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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2008（下）

　　三十年未见之变局

　　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改革于今已经走过了三十个年头。三十年之后，在人们对市场化的成果已经习以为常的时候，中国独特发展模式所遗留下来的痛苦后果正在以一种尖利的方式被中国社会所感知。

　　1989年之后，合法性焦虑变成了中国政治中一种难以摆脱的心理疾病。于是，经济的高速增长，更加准确地说，GDP的高速增长便成为缓解这种焦虑的唯一药方。如此，是不是能够迅速增加GDP，便成为衡量中国改革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这样一种执政思维的推动下，并基于中国当时的政治及自然禀赋，中国经济被迅疾推上了一条高投资率、高外向型、高污染、低内需、低福利、低人权保障的发展路径。在1990年代初期冷战结束之后，这种发展模式更被澎湃而至的全球化浪潮推向了极致水平。在经过10数年的酝酿并在新世纪（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发力冲刺之后，中国虽然录得了奇迹般的GDP增长速度，但其结构的扭曲以及内部问题的积累也同样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在内需方面，中国的消费率在2007年已经下降到35%的超低水平，而其他国家的同一指标大多在70%以上。隐藏在这种不不寻常的消费率背后的，实际上是中国分配结构的严重扭曲。资料表明，居民在国名收入的所占比例不仅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增加，反而不断缩小。在1994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的分配比例为18∶16∶66，而到了2005年，这个比例变化为 23.8∶16.2∶60.0，居民收入占比不断下滑。有评论者指出：中国当今消费率比1950年代末期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还要低。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内需长期低迷的主要因素。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内需低迷并不是一个市场博弈的后果，而是一个政治博弈的后果、其对应的是政府和企业在改革过程中权力的扩张，以及公民权利在同一时期的极度抑制。所谓低人权成本指的即是这样一种情形。

　　事实上，中国经济中的另外一个畸形指标，也源于同样的政治禀赋。从毛泽东时代起，高投资率就一直是中国经济中一个恶疾。但这种疾病是否并没有因为改革而得到根治，反而不断恶化。到2005年底，中国的投资占GDP 的比率达到48.6%。就此有人调侃道：如果投资率按照这样增长速度下去，到2012年中国将是一个只有投资没有消费的经济体。从逻辑上说，长期的高投资率一定会导致产能过剩并最终引发经济的剧烈调整。这一点在中国以前作为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的时候，已经得到了反复验证。这也正是毛泽东时代发生的故事。然而，在中国极速融于全球体系之后，这种过剩产能却在全球市场中得到了消化。加之，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通过对各种资源的控制能力将土地、税收、环境、资源以及人力成本压低到极致，这就使中国庞大的过剩产能拥有了其他国家无法匹敌的价格优势。这样，中国过剩产能的投资者不仅没有受到市场的惩罚，反而获得了利润。这反过来鼓励了政府以及企业的这种微观合理，但宏观上可能引发巨大灾难的投资冲动。这种短暂的成功迷惑了许多人，在他们看来，十数年如一日的超高投资率似乎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吓人。不过，超高投资率与超低消费率的经济增长组合要想得以维系其脆弱的平衡，对外部市场和外部资源的高度依赖就是一个符合逻辑的结果。其在经济指标上的表现，就是中国变成一个外贸依存度畸高的经济体。到2006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达到64%的罕见高度，远远超过其他大型经济体。作为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型经济体，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是非常不寻常的，也是相当危险的。这意味着，中国每1元的GDP就有0.64元是通过于外部经济交换而来的，这也同时意味着，一旦外部消费需求滑坡，中国经济就可能遭遇重创。2008年初冬中国经济的急跌已经对这种危险性做出了经典的诠释。讽刺的是，就在全球金融海啸发生之后，中国的主流舆论还在安慰公众说：中国的实体经济是健康的，不会受到金融危机太大的影响。不出所料，这种肤浅的“专家言论”以最快的速度沦为了笑柄。事实上，鉴于中国如此之高的外贸依存度，连中国经济这个概念本身都已经显得不合时宜。在相当程度上，中国经济在2008年三季度开始的急速下滑，很有可能就是中国改革长期积累的问题借助金融危机所发出的一击致命的报复。容易看到，在这三十年中，中国虽然取得了独步全球的增长速度，但其经济的基本体质仍然有相当脆弱的一面。当然，按照官方的乐观看法，中国经济结构的扭曲可能正是中国经济最具潜力的一面，消费率低下正说明中国内需还有大幅提高的可能，产业落后正说明中国还有产业升级的潜力，我们不否认这种中国式辩证法中所包含的智慧。但显而易见，作为导致这些后果的原因，这需要政治上的改变。提振内需，调整结构，一直是中国领导人发誓要完成的任务，然而多年努力之后，不仅未竟其功，反而日行恶化，其谜底正在于政治之难。足可见，这绝对不是一桩轻松的任务。

