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来峰
试在网络虚拟世界里留下一片真诚.
正文
哈维尔应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克拉格中心（the Kluge Center）邀请，到美国来写作。时间不长，两个月。他静悄悄地，不见任何媒体，拒绝公开露面，照他的说法，“谢绝了不计其数的邀请”。不过最后到了临走时，他还是公开露面了：先是在乔治城大学，再是在国会图书馆，然后是捷克大使馆为他举办的小型公开晚宴。前两项对公众及媒体开放，后一项，在捷克使馆举行，为数不多的出席者是捷克驻美大使马丁•帕劳什（Martin Palous）先生出面邀请的。这三项活动在哈维尔本次美国之行，都是迫不得已。
哈维尔在捷克驻美大使馆晚宴上致词：“你们无论做什么，别像我一样当总统。”北明摄影
与前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是“铁哥们儿”
乔治城大学是哈维尔的好朋友、捷克出生的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卸任后任教至今的地方。两人相识于15年前。1989年六四之后，北京城连续几十天在街上游动的数百万人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哈维尔则第N次走出捷克监狱，发起“公民论坛”，不久，引发“天鹅绒革命”。打记事起就为故国的极权风光感到耻辱的奥尔布莱特飞到捷克，问哈维尔，“我们能帮你什么忙？”她不失时机地帮了哈维尔的大忙：她迅速组织法律专家，为这个新国家制定了选举法。奥尔布莱特为自己出生地捷克的变化由衷兴奋，她不仅后台帮忙，也在前台欢呼歌唱。真的欢呼歌唱：1990年6月捷克第一次实行民主选举时她再到布拉格，跟美国著名歌星保尔•西蒙（Paul Simon）一起庆祝那个历史性的时刻，在“七七宪章”领导中心，跟她的捷克同胞一起把“我们应当获胜”（We Shall Overcome）那首歌唱得深情而痛快。
天鹅绒革命后，美国跟捷克的关系不仅是两面国旗在外交场合的叠映，也是一对友人私下的默契合作。哈维尔出任总统后应邀到访美国，所有活动，听任他的美国知己奥尔布莱特的安排。连他在参众两院的讲演也是奥尔布莱特帮着捷克大使从捷克语翻译成英文的。哈维尔作家出身，对词语极为讲究，虽然英文不好，却觉得人家的翻译不到位。拿着翻译稿练习英文演讲时他唠唠叨叨：“这不是我的词儿。我永远都不会用这样的词儿！”布拉格出生的奥尔布莱特除了英语，还精通捷克语，法语、俄语、波兰语，几乎是半个语言专家，在一边听见抱怨不以为然。心想，我家乡来的总统怎么这么挑剔！我认识其他所有总统都不会看出这译稿跟原稿能有什么不同！结果呢？哈维尔在参众两院做的那个演讲不仅精彩之极，而且过后他要见总统布什，也拉着帮他润色词语的奥尔布莱特一同前往。而后者在美国瞩目的政治生涯还要再等一两年才正式展开，她颇有自知之明，说了句“我跟着你去不会受欢迎”就拒绝了。
这段往事，是奥尔布莱特后来在公开讲演中当众“揭发”的。她问哈维尔是否还记得这些15年前的故事，哈维尔坐在一旁笑容可掬，一言不发，不置可否，一幅听凭发落的样子。不过他忍了没几分钟就找到了还嘴的机会。场合还是同样的场合，奥尔布莱特对听众介绍说：哈维尔总统首次到访美国是15年前的1990年3月，他在美国第一个件事就是到乔治城大学跟学生见面。话音刚落，轮到哈维尔发言，哈维尔说：我想我当年到这里看望学生是2月，不是3月。两人公开两人温文尔雅的公开斗嘴引得场下笑声不断。一品即知那是陈年老酒酿造的情谊，添油加醋也香醇。
藏在美国写作，临走露面勉为其难
乔治城大学校方定然知悉两人之间的“铁关系”，便敦促奥尔布莱特邀请哈维尔来校跟学生们公开见面。奥尔布莱特一开口，哈维尔岂能推辞？于是有了二人在乔治城大学加斯顿礼堂（Gaston Hall）的对谈。
哈维尔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公开演讲及答问，更是赖不掉账。国会图书馆是出面邀请他的东道主，图书馆的克拉格中心是给他出资的财神爷。访问写作结束之前，跟关心他的美国各界人士见见面，说几句话吧？哈维尔就是再勉强，也无法拒绝。他庄重严肃勉力登台，气喘咳嗽之间，把自己事先准备的讲稿“皇帝没穿衣服”，一字不差念到头，异议人士和听众提问一个不拉回答到尾。
此后他即刻离开座无虚席的国会图书馆大礼堂，穿过下班时交通堵塞的华盛顿市中心，赶赴捷克驻美大使马丁•帕劳什先生为他举办的小型公开晚宴。自家官员尽地主之谊，邀请一些在美国的各国人权活动家、异议作家以及国会议员与他共进晚餐。既然两个月书斋劳作结束了，演讲也结束了，再累，晚饭总要吃。
世界听不见他“归隐”的呼声
哈维尔健康状况不好：先后两次患癌症，身体中两个器官各被切除一半。他当了13年总统，领教了和平革命成功、浪漫诗情退去后，政府大厅里日益严重的官僚作风和人间权力的荒诞。他是作家，终于卸任后，总是惦记写作。为了寻找一个安静处所写作，他带着病体来到美国。奥尔布莱特仅仅透露，他住在一个“安静美丽的角落”。回顾总统生涯，哈维尔曾经说，政治生涯是个陷阱。为了捷克的民主前途，他落入陷阱、付出代价是值得的。但是作家哈维尔向世界传达了足够的信息：他需要安静，需要写作。他跟奥尔布莱特说了很多话：北约的角色转换在于它如今有了不同的敌人：恐怖主义；捷克终于进入世界民主国家行列，有了自己的尊严；民主需要传播，但是为了得到世界的理解同情，行义举的美国需要争取联合国的支持；维护世界人权、反对暴政是一回事，帮谁、怎么帮是另一回事等等。
但是哈维尔说另一些话的时候，听众总以为哈维尔总统喜欢开玩笑。
