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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刘少华
译者按：这是作家阎连科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原文名The Year of the Stray
Dog。仓促译就，未征得作者本人同意，欢迎转载，请勿商用。
旧习难改。尽管离开农村老家已三十多年，我却从未将元旦作为一年的开始。在我家乡，一年真正的开始是大年初一。
农历的2011年，对我来说，就像一条长长的隧道，没有一丝光亮。
黑暗的2011年始自我儿子找工作。那时他已完成在英国的学业，带着法学硕士学位回到中国。他坚信，若想在中国有所作为，需在法律系统中谋到一份公职。然而，因为不是党员，他几乎没机会参加国家司法考试。
当他还在读本科时，不止一次考虑过加入共产党，每次都被我劝阻了：“难道人必须要成为党员，才能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作为一个父亲，儿子的经历使我感觉我应跪在党的领导面前，求他们给入党和未入党的年轻人同等的求职机会。
黑暗的2011并未中止。我最新的作品，《四书》——一本直面中国人民在上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以及随之而来的饥荒中所受创痛的小说，被近20家出版社退稿。拒绝的理由几乎是一致的：谁敢在中国出版我的书，谁就将被关掉。
这部小说花了我20年构思，2年时间写作。作为一个作家，这本书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也知道它将成为中国文坛一部重要作品。然而，中国出版业的现状就是如此，对我来说，除了接受，别无它选。我只能长吁短叹。
厄 运连连。伴随着书不能在大陆出版的梦魇，我在北京的房子也被强拆了，理由是附近有条公路要拓宽。强拆如飓风来临。没人向我和邻居们出示任何官方文件；赔偿 没有商量余地，不管原有面积多大，盖房子花费多少，一律只有50万。大家还被告知，“谁愿意跟政府合作，将会额外奖励70万。”两项加起来共有约19万美 金，看起来数额很大，实际上在今天的北京，这些钱在好地段也就能买个厕所。
居民们与强拆队之间剑拔弩张，大家发誓，要用生命维护财产和尊严。
斗争持续了数月之久。一天黎明，小区的墙被强拆了。一些疲于应战的老居民不得不被送到医院去。随后，一系列的盗窃案出现在小区，大家心知肚明，这只是用来吓唬居民们的策略而已。报警毫无价值，其幼稚程度与小学生报告说铅笔被偷无异。
11月的最后一天，离强拆期限只剩一天了，我在新浪微博上贴了一份对H和W的公开信，呼吁政府不要再跟被拆迁者玩“猫鼠游戏”。我当然知道，这封信不会到达它该到的人手里，但我希望它能吸引足够的注意力，从而向当地政府施压，在强拆期间避免流血冲突。
我的公开信被大量转发，几乎立刻传遍全国。然而，它所产生的影响，如同在风中窃窃私语一般微弱。
12月2日，凌晨五点，一队戴着头盔的便衣男女，从窗户闯入我邻居家中。在向入侵者声明他反对拆迁后，我邻居被带走关了起来。他家的一些大型家具被搬出门外，随后房子被推土机铲平。后来他回忆说，那天早晨他看到200多个戴头盔的便衣围在自家房子边上。
整个12月里，有30多户被迫同意拆迁，我黑暗的2011年也就此结束了。这次经历使我意识到，一个公民和作家的尊严，尚不如一只饿犬向主人摇尾乞食重要；一个公民可享有的权力，还不如一个人手中握住的空气多。
我很想哭。有时我甚至会想，若能在北京中心的天安门广场哭一场，也是一个不小的特权吧。
