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真有“作家中的作家”，这家伙就是桑德斯(zt)

倘若真有“作家中的作家”，这家伙就是桑德斯

人物JOEL LOVELL2013年03月13日

作家乔治·桑德斯

Damon Winter/The New York Times

在雪城(Syracuse)一家小寿司店里，乔治·桑德斯 (George Saunders)承认眼前这一切当然算是一种现实，就是我跟他，两个男人，正谈着小说、吃着牛油果沙拉、听着头顶上喇叭里传来的艾拉妮丝·莫莉塞特 (Alanis Morissette)的音乐。还有一种现实，即我俩都是行尸走肉。我们就“死亡”这一主题已经讨论了好一阵。我的一位挚友不久前过世，我想把一种至今仍 时不时体验到的状态描述出来——不太像在现实世界里，但距离在一点点拉近——还有我知道这种拉近是好事，是在重回现实，但同时我又觉得遗憾，因为这意味着 某种难得的洞若观火的觉悟正在黯然消散。这话我有些说不明，但桑德斯听得懂，他躬身细听，鼓励着我。他髭须浓密金黄、山羊胡渐添灰丝，时不时地——当他侧 耳倾听——看起来或略显严苛，就好像刚从安铁顿(Antietam)某个军帐中走出来一般。不过，当他开口讲话，眼眉上挑，元音听着全都是芝加哥味儿，闪 亮的双眼看着就像道格·汉宁(Doug Henning)，而你又不知道这个人基本上是个公认的天才，那你有可能会把他当成一个超友善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正在日间公共频道主持什么木工活儿节目。

“如果我们可以保持那种状态，一定很有趣。”桑德斯说道，意思是： 如果我们可以带着这种开放心态生活的话——这种心态，时与死亡亲近。他描述了十年多之前，他乘坐的一趟从芝加哥飞往雪城的航班。“我们正飞着呢，我有种犯 罪的快感，因为我当时正读着《名利场》杂志；我正往家飞着呢。突然间一声夸张的怪响，就好像飞机被小货车拦腰撞了似的。我想，呃，嗯，我不抬头看。如果我 继续翻杂志，不抬头看，那这一切都没发生。结果又来了一声。”

每个人都开始尖叫，飞机发出可怕的金属扭曲声。黑烟——“黑得好似 来自蝙蝠侠电影一般”——从座位头顶的空调通风口里冒出来。他们掉头飞往奥黑尔机场，“芝加哥的四方街道映入眼帘，一格一格的街区在我眼中越发清晰，速度 极快。”机上的灯全在闪，机师走出来用带着慌乱的语气提醒大家系好安全带。“我旁边坐了个十四岁的小男孩。他转过头来问我，‘先生，现在这样正常的吗？’

“我记得我当时在想，不、不、不、不、不、不、不。就这一个音节， 翻来覆去。我还在想，人还真能给吓尿呢。但我当时脑中最强烈的思绪，就是意识到我眼前那个座位的存在感。”他手指向眼前那个想象中的椅背。“我想，噢，对 了，我的肉体。这么久以来都属于我，今天就在这儿交差了。就在这个椅背上。”他原本设想自己面对死亡时，一定会“从容以对”，一定会把握当下，一定会平静 祥和地度过最后的光阴。“但我当时连自己叫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他说，“我真是完全心不在焉；当时我想的就只是一个字：不。”

乔治·桑德斯在科罗拉多州戈尔登市，1981年。

John Hopkins

他终于还是努力转过身，对邻座的小朋友说：会好的、会没事的。“虽然当时我其实并不这么认为。走道对面还坐了个女的。最后——我就好像刚从冷库里爬出来一样——僵僵地伸过我的手，握住她的手。”就这样，他们熬过了接下去的几分钟，等死。

最终，他们并没有坠毁在芝加哥的大街上，也没有一头栽进冰冷的密歇根湖里，而是安全降落在了跑道上。各种紧急救援设备均已就位，但全然没有派上用场。结果后来才知道——虽然这细节于乔治·桑德斯的故事而言无足轻重——他们九死一生，只因飞机撞上了一群大雁。

“那之后的三四天，”他说，“我的世界美到了极致。死里逃生，你知道吗？我还想到，假如你能一直就这么过活，总是警醒地意识到一切终将终结——这就很妙了。”