奥尔布莱特在乔治城大学加斯顿礼堂（Gaston Hall）讲台上问哈维尔：你们国家没有“前总统”的传统，这些“前”人们不是死了就是被驱逐了。我作为一个前国务卿，观察你这个前总统，觉得特别有意思。你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你的感受？问题一出，发现时间不够了。她转向台下，要求凡有问题要发问的学生在台下中央过道的麦克风前排队。然后对哈维尔说，这个问题你可以不答。孰料哈维尔不理会台下哗啦啦站起来排队的学生，说：我应该回答这个问题。他接着用不很熟练的英语说：“我们确实没有前总统的传统。所以我常常发现社会和政体不知道该拿我怎么办。比方说，他们不知道该称呼我‘总统先生’还是‘前总统先生’，或者‘哈维尔先生’，还是‘前哈维尔先生’”。
台下爆发笑声的时候，哈维尔也许为他的幽默得意，但是他的话语是感慨的：“我这一辈子总是不情愿地在某些地方充当开荒者（pioneer）。现在我老了，我还必须再度充当开荒者，忍受前总统的境遇”。他小心地选择着词汇，表示“宁可不以外交方式说话太多。”他说，他现在身不由己，担任着很多不同的社会职务，有很多工作。他希望，“在特别的职责尽完之后，获得自由，象一只鸟儿那样。可以敞开心扉说话。”他抱怨：“我总是必须使用外交辞令，没有很多理由我必须违背自己的意愿，更多地使用外交方式表达自己。”面对台下带着各种课堂问题前来听哈维尔演讲的学生，哈维尔直言不讳地说，他“是一个有点儿累的人”，他“老了，也病得更厉害了”，所幸他“是一个前总统。”他当然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很多过去15年前可以做的事，现在做不了了，没有足够的精力了。”
台下学生不时爆发笑声，哈维尔自己也轻松幽默，但是不知道世界听没听见这个前总统的苦衷：他身体不好，精力不行，厌倦外交词令、害怕公共场合，他想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他想用最后的时间回到文学！
我也跟着笑。心却隐隐地有些跟不上。
肢体语言：老实巴脚庄稼人
不只话语，肢体语言也表明，这位倡导“生活在真实中”、为“无权者的权力”冲锋陷阵的作家体力很弱，非常疲劳：5月14号那天国会图书馆的演讲，哈维尔始终在每句话之间轻微喘息，时而咳嗽，听得见肺部浑浊的痰音。几步路，从他的座椅走到讲桌前，也需要平息气喘后，才能说话。
我观察，哈维尔基本不是个场面上的人物。那天乔治城大学演讲，从礼堂最后方的记者席远远望去，哈维尔竟是个小个子：比奥尔布莱特矮，比他身边那个捷克翻译更是矮出一头。高度跟气质相连：高高的梧桐总是比敦实的松柏洒脱，个子不高的哈维尔不是想象中那般潇洒。他人在台上不仅说话很慢，时而结巴，而且讲话时用手势帮忙。这说明他下意识地想弥补词语表达的不足。轮到开口时他身体前倾，离开靠背，双肘撑着上身重心，支在膝盖上比划，在自己思想的树林中寻觅表达的语汇，紧张而专心；说完立即靠回椅背，两腿摞起来，显得格外轻松。我先以为这是因为他第二外语不能得心应“口”，但是发现偶尔说捷克语，他的声音一样低沉，一样平缓而没有抑扬顿挫，速度一样慢，同样需要停顿下来选择词汇。他甚至和很多不善言辞者一样，在选择词汇的时候，要不停地“嗯”，甚至用两个连接起来的音节，“enya”来连接思绪。他不断重复那个助词“嗯”，直到找到他所满意的词汇，把话语接下去。――“巧言令色鲜矣仁”。他的话语表达能力跟许多厚道、甚而迟钝的男人一样，不那么好。哈维尔说话时，表情专注却不丰富，言调平缓几乎无变化，他给我的印象，是个仁者而不是智者。用传统的比喻，他象个老实巴脚的庄稼人。哈维尔1990年首次到访美国，第一项活动是要求到附近的乔治城大学看望那里的学生。这次他到美国写作，临走前首次公开露面，仍然是在这个学校同一个大厅见学生。所作所为不过是跟他的老朋友奥尔布莱特一起，将他们私下说过的话，公开说一遍，他仍旧拘谨如此。
遍览西方诸国元首政要，潇洒机敏或沉稳坚定、含蓄深沉或圆滑阴沉，几乎没有一个是这种风格。突然想，若是在人人胸怀韬略，个个腹引机谋的中国，无论极权体制下还是民主争斗中，恐怕不用三两个回合，就把这种庄稼人排除在外了。
仅从外表判断人确实有失肤浅，但哈维尔的政治理念确实基于道德基础和人道主义准则，他是世界上少有的将政治与道德在理论层面合而为一，并身体力行、努力实践的人。也许他所提倡的这种政治理念是反对极权政治的必然结果。但仍然难以想象，中国的反对运动能够挺举、哪怕是容纳这样的仁者。
七七宪章的成功、天鹅绒革命的胜利，使得许多西方人视他为“我心目中的英雄”。可是当我的被传统政治风景调试过焦距的眼睛，远远望着乔治城大学Geston Hall 台上体弱多病、略微紧张、勉力用他人母语和外交辞令表述自己深刻思想的前总统哈维尔时，不觉间心中竟充满歉意。这个世界真不该再打搅他了。
幽默和机智是哈维尔的第二道风景线
幽默和机智是哈维尔的第二道风景线。即便在台上不自在的时刻也是如此。而且可能越不自在，越是如此。轮他开口，他回敬了奥尔布莱特的“揭发”，说起自上次到访15年过去，自己变化很大，这才不紧不慢地告诉全场：“噢，我忘了介绍我自己了，这是你们美国的好习惯……”，然后他告诉人们，他叫瓦茨拉夫•哈维尔，今年六十又九岁了。还说上次来年轻15岁，所以比现在更粗鲁。他说他已经准备好回答他的朋友玛德林娜的问题，—— “如果我知道答案的话”。
不过更多的时候我发现他的幽默方式几乎全于在打破成规，说大实话。心存善念，内心谦卑，加上机智，他的实话虽然直接了当，但不伤人。奥尔布莱特问：普京认为上个世纪最大的灾难是苏联的分裂，就国际问题尤其是对于欧洲而言，你怎么看俄国的角色。哈维尔的回答竟然是以这么一句直言不讳的评价开始的：“我感到惊讶，如此伟大的政治家竟然说出这等愚蠢的话！”国会图书馆演讲会的主持人，从众多现场观众传上来的纸条中，挑出一个他认为有意思的问题。问哈维尔，您对布什提名为下届世界银行总裁保罗•沃尔夫维茨（Paul Wolfowitz，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如何在这个位置上推行他一贯的新保守主义、落实他强力推进民主的理念、在一些困难重重，代价很高的国家（意指伊拉克这样的国家）施行民主有什么建议和看法。
