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的博客
啊，草原！
毛泽东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谈话（1967年2月8日）
当时我就说，究竟是马列主义胜利，还是修正主义胜利，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我还说过，究竟那一方面胜利，现在还看不出来，现在还不能作结论，有两种可能。修正主义打倒我们，有可能我们战胜修正主义。我为什么把失败放在第一可能呢？这样看问题有利，可以不轻视敌人。多年来，我们党内斗争没有公开化。1962年七千人大会，那时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不斗争，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或几十年，中国就可能变颜色。这篇讲话没有发表，不过那时已经看出一些问题。1961年到1965年期间，为什么说我们有许多工作没有作好呢？说的不是客气话。说的是真话。我们过去只抓了个别问题。个别人物。1953年冬到1954年斗了高饶，1959年把彭德怀、黄克诚整下去了。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农村、工厂的斗争，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你们已是知道的，但都没有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形式，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所从这次要搞文化大革命。
对文化大革命也进行了一些准备。1965年11月对吴晗发表批判文章，在北京写不出，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这个摊子开始是江青他们搞的，当然事前也告诉过我。文章写好后交给我看，她还说，只许我看，不能给周恩来、康生，不然，刘、邓这些人也要看。刘、邓、彭、陆是反对这篇文章的。文章发表后，全国转载了，北京不转载，那时我在上海。我说把文章印成小册子，各省打印发行，就是北京不打印发行。彭真通知出版社，不准翻印。北京市委是水泼不进，针也插不进。现在不是改组了吗？还不行，还得改组，当发表改组北京市委时，我们增加了x个卫戍师，现在还是x个卫戍师。以前X个师是好的，但太散了。现在红卫兵帮助我们，但也有不可靠的，有的戴黑眼镜，口罩，手里拿着棍子，刀，到处捣乱，打人，杀人，杀死了三口人，杀伤三人。这些人多数是高干子女，如贺龙、陆定一的儿女。所以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1965年12月解决了罗，1966年6月1日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广播了，八月红卫兵出现，发动了群众。去年聂元梓写的一张大字报，当时我在杭州，一天中午我看到这张大字报，我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要广播这张大字报，这样大字报就满天飞了。清华、北大两附中写了两件材料，我看了，八一我写了一封信给这两个学校的红卫兵，后来红卫兵大搞起来，八一八接见了八十万红卫兵，接着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我写了一张二百多字的大字报，就从中央到地方，一些负责人反对学生运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搞白色恐怖，这样才揭发了刘、邓问题。现在双方决战还未解决。今年三、四月可能看出眉目，解决问题可能到明年3、4月份，也可能更长一些时间。
好几年前，我就要洗刷几百万，那是空话，他们不听话嘛！毫无办法。人民日报夺了两次权，就是不听我的话。我去年就声明，人民日报我不看，讲了好几次，他就是不听。看来我这一套在中国不灵了，因为大中学校长期掌握在刘邓子里，我们进不去，毫无办法。
我们党内暴露出来的问题，可以分几部分人： 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时期可以合作。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他是赞成的，打倒官僚资本主义他也是赞成的，打倒民族资产阶级他就不赞成了，把土地分给农民他是赞成的，合作化他就不赞成了。这一批其中有的是所谓老干部。第二部分是解放后才进党的人，有百分之八十解放后进党的，其中一部分当了干部，有的当了支部书记，县委书记。第三部分是收留下的国民党，这些人有的过去是共产党，以后叛变了，登报反共（指薄一波、安子文等61人叛徒案——注）。那时不知道，现在查出来了，他们不拥护共产党，反对共产党。第四部分是地、富、反、坏、资产阶级子弟，解放后他们进了大学，掌了一部分权。不都是坏人，有的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有些是反共的。总之，坏人在中国不多，大概也不过百分之几，如地、富、反、环顶多百分之五约三千五百万人。他们是分散的，分散到各乡村、城市和街道。如果集中到一起。手中拿了武器，那就是一股大敌了。他们是灭亡了的阶级其代表人物，在三千五百万人中顶多不过几十万，也是分散的。所以大字报、群众运动、红卫兵一出来，他们就吓得要死。
大学生中有很大一部分我是怀疑的，特别是文科，不搞文化革命他们就要变修正主义分子了，搞修正主义了。文科不能写文章，哲学不能解释社会现象，还有经济学的，可多呢！现在看来有希望，斗得很厉害。（卡博、巴卢库说：斗得厉害好，清醒一下好。）群众都发动起来，什么坏东西都可以扔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是乐观的，从去年我和谢胡同志谈话时，比较乐观些了。（卡博同志说：见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巨大胜利。）
现在只能讲取得了相当的胜利，到明年这个时候，可以这样说了。但是也许我们被敌人打败，打败就打败嘛，总是有人革命的。有人说中国爱好和平，那是吹牛，其实中国就是好斗，我就是一个！好斗，出修正主义就不那么容易了。（卡博同志讲：不搞斗争是不成的，不然，革命怎么实现呢？）（巴卢库同志说：就是要斗争，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就是嘛！中国搞修正主义不象苏联那么容易，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受压迫一百多年。我们的国家是军队打的，学校原封不动，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有的是委派去的，如曹荻秋、陈丕显不是派去的吗？以后选举的，选举，我是不大相信的。中国两千多个县，一个县选举两个就四千多，四个就一万多，哪有这么大的地方开会？那么多人怎么认识？我是北京选的，许多人都没有看见我嘛！见都没见怎么选呢？不过是闻名而已，我和总理都是闻名的，还不如红卫兵，他们的领导人还同他们讲过话呢！红卫兵也是不断分化的，夏季是革命的，冬季成了反革命。夏季是少数，冬季由少数变成多数。井岗山，聂元梓受过压迫，很革命。去年十二月份的，今年一月份分化了。但不管怎么样，总是好人多。现在流行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了，不行了的。不过斗来斗去，错误的人总是站不住脚的。省上有打倒xxx的大字报，打倒Xxx的就更多了。杨成武是代总长，管好几个部，xx部要打倒他。打倒肖华是福建军区司令部的人提出的，不几天自己就被打倒了。但有条永远的真理：那就是绝大多数党员、团员和人民是好的。
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节选（1967.５.１）
