿扎尔何时应建议特朗普采取正确的缓解措施，“如让学校停课和取消大规模集会”，这些都是布什时期应对大流行病方案中接下来可以采取的适宜措施。

这场演习令人警醒。这群人——包括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 Redfield)，以及时任白宫特别工作组负责人的阿扎尔——得出的结论是，即使存在严重扰乱国家经济和数百万美国人日常生活的风险，也将很快需要采取更为激进的社交远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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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卡德莱克还有怀疑，两天后这些怀疑也消除了，因为他偶然发现了一封来自佐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一名研究人员的电子邮件，对方正是那群花了数周时间在“赤色黎明”电子邮件链里追踪疫情的学者、政府医生和传染病医生中的一员。

一名20岁的中国女子感染了五名亲属，尽管她本人从未表现出任何症状。这件事的可能影响很严重——表面上健康的人可能在无意中传播病毒——也为迅速采取措施减少传播的需要提供了依据。

“这是真的吗？！”卡德莱克在给那名研究人员的回信中问道。“如果是的话，我们的筛查和隔离工作有一个很大的漏洞。”那名研究人员的回答直截了当：“人们正在把病毒带到所有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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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卡德莱克和其他人决定将一份题为《减少传播的四个步骤》的计划提交给特朗普，告诉总统，他们需要开始让美国人为一个国家历史上几乎从未采取过的步骤做准备。

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总统的大发脾气和内部的地盘之争耽搁了这项计划。工作重点转向了传递信息和对成功的自信预测，而不是呼吁公众为减少病毒传播采取措施。

2月份的最后几天，或许比特朗普入主白宫后的任何时刻都更能说明这位总统的无能或不愿意接受向他发出的警告。在一场公共卫生灾难中，他却重拾自己惯用的政治策略，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让新冠病毒得以在全国悄悄地蔓延。

卡德莱克的工作组想马上与总统见面，但特朗普当时正在印度访问，所以他们同意，特朗普两天后一回来，就尽早当面向他说明情况。如果他们能够说服他相信改变做法的必要性，他们就可以立即开始一场全国性的教育运动，让公众为新的现实做好准备。

工作组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合作准备了一份备忘录，标题是《美国政府应对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的措施》，这份日期为2月14日的备忘录记录了将采取的更为严格措施，包括：“大幅限制公众集会规模，取消几乎所有体育赛事、表演，以及不能通过电话召开的公众和私人会议。考虑学校停课。来自公共和私人机构涉及范围广泛的‘禁足令’，一些人几乎100%远程上班。”

这份备忘录并不主张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活动限制，但指出，在“持续的人际传播”明显存在的地方，采取有针对性的“检疫和隔离措施”可以减缓病毒的传播。

但在他们有机会向总统当面提交这份备忘录前不到24小时内，计划黄了。

2月25日，就在特朗普登上“空军一号”从印度返回美国时，国家免疫和呼吸道疾病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Immunization and Respiratory Diseases)主任南希·梅索尼耶(Nancy Messonnier)博士向公众发出了他们一致认为有必要的直率警告。

但梅索尼耶早了一步。工作组还没有把计划告诉总统，更不用说得到他的同意了。

在飞回美国的18个小时行程中，特朗普眼看着梅索尼耶的警告导致股市崩盘，这让他怒不可遏。飞机在2月26日早上6点左右降落后，特朗普就怒气冲冲地打电话给阿扎尔，对梅索尼耶不必要地让人们惊慌大发雷霆。由于阿扎尔已在几个问题上与总统的关系如履薄冰，而且在快速生产有效且可广泛使用的检测盒上监管不力，他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的权力被削弱了。

原定在特朗普回来的当晚向他提交保持社交距离建议的会议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总统召集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他在会上宣布，将由副总统迈克·彭斯负责白宫的抗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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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服特朗普有必要采取果断行动的努力受到拖延。让彭斯和他的工作人员负责这项工作，重点很明确：不要再发出危言耸听的信息。福奇和雷德菲尔德等卫生官员的声明和媒体露面将由彭斯的办公室协调。等特朗普宣布认真采取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时，又过去了三周多的时间，而病毒传播的速度就是在这段浪费了的时间里迅速加快的。

从2月26日到3月16日的近三周时间里，美国的确诊病例从15例增加到4226例。从那时起，已有近50万美国人的病毒检测呈阳性，有关当局说，可能还有数十万人会被感染。