　　中国改革自1990年代之后，以GDP为唯一标准，以中国特殊政治禀赋为条件的发展模式，不仅在经济层面造成了夸张的扭曲，也同样在社会层面及精神文化层面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而后者，由于不会反应在具体的经济指标上，因而也特别容易被隐匿和忽略。在这方面，最应该提及的是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改革之前，虽然中国也同样存在着相当严重的不平等，但在经济上，中国仍然是一个相当平等的国家，但在短短三十年之后，中国一跃成为贫富最为悬殊的经济体之一。从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急速演变成一个贫富极为悬殊的社会，中国社会中被压缩的潜在愤怒情绪可谓相当具有爆炸性。一旦危机袭来，这种愤怒情绪就可能称为社会分裂的导火索。换言之，中国在社会团结方面的巨大破绽很有可能最先暴露在经济危机的火力之下，并成为社会整体性危机的第一个燃点。2008年的瓮安事件实际上就是这种危机最活生生的预言。如果正在加速成型的经济危机真的不幸到来的话，上述情形就将不再只是逻辑上和概率上的推论，而是中国很可能要直面的严峻现实。

　　不仅如此，在三十年改革之后，以世俗物质利益为主要目标的机会主义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从精英到百姓，从政府到企业，几乎所有利益主体的压倒性行动文化。在这种毒性极大的文化中，人们被告知，只要对自己有利的，就是理性的，就是好的。只要能达到目标，最基础的商业伦理及文化准则都可以弃之如草芥。2008年引起轩然大波的毒奶粉事件，暴露的正是当今中国在文化精神层面这种最真实的面貌。在这方面，中国各级政府在经济增长上所展现出的赤裸裸的机会主义性格，为这种文化精神的形成起到推波助澜甚至直接示范的作用。我们不能想象，构筑在这样一种文化基础上的社会如何能够应付一次巨大的经济冲击？当然，如果继续享有好运气的话，我们仍然可能侥幸过关。但一个只能不断祈灵于运气的民族又是一个何等脆弱的共同体，而其离所谓崛起又何止于十万八千里？虽然我们不愿相信，但我们必须非常遗憾的告诉人们：这的确是在危机日渐迫近的2008年，中国社会真正的精神基础和起点。物质的成就可能因为一场危机而一夜散尽，而精神的力量却可以成为危机中最坚强的堡垒。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可能比其他经济体更接近危机。