你可以将这种渴望——这种真心警醒，无论面对美、面对残酷、面对人 类愚蠢的不靠谱，还是面对出人意外的恩典，都永远尽可能开放的心态——称为“乔治·桑德斯实验”。所谓陈辞滥喻，莫过于将一个作家喻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作 家”。话虽如此，若我们真要将“我们这个时代”定义为历史上的一段时期——在这段时期，我们所生活的国家往别人头上扔着炸弹，但我们对这些人的生活几无所 知，仅有些抽象至极的认识，而这些人却对我们抱以最扭曲的观念；在这段时期，我们有人因工作而绝望，极度渴望的一份工作，只为能负担得起一些商品，令自己 的孩子多一分开心，令自己和家人多一分自尊；在这段时期，甚至可以这么说，间或有人莫名恐惧异常，或因看见自己孩子熟睡而情绪万千、不能自已，或冒险与人 坦然以对，发现对方亲切以待，因而心感欣喜——若我们以这些方式定义“我们这个时代”，那么乔治·桑德斯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 

本周，桑德斯的第四本短篇小说集，《十 二月十日》(Tenth of December)，即将由兰登出版社出版。桑德斯今年54岁，于1996年，即他37岁时，发表了第一本书《衰败时期的内战疆土》 (CivilWarLand in Bad Decline)。之后又发表了另两部小说集，《天堂主题公园》(Pastoralia)和《在信仰国》(In Persuasion Nation)；一部中篇小说，《菲尔短暂而恐怖的王朝》(The Brief and Frightening Reign of Phil)；一部童书，《浮丽村颇固执的怪皮虱》(The Very Persistent Gappers of Frip)；以及一部报告文学体的非小说、散文、幽默小品合集，《脑死扩音器》(The Braindead Megaphone)。

《衰败时期的内战疆土》刚面世时，很多人说桑德斯新鲜、野蛮、讽刺 的声音破土而出，登堂入室；虽然他其实早在八年之前就已开始陆续发表短篇小说了，一边写，一边在罗切斯特(Rochester)一家名叫“弧度集团” (Radian Corporation)的公司靠编配技术报告打工维持生计。他小说的背景设定，大概可以描述为略具未来感的美国——或者说当今美国可能更好。在这里，因 为资本主义的迫切需求，事物全都变得有些怪诞。这些故事常发生在衰草连天的主题公园，或叫人黯然魂消的远郊办公区，但这些故事本身却充满了活力；故事时而 异常阴暗，却又同时非常、非常有趣。小说里的角色讲着一种奇怪的新语言——一种增强版的官僚语言，或曰某种以“自我提升”的陈词滥调为基础而被动标准化的 行话（“这可真叫我激怒，那晚我不得不两次走进小房间里，实施我的‘缓恨呼吸术’”）——这语言使得故事带有寓言的感觉，但同时还具有别的文体特征，从而 更加难以定位。该书出版时，适逢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的《无限戏谑》(Infinite Jest)付梓，当时给人的感觉，就好像这两位作家（另还有少数几位）都忙于订立当代美国小说的新语言。

我还记得那次华莱士来《哈珀斯》杂志社(Harper's Magazine)的办公室，当时我还在那里就职，应该正好就是在《无限戏谑》签名售书会刚开始前或刚结束后。（这次签名售书会在我记忆中可能盖过了其他 任何一次，因为我脑海中的画面全都是华莱士躲在楼上的房间里，回避着楼下数以百计渴望称贤或亲贤的人群。）华莱士当时是否真得看起来有些受惊，或只是我想 象中他看来如此，不好说；但我清晰记得他站在大厅里的样子，脚蹬一双高帮鞋，鞋带还开了，他说乔治桑德斯是美国最令人兴奋的作家。

打那以后，关于桑德斯的类似评论不一而足。对于密切关注美国小说形 势的人而言，他已经成为了某种超级英雄。如今他的短篇小说频繁登上《纽约客》，各种选集也都少不了他的踪影；他还得了一大堆奖，包括麦克阿瑟基金会 (MacArthur Foundation)2006年颁给他的“天才奖”，称他是个“极富想象力的作家，持续影响着一代青年作家，给当代美国小说带来了别具一格的幽默感、悲 悯与文学风格”。正如约书亚·费里斯(Joshua Ferris)最近在《衰败时期的内战疆土》再版电子书序言里所写到的：“要谈论桑德斯是如此之难，部分原因是作家群已达成共识，认为他不知何故反正不仅 仅只是一个作家，比作家多一点什么。……（其）写作像是出自某种圣人之笔。他似乎与某种更好的存在有所接触。”