哈维尔的回答是：“你们看，也许我是个有足够勇气的人，但是我没有勇气给在这个位置上的沃尔夫先生提任何建议。”捷克驻美使馆为他举办的晚宴上，他必须讲几句。感谢完了所有该感谢的，他说：“下面是给在座各位的忠告：我建议，你们无论做什么，别像我一样当总统！”爆发的笑声里，他接着说：“因为那对你们的健康非常不利！”
他不会装腔作势。他一说实话，美国人就觉得他幽默；他一“幽默”，美国人就给他笑声、掌声。那些笑声总是让我觉得有点没心没肺，那些掌声总是比他说这些话的时间还长。
台下场外轻松自如出奇制胜在于返回常识。智慧使哈维尔的憨厚诚实具有大智若愚的特色。我想，举凡明察秋毫仍坚守诚实的人，都天然具有这样的特色。不过我却发现，在台下，如果不谈论内政外交，哈维尔如孩子般天真。
只有几分钟机会观察他台下的风范。乔治城大学公开问答结束，人们缓慢地从正门撤离会堂。哈维尔一行已经从后台先行离去了。不料他并没打道回府。大厅建筑外，他的车停在门口。他和妻子，则被使馆人员簇拥着，从远离建筑的相反方向走回来。他借登车离去的机会，擅自离队溜达去了？
从正门出来的听众们礼貌地在一旁对他示注目礼。他轻松自如，脸上带着天空般明朗的微笑走来。紧张的是我。见有人走进跟他说话，我也走上去，鬼使神差地重复无数崇拜者演过的那一出折子戏：拿出书包里《哈维尔文集》递上去，请他签名。他指着书的封面标题好奇地问，这是哪国文字？我告诉他那是中国象形文字，是中国大陆出版的他的文集的标题。他“啊”地一声，笑着低头打量他的思想变成的那一行铅印的陌生东西，不慌不忙地将手伸进西装掏笔。掏出一支，换手握住，伸进手去再掏。我即刻将自己的笔递上。他却不取，继续掏。一共掏出两只笔。在书的扉页上，先用绿色的一只签下他的名字，再用红的一只，在名字右下方，慢慢地准准地，画了一个心。签字画心的时候，他神情专著，旁若无人。将书还给我之后，望着我的惊喜的神情，开心地笑了。那神情既象实现了一个预谋的老谋士，更象一个拿到满分成绩单的小男孩。
名字下面留着暖色的心
这是我生平头一次请作者签名。我看见过书市上作者签名售书的热闹，也见过旧书摊书上签过名的书廉价抛售的清冷，因而我不签名送书，买书也不请作者签名，免得扰人扰己。哈维尔真的不世故。他如此对待签名，教给我的是另一种自爱爱人的境界：以一个平凡人的身份，用普世之爱，标记那个被称做姓名的符号。
荒诞感与这个人如影随形，但是他说，就是因为荒诞，才要追寻意义。想必哈维尔知道，那颗暖色的心所代表的爱，是唯一战胜荒诞、使生命获得意义的途经。我相信，这颗暖色的心，也是他以病弱之躯对抗谎言的基石，是他将政治与道德联姻的理由。
这世界不大，但如此签名的唯有他一人。
哈维尔的签名同时叠映出的，是这位知识人、作家所喜爱的一种生活方式：从政治官僚、外交礼节、媒体关注、众目睽睽中退出来，找个环境优美安静的地方过书斋生涯，用自己最得心应手的方式写作，表达人生的感怀。累了，不能采菊东篱下也要见见老朋友，不能抽烟了也要喝点酒，不能骑马了也要钓鱼，不必说正经事只是聊天，不要记录不录音，也不用秘书整理什么文稿。“白云出处从无例，独往人间竟独还。”不久后我问他为什么台上台下两种风格，他老老实实回答说：“在台上，我紧张”。把“紧张”这个英文字，“nervous”的第一个音节，拉得老长。
对不起，哈维尔
三次露面我都参加了。角色从一个行色匆匆的记者，几乎立即就转换到旁观者、普通人。最后的晚宴，我有幸经受邀出席。不过终于没有对他做专访，尽管机会从最初的遥不可及滑到了手边，我还是忍住了。决定不用那些公共话语打扰他，占用他的时间。
轮不到我对哈维尔道歉，但我还是充满歉意：他首次在乔治城大学与奥尔布莱特做公开对话，我奉命前去采访。心里装的全是记者的职责和冲锋陷阵争取独家专访的勇气，争取他针对全世界现存的最大的极权国家发言，争取他表述他的后极权理论对当今中国的针对性，争取他用一个作家目光和感受、评判极权体制下文学的命运，争取他介绍宗教在他心中的位置，争取他评价自己的一生等等。我将问题从一列到十。打住之后，背下来，打印好，装入信封。信封上写：请转交哈维尔先生。不知道是否有机会，只好撞大运，到时请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转递。我想我总有机会在他离开美国之前，就这些问题采访他。
乔治城大学加斯顿大楼门前，那日提前一小时已经排起了等待入场的长队。人多至此，我不认为又机会面呈。一进会场我就掏出采访信，在信封上边加了一句：“私人信件”。我同时告诉美国校方工作人员这是私人信件，来自遥远的中国。我指望这几个字，这一句话，博得工作人员的同情，千方百计把问题清单送到哈维尔手中。美国人转了四道手，居然回来告诉我自己送交捷克使馆！此番周折后，我把这封“私人信件” 交给了在车旁等待哈维尔的一位和蔼可亲的随行人员，他居然正是哈维尔的司机。随后，撞上哈维尔返回为我签字。
手中拿着哈维尔刚刚签过字的书，看见哈维尔全然不同的台下风采，我还没来得及感慨此信的转交竟柳暗花明，如此简单，就看见了下面一幕，令我惭愧：
透过车窗，我看见哈维尔从司机手中接过信，准备拆看之前，看了看信封上的字，便将信放入了他随身携带的黄色皮包！他是不是觉得当下就拆看一封不署名的私人信件不是时候？那一刻，我发现自己心中顿时充满歉意。刚刚意识到他对私人生活空间的渴望，刚刚把一个原本是作家的人从前总统身上找回来，刚刚从他的签字里，看见他对平凡的渴求。我反应再慢，也还是能够猜到，这个充满生活情趣的人，在结束了两个月的写作之后，在结束了充满外交辞令的对话之后，在怀着轻松的心情返回府邸的路上，将我这封没署名的“私人信件”放入书包，是要等着一个安静的时刻再看。