中国因素

对新冠病毒的最早警告陷入了政府内部有关中国争论的泥潭。最早提出旅行禁令的是对华鹰派人士。但他们对中国的敌意，也削弱了这两个世界大国在应对全球危机上采取更合作做法的希望。

那还是在1月初，马修·波廷格(Matthew Pottinger)与香港一个流行病学家的通话让他感到恐惧。

波廷格是国家安全事务副主任，也是对华鹰派人士，他在打给医生老友的电话中，得到了一个直言不讳的警告：中国出现了看起来与2003年的SARS相似的新疫情。它的传播速度比政府承认的快得多，而且用不了多少时间就会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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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廷格曾在SARS暴发期间担任《华尔街日报》驻香港记者，报道这种高传染性病毒造成的死亡的经历让他至今仍心有余悸。

17年后的今天，他的朋友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你们需要做好准备。这位朋友警告，没有症状的人也能传播这种最初在武汉暴发的病毒——但在当时，美国卫生官员还没有接受这个说法。波廷格通过发言人表示不予置评。

这是发给白宫的最早警告之一，逐级上报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情报报告中也包括类似的警告。尽管中央情报局的大部分早期评估报告所掌握的信息并不比公开的资料多多少，但情报界的一些更专业的角落正在发出高水平的、令人恐惧的警告。

美国国务院的流行病学家在1月初提交给国家情报总监的一份报告中写道，这种病毒可能会蔓延到世界各地，并对新冠病毒可能会发展成一场全球大流行做了警告。国防情报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的一个小前哨部门——国家医学情报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Medical Intelligence)也在独立的工作中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今年早些时候，在得到了有关新冠病毒的初步信息的几周内，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生物防御专家们看到了武汉正在发生的情况后，开始呼吁官员们考虑对像芝加哥这样大的城市采取隔离措施需要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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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月中旬时，新冠病毒正在中国境外传播的证据也越来越多了。波廷格开始就新冠病毒的情况召开每日例会。他向上司、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C·奥布莱恩(Robert C. O’Brien)发出警告。

波廷格及其他对华鹰派人士早先发出的警报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包括推动对中国的公开指责。政府内部的批评人士说，这种做法在新冠病毒蔓延到西欧，并最终蔓延到美国的过程中，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

这些人也受到了特朗普的经济顾问的反对。他们担心，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可能会破坏与中国达成的初步贸易协议，而这是特朗普连任竞选的支柱之一。

波廷格对中国执政的共产党持怀疑态度，有些人甚至认为他密谋推翻中共。他最初曾怀疑，中国政府隐瞒了一个阴险的秘密：新冠病毒可能来自武汉的一个研究致命病原体的实验室。在他看来，这甚至可能是一场发生在毫无戒心的中国人身上的致命事故。

在会议和电话中，波廷格要求情报机构——包括从事亚洲问题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研究的中情局官员——寻找可能支持其理论的证据。

他们没找到任何证据。情报机构没有在中国政府的内部交流中发现任何警报，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一种致命病毒从政府实验室意外泄漏的话，会伴随有这种警报。但波廷格仍相信，新冠病毒问题比中国人所承认的要严重得多。在白宫西翼，国内政策委员会(Domestic Policy Council)主任乔·格罗根(Joe Grogan)也试图警告，来自中国的威胁正在加剧。

在奥布莱恩的支持下，波廷格成为在1月的最后几周里试图说服特朗普对来自中国的旅行采取限制措施的力量之一，这是为阻止病毒传播所采取的第一个实质性措施，总统也多次提到这一点，作为他应对得当的证据。

除了来自总统经济团队的反对，波廷格及其对华鹰派盟友还不得不克服来自政府公共卫生专家的最初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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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官员说，旅行限制一般对控制疾病暴发起反作用，因为禁令会使医生和其他急需的医疗援助无法轻易到达疫区。这种禁令往往导致被感染的人们逃离限制区，从而进一步传播疾病。

但阿扎尔在1月30日上午接到了福奇、雷德菲尔德等人的电话，说他们改变了主意。世界卫生组织已将新冠病毒暴发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官员也在美国国内发现了首例确认的人传人病例。

以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为首的经济顾问团队继续辩称，对中国采取激起争端的措施，并对全球旅行采取限制的做法存在很大的风险。一番辩论过后，特朗普站在了鹰派人士和公共卫生专家一边，他于1月31日公开宣布，限制来自中国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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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特朗普及其他高级官员担心进一步惹恼北京。除了担心影响贸易协议外，他们也知道，由于美国在抗击新冠病毒急需的药品和防护器材上严重依赖中国，两国对抗不断升级是有风险的。

