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文革旧照
自杀是一个常态社会中始终存在的现象，本身并不足为奇。之所以考察1949年至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他阶层的自杀情况，是因为这一期间此类人士的自杀人数惊人。一个社会突然出现大量的自杀现象，特别是知识分子自杀，显然是不正常的。这种自杀现象的原因可能与正常社会里常见的自杀原因不同。因此，本文不会从社会学观察通常的自杀现象的视角来分析上述情况，而是通过剖析那个时代的政治文化来研究这一现象的发生。
本文选择的研究时段为1949年至1976年，政治上这一时代可以被称为毛泽东时代。文中涉及的主要案例起自1950年，截止于毛时代结束之时。由于中国大陆有关的档案尚未解密，所以不可能通过正常的档案检索而统计出这一时期知识分子自杀的完整人数（在档案开放的情况下这并不难做到）。本文只能根据有关的回忆和有限的访谈及调查，选取一部份知识分子的自杀情况作为研究的基本材料。本研究所有的原始材料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一，当事人的回忆录和相关的回忆文章；二，笔者对死者家庭的访问记录及朋友提供的材料；三，《内部参考》，此刊物为新华社“参考消息”组编辑的内部参考资料，1949年9月22日创刊，每日一期，供主要官员了解国内国际动态，本文注释均注明引文出处之期号和页码。需要说明的是，1949年至1976年间自杀的知识分子中，多数人并不知名，但由于相关资料极难收集，所以本文据以分析的知识分子自杀资料偏重于知名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学者、名演员、科学家、大学生等。
一、不同时期的的自杀现象
1. “反右”之前
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频繁的政治运动。在反右运动开始前，规模较大的政治运动就有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批判电影《武训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抗美授朝、“三反”“五反”、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思想、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社会主义教育等。 这些政治运动的主要对象虽然不同，运动本身的激烈程度也稍有差别，但都有一个基本特点即整人，都是以毁灭个人尊严和人格为基本特征的，其基本取向是统一思想、消灭个性。由于采取了极为残酷的方式和手段，所以在五十年代初期，整个国家处在一种恐怖的氛围中。这样的生存环境，给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心理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这是知识分子自杀现象开始大量出现的一个基本前提。
一位研究“三反”和“五反”运动的学者，曾描述过当时的情景：
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恶噩频传，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者，即不下万人。自杀方式以跳楼、跃江、触电、吊颈者为最多，毒烈药品尤其是安眠药片，早已禁止发售，故欲求安卧而死，亦不可得。法国公园与兆丰花园楼丛中，经常悬死三五人不等，马路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跳黄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扫而空，中共为节约木料，以“反浪费”为名，禁止添制棺木，遂大开火葬场，而亦时常客满。……其他天津、北京、武汉、重庆、沈阳、广州各处商阜，以及凡有工商业之全国大小市镇，无不有同样事。四月间有人自广州逃出，谓赶早车于晨五时经西关多宝路，见马路上横尸二具，血肉狼籍，迨坐上三轮车，乃不禁向车夫叹息而道：车夫遂四面瞻顾，见左右无人，乃低声凄然道：“两个算什幺！我经过惠爱路时，怕不躺着有十几个？”
