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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面对世界的方式—徐则臣

(2019-12-15 08:58:49) 下一个

徐则臣评刘亮程散文:一个人面对世界的方式

1998年,远居新疆的外省青年刘亮程出版了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其后又推出另一本散文集《风中的院门》。这两本关于一个名叫黄沙梁村的花草庄稼,风马牛,驴狗人的散文集子惊动了一大批文坛的大腕,诸如韩少功、李锐、蒋子丹、林贤治等,他们纷纷为之鼓吹。于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最后一位散文家"诞生了。韩少功他们所以如此隆重地推介刘亮程,原因之一当然是他的文章写的漂亮(李锐:真是很少读到这么朴素、沉静而又博大、丰富的文字了。),另一方面,作为知识分子,他们显然对刘亮程面对世界的方式颇为激赏(李锐:刘亮程是在最平常、最平凡的农村生活细节中,舒展开自己深沉的生命体验的。这种平常平凡的生活随处可见,刘亮程从不强调自己的偏远和奇特。韩少功:我多年来想写的一种文字,被刘亮程写出来了。)。刘亮程的文字很好,文字的内容及文字中所凸显的面对世界的方式,让我想起了沈从文,更让我想起了遥远的古希腊人。

生活在公元前五六世纪的古希腊人,因为"宁静,洒脱,坦诚与自信",成为两千年来人们追慕的对象,当时的希腊也成了后人心中的"人类的精神家园",从而由历史的事实穿上了理想的、颇具"彼岸"色彩的外衣。这种被后人称作"希腊精神"的文化特征,用尼采的话说,是"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相互辉映的结果。古希腊人在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的理智加狂欢的整合下,兼具了"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温克尔曼语)。其实说到底就是,这时候的希腊人会过日子,懂得如何沉入生活的底层而不会沉溺,沉静审视又不致双脚跳离大地。遗憾的是,这种自足和智慧的生活方式被他们的后代弄丢了,几千年都没找到。即使是以人类灵魂为工作对象的知识分子也不能幸免。

二十一世纪初,我在刘亮程的文字里依稀看到了一个希腊人的影子。这是一个多么让人兴奋的事情,为此,我尝试通过对刘亮程的解读,为知识分子展开一条通向古希腊的小道。

一、知识、理论、智慧和丰富的内心

一个人怎样才能"宁静,洒脱,坦诚与自信"?通俗的解释是,他清楚地知道他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知道该追求什么,又该放弃什么,同时在追求与放弃之间,保持一颗向上的平常心和为人的良知。能够清醒地面对世界需要一种途径,祖宗告诉我们:"人不学,不知义;玉不琢,不成器。"又告诉我们:"学而优则仕。"可见古往今来,唯读书获取知识为正途。知识分子由此而生。由读书而得知识,由广博的知识而形成理论,由对世界的渐深的理论认识,因其先进和通达而对生活卓有成效,谓之智慧。即是说,由知识而理论,而智慧,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个渐入佳境的过程。这对知识分子并非难事。难的是,拥有一个丰富的内心。所谓"丰富的内心",我以为,就是内心能容纳整个世界,与之同生共存,眼中之山即为山,眼中之水即为水,心中是一个本体的世界,本体的花草虫鱼,本体的风雨人物,你能听到这个世界的真切的呼吸和哀鸣,能够作为与对方平等的一个生命去体会另一个生命的生死荣枯,和生长途中的忧喜悲欢。能够率性而为,随意歌哭,给自己一个活脱脱的人。由此我以为,知识之上是理论,理论之上是智慧,智慧之上是丰富的内心。还世界以本来面目,弃了机心,绝了人为的俗虑,留下最根本的东西。

但是,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往往到了智慧的殿堂就开始止步,他们被思想拖累,总以被知识抽象过的眼光去打量世界。当他们面对一朵花,一个流浪汗,一个转过脸对陌生人笑的哑女孩,心中浮起的不是一个个活泼的生命,而是凌空蹈虚的概念、判断和推理。他们对生命无动于衷。一个忽视生命的知识分子,像离开土地的高粱一样让人生疑。正如刘亮程所说:"我们看到许多作家几乎所有条件都具备了:有丰富的阅历,深厚的学养,知识,勤奋,文字表达都到家了,却最终没写出半部像样的东西。可能这些条件并不能更深切地接近生存,反而阻碍了他。"而对刘亮程来说,二十多年来在田野和炊烟里转悠,彻底地面对了一个村庄,懂得了:"任何一株草的死亡都是人的死亡。任何一棵树的夭折都是人的夭折。任何一粒虫的鸣叫也是人的鸣叫。"理解了众生才会坦诚自信,见惯了生死才能宁静洒脱,由此深刻,实现了对生存的超越。正因为此,蒋子丹才说:"(刘亮程)散文中透出的那种从容优雅的自信,是多少现代人已经久违了,陌生了,熬长了黑夜搔短了白头也找不到的大才华。" 刘亮程提到了"生存",这是他从事文学的唯一武器,但是生存着的知识分子恰恰忘了这一点,他们只为"存在"而生。