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像狗一样活着。我梦想能在我的书中大声喊出这一切，并将我的呐喊变成优美的乐曲。这怪诞的人生和奇妙的梦境维持着我的生命，有时甚至给予我信心。然而，我也不断的灰心、丧气。
我身心俱疲，只想离开这黑暗的2011年的北京，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我渴望能在家乡开始一个全新的2012年，跟我的母亲和亲人们待在一起，让他们简单的温暖带走一切冰冷、焦虑和恐惧，远离那些在2011年黑暗的隧道中包围我的东西。
我回到了位于河南西部的家乡嵩县，与我80岁的老母、兄长、嫂子、侄女们一起过了十天。我们一起回忆过去、说笑话、打麻将。无人提及我的作品或是经历过的不幸，我们像过着完美的生活一般。
每日所见，皆是灿烂阳光。每日所感，都是亲人关爱。那十天，我们坐在电视前，一起看肥皂剧，看春节联欢晚会。电视节目很一般，但家里的暖意驱走了黑暗的2011年。我感觉很安心。
除夕夜，我们按照传统，一起吃了顿饺子。母亲把她的一些饺子分给我，以示关爱。一小缕头发垂下来，她的脸上洋溢着幸福：“我们国家现在富强了，这多么美妙！”她说，“我们现在能吃肉馅的饺子了，隔三差五吃，就跟以前穷的时候吃野草一样多！”
我哥哥终其一生都是一个骑自行车到处送信的邮差，现在他退休了，开着我用版税给他买的车子。“为什么有人会恨政府呢？”一次他载我去看望一个住在山村里的亲戚时，在路上问我。“我们生活的很好，这还不够吗？”
我两个姐姐都是农民。她们很爱看一个清宫肥皂剧，剧中的皇帝很聪明，做事游刃有余。姐姐们希望我也能写一个那样的肥皂剧本，既有钱，又有名。她们说，只要写出一个成功的肥皂剧就会让整个家族脸上有光。
我不知道我的家人是真相信这些东西，还是只想安慰我而已。我不知道这几年获得的财富，是否真的让中国人民坚信，吃得饱、穿得暖真的比权力和尊严更重要？或者，在他们看来，一盘饺子，口袋里的一点钱，比权力和尊严更有用？
我 没问，也不想深究，因为我知道，根本就没有明确的答案。于我而言，我更愿意保持尊严，即便那意味着饥饿至死。这信仰在我的血液中流淌，这也应是文化人的基 本原则。然而，在今天的中国，对许多人来说，这只是一派胡言。可是，我为何要抱怨？就连文化人都将食物和钱置于尊严之上，我怎能以此来批评我的亲人们呢？
大年初六是出门的吉日，我该走了，亲人们都赶来与我道别。与以往一样，每逢这种场合，母亲都会掉眼泪。但直到最后一刻，她才开口。
“多和有权有势的人交朋友”，她在我耳边低诉。“别做让那些人反感的事。”
我走之后，哥哥给我发了一条短信。“大过年的，我就没说给你听。要记住：别管是为了什么事，都别惹政府。”
我外甥陪着我到了最近的高速入口斜坡处。“我妈让我告诉你”，那孩子吞吞吐吐地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别写太多了。如果一定要写，就写点夸政府和国家的。别越老越糊涂。”
我点了点头。
“告诉你姥姥、舅舅和妈妈：别担心我，我很好。我写的东西很好，我也应付的来。除了皱纹和白头发越来越多，没别的烦心事儿。”说完后，我开车离开。
一边开车，没来由地，眼泪倏然而至。我只是很想哭。是为我母亲、兄长、亲人们以及那些同样有了吃的就忘了尊严的陌生人们？还是为那些像我一样热爱权利与尊严却活得像丧家犬之人？我不知道。我只想大声哭泣。
我停下车，任涕泪肆意横流——落到我的脸上，流进我的心中。很久之后，眼泪干涸了，我又发动了车。我在开回北京的路上，喘着粗气、焦虑万分，就像一只迷失在黑暗隧道中的丧家之犬。
—— 原载: 纽约时报
The original article was written in Chinese. NYTimes version is English translation.