讲老实话，若真存在一个“作家中的作家”，那么这家伙就是桑德斯。 “他可真是独一无二，”洛丽·摩尔(Lorrie Moore)这样写道，“他独树一格——但这一点众人皆知。”图拜亚斯·沃尔夫(Tobias Wolff)是桑德斯在上世纪80年代就读雪城大学写作专业研究生课程时的老师，他说：“他是过去二十年里我们文学史上的亮点之一。”接下来他补充的一句 话，是我听过对他人最优雅的一句赞美：“他的心灵如此宽宏大方、具有雅量，以至于你若在他周围好行小慧，你自己都觉得无地自容。”玛丽·卡尔(Mary Karr)自桑德斯90年代在雪城大学任教以来一直是他的同事（顺带一提，她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拥有一副美妙动听的歌喉，以及一张别开生面的“臭 嘴”），她告诉我说：“我认为他是在世的英语作家里面最会写短篇小说的。”

桑德斯的小说，抛开其各种形式上的创新，以及讽刺的能量不谈，最主 要的一点，也是往往易遭忽略的一点，是他给你带来的“感觉”。我多年前就已爱上桑德斯的作品，近几个月也花了很多时间跟他待在一起，试图理解他如何得以办 到这一切。然而，想要找到一种精准的方法表达我读他短篇小说后的情感反应，着实是一件难事。其中一点就是：你读了这些小说，你感觉你自己被读懂了——如果 这样讲得通的话。或者，可能这么讲反而更模糊了：你感觉他对人性的理解似乎独出机杼、有一无二，而你因此感到安心。即使，这样的“安心”往往是打包卖的， 附赠的东西甚是奇怪，比如说，有个故事是这样的：一位曾几何时贞洁质朴的舅妈起死回生，她的侄子在脱衣舞男餐厅上班（类似猫头鹰餐厅[Hooters]， 不过服务员都是男的，而且更低俗），她便鼓励侄子大胆解放自己的身体，多露点“家伙”给顾客看，这样就能赚更多小费，帮助家里避免她所预言的惨剧。

朱诺·迪亚斯(Junot Díaz)这样对我描述桑德斯产生的影响：“桑德斯独具慧眼，善于捕捉我们当前资本文化的荒谬和非人化因素，这一点无人能及。然而另一方面，他小说中冷酷 的严苛又与宽宏的怜悯相互平衡。他的道德视角如此广阔，有时令人迷茫，因为很少有人能像桑德斯切入得那么坚决或深刻。”

《十二月十日》比以往任何作品都更加动人，情感上更易于接近。“我 希望能更敞开一些，”桑德斯说，“如果有十个读者，我们假设这其中有两个，是我永远都够不着的。他们永远不会对我作品感兴趣。再比方说，这其中有三个我已 经够着了，也许够着四个。如果我的作品里有种什么东西，能使得第五、第六、第七个人都转过头来看一眼，我就很想知道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我无法改变我这个 人，也无法改变我做的事，有些读者可能觉得我前几本书并不那么引人入胜，但也许有这么一种方法，可以使我影响到这一部分忠实的好读者。所以我这次想要编个 大点儿的篮子，足够容纳他们所有人。”

这本新书里有几个故事一看就是桑德斯式的。比如说，有个故事几乎通 篇假装骑士口吻发表演说；还有个故事，是这本书里纯讽刺性的一篇，完全以备忘录形式写就，落款全都“部门经理陶德·比尔尼”(Todd Birnie)，主题全都是“3月绩效统计”。（这个陶德到底是哪个部门的经理，书中并未明确表述，但随着剧情推进逐渐明了起来的是：在其备忘录的委婉措 辞伪装下，隐藏着某些可怕的阴暗面。）但是，新书中还有几个故事开始窥视一些桑德斯此前从未触碰的情感地带，至少是未曾深入的。例如与书名同题的这篇，讲 述了冬日里的一天，几个角色各自生活的纠葛。其中有个小男孩，从外观描述就足以看出他们的社会地位——“一个肤色苍白的小男孩，留着豪迈王子 (Prince Valiant)式的倒霉刘海，一身幼兽式的癖性”；以及一个癌症将死的男人，他决定要去公园里自杀，想在冰天雪地里脱光衣服冻死自己，从而使自己的家庭 免于因癌症而必将招致的痛苦、暴怒和破败。