可是那不是一个异国他乡的老朋友的信，也不是一个美国年青姑娘的情书，甚至不是一个崇拜者的赞词或一个读者的感想。那不过是又一大堆公众话语，一些没有温度的问题，一串串在哪里都可以遇见的英文字母，十个阿拉伯数字后，不过是一个职业记者的阴谋和媒体契而不舍的骚扰！
你还不如在信封上标明“媒体采访”！
不过我猜想那样一来，也许根本送不到哈维尔手中。不过就是送到了哈维尔也更不会拆看了。不过至少打开之后不会立即愤怒地扔进字纸篓。不过不愤怒地扔进字纸篓，也会轻轻地扔进去。反正还是采访不成了。不过……。还有很多“不过”，不过在我经常必须在记者职责和常人道德之间做选择的经验中，这还是第一次，采访之前，我就发生了角色转换：想放弃采访，想道歉。是不是如哈维尔指出的那样：极权国家里出来的人都惯于撒谎？轻易夸张事实，随时防卫过当，总要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找借口？“生活在真实中”，对于我们而言该有多难啊！
不出所料，我道歉信写出之前，就收到了大使馆发来的谢绝采访的回复。哈维尔真的不想总是做“总统”或“前总统”！连“前哈维尔先生”他都不想再做！
20天后，哈维尔返国之前，在那个只有几十人参加的相当轻松的小型晚宴上，我终于有机会将这位和善的人拽到一个角落，以随意闲聊的形式，向他简要介绍了中国知识界对于他和他的同胞昆德拉作品的不同解读，随即听他谈了他对昆德拉作品的一般看法。
我把道歉的话在心里说了很多遍，还是没有对他当面说出来：我不愿他将那句“不要紧，没关系”的客套回复说出口，那将有违他的本意。我修正错误的诚意体现在，老老实实当客人，放弃唾手可得的采访机会，不让他再对麦克风说话。
一个传奇故事的圆满结局
值得一提的是，哈维尔抵抗极权统治的名篇《无权者的权力》（Power of the Powerless），大约八十年代就以中文手抄本形式在中国大陆地下流传。岁月逝去，人们已弄不清它最初的翻译者是谁，也无法统计它打破多少中国大脑的自我禁锢，戳破了多少谎言的幻象，调动、激励了多少反对意识。但是它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的见证：自由的思想，是铁丝网和秘密警察无法阻挡的。 2003年下半年，中国大陆自由知识分子自费集资，再度以半地下方式印刷、出版了崔卫平翻译的包括这个名篇在内的《哈维尔文集》。丁东告诉我，此事一直捅到了最高层。最后以胡锦涛的口谕，“让他们自生自灭”听之任之了。丁东掂着手中所剩不多的几本书说，这文集一经出版，即刻销售、抢赠一空。
鉴于哈维尔先生的著作已经可以通过印刷体书籍和英特网突破封锁进入中国，经流亡作家郑义提议，我们做了一个决定：将我们多年保存下来的那本手抄本《无权者的权力》，作为一份具有特殊意义的礼物，交还给它的作者哈维尔先生，算是物归原主，。感谢他当年的思想和文字，感谢他为人类自由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并请他代我们将此文物转赠捷克历史博物馆或相关纪念馆。
晚宴上，吴宏达(Harry Wu)先生引见我与捷克驻美大使先生谈及此事，大使先生表示，他正在协助捷克建立一座“哈维尔总统图书馆”。如果允许，他将协助把这部珍贵的中文手抄本转赠给未来的哈维尔图书馆收藏。
这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的结局！成全了一段关于思想的完美传奇：
一位捷克知识分子的杰出思想飞越高山大海，乘坐手写体中国象形文字之舟，在遥远的中国地下河道行驶。无数翻阅的指纹是它的舵浆，自由信念是它的航标。多年后，这些思想从地下河流登岸，换乘印刷体的中文坐骑，在中国大陆腹地继续行走。而那停靠河岸的手抄版，已经再度翻山越岭过海、离开中国，停泊在同是捷克人、作曲家描写过的新大陆，自由女神之乡。它的使命完成了，漂泊久了，它想家呢。又过了多年，它的创造者、主人，到访自由女神的故乡。当年翻阅它的众多手中的一双手，借助一个偶然的机会，将它带到了它主人面前。由于外貌奇特，主人见了面不认识它。但了解了它的经历，他郑重地在它的扉页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接纳了这个远方归来的游子。――我在请哈维尔签印刷体的《哈维尔文集》的时候，壮着胆子再耽搁他一分钟，向他介绍并展示了这手抄本及来历。于是，在捷克驻美使馆为哈维尔举办的小型晚宴上，带着无数中国指纹还有纸页卷边泛黄的岁月痕迹，这中文手抄本居然回到了作者手中。而且终于跟随作者返回了故乡。未来，永远，它将栖息在作者的思想仓库，捷克民主先驱，“哈维尔总统图书馆”。它将向后来人见证人类关于良知、诚实、自由的信念与力量。
我希望这部手抄本当年的译者、抄者和读者，还有所有在它上面留下自己指纹的人，有朝一日能够看到这段文字，为这个圆满的结局同感欣慰。今天，这本书的故乡捷克已经变成了民主世界的一部分，但中国仍然在黑暗和谎言中挣扎。《无权者的权力》没有过时。虽然哈维尔“生活在真实中”的思想始终遭到诋毁，但是，对于那些拒绝谎言，热爱自由与尊严的中国人，这一朴素的思想永远是我们智慧与力量的源泉！当吴先生应我请求，在宴会上向客人们展示并简介这个手抄本的故事时，掌声热烈。我注意到哈维尔再度面露欣慰。我相信那不是外交式微笑。世上几乎没有一个作者，看到自己的思想和文字在一个遥远国度的地下流传20年之后居然返回到自己手中、返回故乡而不感到由衷欣慰。
对不起！哈维尔。“完璧归赵”，是我这个参与搅扰您的记者对您表达的最诚挚的歉意。
2005年6月5日初稿，12日定稿
哈维尔在捷克驻美大使馆晚宴上致词：“你们无论做什么，别像我一样当总统。”北明摄影