脖子上的狗圈松了一格便摇尾巴了？
过去穷， 知道是为什么吗？是因为你被剥削了，又几乎没赏的； 现在有吃的，不过是这个国家的剥削政策从“杀人吃肉”（奴隶社会性）过度到“养肥再吃”（资本社会性）而已。
“毕竟很多文学艺术是离不开国家或私人的财力支持的。”？？？ 私人的财力 -- 废话，哪样事不需私人的财或力？
四大名著是国家支持的？ 辉煌的古代文学艺术哪一个是国家支持的？
顶nightrose。
我觉得阎没有看不起老家的人。 老家人要求低感到幸福也很好。有些人愿意知足常乐，有些人愿意不断追求，谁也不要责怪谁。
和政府作对是风险大，可是政府不被监督也是问题。
我在中国时互联网还没有普及，根本没有现在中国网民如火如荼的时事探讨和对政府的舆论压力。党员和非党员的待遇相差更大，人们普遍没有什么工作流动性和区域流动性，户口管理比现在要死的多。
我在中国时周围人的人均居住面积也都很小。现在虽说大城市房价上涨严重，但是我的同学朋友们也都有不小的住宅（不管是租的还是买的），当时参加工作10年的单身人员还住在单位宿舍，或是结婚的住一间房还要公用厨房卫生间的也很常见。
更不要说当时人们普遍的物质资源匮乏，我小时有几个月粮店断了豆油，凭票也买不到，只好想办法从肥肉里榨猪油，或是做菜干脆不放油。小时候买一只漂亮的油笔还要高兴好久，等等等等。
现在的中国无论从物质上，还是从精神上，与西方国家的差距绝对是减小了而不是扩大了。当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未必完美，毕竟经过了文革的彻底批判，但是感觉对传统文化感兴趣并学习研究的人也增加了，比如电视节目中的传统著作讲解，各种文化表演等等。毕竟很多文学艺术是离不开国家或私人的财力支持的。
你错了，应当是“原始人以食为天，文明人以尊严为命”。
譬如我不能用一袋巧克力来引诱你。
就像下面即为所说的，人的追求有一定次序，通常只有在基本需求满足了之后，才会想要更高层的。正因为他过去若干年都吃得饱穿得暖，物质条件丰富，有可能事业还很顺利，所以已经忘了基本需求不能满足是什么样的了。所以对他亲人的快乐也不能理解。
什么是尊严，什么是权力？当印度70%的人口没有洁净的饮水供应，90%的人口没有冲水厕所时，他们有选票就能有尊严了么？你能责备他们用选票换候选人发放的现金么？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不是给精英们用来歧视那些为温饱和挣扎的人们的。若是有些人已经没有吃穿之忧，可以去追求自己相信的理念，投入到自己热爱的事业中去，应该感到幸运，而不是看不起那些远未能如此无忧的人们。这就好像贵族们不用工作而可以整天研究音乐艺术，然后看不起泥腿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从地理刨食，或者工人在生产线上进行重复劳动。
我早就把自己定位为丧家犬，除了和作者一样的原因外，更痛心于不能结束的文化革命。疯狂的拆迁，不亚于断根之斧；篡改的历史，犹如绝育之药。。。。 诸位，你愿在中国储藏财富吗，你还认为中国有家的温暖吗？海外漂泊又失去精神之根的人，莫不如丧家之犬？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不被民众所理解、所支持、所尊重。他们属于被嘲笑、被挖苦的对象，像孔乙已；毛夺取政权后，他们更成为被打倒、被践踏的对象，是为“臭老九”。
毛从心底蔑视文化人，欲摧毁一切知识和文化，他发动的历次的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对文化的围剿运动，暗合了中国这个以流氓无产者为主要成份的民众的心，他们的合谋、合流、合作，成功地完成了那场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当然，对中国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民主诉求的最后围剿，摧毁了这个民族文化、精神中最优秀的部分，彻底摧毁中华民族最优秀的阶层——“士”，其功劳薄上，不要忘了还有“六四”以及之前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
在这个国度里，作家的精神创作，从来没有获得像在别的国家、别的民族那样受到应有的尊重；作家呢，更是一钱不值。阎连科即是其中的一例，活得像个丧家犬。
所以就有了无数作家改变了初衷（如你信中所说），停止了宝贵的有价值的精神攀援和艺术领域的探索；整个社会不再有精神的攀援和艺术创作，剩下的就只是功利和苟且；记得早在“六四”运动之后，冰心问过，没有了“士”中国会如何？今天，我们看到了答案，那就是，