“如果死亡就在这房间里显而易见，那可真有意思呢。”桑德斯说道， 意思是任何故事，只要围绕死亡的念头展开，必然紧张而富于感情。“但我还想说的是，我很乐于叫自己相信，这一切会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我对此颇感兴趣；因为 如果你对此没兴趣，那你就有病啊。我们活在这里，到底是为了找寻什么，其实是既成事实。我很讨厌有种想法，就是平时插科打诨胡混，然后就比如说，‘噢，我 得胰腺癌了’，多可怕啊，想想就可怕啊。但对我而言，你本就该想到这些事，而且从来就应该思考这些事。作为一个小说家，关键是要知道，如何思考这些问题才 能使其具有实质。因为你归纳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想要令它有分量。”

他的小说里，死亡之后偶见一些戏剧化的时刻，小说人物的生活有时突 然重新构建了、救赎了，我就此向他提问。“以戏剧结构而言，人本主义真实的那一套已经不能满足我了，”他说，“我的意思是，我也买他们的账，它是“真实” 的一个子集，但并不充分。等我临死的时候，这些东西对我没什么用。换个方式看吧。我们现在在这儿。我们都是好人。我们过得都还行。但我们知道，若干年之 后，我们就不在这儿了，而且从此时到彼时之间，会发生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或至少这事潜在地令人不快和使人害怕。当我们转而试着理解这一点时，我真不觉得人 本主义的真实够用啊。因为如果够用的话，那就太荒唐了：如果我们的所知恰好足以回答关于宇宙的所有问题，那可就太扯了。这不都扯得有点儿畸形了吗？反之， 则或有一大块广袤的现实我们无法感知——鉴于此可能性极高，我想这才是现在真正压迫着我们并影响万物的真实。所谓‘这个嘛，我们看不见它，所以我们没必要 看见它’的说法，我觉得是很奇怪的。” 

桑德斯任教于雪城大学，教授研究生写作课程已有16年了。 我花了几天时间听他的课。这是个研讨会性质的教“形式”的小课，有五个学生。我去上课那天，讨论的焦点是修订的本质——具体而言，是关于几篇雷蒙德·卡佛 (Raymond Carver)的短篇小说，以及卡佛与他的编辑戈登·理什(Gordon Lish)之间令人心焦的关系。学生们看起来都很机智的样子，桑德斯显然全力以赴。“学生水平这么高，你必须得真诚，”他告诉我，“这强迫你不断反观自己 的进程，以免横生废话。”多年前，在《信徒》(The Believer)杂志一篇与本·马库斯(Ben Marcus)的访谈中，桑德斯解释了他为什么会在一个艺术创作硕士课程上花那么多时间，他说：“一个人打破自己的习惯、懒惰，以及有限的头脑，进而实际 写出一些东西，出版了，还对别人有用，这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以“极其狭隘、急功近利”的态度考虑写作课程是个错误。他说：“即使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学 无所得，这过程对其而言仍然高尚。这个过程，是试图对其说点什么，是带领其逐渐体悟技巧问题、世界观问题以及自我意识问题——所有这些都是对性格的培养， 而且，上帝保佑，我们所做的一切，可千万别仅仅是为了实实在在的职业生涯回报。我一次又一次看到，这种试图说点什么的过程给人以尊严，使人获得进步。”

与学生会谈结束后，桑德斯带我踏上一程快速的雪城大学文学之旅：托 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老街坊；图拜亚斯·沃尔夫的宅子（沃尔夫离开雪城、前往斯坦福大学任教后，桑德斯与妻子宝拉[Paula]和女儿们在此居住）；雷蒙 德·卡佛与诗人苔丝·加拉赫(Tess Gallagher)共同居住过的小屋，那时卡佛还没醉生梦死。我们的车开进一个死胡同，桑德斯给我指了一隅陋室。这幢房带个地下室公寓，有几扇阴暗的小 窗，还有个破破烂烂的水泥地露台，看起来很阴森。“大卫就是在这儿写出了《无限戏谑》，”他说，“这里应该挂一块牌匾的。”

他与宝拉现住在纽约州的奥尼昂塔(Oneonta)市郊，位于雪城 东南，约两小时车程。开过一段颠簸的石路，他们的房子坐落在一座小丘上，方圆十五英亩都是他家占地。这地方很漂亮，修了鲤鱼池，而且因为二人平时都投入大 量精力修行宁玛派佛教，所以也能看到一些佛像，树林里还挂着彩色经幡。