二、存在与生存

像魏晋的士大夫热衷于谈禅,现代的知识分子们热衷于存在,对生存深为不齿。原因不外乎,存在直接与"精神"、"终极"一类宏大的字眼搭上了关系,而生存仅是柴米油盐等的一地鸡毛的勾当,那是体力劳动者的活儿。刘亮程自称是个农民,扛一把铁锨上了文坛,把一个叫"黄沙梁"的村庄搬到了纸上。他的"全部学识就是对一个村庄的见识"。黄沙梁只有生存性的问题,一个沙漠边缘的偏远小村显然不是培养哲学家的沃土。刘亮程的眼里只有阳光和风(《那时侯的阳光和风》)、黄昏(《永远一样的黄昏》)、猫(《最后一只猫》)、狗(《追狗》《狗这一辈子》)、树木(《我的树》《树会记住很多事》《我认识的那根木头》)、蚂蚁(《两窝蚂蚁》)、麦子(《野地上的麦子》)和虫(《与虫共眠》)。琐碎至极,卑微至极,在黄沙梁里,精神缺席,宗教缺席,终极关怀缺席,彼岸缺席,中东战争、世界和平和wto统统缺席。刘亮程硬是在这些小东西上做大了文章。他长久地盯着它们看,像凝视自己的兄弟姐妹,"把人间的不平,历史的蹂躏统统放在自己的世界之外,让生命浸漫到每一颗水滴,每一丝微风之中",与之休戚与共。当人们把一匹马称作牲口时,他看到的是一个生命,悲悯,平等,猜想"不知道它们把人叫啥"。所以他发现了我们很多人永远都无法发现的秘密:"其实这些活物,都是从人的灵魂里跑出来的。它们没有走远,永远和人呆在一起,让人从这些动物身上看清自己。"(《人畜共居的村庄》)在我们跑步进入人工搭建的城市文明时,刘亮程一个人留在了村庄里转悠,成为二十世纪最后一个"自然之子"。像梭罗之于瓦尔登湖,沈从文之于湘西,苇岸之于大地上的事情,像卡夫卡之于城堡,刘亮程守着他的黄沙梁,操一把铁锨认真地看着每一粒活泼的生命。

生存越来越为人忽略。"除了书本,我们已越来越不懂得向生存本身,向自然万物学习了。接近生存在这个时代变成了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蒋子丹说:"刘亮程不为他人和前人的知识观念所囚,在文化时尚主流之外,另辟一片天地,没有任何一点与都市人行影相随的焦灼和烦躁,身边小事皆可入文,村中动静皆可成诗。" 许多人皓首穷经企图阐释这个世界犹未可得,刘亮程却曲径通幽,仅凭一个村庄就直接打通了与世界的关口。或许正如他所说,"任何一件事物上都可能找到整个世界,就像在一滴水中看见大海"。基于生存,他发现了存在,而"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最高等的教育是生存本身对他的教育"。这一观点,是否是对传统的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分野的颠覆?

三、形而上与形而下

我以为长久以来,我们对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划分存在问题。习惯上把奔向哲学和终极的精神上的东西归为"上",而把散淡日常切肤可感的东西归为"下"。"上""下"之分关乎"大脑",但对我们来说大概更关乎内心。窃以为"上"与"下"应是针对内心而言。当一种东西抵达我们内心,让我们的灵魂战栗,我觉得它就与我们的精神息息相通了,与我们的精神和存在是一致的,它就是形而上,不论它采取何一种方式,是抽象还是形象,是一段哲理,还是俄罗斯的"一片美丽而高远"的天空。

曹文轩在长篇小说《红瓦》代后记《永远的古典》一文中举了一个事例:

"一个人轻生,任何思想说服,也许都无济于事。但如果这个人这一刻站在青青的草地上,看到天边的云彩下走过一个天使般的红袄小女孩,也许会觉得世界很漂亮,活着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就会放弃轻生的念头。颓唐的安德烈公爵,躺在血染的沙场上,正是看到了一片美丽而高远的俄罗斯天空后,重又获得生存的勇气的。" 在这里,思想毫无作为,真正打动垂死者让其再生的,是触目惊心的生命和美,而大美无言。坚持着"生存"立场的刘亮程遥遥呼应。他在《寒风吹彻》中,叙述了他遇到的一个被风雪冻死的人:

"一个人最后的微弱挣扎我们看不见;呼唤和呻吟我们听不见。┄┄他的身上怎么能留住一点点温暖呢?靠什么去留住。他的烂了几个洞,棉花露在外面的旧棉袄?底磨得快通、一边帮已经脱落的那双鞋?还有他的比多少个冬天加起来都要寒冷的心境……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他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我们帮不了谁。我的一小炉火,对这个贫寒一生的人来说,显然微不足道。他的寒冷太巨大。" 这是一个让人绝望的故事。当一个人的心境过于寒冷,我们无法温暖,当我们的炉火对贫寒一生的人微不足道,当我们面对一个生命行将逝去又拉不住他的手,将是怎样莫大的悲哀。还有什么比挽留一个生命而无能为力更重大的形而上?刘亮程曾给永恒下了一个定义:"所谓永恒,就是消磨一件事物的时间完了,但这件事物还在。"在这个定义里,我看到了人的生命是如何被一块麦地,一堵院墙,两片篱笆拖垮的,而形而上的定义里没有生命的痕迹,只有一支端端正正的文字的小分队形而上里没有人,形而上是针对世界而言的,而人是整个世界的集合。在刘亮程的人畜共居的村庄里,人与畜的命运相连,人与草木小虫的命运也相连。以一己的灵魂交通另一个灵魂,颤抖时一块颤抖,飞升时一起张开翅膀,生活因此祥和和激动人心,坚持了人类活下去的欲望。当人类歌哭的时候,作为精神先锋的形而上它在哪里?

 

四、学院派与野狐禅

这个话题由刘亮程的文字引起。刘亮程的文字平易好读,叙述为体,议论为用,写的是家常事,说的也是人人都听的懂家常话,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在通俗的行文中传达出天地间的大道理。这让人想起学院派风格来。据说早有人对之提出了批评:学院派已经僵死。大意是说,学院派有着一套顽固的规矩,说话务求像神父登上讲坛,板着面孔布道,说一些只有上帝和他自己才听得懂的梦话。或者竟连神父也不如,神父还多少带些感情色彩,学院派学者是榨干了水分,每一个句子都硬邦邦的,像搭上通往精神王国的梯子。显然不能一棍子打死,但的确有为数不少的学术在凌空蹈虚,远离民间,最怕是哪一句话说得缺少理论色彩。

我不敢相信有一种理论可以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就像我不相信有一种理论可以解释我们的生活一样。解释生活的要靠生活本身,形象的,体验的,情感的,切肤的,痛彻肌髓的。学术可以对之归纳总结,推理和演绎,知识不要把水一样的世界固定在一个冷冰冰的模子里,造出一个大家都认为毫无意义的怪东西。相反,却有一大批柔韧可感的文字和思想,显示出了无可替代的真价值。深究起来大概要归入学院派鄙弃的那一类了,即"感性"的学术。比如罗兰·巴特的随笔,宗白华的《美学散步》,比如残雪的对卡夫卡、博尔赫斯、莎士比亚、但丁和《圣经》的解读。若度之以篇末的参考书目的数量和语言的抽象程度,此类文章只能流落到学院门口的大马路上了。但恰恰是这些文字在触动我们的神经和灵魂,它们已经被保存或终将被保存。因为他们是用心写,而很多人是用脑袋或者手指写。

1999年王蒙在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他的写作较之科班出身的作家,只是"野狐禅",没什么理论的禁忌,只图个口笔的痛快,发一发自己的真声音。多么难得的自在和真声音。王蒙式的赏心悦目的"野狐禅"之于中国文坛,想必是越多越好了。知识源于民间,理当回到民间,在民间融合升华,于生存有所裨益。但满目所见的学术玄言般高高在上,钻女人到底是否三寸的金莲的鞋尖。吾未见其明也。既已不能根植于民间,定然也难以返回民间了,他们的双脚拔离大地。尴尬已经暴露,学院派的大门依然紧闭。

这是一个面对世界的方式的问题。面对世界归根结底是面对生存,正如关注存在形而上最终是为了人类活得更好。离开土地丢掉根的树木是不会知道自己能长多高的,我们的目光却高高越过自己的头顶,把自己置于上不能顶天,下又不能立地的景况里,我们会把自己变成不会感动的瞎子。

刘亮程有一首诗说:"生命是越摊越薄的麦垛/生命是一次解散/有人走过你的一生没遇到你。"这是多么可怕的结局。古希腊人能够为人类世代垂范,无非是他们深入生存,认真地活得自然些、放松些、淋漓尽致些,活得更像个"人"些,把所有的生命都看在了眼里。这种生活的本领到了我们的手里失传了。二十世纪末一个叫刘亮程的中国人,以自己面对世界的方式再次提醒了我们,古希腊的火种还可以重放光芒,若是再错过,我们将会在每个人所剩无几的时光里徒然羡慕,羡慕刘亮程把一个村庄看得那么仔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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