摧毁了被称之为社会的良心的“士”阶层之后，以庸人哲学、功利主义为基础的沉渣泛起的社会乱象。
阎的哭，又何尚不是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痛哭，是丧钟在敲响。
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归纳为五大类，由低到高分成五个阶层，象金字塔一样：
生理需要：是人类本能的最基本的需要，位于多层次需要构成的“金字塔”图式的底部。这种需要包括衣、食、住、行及延续种族的需要等。
安全需要：实质上是生理需要的保障。包括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职业安全、劳动安全、环境安全和心理安全等。
社交的需要：也可称为归属和爱的需要。包括社会交往，从属于某一个组织或某一种团体，并在其中发挥作用，得到承认；希望同伴之间保持友谊和融洽的关系，希望得到亲友的爱等等。
尊重的需要：即自尊、自重，或要求被他人所尊重。包括自尊心、信心、希望有地位、有威望，受到别人的尊重、信赖以及高度评价等。
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位于金字塔的顶端。包括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表现自己的才能，成为有成就的人物。马斯洛说：“音乐家必须演奏音乐，画家必须绘画，诗人必须写诗，这样才会使他们感到最大的快乐。是什么样的角色就应该干什么样的事。我们把这种需要叫做自我实现。”
转来马洛斯的一些话来解释作家与他家人思想之断裂的现象的思考。不管你把自己定位在精英还是大众，首先应该定位自己是一个个人，在海外就更是了，而个人只应该说是自己的想法和观察，思想，遭遇。也许我在阅读你的遭遇时看见了我的身影于是有了共鸣，这是文学所以有永恒的魅力。如果不是工作要求，不要替政府解释他们做了什么功绩，因为那是应该的，那叫为人民服务。批评和监督是公民的权利和责任。
哈哈！
谢谢点缀君的回复。
二，由于毛发动的历次的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对文化的围剿运动，成功地让中国民众打心底里鄙薄文化艺术。他们只讲功利，不尊重精神领域的创作，不把曾经为这个民族创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的作家当回事。这种深植民族性格的东西已经摧毁了作家的有价值的精神攀援和艺术、思想领域的探索，正在摧毁并将彻底摧毁中国的“士”阶层。
三，阎在文章中表现出的与亲人之间交流的断层，我以为那是一个有着清醒的个体意识的人与只求温饱、委屈求全的人群的区别。那的确是令人悲哀、值得痛哭的事。
昨天把文章转发给国内的一作家，他回复说，这篇文章使得他彻夜没睡。下面是拷贝他的信的部分内容——
想到了沙叶新老师，真正的外圆内方，谁也惹不起。而当年我异常敬佩的张承志，成了左派领袖？！偏执狂。马原竟然在熬日子了？韩少功到处出国讲学，出场费五万，用公款报销差旅费？平凹卖字画儿？而忠实抽最为廉价的劣质烟，我离开西安的时候，他没地方住，房子给儿子结婚用了，他住在了办公室，没暖气，烧的蜂窝煤炉，我俩谈话时他围在大衣和半条被子里取暖……当然现在住进了所谓的艺术家大厦，那是扶贫开发项目？还是面子工程？中国的作家们，个个如丧家之犬，从孔子开始，数一数看？也包括出国的，读刘宾雁的最后文章，总是落泪，他想回来看看，或者死在自己的国土上，也没办到……
我所不喜欢的是他从字里行间流露出“我的痛苦比你们的幸福高尚”这种情绪，以及从而产生的屈原式的“举世皆浊我独清”的态度及由此产生的自怜。事实上农村老百姓的幸福和少数利益受损害的人群的痛苦都是客观事实，并不能用一种现象抹煞另一种。因为他提到的问题投合了西方媒体的口味，又用一个很巧妙的对比（食物对尊严）把中国政府在改善人民基本生活条件方面的功劳一笔勾销，所以能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我看他不如把自己的20年手稿送到台湾去出版好了，让他全书翻译成英文出版恐怕有难度）。
中国政府近几十年来集中解决经济增长问题，要让多数人生活条件有显著提高，这个目标的确达到了。但是在新的平台上又有新的问题产生，比如贫富不均，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政府的言论控制，以及一党专政等等。恰恰是因为多数人都吃饱穿暖，有一定财富，才会有更高层次的问题出现，比如房产的保护，人们的政治诉求和言论自由的需求。打个不恰当的比喻，阎连科房子被拆迁，至少说明他还有在北京的房产资本，换成美金也有19万。他老家的亲人们有几个身价如此？他自己的起点高了，就要看不起那些混得还没他好，却对自己生活很满足的人，这难道不是有点文人自怜的意味么？