桑德斯在房前车道对过的一个小屋里写作。有天早上，我们在那儿坐了 一两个小时，他的两条黄色拉布拉多就在门外嗅来嗅去瞎转悠。他的写字台就在小屋里，还有一个沙发和一张堆满了书的桌子，书都是他为下个写作项目做研究用 的。架子上有他、宝拉和女儿们的照片，还有一张很棒的照片，是他当年玩融合爵士乐的情景：他手里正弹着一把芬达泰来吉他，留着一头强尼·温特 (Johnny Winter)式的披肩泛白金发。“一生中，我们是很多个人的总和。”他一边说，一边从架子上拿起那张照片。

我们聊了一会儿他与华莱士的关系。就二人小说看似关注了相似主题的 问题而言，从各方面讲，据桑德斯称，二者都是“好比两队矿工，挖的是同一个点，但是从不同的方向挖。”他描述了早期前往纽约，在不同场合，分别与华莱士、 弗兰岑（指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译注）、本·马库斯谈话的场面，称度过了“三四个真心激烈、紧张的下午和夜晚”，谈论了什么是“小说的终极渴望”。桑德斯补充道：“摆 在桌面上的，是情感小说。可我们怎么操作呢？我们怎么实现呢？是否还有什么有待发现的？这几个问题可能导致形成鲜明对比的两个愿望：一、写点儿有道德分量 的小说，而不是，或不单纯是对技术的运用或脑力游戏；二、同时，还不能俗气、感伤或反动。”

“这几个家伙都受过更好的训练，”他说，“当后现代主义还是新鲜出 炉的时候，他们曾经很强势且热情地参与其中。”不过，后现代主义的父辈打造了当代美国人的文学感知力。对他而言问题并不是如何超越他们，而是如何“仿拟我 实际工作生活的情感状态”——如他后来所说， 是如何到达一种语态。这种语态，是他在“具有使我政治化及软化效果”的成人生活中，经受或目睹了“种种轻微蛋疼自作孽”之后，才有所领悟。

他父亲曾在芝加哥开过几家连锁快餐店，叫“鸡肉无限” (Chicken Unlimited)，后来在德州阿马里洛(Amarillo, Tex.)开了一家比萨饼餐厅。当时桑德斯上大学，在科罗拉多矿业学校(Colorado School of Mines)念地质工程，结果餐厅失火烧没了。因为保险书承保范围里的一个陷阱，桑德斯家丢了整个餐厅，未能获赔。之后全家很快就从阿马里洛搬到了新墨西 哥，他父亲开了间配套支援型的公司，从事石油钻井平台二氧化碳回收工作。“我还记得那时外面零下20度，我们住的是活动房，管道全都冻住了，”桑德斯说， “我父亲就站在外面，只穿了个风衣，手里拿着喷灯，想要给管子解冻。”

矿业大学毕业后，桑德斯去了一家石油勘探公司，在苏门答腊岛的丛林 里工作。“当时我要接受震波勘探方面的培训，”他说，“我们先钻个很深的洞，然后把炸药铺在洞底，远程引爆，然后你就有地下断层截面图了，根据图决定往那 儿钻。”他们上班干四周、休两周。停工的时候，先坐40分钟短程往返的直升机，去到最近的城市，然后再从那里飞新加坡。

“在那之前，我觉得我是个安·兰德(Ayn Rand)式的人，”他说，“然后你去了亚洲，看到那些真正受苦受难的穷老百姓，发现他们并非因为牢骚抱怨才陷入窘境。”有一次，在新加坡休工的时候，半 夜走回宾馆，他在一个挖掘工地旁停下脚步，“看见一群黑影在坑洞里疾步穿行。然后我意识到，这些黑影都是老妇的身影，她们正在上夜班。喔，我想，这事儿 安·兰德可解释不清。”

每逢歇工，他一定会囤上够读好几周的书。“这是很严肃的正经事，” 他在一篇题为《冯内古特先生在苏门答腊》(Mr. Vonnegut in Sumatra)的散文（收录于《脑死扩音器》）中写道：“如果四周没过完，书先看完了，那我就只能沦落到去重读那本1979年的《花花公子》了，翻来覆 去不断地读；同时，或转而，打开矿工宿舍里的电视，几小时几小时地看爪哇国的皮影戏。”