但在这场日益严重的危机中，鹰派人士仍在2月份继续推行对中国采取严厉立场。波廷格和包括国务卿迈克·庞皮欧(Mike Pompeo)的助手在内的其他人坚持在政府声明中使用“武汉病毒”的说法。

庞皮欧试图在每一个环节传递反华信息，最后甚至敦促七国集团领导人在一份联合声明中使用“武汉病毒”的说法。

包括彭斯的助手在内的另一些人抵制公开采取强硬立场的做法，他们认为，激怒北京可能会导致中国政府拒绝出口医疗用品、药品，以及共享任何可能最终对疫苗研制有用的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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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在3月中旬采取了和解的做法，赞扬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的抗疫工作。

但当助手们告诉特朗普，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公开编造了一个新冠病毒来源的新阴谋论，称病毒是美国军人去年10月访问中国时带去的时，情况陡然发生了变化。

特朗普怒不可遏，他用自己最喜欢的平台发布了新信息。3月16日，他在Twitter上写道，“美国将大力支持那些受中国病毒影响尤其严重的行业，比如航空公司等。”

特朗普升级口水战的决定，破坏了两国政府在应对这场全球威胁上进行广泛合作的任何尚存的可能。这种相互怀疑是否会影响两国在治疗或疫苗研制方面的努力，仍有待观察。目前，两国已在这两个方面展开竞争。

混乱的后果

特朗普政府的混乱文化助长了这场危机。缺乏计划和执行失败，再加上总统对新闻周期的关注，以及他更相信自己的直觉而非数据，都消耗了时间，甚至可能是生命。

在白宫西翼，人们普遍认为，特朗普的贸易顾问纳瓦罗脾气暴躁、自以为是，而且喜欢插手。他是最直言不讳的对华鹰派人士之一，1月下旬，他与政府卫生专家就发布中国旅行禁令一事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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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起初被挡在了疫情应对小组之外的纳瓦罗于1月29日发出的一份备忘录，让许多人不以为然。备忘录敦促特朗普施加旅行禁令，并称若未能积极应对疫情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导致成千上万人丧生和数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这条不请自来的讯息，和当时总统淡化威胁严重性的做法存在重大冲突。当助手们向特朗普提起此事时，特朗普回应说，他对纳瓦罗以书面形式提出警告感到不满。

从认识到病毒的威胁那一刻起，特朗普身边人的那些常见的敌对和派系斗争，就一直困扰着政府的应对工作，再加上总统的冲动性情，这些都严重影响着决策和政策制定。

面对这种致命病原体的持续打击，分歧和缺乏长期规划导致了严重后果。这些都拖慢了总统的反应速度，并导致执行和规划上的问题，包括向国会寻求资金时的延误，以及未能开始广泛的监视检测。

对特朗普在疫情上的立场进行影响的努力始于1月初，当时他的关注重点在其他地方：在下令击杀伊朗安全部队主脑卡西姆·苏莱曼尼(Qassem Soleimani)将军后面临的局面；他对与中国达成初步贸易协议的推动；以及参议院即将开始的对他的弹劾审判。

即使在1月18日佛罗里达州马阿拉歌庄园的电话会议中，阿扎尔首次向他通报了该病毒的潜在严重性之后，特朗普也胸有成竹地表示这事很快会过去。

“我们完全控制住了它，”几天后，他在瑞士参加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时对一位采访者说。“放心，没事的。”

回到华盛顿，从白宫外传来的声音，对特朗普应该做什么以及应该多快采取行动有着不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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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中制定对策的过程充满了争吵，有时在组织上很随意。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月27日下午匆匆召集的一场会议，就属于这种情况。白宫战情室里只能站立，挤满了白宫高级顾问、低级别幕僚、特朗普的社媒大师和多位内阁部长。没有针对潜在大流行暴发制定的准备工作事项清单，这项工作本该涉及要求进行大量测试、迅速获得防护装备，以及对美国人的出行可能实施的严厉限制。

取而代之的是，在阿扎尔对他的部门的应对能力进行了20分钟的描述之后，新上任的副国务卿史蒂芬·E·比根(Stephen E. Biegun)宣布计划发布“四级”旅行警告——强烈建议美国人不要去中国，会议顿时陷入混乱。房间里爆发出争吵声。

几天后，即1月30日晚上，总统即将做出最终决定，着手发布对中国的旅行禁令。当时的白宫代幕僚长米克·穆尔瓦尼(Mick Mulvaney)和阿扎尔打电话给空军一号。阿扎尔直截了当地警告说，该病毒可能发展成大流行病，并主张中国应为其不透明性受到批评。