今天，贵国是以军事代表团来了解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我首先就这个问题谈谈看法。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从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算做第一阶段，这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算做第二阶段，这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月风暴夺权大联合三结合，这可算做第三阶段。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以后，这可算做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一再着急大联合的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这个主观愿望是不符合阶级斗争客观发展规律的，因为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都还要顽强地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任何阻力的泛滥出来了，因此破坏了大联合。大联合捏是捏不成一个大联合的，捏合了还是要分，所以中央现在的态度是只是促，不再捏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很多例子说明的，××市的工代会、红代会，农代会，除了农代会彼此打得好一点外，工代会，红代会，彼此打得都热闹。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接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七年来，文化教育是修正主义把持了，所谓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所以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地改造世界观，否则就走向革命的反面。在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当场有人答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问题。
中央一再强调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世界观是不能强加的，改造思想也必须是外因通过内因去起作用，内因是主要的。世界观不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叫胜利呢？世界观不改造，这次出现了两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下次可能出四千。这次文化大革命代价是很大的。虽然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不是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所能解决的，但这次文化大革命后，起码要巩固它十年。一个世纪内至多搞上它两、三次，所以必须从挖修正主义根子着眼，增强随时防修、反修的能力。在这里我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你们说什么叫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众不语）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些当权派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吧！就是说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反对三座大山是积极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反对资产阶级了，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打土豪分田地时，他们是积极赞成并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农村要实行集体化时，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他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现在又当权，那可不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吗？就算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吧！这都叫老干部遇到新问题，但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坚定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叫资产阶级要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有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也说这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但既然叫犯了错误，这就说明你这个老干部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未得到彻底改造。大家不是主张灭资兴无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很多有利条件，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是能够被消灭的，所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能够被打倒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能够被改造的，打倒有利于改造。今后老干部会遇到更多的新问题，要想保证坚决走社会主义，就必须在思想上来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化。做为革命左派，更应灭资兴无。否则资产阶级思想长期不清理，也要走向事物的反面，你不信吗？我问大家，你们说究竟怎样具体的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你仔细考虑过吗？这是一个国家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所以今后要不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真正关心国家大事，就要在世界观的改造上狠下功夫。
我说革命小将革命精神很强烈，这很好，但你们现在不能上台，你们现在上台，明天就会被人赶下台。但这话被一位副总理以自己的话说出来了，这很不对。对革命小将是一个培养问题，不应在他们犯有错误的时候，用这话给他们泼冷水。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字句，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我是北京区选我做人民代表的，北京市有几个真正了解我？我认为周恩来当总理，就是中央派的。也有人说中国是酷爱和平的，我看就不那么达到酷爱的程度，我看中国人民还是好斗的。
对干部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信念，不能离开这个阶级观点。现在这个“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就不能乱用。“革”与“保”全是有强烈的阶级性的，对革命的领导干部，就是要保，要理直气壮的保，要从错误中把他们解放出来。就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经过长期教育，改正了错误，还是允许他们革命的。宁左勿右，形左实右，从表面上看来，永远比实事求是更革命些，但永远是我们所不提倡的，这是资产阶级范畴的东西。真正的坏人并不多。在群众中最多百分之五。党团内部只是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但这一小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必须做主要对象打，因为他们的影响及流毒是很深远巨大的，所以也是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群众中的坏人最多只是百分之五，但他们是分散的没有力量的。以百分之五、三千五百万算，如果他们组成一个军队有组织的反我们，那确实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但他们分散在各地没有力量，所以不应做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但要提高警惕，尤其在斗争的关键阶段，要防止坏人钻空子。所以大联合应有两个前提：一是破私立公，一是必须经过斗争，不经过斗争的大联合是不能奏效的。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第四个阶段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所以安排大批判的时间应比较长。中央文革还在讨论，有人认为今年年底为宜，有人认为明年5月份为宜，但时间还得服从阶级斗争的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