与前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是“铁哥们儿”
乔治城大学是哈维尔的好朋友、捷克出生的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卸任后任教至今的地方。两人相识于15年前。1989年六四之后，北京城连续几十天在街上游动的数百万人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哈维尔则第N次走出捷克监狱，发起“公民论坛”，不久，引发“天鹅绒革命”。打记事起就为故国的极权风光感到耻辱的奥尔布莱特飞到捷克，问哈维尔，“我们能帮你什么忙？”她不失时机地帮了哈维尔的大忙：她迅速组织法律专家，为这个新国家制定了选举法。奥尔布莱特为自己出生地捷克的变化由衷兴奋，她不仅后台帮忙，也在前台欢呼歌唱。真的欢呼歌唱：1990年6月捷克第一次实行民主选举时她再到布拉格，跟美国著名歌星保尔•西蒙（Paul Simon）一起庆祝那个历史性的时刻，在“七七宪章”领导中心，跟她的捷克同胞一起把“我们应当获胜”（We Shall Overcome）那首歌唱得深情而痛快。
天鹅绒革命后，美国跟捷克的关系不仅是两面国旗在外交场合的叠映，也是一对友人私下的默契合作。哈维尔出任总统后应邀到访美国，所有活动，听任他的美国知己奥尔布莱特的安排。连他在参众两院的讲演也是奥尔布莱特帮着捷克大使从捷克语翻译成英文的。哈维尔作家出身，对词语极为讲究，虽然英文不好，却觉得人家的翻译不到位。拿着翻译稿练习英文演讲时他唠唠叨叨：“这不是我的词儿。我永远都不会用这样的词儿！”布拉格出生的奥尔布莱特除了英语，还精通捷克语，法语、俄语、波兰语，几乎是半个语言专家，在一边听见抱怨不以为然。心想，我家乡来的总统怎么这么挑剔！我认识其他所有总统都不会看出这译稿跟原稿能有什么不同！结果呢？哈维尔在参众两院做的那个演讲不仅精彩之极，而且过后他要见总统布什，也拉着帮他润色词语的奥尔布莱特一同前往。而后者在美国瞩目的政治生涯还要再等一两年才正式展开，她颇有自知之明，说了句“我跟着你去不会受欢迎”就拒绝了。
这段往事，是奥尔布莱特后来在公开讲演中当众“揭发”的。她问哈维尔是否还记得这些15年前的故事，哈维尔坐在一旁笑容可掬，一言不发，不置可否，一幅听凭发落的样子。不过他忍了没几分钟就找到了还嘴的机会。场合还是同样的场合，奥尔布莱特对听众介绍说：哈维尔总统首次到访美国是15年前的1990年3月，他在美国第一个件事就是到乔治城大学跟学生见面。话音刚落，轮到哈维尔发言，哈维尔说：我想我当年到这里看望学生是2月，不是3月。两人公开两人温文尔雅的公开斗嘴引得场下笑声不断。一品即知那是陈年老酒酿造的情谊，添油加醋也香醇。
藏在美国写作，临走露面勉为其难
乔治城大学校方定然知悉两人之间的“铁关系”，便敦促奥尔布莱特邀请哈维尔来校跟学生们公开见面。奥尔布莱特一开口，哈维尔岂能推辞？于是有了二人在乔治城大学加斯顿礼堂（Gaston Hall）的对谈。
哈维尔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公开演讲及答问，更是赖不掉账。国会图书馆是出面邀请他的东道主，图书馆的克拉格中心是给他出资的财神爷。访问写作结束之前，跟关心他的美国各界人士见见面，说几句话吧？哈维尔就是再勉强，也无法拒绝。他庄重严肃勉力登台，气喘咳嗽之间，把自己事先准备的讲稿“皇帝没穿衣服”，一字不差念到头，异议人士和听众提问一个不拉回答到尾。
此后他即刻离开座无虚席的国会图书馆大礼堂，穿过下班时交通堵塞的华盛顿市中心，赶赴捷克驻美大使马丁•帕劳什先生为他举办的小型公开晚宴。自家官员尽地主之谊，邀请一些在美国的各国人权活动家、异议作家以及国会议员与他共进晚餐。既然两个月书斋劳作结束了，演讲也结束了，再累，晚饭总要吃。
世界听不见他“归隐”的呼声
哈维尔健康状况不好：先后两次患癌症，身体中两个器官各被切除一半。他当了13年总统，领教了和平革命成功、浪漫诗情退去后，政府大厅里日益严重的官僚作风和人间权力的荒诞。他是作家，终于卸任后，总是惦记写作。为了寻找一个安静处所写作，他带着病体来到美国。奥尔布莱特仅仅透露，他住在一个“安静美丽的角落”。回顾总统生涯，哈维尔曾经说，政治生涯是个陷阱。为了捷克的民主前途，他落入陷阱、付出代价是值得的。但是作家哈维尔向世界传达了足够的信息：他需要安静，需要写作。他跟奥尔布莱特说了很多话：北约的角色转换在于它如今有了不同的敌人：恐怖主义；捷克终于进入世界民主国家行列，有了自己的尊严；民主需要传播，但是为了得到世界的理解同情，行义举的美国需要争取联合国的支持；维护世界人权、反对暴政是一回事，帮谁、怎么帮是另一回事等等。
但是哈维尔说另一些话的时候，听众总以为哈维尔总统喜欢开玩笑。
奥尔布莱特在乔治城大学加斯顿礼堂（Gaston Hall）讲台上问哈维尔：你们国家没有“前总统”的传统，这些“前”人们不是死了就是被驱逐了。我作为一个前国务卿，观察你这个前总统，觉得特别有意思。你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你的感受？问题一出，发现时间不够了。她转向台下，要求凡有问题要发问的学生在台下中央过道的麦克风前排队。然后对哈维尔说，这个问题你可以不答。孰料哈维尔不理会台下哗啦啦站起来排队的学生，说：我应该回答这个问题。他接着用不很熟练的英语说：“我们确实没有前总统的传统。所以我常常发现社会和政体不知道该拿我怎么办。比方说，他们不知道该称呼我‘总统先生’还是‘前总统先生’，或者‘哈维尔先生’，还是‘前哈维尔先生’”。