任何一个政府的政策都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即使民主选举选出来的政府也无法让所有人满意。关键是看是受益的人多还是受损的人多。当然遵循会哭的孩子有奶喝的原则，知识分子及精英们更能够和善于把自己的情绪和意见表达出来并吸引人们关注。像阎的亲人那些不上网写文的人们的态度就更容易被淹没了。
谢谢。真地喜欢这篇文章。
蒋方舟的东西越写越好了，前段时间曾读过她的一篇好像是2011年纪事，佩服她小小年纪，有着那么深刻的洞察力。
事实上所谓文人的独立思考和文学创作的特立独行并不是没有他的血脉之继承，而是在那些千丝万缕的联系中走出来的观察和超越，回到这个具体的例子上，阎连科如果想的与他父老乡亲一模一样，我们恐怕也不会有机会在这里讨论他的作品和文章了。
特别致谢杜姐转来的文章在这里供大家一睹。
回复原鸣子的评论:
感谢原鸣子君的提醒！可是阎连科的这篇文字并不是文学创作，仅仅是篇随笔，是他自己一年的经历与心态的披露，所以对这篇短文的理解与评价离不开作者本人。如果这是一篇小说，那就另当别论，不能与作者混为一谈。。。
另外，关于他与他的亲人是两种思维一说，我是这样看的，如果一个作家的情怀不能同自己亲人相一致，特点他的亲人又代表了中国的多数群体，那就是很悲哀的了。
阎连科这个人是一个没有找到自己定位的人，不再乎你有怎样的政治见解，而在于你是不是能安心地扮演你所选择的角色，他离开家时在车里独自忍不住流泪的情节就说明他很困惑，很迷茫。不是做革命家的料，还是不要打肿脸充胖子好。
这就是《丧家犬的一年》中文版所给我的直观感觉。
他是市民社会的思维。
其实作家只要能很准确地描写出现实就已经了不起了。
爱从才子身上寻找道德制高点的习惯大概和中国的传统科举制度有关，考上的人必须作官必须道德高尚。
作者是蒋方舟
希望不因为她的年纪而小看这篇文章的意思，所以我开始没写上～～～
翻译得很好啊。。。是原汁原味的中文。。。赞一个。。。
阎连科一个农民的儿子，思想却很激进，不能苟同。他的《为人民服务》就写得很不善良，反映作者的心理很黑暗，很阴毒。他年纪不小了，还让亲人担心实在是不应该，也没有责任心。其实他真是不如他的那些被他很小看了的亲人们，他的那些亲人才是质朴可爱的人。nightrose的见解很犀利，我赞同。阎这个人的确很矫情，既要当勇士，又十分地自怜，给人的感觉特别不好。这样的广而告之，实在是自取其辱。相信美国人会看得一头雾水，不会有什么好印象。
作家往往都有颗非常敏感的心，俺能理解他与家人精神交流断层而生出的苦恼，更能理解一个知名作家遭20家出版社退稿的痛楚。
谢谢分享。能贴出作者的名字吗？
请心妹读一读这个：
中国作家梦魇
2012年04月23日 20:31:30分类：未分类
看了阎连科老师的《丧家犬的一年》，很难过，匆匆写了一篇文章。
去海口见马原。
缘起是一个纪录片项目。二十年前，马原做过一个《中国作家梦》的记录，采访了110个作家，内容有关他们那时候的生活和写作状态。
如果你把它看做中国版的《巴黎访谈》，那就错了。在《中国作家梦》里，作家们聊的最多的，不是“你觉得卡夫卡和海明威谁对小说语言的贡献最大？”，而更类似于“你觉得王朔和苏童谁更有钱？”
在当时的采访里，有几个问题是被问得最多的：“你家住多大的房子？”“你的稿费是多少？”“你海外版税能拿多少？”
那时候的铁凝，语气中有可以想象的天真情态：“我爱音乐，爱做菜，爱芭蕾。”“我的菜做得很好，我写的小说不能赚钱，我还可以开个饭馆。”她当时是河北省作协主席。
那时候的刘心武由于《班主任》《5·19长镜头》等一系列针砭时弊的小说，而成为时代最红的作家，他已经在大谈文学商业化的前景和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采访过后的一年，他转入红学研究。
那时候的余华还住在宿舍，他一边挠着腿一边说“我就想写出霍桑的《红字》那样伟大的作品。”一年之后，《活着》出版了。
回看过往，有趣的是和今朝的对照。时代弄潮儿们也曾风生水起，坚守者们也曾守得云开。今日的命运和当时的豪言遥遥呼应，中间隔着中国文学失落的二十年。
失落的二十年，相对的当然是黄金的八十年代。七十年代，政治压制的年代中，有知识有文化的少年人被放牧至管理相对松散的乡村，阅读贫瘠，思想却自由，翻过几座大山只为了促膝短谈。
禁忌压抑的七十年代过去，政权开始迟到地寻找执政合法性，慌忙弥补失去的信用，在大环境的鼓励和默许下，思潮反弹式地井喷而出，王蒙说那时候的作家“各领风骚三五天”。
