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将冠状病毒疫情归咎于全球化，认为阻止更多类似病毒爆发的唯一方法就是“去全球化”。建起围墙、限制旅行和减少贸易。然而，即使短期隔离对于控制疫情至关重要，长期的孤立主义将导致经济崩溃，对真正抗击传染性疾病的传播毫无助益。恰恰相反——流行病真正的解药不是隔离，而是合作。
流行病早在全球化时代之前就夺走了几百万人的生命。十四世纪的时候，还没有飞机和邮轮，但黑死病在十几年间就从东亚传到了西欧，导致了7500万至2亿人（超过欧亚大陆人口的四分之一）的死亡。在英国，每10个人就有4个死亡。佛罗伦萨的10万居民，有5万人不幸殒命。
1520年3月，一个天花病毒携带者——弗朗西斯科·德艾圭亚到达墨西哥。当时，中美洲没有火车、公共汽车甚至驴子。然而到了12月，天花疫情摧毁了整个中美洲，约三分之一人口死亡。
给孩童接种疫苗抵抗天花
1918年，一种特别强大的流感在短短几个月间蔓延到世界最远的角落，5亿人（超过全球人口四分之一）被感染。据估计，印度有5%人口因此丧命；这个数字在大溪地是14%；在萨摩亚是20%。这次流感在不到一年时间内，总计夺走了几千万人（也许高达1亿人）的生命，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四年间造成的死亡人数都多。
1918年之后的一个世纪，由于人口增加以及交通发展，人类更容易受到传染病的危害。像东京和墨西哥城这样的现代大都市，为病原体提供了比中世纪佛罗伦萨更富饶的狩猎场；加上全球交通网络远比1918年时迅捷，一个病毒可以在24小时之内从巴黎到达东京和墨西哥城。因此，我们本该预期自己生活在一个传染性的地狱里，地狱里有一个接一个的致命病毒。
然而，流行病在发病率和影响方面都大幅降低。尽管发生了艾滋病和埃博拉的爆发，21世纪流行病导致的死亡在总人口所占比例，比石器时代以来的任何时候都低。这是因为人类对病原体的最佳防御不是隔离，而是信息。人类一直在抗击流行病方面取得胜利，因为在病原体和医生的竞赛中，病原体依赖的是盲目变异，而医生依赖的是对信息的科学分析。
当黑死病在14世纪肆虐时，人们对病因和对策都毫无头绪。直至现代，人们通常把疾病归咎于愤怒的神明、恶毒的魔鬼和恶劣的空气，甚至不曾怀疑细菌和病毒的存在。人们相信有天使和精灵，却无法想象一滴水里就能包含致命掠食者的舰队。因此当黑死病或天花来临时，当局可以想到的最佳对策就是组织对各路神明的大规模祈祷。但这没用。其实，当人们聚在一起大规模祈祷时，更容易引起大规模传染。
上世纪，全世界的科学家、医生和护士汇总信息，共同设法了解流行病背后的机制和应对流行病的手段。演化论（又译“进化论”）解释了新疾病为何爆发并如何爆发，也解释了旧疾病如何变得更加凶险。借助遗传学，科学家可以窥探病原体自身的使用说明书。尽管中世纪的人从没发现黑死病的病因，但现在的科学家只用两周就识别出冠状病毒，对病毒基因组进行测序，并开发出针对感染者的可靠检测方法。
2019-nCoV的基因组组成和系统进化树，
图片来自Cell Host & Microbe, 2020, doi:10.1016/j.chom.2020.02.001。
一旦科学家了解了流行病的病因，战胜它就容易多了。疫苗、抗生素、更好的卫生条件以及更先进的医疗基础设施，让人类在无形的掠食者中占据上风。1967年，天花感染了1500万人，并造成200万人死亡。但在此后十年，全球接种天花疫苗的运动就非常成功。世界卫生组织在1979年宣布人类获胜，天花已被彻底根除。2019年已经没有人感染或死于天花。
关于冠状病毒疫情，历史带给我们什么启示？
首先，历史表明，永久关闭国界无法保护我们。请记住，即使在中世纪传染病也能迅速蔓延，那可比全球化时代早多了。因此，即使你把全球联系减少到1348年的英国水平，也不足以阻隔病毒。如果真想通过隔离来保护自己，倒退回中世纪都没用，你得倒退回石器时代。你真能做到吗？
其次，历史表明，真正的保护来自于可靠的科学信息共享和全球团结一致。当一个国家被流行病袭击，它应该自愿对疫情信息进行诚实共享，而不是担心经济受挫。同时，其他国家应该信任这些信息并自愿伸出援手，而不是排斥受害国家和受害者。如今，中国可以向世界上很多国家传授关于冠状病毒的经验教训，但这要求很高水平的国际信任和合作。
2月13日，武汉金银潭医院隔离病房内忙碌的医护人员。| 远征 摄
国际合作对有效的隔离措施也是必需，隔离和封锁对阻止流行病传播至关重要。但当国家之间彼此不信任，当每个国家都觉得自己孤军奋战时，各国政府就会对采取严厉措施犹豫不决。如果你的国家确诊了100个冠状病毒病例，你会立刻封锁各个城市和区域吗？很大程度上来说，这取决于你对其他国家的预期。封锁你们自己的城市可能导致经济崩溃。如果你认为其他国家会施以援手，你将更有可能采取严厉措施。但如果你认为其他国家会弃你而去，可能会因此犹豫不决，直到为时已晚。