台下爆发笑声的时候，哈维尔也许为他的幽默得意，但是他的话语是感慨的：“我这一辈子总是不情愿地在某些地方充当开荒者（pioneer）。现在我老了，我还必须再度充当开荒者，忍受前总统的境遇”。他小心地选择着词汇，表示“宁可不以外交方式说话太多。”他说，他现在身不由己，担任着很多不同的社会职务，有很多工作。他希望，“在特别的职责尽完之后，获得自由，象一只鸟儿那样。可以敞开心扉说话。”他抱怨：“我总是必须使用外交辞令，没有很多理由我必须违背自己的意愿，更多地使用外交方式表达自己。”面对台下带着各种课堂问题前来听哈维尔演讲的学生，哈维尔直言不讳地说，他“是一个有点儿累的人”，他“老了，也病得更厉害了”，所幸他“是一个前总统。”他当然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很多过去15年前可以做的事，现在做不了了，没有足够的精力了。”
台下学生不时爆发笑声，哈维尔自己也轻松幽默，但是不知道世界听没听见这个前总统的苦衷：他身体不好，精力不行，厌倦外交词令、害怕公共场合，他想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他想用最后的时间回到文学！
我也跟着笑。心却隐隐地有些跟不上。
肢体语言：老实巴脚庄稼人
不只话语，肢体语言也表明，这位倡导“生活在真实中”、为“无权者的权力”冲锋陷阵的作家体力很弱，非常疲劳：5月14号那天国会图书馆的演讲，哈维尔始终在每句话之间轻微喘息，时而咳嗽，听得见肺部浑浊的痰音。几步路，从他的座椅走到讲桌前，也需要平息气喘后，才能说话。
我观察，哈维尔基本不是个场面上的人物。那天乔治城大学演讲，从礼堂最后方的记者席远远望去，哈维尔竟是个小个子：比奥尔布莱特矮，比他身边那个捷克翻译更是矮出一头。高度跟气质相连：高高的梧桐总是比敦实的松柏洒脱，个子不高的哈维尔不是想象中那般潇洒。他人在台上不仅说话很慢，时而结巴，而且讲话时用手势帮忙。这说明他下意识地想弥补词语表达的不足。轮到开口时他身体前倾，离开靠背，双肘撑着上身重心，支在膝盖上比划，在自己思想的树林中寻觅表达的语汇，紧张而专心；说完立即靠回椅背，两腿摞起来，显得格外轻松。我先以为这是因为他第二外语不能得心应“口”，但是发现偶尔说捷克语，他的声音一样低沉，一样平缓而没有抑扬顿挫，速度一样慢，同样需要停顿下来选择词汇。他甚至和很多不善言辞者一样，在选择词汇的时候，要不停地“嗯”，甚至用两个连接起来的音节，“enya”来连接思绪。他不断重复那个助词“嗯”，直到找到他所满意的词汇，把话语接下去。――“巧言令色鲜矣仁”。他的话语表达能力跟许多厚道、甚而迟钝的男人一样，不那么好。哈维尔说话时，表情专注却不丰富，言调平缓几乎无变化，他给我的印象，是个仁者而不是智者。用传统的比喻，他象个老实巴脚的庄稼人。哈维尔1990年首次到访美国，第一项活动是要求到附近的乔治城大学看望那里的学生。这次他到美国写作，临走前首次公开露面，仍然是在这个学校同一个大厅见学生。所作所为不过是跟他的老朋友奥尔布莱特一起，将他们私下说过的话，公开说一遍，他仍旧拘谨如此。
遍览西方诸国元首政要，潇洒机敏或沉稳坚定、含蓄深沉或圆滑阴沉，几乎没有一个是这种风格。突然想，若是在人人胸怀韬略，个个腹引机谋的中国，无论极权体制下还是民主争斗中，恐怕不用三两个回合，就把这种庄稼人排除在外了。
仅从外表判断人确实有失肤浅，但哈维尔的政治理念确实基于道德基础和人道主义准则，他是世界上少有的将政治与道德在理论层面合而为一，并身体力行、努力实践的人。也许他所提倡的这种政治理念是反对极权政治的必然结果。但仍然难以想象，中国的反对运动能够挺举、哪怕是容纳这样的仁者。
七七宪章的成功、天鹅绒革命的胜利，使得许多西方人视他为“我心目中的英雄”。可是当我的被传统政治风景调试过焦距的眼睛，远远望着乔治城大学Geston Hall 台上体弱多病、略微紧张、勉力用他人母语和外交辞令表述自己深刻思想的前总统哈维尔时，不觉间心中竟充满歉意。这个世界真不该再打搅他了。
幽默和机智是哈维尔的第二道风景线
幽默和机智是哈维尔的第二道风景线。即便在台上不自在的时刻也是如此。而且可能越不自在，越是如此。轮他开口，他回敬了奥尔布莱特的“揭发”，说起自上次到访15年过去，自己变化很大，这才不紧不慢地告诉全场：“噢，我忘了介绍我自己了，这是你们美国的好习惯……”，然后他告诉人们，他叫瓦茨拉夫•哈维尔，今年六十又九岁了。还说上次来年轻15岁，所以比现在更粗鲁。他说他已经准备好回答他的朋友玛德林娜的问题，—— “如果我知道答案的话”。
不过更多的时候我发现他的幽默方式几乎全于在打破成规，说大实话。心存善念，内心谦卑，加上机智，他的实话虽然直接了当，但不伤人。奥尔布莱特问：普京认为上个世纪最大的灾难是苏联的分裂，就国际问题尤其是对于欧洲而言，你怎么看俄国的角色。哈维尔的回答竟然是以这么一句直言不讳的评价开始的：“我感到惊讶，如此伟大的政治家竟然说出这等愚蠢的话！”国会图书馆演讲会的主持人，从众多现场观众传上来的纸条中，挑出一个他认为有意思的问题。问哈维尔，您对布什提名为下届世界银行总裁保罗•沃尔夫维茨（Paul Wolfowitz，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如何在这个位置上推行他一贯的新保守主义、落实他强力推进民主的理念、在一些困难重重，代价很高的国家（意指伊拉克这样的国家）施行民主有什么建议和看法。
哈维尔的回答是：“你们看，也许我是个有足够勇气的人，但是我没有勇气给在这个位置上的沃尔夫先生提任何建议。”捷克驻美使馆为他举办的晚宴上，他必须讲几句。感谢完了所有该感谢的，他说：“下面是给在座各位的忠告：我建议，你们无论做什么，别像我一样当总统！”爆发的笑声里，他接着说：“因为那对你们的健康非常不利！”
他不会装腔作势。他一说实话，美国人就觉得他幽默；他一“幽默”，美国人就给他笑声、掌声。那些笑声总是让我觉得有点没心没肺，那些掌声总是比他说这些话的时间还长。
台下场外轻松自如出奇制胜在于返回常识。智慧使哈维尔的憨厚诚实具有大智若愚的特色。我想，举凡明察秋毫仍坚守诚实的人，都天然具有这样的特色。不过我却发现，在台下，如果不谈论内政外交，哈维尔如孩子般天真。