某次出差，桑德斯挑了本《第五号屠宰场》(Slaughterhouse-Five)，纵然当是时他自称 “几乎还没读过什么书”，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它，因为这本书并不符合他当时的认知——他本以为“伟大的作品很难读。”

最终，他因在遭猴子粪便污染的河中游泳而感染，抱病回家。接下来的 两年，用他的话讲，他“试图像凯鲁亚克一样超脱，试图‘了解美国’。”在芝加哥有一个令他如痴如狂的女人，但总觉得自己高攀不上；眼下，他游历亚洲归来， 又几乎是要过上作家的生活了，“不管我当时想法多不成熟、多狂妄自大，总之我跑到了她跟前，跟她说：‘跟我走。’”他们搬去了洛杉矶，“我，和这个女孩 儿，我本该带她欣赏世界，可我当时连工作都找不到，”桑德斯说，“我们穷困潦倒到了谷底。”所以他们逃离洛杉矶，溜回了芝加哥，桑德斯住在一个姨妈家的地 下室里，找了份盖瓦工的活儿。几年前，他曾写过一篇很出色的散文，就是关于那段时间，以及那段感情的终止，《1984，芝加哥的圣诞节》，刊于《纽约 客》。“最后，要说钱，我是挣到了，”他写到，“使人免于丢脸的钱。” 

1985年，桑德斯因一篇题为《浮物屋内的秩序缺乏》(A Lack of Order in the Floating Object Room)的小说，顺利入读雪城大学研究生写作班。“那篇写得很野，很有趣，”他说，“但我很后悔。因为写出来是摩登的，但我本来设想的是1932年。我 本想写成海明威的感觉。”在《衰败时期的内战疆土》再版的作者按语中，他写道：“如果我写腻了（海明威），那我就模仿一下卡佛，再模仿一下巴贝尔（指艾萨 克·巴贝尔，Isaac Babel——译注）。有时我模仿巴贝尔，假装他住在德克萨斯。有时我模仿卡佛，假装卡佛在苏门答腊的油田干活儿（我干过）。有时我模仿海明威，假装海明 威住在雪城，这，对我而言，听起来就像卡佛。”

他来雪城不久，就认识了宝拉，她当时也在这个写作班。三周后，两人 订婚了；七个月后，宝拉怀孕了，是在两人的蜜月里怀上的。“我俩本是一对儿年轻的卡佛追随者、垮掉派，结果感觉一周之内就变成了奥兹和哈里特(Ozzie and Harriet)的完美家庭秀啊，”他说，“当然，是破产版的奥兹和哈里特。”1989年，女儿凯特琳(Caitlin)一岁时，他们搬到了罗切斯特，这 样桑德斯就可以在“弧度集团”上班了，当技术作家。一年后，二女儿艾莲娜(Alena)出生。两个女儿都是怀胎五个月后早产的，产后必须彻底卧床休养。当 时有一阵儿他们的车还坏了，于是桑德斯就骑自行车上下班，沿着伊利运河(Erie Canal)，在寒冷的月光下，蹬自行车，穿着一身太空服似的防寒装备，包括“一副实验室护目镜、一身雨衣、一双高筒胶靴，我记得上面还画着小太空人”。

乔治·桑德斯何时成为乔治·桑德斯？若有可能准确定位这样一个时 刻，那就差不多是这会儿了。“洛杉矶的经历令我非常后怕，”他说，“我无法想象若把宝拉和女儿们拖累到那样的境地会是怎样。所以我才接了‘弧度’的工作， 如释重负。如果我能养家，那我在写作的时间里，想怎么野，就能怎么野了。我感觉到了那种无底深渊，所以，很简单，我说，‘好吧，资本主义，我已经见识了你 的血盆大口，我可不想招惹你。’”

过去几年里，他一直致力于写一本所谓的“灾难小说”——《爱德华多 的婚礼》(La Boda de Eduardo)——但他以一种顿悟的方式意识到，尝试将他自身生活经验嫁接到一个“海明威-卡佛”式的框架上，十分愚蠢。他体验过的生活经验中，还有一 种，是他还从未在小说中表现过的。不是卡夫卡式的存在主义死寂，而是某种别样的东西，这种东西捕捉到的“并非无意义活动的无尽循环，而是有意义活动的无尽 循环。”