关于流行病，或许人们最该意识到的是，流行病在任何国家的传播都会危及整个人类，因为病毒会演化。比如冠状病毒可能起源于动物（如蝙蝠）。当它转移到人类身上，起初并不太适应人类宿主。病毒在人体内繁殖的过程中，偶尔会发生变异。大多数变异是无害的。但时不时的变异使该病毒更具感染性，或更能抵抗人体免疫系统——这个病毒的变异株会在人群中迅速蔓延。因为一个人就可能携带数万亿个不停繁殖的病毒颗粒，所以每个感染者都可能给病毒提供新机会，使它们更适应人类。每个病毒携带者就像一台赌博机，给病毒发了万亿张彩票。病毒若想蔓延开来，只需要一张彩票中奖就够了。
这不只是猜测。理查德·普雷斯顿在《红色区域危机》（ 此书无中文译名，Crisis in the Red Zone）中描写了2014年埃博拉爆发的一连串事件。爆发始于病毒从蝙蝠转移到人类身上。病毒使人非常难受，但当时这种病毒还是更适应在蝙蝠体内存活，而不是人体内。将埃博拉从相对罕见疾病变成凶险流行病的是在西非的玛可拉地区，感染了“一个”人的埃博拉病毒上的“一个”基因的“一个”变异。这个基因变异将埃博拉病毒玛可拉毒株和人体细胞中负责运输胆固醇的受体相连。正常情况下，这些受体将胆固醇吸收进细胞。现在，它们吸收的不是胆固醇，而是埃博拉病毒。这个新玛可拉毒株的传染力比之前高四倍。蝙蝠病毒一夜之间变异成可怕的人类流行病。
当你读到这里时，也许德黑兰、米兰或武汉的某位冠状病毒感染者的体内基因正在发生类似变异。若真如此，那它直接威胁的不仅是伊朗人、意大利人或者中国人的生命，也包括你的生命。全世界的人都生死与共，不要给冠状病毒可乘之机。这意味着我们要保护所有国家的所有人。
上世纪70年代，人类战胜天花病毒是因为所有国家的所有人都接种了天花疫苗。哪怕一个国家没给国民接种，都有可能危及全人类。因为只要天花病毒还存在或演化，它都可能再次到处蔓延。
在和病毒的斗争中，人类需要严守边界，但这不是指国与国之间的边界，而是人类需要守住自己和病毒区域的边界。地球上有数不清的病毒，新病毒因为基因变异而不断演化。病毒区域和人类世界的边界在人类的身体内。如果一种危险的病毒成功穿过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的边界，就会将全人类置于危险中。所有国家都应该携手共同保护这个边界。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人类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固了这个边界。现代医疗体系在边界上起到围墙的作用；护士、医生和科学家是巡逻并击退入侵者的卫士。但是，很大一部分边界不幸暴露在外。世界上有数以亿计的人缺乏基本的医疗服务。这危及我们所有人。我们总是从国家角度考虑医疗卫生问题，但是为意大利人、伊朗人、韩国人和中国人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也可以帮很多以色列人和美国人免受流行病侵袭。这个浅显的真理对大家应该显而易见，但可惜，甚至世界上很多重要的大人物都忽略了这点。
当今人类面临的严重危机不只因为冠状病毒本身，还因为人类之间缺乏信任。要战胜流行病，人们需要信任专家，公民需要信任公共当局，国家之间需要互相信任。过去几年，某些不负责任的政治家故意破坏了对科学、公共当局和国际合作的信任。结果，现在面对危机，我们失去了那些本该鼓舞、组织和资助全球协同响应机制的领导者。
2014年，埃博拉疫情爆发时，美国担起领导者的职责；2008年经济危机期间，美国也扮演了类似的角色，当时它与足够多的国家团结起来，以防止全球经济崩盘。但近些年来，美国已经辞去全球领导者的角色。现任美国政府取消了对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支持，并向世界清晰表明美国没有真正的朋友，只有利益。当冠状病毒疫情爆发时，美国隔岸观火，迄今未发挥任何领导作用。即使它最终试图充当领导者，鉴于公众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已削弱到这般境地，估计没有几个国家会追随它的领导。难道你会追随一个“美国先行”的全球领导者吗？
美国留下的空白尚未被任何人填补。恰好相反，仇外心理、孤立主义和不信任是现在大多数国际体系的特征。没有信任和全球团结，我们将无法阻止冠状病毒疫情，将来还可能会目睹更多类似流行病。但是危机也是机遇，但愿当前疫情会帮助人类意识到全球不团结将带来严重危险。
举个显著的例子，流行病可以是欧盟重新赢得近几年所失民心的黄金机遇。如果那些比较幸运的欧盟成员国可以慷慨解囊，为身处困境的盟国提供金钱、设备和医疗人员的援助，这将比任何演讲都更能证明欧洲理念的价值。另一方面，如果每个国家都决定自谋生路，那这场流行病可能会给整个欧盟敲响丧钟。
人类困在与冠状病毒的抗争中，但真正决定性的斗争发生在人类自己身上。如果这场疫情带来的是人类之间更严重的不团结和不信任，那将是病毒的最大胜利。当人类互相指责时，病毒正在翻倍。相反，如果疫情带来的是更紧密的全球合作，这将不只是抗击冠状病毒的胜利，还将是抗击所有未来病原体的胜利。
（赫拉利个人微博：@尤瓦尔诺亚赫拉利，作者授权译者：陈光宇。全文将刊登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