只有几分钟机会观察他台下的风范。乔治城大学公开问答结束，人们缓慢地从正门撤离会堂。哈维尔一行已经从后台先行离去了。不料他并没打道回府。大厅建筑外，他的车停在门口。他和妻子，则被使馆人员簇拥着，从远离建筑的相反方向走回来。他借登车离去的机会，擅自离队溜达去了？
从正门出来的听众们礼貌地在一旁对他示注目礼。他轻松自如，脸上带着天空般明朗的微笑走来。紧张的是我。见有人走进跟他说话，我也走上去，鬼使神差地重复无数崇拜者演过的那一出折子戏：拿出书包里《哈维尔文集》递上去，请他签名。他指着书的封面标题好奇地问，这是哪国文字？我告诉他那是中国象形文字，是中国大陆出版的他的文集的标题。他“啊”地一声，笑着低头打量他的思想变成的那一行铅印的陌生东西，不慌不忙地将手伸进西装掏笔。掏出一支，换手握住，伸进手去再掏。我即刻将自己的笔递上。他却不取，继续掏。一共掏出两只笔。在书的扉页上，先用绿色的一只签下他的名字，再用红的一只，在名字右下方，慢慢地准准地，画了一个心。签字画心的时候，他神情专著，旁若无人。将书还给我之后，望着我的惊喜的神情，开心地笑了。那神情既象实现了一个预谋的老谋士，更象一个拿到满分成绩单的小男孩。
名字下面留着暖色的心
这是我生平头一次请作者签名。我看见过书市上作者签名售书的热闹，也见过旧书摊书上签过名的书廉价抛售的清冷，因而我不签名送书，买书也不请作者签名，免得扰人扰己。哈维尔真的不世故。他如此对待签名，教给我的是另一种自爱爱人的境界：以一个平凡人的身份，用普世之爱，标记那个被称做姓名的符号。
荒诞感与这个人如影随形，但是他说，就是因为荒诞，才要追寻意义。想必哈维尔知道，那颗暖色的心所代表的爱，是唯一战胜荒诞、使生命获得意义的途经。我相信，这颗暖色的心，也是他以病弱之躯对抗谎言的基石，是他将政治与道德联姻的理由。
这世界不大，但如此签名的唯有他一人。
哈维尔的签名同时叠映出的，是这位知识人、作家所喜爱的一种生活方式：从政治官僚、外交礼节、媒体关注、众目睽睽中退出来，找个环境优美安静的地方过书斋生涯，用自己最得心应手的方式写作，表达人生的感怀。累了，不能采菊东篱下也要见见老朋友，不能抽烟了也要喝点酒，不能骑马了也要钓鱼，不必说正经事只是聊天，不要记录不录音，也不用秘书整理什么文稿。“白云出处从无例，独往人间竟独还。”不久后我问他为什么台上台下两种风格，他老老实实回答说：“在台上，我紧张”。把“紧张”这个英文字，“nervous”的第一个音节，拉得老长。
对不起，哈维尔
三次露面我都参加了。角色从一个行色匆匆的记者，几乎立即就转换到旁观者、普通人。最后的晚宴，我有幸经受邀出席。不过终于没有对他做专访，尽管机会从最初的遥不可及滑到了手边，我还是忍住了。决定不用那些公共话语打扰他，占用他的时间。
轮不到我对哈维尔道歉，但我还是充满歉意：他首次在乔治城大学与奥尔布莱特做公开对话，我奉命前去采访。心里装的全是记者的职责和冲锋陷阵争取独家专访的勇气，争取他针对全世界现存的最大的极权国家发言，争取他表述他的后极权理论对当今中国的针对性，争取他用一个作家目光和感受、评判极权体制下文学的命运，争取他介绍宗教在他心中的位置，争取他评价自己的一生等等。我将问题从一列到十。打住之后，背下来，打印好，装入信封。信封上写：请转交哈维尔先生。不知道是否有机会，只好撞大运，到时请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转递。我想我总有机会在他离开美国之前，就这些问题采访他。
乔治城大学加斯顿大楼门前，那日提前一小时已经排起了等待入场的长队。人多至此，我不认为又机会面呈。一进会场我就掏出采访信，在信封上边加了一句：“私人信件”。我同时告诉美国校方工作人员这是私人信件，来自遥远的中国。我指望这几个字，这一句话，博得工作人员的同情，千方百计把问题清单送到哈维尔手中。美国人转了四道手，居然回来告诉我自己送交捷克使馆！此番周折后，我把这封“私人信件” 交给了在车旁等待哈维尔的一位和蔼可亲的随行人员，他居然正是哈维尔的司机。随后，撞上哈维尔返回为我签字。
手中拿着哈维尔刚刚签过字的书，看见哈维尔全然不同的台下风采，我还没来得及感慨此信的转交竟柳暗花明，如此简单，就看见了下面一幕，令我惭愧：
透过车窗，我看见哈维尔从司机手中接过信，准备拆看之前，看了看信封上的字，便将信放入了他随身携带的黄色皮包！他是不是觉得当下就拆看一封不署名的私人信件不是时候？那一刻，我发现自己心中顿时充满歉意。刚刚意识到他对私人生活空间的渴望，刚刚把一个原本是作家的人从前总统身上找回来，刚刚从他的签字里，看见他对平凡的渴求。我反应再慢，也还是能够猜到，这个充满生活情趣的人，在结束了两个月的写作之后，在结束了充满外交辞令的对话之后，在怀着轻松的心情返回府邸的路上，将我这封没署名的“私人信件”放入书包，是要等着一个安静的时刻再看。
可是那不是一个异国他乡的老朋友的信，也不是一个美国年青姑娘的情书，甚至不是一个崇拜者的赞词或一个读者的感想。那不过是又一大堆公众话语，一些没有温度的问题，一串串在哪里都可以遇见的英文字母，十个阿拉伯数字后，不过是一个职业记者的阴谋和媒体契而不舍的骚扰！
你还不如在信封上标明“媒体采访”！
不过我猜想那样一来，也许根本送不到哈维尔手中。不过就是送到了哈维尔也更不会拆看了。不过至少打开之后不会立即愤怒地扔进字纸篓。不过不愤怒地扔进字纸篓，也会轻轻地扔进去。反正还是采访不成了。不过……。还有很多“不过”，不过在我经常必须在记者职责和常人道德之间做选择的经验中，这还是第一次，采访之前，我就发生了角色转换：想放弃采访，想道歉。是不是如哈维尔指出的那样：极权国家里出来的人都惯于撒谎？轻易夸张事实，随时防卫过当，总要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找借口？“生活在真实中”，对于我们而言该有多难啊！