“我看见，如果你身无一物，那么美国就会悄悄上你的身，以一种很特 殊的方式。”他告诉我说，“这种方式绝不粗鲁。只不过，是的，你的确得每天上14个小时的班。是的，你得每天搭公交车回家。你现在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所以 你必须在那个小隔间里上班，否则你就会蒙羞。霎时间，宇宙充满了道德内涵，而我则强烈地感觉到自身能力的局限。我们就是没钱，而我能看见，我为了挣得这么 多钱，就必须为此多干几年工。这一切就摆在我面前，一清二楚，顿时，荒诞主义不再只是一个知性的抽象——它实际上就成了现实主义。你能看见钱在生钱，你能 看见钱可以买来安心舒适——所以，因无财而累积产生的效果，就是体面遭侵蚀而糜烂。”

他从中学到的教训，其实多年前在苏门答腊就早已有所体悟——来自当 时读得一知半解的冯内古特。“我开始将艺术理解为某种黑匣子，读者进入其中，”桑德斯在一篇关于冯内古特的散文中写道，“他以一种思想状态进入，又以另一 种思想状态退出。若仅仅因为黑匣子中的内容与‘现实生活’有任何线性的相似之处，那么作者并不能得分，因为他想往盒子里面放什么都行；重要的是，在进入和 退出之间这段过程，读者身上是否发生了什么不可否认的、绝非平凡的事……实际上《第五号屠宰场》似乎是说，我们最深刻的体会可能需要这种从现实出发的艺术 性脱节。黑匣子本就意在改变我们。如果这种改变，通过使用虚构的、荒谬的材料，可以来得更猛烈些，那就用吧。” 

有一个故事，也收录在这本新书中，叫 《“似仆立卡女孩儿”日记》(The Semplica Girl Diaries)，花了桑德斯十几年时间才写成。故事以一个刚过40岁的中年男子的日记形式展开叙述，这个男人挣扎着树立起一些微不足道的防线，抵御自己 因无法更好养家而滋生的耻辱感。（其中有一篇，深深打动我，牢牢抓住了我，因为我也曾受钱财所累，几欲发狂，陷入阶级焦虑的蛛网不自拔，文章句句如刀子般 剜着我的心：“站在房前抬头看，伤心。想：为何伤心？不要伤心。如果伤心，会让大家伤心……必须做更好！更和蔼可亲。现在就开始。不久她们就长大，如果他 们对你唯一的印象就是开着破车的躁郁男，那才叫伤心。”）书题中的“似仆立卡女孩儿”分别来自几个不同的第三世界国家（摩尔多瓦、索马里、老挝等），自愿 申请赴美，为富人修剪草坪，赚取酬劳。她们被一根微线穿过大脑，穿一串，挂起来，身着白袍飘飘。通过她们——通过购买她们——叙述者希望提升自己的家庭地 位，并且给孩子们带来欢乐。

桑德斯有几个故事源于梦境，这便是其中之一。“我走到一扇窗前，但 我家并不存在这扇窗，我看着窗外的院子，按梦里的逻辑解释，我看见了一排第三世界的女人，脑袋上穿着一根线。”他说，“并非恐惧，我的反应就好比说，‘好 棒，我们终于做到了。’就好像你刚买了一辆新车，或者孩子长大上学念书了或什么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这么辛苦一路走来，终于可以给家人提供这些东西了。同 时，也有一种耻辱得以缓解的感觉。”

实验写作技术奇才桑德斯，心存身外的桑德斯，这两个桑德斯合二为 一，《“似仆立卡女孩儿”日记》就是一个完美的例证。这是最高段的科幻小说。虚幻渲染于纸上，完全使人信服，细节引人注目，但这却又是个关于家庭向往的故 事，是个关于压抑、不公，以及全球资本主义连锁反应的故事。《纽约客》网站上有一篇狄波拉·崔斯曼(Deborah Treisman)对他的专访，狄波拉是他在《纽约客》的编辑。访谈中，桑德斯这样解释这个故事的挑战：“一开始，一个短篇故事的意义和理由看似相当明 显，然而，当我开始写这个故事，我意识到我太清楚这里面的意义和理由了，这就意味着读者对此将也了如指掌——所以有些东西必须提升……这些个主题性的挑 战，对我而言，无论如何，都只能通过故事一行一行文字的演进解答。我试图推算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会以什么样的语言发生。所以，既然这样，我就开始试图把这 个家伙推到窗边，让他穿着他的内衣裤，让他体会同样的感觉。”