　　正如我们上面所提示的那样，1978年之后，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中国经济增长，不仅是中国本身制度变革的结果，也是1990年代之后全球体系扩张的一个结果。换句话说，以美元为符号的全球体系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隐形但却非常重要的基础。因此，在考察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图景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离开全球体系的视域。二战之后，以美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新的全球体系。冷战之后，借助信息技术革命以及美国意识形态的魅力，这个全球体系急速膨胀。以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巨型人口国家完全融入为标志，这个全球体系达到了其巅峰时期。然而，巅峰从来就意味着衰败的开始，以次贷危机为引信并在2008年被最终引爆的金融危机，实际上就是这个体系盛极而衰的一个明确信号。其本质是，通过滥发美元来吸纳全球过剩产能的美国消费能力的崩溃。在相当程度上，次贷危机就是美国通过所谓“金融创新”膨胀其消费需求并同时吸纳全球储蓄而导致的一场危机。有人戏称：次贷危机的情形就好像是美国（像一个劳模一样扮演全球消费火车头）长期带病坚持工作最终不支倒地。显然，目前的危机不仅仅是美国的危机，也不是哪一国的危机，而是二战之后这个曾经创造过无数神话的体系的全球体系的危机。也只有在全球体系的视角上，我们才能够更加接近目前这场危机的真相。与发生在体系边陲的亚洲金融危机不同，目前的金融危机发生在全球体系的心脏部分。亚洲金融危机之所以能够很快平息，乃是因为作为当时全球体系的发动机的美国消费需求（包括其他发达国家）依然强劲，而这种需求很快就将亚洲新兴经济体的过剩产能重新组织起来，从而迅速将体系推回到正常运转状态。就此而论，这一次的全球金融危机显然要比十年之前的亚洲金融危机要远为不测。道理非常简单，心肌梗塞要比局部病痛危险得多。沿着这一线索，我们得知，美国及其其他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何时能够修复，这场危机就何时能够结束。但我们已经了解，发达国家（尤以美国为甚）的消费需求多年来一直是通过金融杠杆被“吹”出来的，随着发达国家从企业到家庭全面的去杠杆化时代的到来，这种需求的恢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的萎缩可能还刚刚开始。接下来要发生的，则是体系内从金融到实体、从发达国家到新兴国家的一个全面负反馈——一个螺旋式下降的过程。迄今可以旁证这个趋势的证据是，全球三大主要发达经济体，已经同时陷入衰退。这种情形是二战之后从未见过的。与此同时，那些原来被人们寄予厚望的诸如中国、印度这样的新兴经济体也在危机中迅速显露了他们对体系的高度依附性。希望这些以出口导向型的新兴经济体能够一夜之间转型并拯救体系危机，不仅在经济上不现实，而且也将与目前的全球政治权力格局发生严重冲突。这提醒我们，全球体系的确遭遇到了二战之后最严峻的局面。我们不知道这种发展最终会指向哪里，但显然，变局已经开始。

　　如果说前面十多年是美国为中心的全球体系急剧扩张的时代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要进入的，则是这个体系不断收缩的时代。显然，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时代。在这个过程中，体系内的任何国家都不能幸免于收缩所带来的痛苦。这是一个相当确定的全球体系前景。不确定的则是，如果其中有任何一个大国承受不了这种收缩所带来的痛苦而导致政治上的巨变，那么，二战之后的这个全球体系的爆炸就会立即被引发。老练的投资者都知道，不确定是人类智慧的天敌。无论是确定的经济收缩，还是不确定的体系爆炸，都将是中国在2009年的将要面对的艰难处境。

　　虽然预测一向被认为是一件愚蠢的事业，但一些与中国高度相关的重要趋势仍然值得我们冒险予以提示。其一是，2009年，美元可能出现大幅贬值，并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动荡。其二是，在中国，虽然当局已经紧急采取了大规模的刺激措施，但经济下滑的幅度仍然超过预期，中国延续了三十年的发展模式可能被迫放弃。其三，在经济增长下滑的背景下，国内积累多年的各种社会矛盾趋于临界，被搁置了三十年的政治改革将会重新获得动力。往更远处看则有，继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休克之后，为本轮全球化提供主要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也将面临退潮。继之而起的是各种替代性方案和思想的兴起。无疑，这将是一个大时代。

　　无论是从全球体系的角度看，还是从中国内部的情况看，一幅未来图景都已经无比清晰：中国正在遭遇三十年未见之变局。以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来观察，危机从来就不仅仅只意味着崩溃，它同样意味着涅盘，意味着巨大的机会。虽然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今天，我愿意以这样一种态度期待中国的2009。正如奥巴马在其胜选演讲所说道的那样：改变的时刻已经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