先锋写作兴起，作家们自封东邪西毒南帝北丐。那时候更像是文学上的大跃进，作家们都是兴奋而乐观的，觉得照这样下去，三五年之内就够赶超英美。二十年后，马原才承认，欧美文学发展了几百年，中国白话文写作才不到一百年，与自己师承的欧美大师“齐肩”，岂是我辈、我后辈、我后后辈能完成的？
八十年代的作家们是明星，他们既拿着体制内的工资，又有额外的稿费收入，周围没有什么人下海致富，他们的生活相当优越。不仅如此，每当一部小说出版，就会像现在又出了一部宫斗剧一样引起社会范畴的反响与讨论。作家走在街上，会被粉丝拦住，热情地讨论他的作品。伍迪·艾伦梦回的巴黎，在中国也曾出现过。
然后是1989，八十年代提早一年结束了。那一年，我印象最深的小说，是张承志的《西省暗杀考》，小时候读，觉得哪里是书写，简直是一碗热腾腾的刚歃了的血。
马原做采访的时候，刚好处于“时间结束了”这个戛然而止的时候。他想做文学的断代史，他意识到虽然这些作家还处于创作的盛年，但是有些东西改变了，永久地、不可逆转的。
文学的式微自此开始，虽然接受采访的大部分作家对此还毫无察觉。可从他们反复询问彼此的稿费和收入的焦虑，大概也能窥得端倪。
我没有想到的是，马原会把这次采访当做人生中的一次败笔，这部花了两年录制的纪录片不仅没有卖出去，还让他中断小说写作，一中断就是二十年。
那之后沉默的不只是一个两个。
鲁迅讲过最残忍的故事，不是《娜拉出走之后》，而是《在酒楼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也只能是年轻，为了理想永远热泪盈眶不是作秀就是乡愿，热血总会化为虚无啊。“五四”时候充当启蒙者的进步青年吕纬甫，在坠入现实生活后变得颓唐失落。
吕纬甫说：“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回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来了，你不能飞得更远些么？”
马原也飞回来了，他时隔二十年又写了新小说。他如今患了绝症，在海口养病，房子正对着海。我去海口那几日刚好下大雨，乌云铺天盖地扑向海，只间隔一条细细的白线，这样的末日不知道是不是日日上演。比他小三十岁的妻子是海南本地人，运动员出身的修长四肢，眼如小鹿，抱着他们精灵可爱的儿子。这画面已经像是小说开篇。
马原这二十年和作家少有来往，最近的一次相聚是因为隐居云南的作家洪峰被打，吹响了作家的集结号，余华等作家纷纷奔赴云南去探望。
马原有些欣慰地说：“当地的政府,对我们的态度很好。还是比较害怕我们这些作家的影响力。”
我听了，却觉得非常非常难过。大概是因为刚刚追忆完黄金的八十年代——虽然马原也认为那是不正常的，如今在一个村政府暴力后的安抚中便得到安慰。
中国作家梦，从与欧美大师齐名的梦，变成了畅销赚钱的梦，到最后，退守成了陶渊明的“田园梦”。
——“田园梦”也不得啊，阎连科老师的房子亦被强拆。看他写的新文《我的丧家犬的一年》，看他写维持尊严的困难，写怪诞悲惨的人生，不再能给他力量，而只有无力和灰心。与强权对抗是死，不愿与野蛮文明直视的自我放逐也不得。
作家的责任是什么？格雷·厄姆格林曾说，他不希望对社会上其他受害者负特殊责任。但是，他想作为一个作家，起码有两项义务：一是根据他自己的观察来反映真实情况，二是不接受政府的任何特殊优惠。而现在，以上两点似乎都需要具有格外的道德标杆和格外的勇气才能完成的事情。
中国作家梦啊，到现在还没醒，早就成了梦靥吧。阎连科老师前段时间发短信说：“已经在写新长篇了，心也慢慢安静下来了。”在梦魇中，恐怕也需要继续写作吧，因为那也需要有人记录。
You did not understand the theme of the article well. Before their houses were removed, the author's neighbors at Beijing used to have happy life too. They had good food to eat and good houses to live in. But human-made tragedy may come to you and them anytime and anywhere. In other words, their happiness is in great uncertainty. That is what humanright is about.
在我看来他和他家乡亲人的区别在于他在过去一年中的利益受到损害，而他亲人则是得到了好处。
政治本来就是讨论资源与权力的分配问题，没有多崇高。若说有些人权斗士是为其他人争取权利而奋斗值得尊敬的话，这篇文章的作者主要是在争取他自己的利益,更没什么值得仰视的。若是把他放到既得利益集团之内，他说不定就沾沾自喜，骄傲满足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