特朗普拒绝了批评中国的想法，称该国的麻烦已经够多了。并且，如果说总统对旅行禁令的决定证明他已经充分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他对阿扎尔的回应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不要恐慌，特朗普对他说。

整个2月份，这种心态一直存在，总统的高级助手们一直在传达一致的信息，但没有采取任何具体步骤来为可能发生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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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月和3月初，美国的感染数量开始激增，但特朗普政府并未采取行动大规模订购口罩和其他防护设备，以及呼吸机这样的关键医疗器材。五角大楼处于待命状态，等待任何为临时医院或其他方面提供援助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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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就这样过去了，3月到来，总统仍然被立场不一的派系包围，尽管事态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不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是行不通的。

特朗普已同意在3月11日晚做一次椭圆形办公室讲话，宣布对欧洲实施旅行禁令，在欧洲，病毒正在意大利肆虐。但是，在回应他的商界友人和其他人的观点时，他继续拒绝呼吁保持社交距离、学校停课和其他可能危害经济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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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病毒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快速蔓延——而在重症患者越来越多、缺乏口罩和其他防护设备、缺乏呼吸机和足够的重症监护病床的情况下，医院面临崩溃的危险。经过数周的拖延和无所作为后，令总统及其助手焦虑不安的问题是：这下该怎么办？

椭圆形办公室讲话后不久，前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在白宫内颇受信赖的权威专家斯科特·戈特利布博士(Scott Gottlieb)来见了特朗普，这场会面一定程度上是总统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力主促成的。戈特利布的作用是要让总统知道，这场危机可能会变得多么严重。当时负责工作组的彭斯也起了作用，用不同于阿扎尔的方式向总统介绍当下问题的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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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手们说，但是到最后，是加入了工作小组的资深艾滋病研究员黛博拉·比尔克斯博士(Deborah Birx)帮助说服了特朗普。伯克斯声线温柔并爱用特朗普喜欢的那种图表，并且没有那种会激怒总统的咄咄逼人。他经常告诉人们，他认为她很优雅。

3月16日周一，特朗普宣布了新的社交距离指南，并且将持续两周有效。随后严重的经济动荡促使总统反复提出取消限制，甚至包括那些临时的限制。他频繁地问助手，为什么在新闻中，他的政府仍然因检测上的全面失败被责怪，并坚持把责任推给各州。

在3月的最后一周，参加工作小组会议的白宫高级顾问凯莉安·康威(Kellyanne Conway)为其他助手的担忧发声。她警告特朗普，他所期待的复活节恢复秩序的打算可能无法实现。她还告诉他，在批评者的眼里，病毒导致的每一例死亡都是他的过错。

几天后，他在电视上看到了埃尔姆赫斯特医院中心(Elmhurst Hospital Center)的惨痛景象——该中心离他在纽约皇后区的儿时故居只有几英里——在24小时内有13人死于冠状病毒。

他没有取消限制措施。

Mark Walker自华盛顿、Mike Baker自西雅图对本文有报道贡献。Kitty Bennett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Eric Lipton是《纽约时报》驻华盛顿的调查记者。他曾三度获得普利策奖，此前曾为《华盛顿邮报》和《哈特福德新闻报》工作。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EricLiptonNYT。 David E. Sanger是时报国家安全记者。在为时报供职的36年报道生涯中，他曾三次作为团队成员获得普利策奖，最近一次是2017年的普利策国际报道奖。他最新出版了《The Perfect Weapon: War, Sabotage and Fear in the Cyber Age》一书。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他。 Maggie Haberman是一名白宫记者。她2015年以竞选报道记者的身份加入时报，是2018年因报道唐纳德·特朗普的顾问及其与俄罗斯的联系而获普利策奖的团队成员之一。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 @maggieNYT。 Michael D. Shear是一名白宫记者。他此前供职于《华盛顿邮报》，是该报因报道2007年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而获普利策奖的团队成员之一。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shearm。 Mark Mazzetti是时报驻华盛顿调查记者，曾在华盛顿分社从事国家安全报道十年。他也是2018年因报道唐纳德·特朗普的顾问及其与俄罗斯的联系而获普利策奖的团队成员之一。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MarkMazzettiNYT。 Julian E. Barnes是驻华盛顿的国家安全记者，负责报道情报机构。在2018年加入时报前，他曾为《华尔街日报》报道安全议题。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他。 翻译：Cindy Hao、Harry Wong、邓妍 点击查看本文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