不出所料，我道歉信写出之前，就收到了大使馆发来的谢绝采访的回复。哈维尔真的不想总是做“总统”或“前总统”！连“前哈维尔先生”他都不想再做！
20天后，哈维尔返国之前，在那个只有几十人参加的相当轻松的小型晚宴上，我终于有机会将这位和善的人拽到一个角落，以随意闲聊的形式，向他简要介绍了中国知识界对于他和他的同胞昆德拉作品的不同解读，随即听他谈了他对昆德拉作品的一般看法。
我把道歉的话在心里说了很多遍，还是没有对他当面说出来：我不愿他将那句“不要紧，没关系”的客套回复说出口，那将有违他的本意。我修正错误的诚意体现在，老老实实当客人，放弃唾手可得的采访机会，不让他再对麦克风说话。
一个传奇故事的圆满结局
值得一提的是，哈维尔抵抗极权统治的名篇《无权者的权力》（Power of the Powerless），大约八十年代就以中文手抄本形式在中国大陆地下流传。岁月逝去，人们已弄不清它最初的翻译者是谁，也无法统计它打破多少中国大脑的自我禁锢，戳破了多少谎言的幻象，调动、激励了多少反对意识。但是它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的见证：自由的思想，是铁丝网和秘密警察无法阻挡的。 2003年下半年，中国大陆自由知识分子自费集资，再度以半地下方式印刷、出版了崔卫平翻译的包括这个名篇在内的《哈维尔文集》。丁东告诉我，此事一直捅到了最高层。最后以胡锦涛的口谕，“让他们自生自灭”听之任之了。丁东掂着手中所剩不多的几本书说，这文集一经出版，即刻销售、抢赠一空。
鉴于哈维尔先生的著作已经可以通过印刷体书籍和英特网突破封锁进入中国，经流亡作家郑义提议，我们做了一个决定：将我们多年保存下来的那本手抄本《无权者的权力》，作为一份具有特殊意义的礼物，交还给它的作者哈维尔先生，算是物归原主，。感谢他当年的思想和文字，感谢他为人类自由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并请他代我们将此文物转赠捷克历史博物馆或相关纪念馆。
晚宴上，吴宏达(Harry Wu)先生引见我与捷克驻美大使先生谈及此事，大使先生表示，他正在协助捷克建立一座“哈维尔总统图书馆”。如果允许，他将协助把这部珍贵的中文手抄本转赠给未来的哈维尔图书馆收藏。
这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的结局！成全了一段关于思想的完美传奇：
一位捷克知识分子的杰出思想飞越高山大海，乘坐手写体中国象形文字之舟，在遥远的中国地下河道行驶。无数翻阅的指纹是它的舵浆，自由信念是它的航标。多年后，这些思想从地下河流登岸，换乘印刷体的中文坐骑，在中国大陆腹地继续行走。而那停靠河岸的手抄版，已经再度翻山越岭过海、离开中国，停泊在同是捷克人、作曲家描写过的新大陆，自由女神之乡。它的使命完成了，漂泊久了，它想家呢。又过了多年，它的创造者、主人，到访自由女神的故乡。当年翻阅它的众多手中的一双手，借助一个偶然的机会，将它带到了它主人面前。由于外貌奇特，主人见了面不认识它。但了解了它的经历，他郑重地在它的扉页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接纳了这个远方归来的游子。――我在请哈维尔签印刷体的《哈维尔文集》的时候，壮着胆子再耽搁他一分钟，向他介绍并展示了这手抄本及来历。于是，在捷克驻美使馆为哈维尔举办的小型晚宴上，带着无数中国指纹还有纸页卷边泛黄的岁月痕迹，这中文手抄本居然回到了作者手中。而且终于跟随作者返回了故乡。未来，永远，它将栖息在作者的思想仓库，捷克民主先驱，“哈维尔总统图书馆”。它将向后来人见证人类关于良知、诚实、自由的信念与力量。
我希望这部手抄本当年的译者、抄者和读者，还有所有在它上面留下自己指纹的人，有朝一日能够看到这段文字，为这个圆满的结局同感欣慰。今天，这本书的故乡捷克已经变成了民主世界的一部分，但中国仍然在黑暗和谎言中挣扎。《无权者的权力》没有过时。虽然哈维尔“生活在真实中”的思想始终遭到诋毁，但是，对于那些拒绝谎言，热爱自由与尊严的中国人，这一朴素的思想永远是我们智慧与力量的源泉！当吴先生应我请求，在宴会上向客人们展示并简介这个手抄本的故事时，掌声热烈。我注意到哈维尔再度面露欣慰。我相信那不是外交式微笑。世上几乎没有一个作者，看到自己的思想和文字在一个遥远国度的地下流传20年之后居然返回到自己手中、返回故乡而不感到由衷欣慰。
对不起！哈维尔。“完璧归赵”，是我这个参与搅扰您的记者对您表达的最诚挚的歉意。
2005年6月5日初稿，12日定稿
《花园聚会》（1963）
知否知否绿肥红瘦
我也钦佩哈维尔的正直和良知，也许，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政客吧。
我在刚刚开始出游欧洲的时候，不是去名闻遐迩的伦敦巴黎，而是首选捷克匈牙利，也是一份自己的情结吧。
对政治，我有点自己的理念，不过，写不出来，真的是无法handle。不过，看到这样的文章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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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了最近（23日）韩寒关于政治和思想的博客了吗？
心妹，这个是我刚刚得到的，别致而漂亮的祝贺，大家分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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