另有一篇，叫《逃离蜘蛛头》(Escape From Spiderhead)，在这个故事里，叙述者被关押在某个监狱式的研究设施内，他和其他囚犯都被当作人体小白鼠，用来试验各种新药的药效。药品名称纯粹 桑德斯风格：“言辞剂”，增强思想和辩论的文才；“硬活力”，增强你懂的；还有“黑暗熔流”。“回想一下你经历过最惨痛的经历，乘以十倍，这感觉还远远不 及‘暗黑熔流’带给你的恶感。”

这个故事谈得是自杀，以及努力获得自身心灵自由的问题。我跟桑德斯 提到，这故事让我想起大卫·福斯特·华莱士。他说他并非有意识地要写华莱士，但在写这个故事以及新书中其他故事的过程中，确实经常想起华莱士。“那篇《十 二月十日》也泛含着同样的弦外之音，”他说，“但如果你注意到了的话”——意即，如果你发现自己作出关于自杀的评论——“那你快快抛开那个思路吧，重新将 注意力集中到这个故事，以及故事中的人物身上来，越集中越投入越好。”

“我真的非常钦佩他，”他谈到华莱士，“他掌控笔下现场的能力简直 令人难以置信。我曾想，是啊，我们确实有很多共同点。我们很相似，都是神经紧张的人。然而，当他死的时候，我想到（自己）——等一等，你可不是那样的人， 你可没有慢性的、折磨死人的抑郁症。有时我很伤心，但我并不沮丧。而且我对事物还有一种自作多情的天然热情。我希望自己的生活带点啦啦队员式的欢快——在 大卫身边，我总有这种感觉。当他死的时候，我看到以他那样的抑郁，是没得商量的。而这也使我对人的天生秉性更多抱以一份真诚。如果你有消极倾向，可你却否 认它，那么你这消极就翻倍了。如果你有消极倾向，你直视它”——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写作过程所能提供的——“那么你就有可能转化它”。

最后一次见面，桑德斯在严寒中陪我等候驶往纽约的大巴。我们谈论着 容忍的理念，即你只要克制自己的偏断，敞开胸怀接受别人的可能性，你就能帮助别人蓬勃活跃——如桑德斯所说，这就正如你会对一篇小说的可能性敞开胸怀一 样。我们互道再见，我上了公车。天黑了，并不太看得清别的乘客。我随身带着《脑死扩音器》，于是我打开座位的小灯，重读他几年前为《GQ》杂志写的一篇关 于迪拜游的小说。“观万物，”他写道，“我们不过是‘有错自远方来’的受害者……普世的人类法则——需求，对心爱之人的爱，恐惧，饥饿，间隙欣喜若狂，因 无所惧、无所饥、无所痛而自然产生的仁慈善良——都是不变的、可预见的……何其强大，若我们知晓：个人的欲望竟然可以映射到陌生人身上。”

冒着开头就拔得很高、结尾更异常夸饰的风险，我想说这种感觉恰就是 桑德斯小说对你产生的影响。它“温软你的边界，”如他在我们一次谈话中所说，“温软你与我之间、我与我之间、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边界。”它使你更智、更好， 更有修养地开放自己心态、体验别人的生活。那个男的，在公车上讲着女友如何如何不欣赏他的音乐——她明明眼见他长期以来的成就，可为什么就不能别老跟他过 不去呢？那对夫妇，住在港务局的地下室里，妻子帮丈夫穿上芝麻街的戏装，丈夫打扮成格罗弗的样子走上第42街。那个女人，近日某天清晨，对着地铁里要饭的 大喊，问他们，圣诞才刚过第二天，为何不能给人们多一点祥和？“愿世间得太平！”她嚷嚷道，“这要求很过分吗？从车上滚出去。”她这样闹了一会儿，其他有 些乘客开始驳斥她。“我没错！”她大叫，“我没错。”然后她的脸露出了最悲伤的表情。

很难维持这种温软度。很费劲。那篇迪拜游故事的结尾几行，书写了桑德斯传授给自己的智慧：“不要害怕困惑迷茫。试着保持永远困惑迷茫。凡事皆有可能。保持心态开放，永远开放，开放得以至心痛，然后再开放一些，直到你死的那天，世界没有尽头，阿门。”

本文作者Joel Lovell是《纽约时报》杂志的副主编。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1月6日。

翻译：江烈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