上海中共当局眼看自杀的人日益增多，为防止蔓延，影响其预定计划起见，乃采取紧急措施：一、公园及僻静之处，均派兵逡巡，不准行游之人逗留。二、黄浦江岸口偏僻之处，筑是竹笆，要冲之地，均有解放军站岗防守，黄昏以后即不准人行近江边。三、各马路高楼顶上均站岗防守，又因有从四层楼以上楼窗跳下者，乃严令三层以上楼窗均须装置木栏与铁丝网。四、凡以自杀逃避“五反”运动者之公司行号器物财产一律充公，丝毫不留，籍以胁迫其家属为之监视。除此，更加紧发动群众，鼓励员工，一面积极予以训练，一面督令严密防范，凡重要目标，派人跟随，寸步不离，虽寝食便溲，亦不放松。
上海工商界自杀的以三月底四月初为最多，因那时除“五反”之外还要催逼1951年度所得税。跑马厅七层楼公寓那一对夫妇同时跳楼自杀，就是为着欠税。自杀也有一种风气，“五反”的自杀方式以跳楼为最风行，服毒次之。像华成烟草公司姓沉的副总经理投井而死，究竟少数。跳楼所以风行，也是由于这种自杀方式较简单，而且不易被防范。上海流行这样一个故事：一天一个妇人牵着一个孩子打霞飞路经过，后面不知哪个熟人喊了她一声，她刚立定脚跟回过头来看时，离开她两步路外，楼上忽跌下一个人来。如果那个人不招呼她一声，她和她的小孩岂不都被压碎了吗？有一个时期，高楼大厦之下经过的人确都有戒心。跳黄浦是最不聪明，不仅黄浦江边防备森严，就是有机会跳进，遇救的机会也比较多，而且尸首漂失了只以为失踪，家属还有帮助隐匿或纵逃的嫌疑。自杀一定要达到自杀的目的，万一不遂或遇救，那才受罪，因为你又加了一重罪名，就是“胆敢拿死来威胁政府和人民！”自杀者的遗书有一个普遍的特点，为了死后不要再给家属以任何的麻烦，总是痛骂自己一顿，然后再歌颂一番人民政府的德政。[1]
面对如此情景，有一次上海市长陈毅在广播里说：“我不懂为什幺许多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自杀而不肯坦白。”[2] 他或许不知道，像前金城银行沪行经理殷纪常是在严寒初春之时被迫穿着短衫裤在金城大楼七楼跪了五天五夜，经受了职工的疲劳审问后身体实在忍受不了而跳楼的。[3] 当时广州的“五反”高潮较上海稍迟一点，四五月间最厉害，自杀的也最多。
一位当时在上海目击过“三反”和“五反”的法官最近写道：反右和“三反”一样，也有自杀的人，如上海民盟中就有华丁夷同志，被批斗而自杀，此外还有一位市劳动局副局长，也在反右中自杀。估计他们可能过去自诩革命过，一旦遇上反右，自己被斗，戴上右派帽子，好象从万丈高崖一下坠入万丈深渊，心理上实在承受不起，于是自毁生命，走向自杀。也有心灵脆弱，实在承受不起猛烈的冲击而致自杀的。总之是由于采取逼供信无理批斗所造成的恶果。“三反”时，在延安东路口，亲眼看到一人从高高的五楼纵身跃下，立时坠地身亡，死壮之惨，目不忍睹。“三反”后听陈毅市长作报告，全市共自杀五百余人，反右自杀者有多少，则不得而知了。[4]
目前所见到的关于当时自杀规模的主要数字来自一些海外政治避难者的叙述，有人估计，在“镇压反革命”时期有五十万以上的人自杀，“三反”、“五反”运动又有二十万人自杀。[5] 周鲸文写道：“有一个动人的例子发生在北京钢铁学院。这个案件轰动了北京以及各处的学术界和文化界。可惜我忘却了主角的姓名。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学生平常很用功，但是拒绝加入青年团。因此党和团的积极分子就想以他为斗争的对象，而且是在大会上开始对他斗争。这个学生性情耿直，以为埋头读书，还闹成这个样子，人生有什幺意味。而且自己也很自尊，受不了他们的污辱。他想这是没法活下去了，于是决定自杀。他的自杀方法新奇，所以也就轰动了远近。他决定自杀之后，决以头颅抨击这个昏无天日的运动；他选择了学校汽炉的七八丈高的烟囱。事前他买好了一瓶酒、糖果，放在书包里，另外带了十几块碎石头。他就拿着这些东西向烟囱上爬，忽然被一个同学看见，要他不要上去。 他说：‘你近前来，我就用石头打你。’这个同学见势不好，就跑去告诉学校当局。不一会，院长、 教授和大批同学都围在烟囱底下。院长劝他下来，说：‘一切都好办。’这个学生坐在烟囱上，把瓶饮酒，吃着糖果，用沉着语气回答：‘你们不必想污辱我这活人了，我是清白的学生，我没有罪。我要以纯洁的学生身份，拿头颅鲜血，评判你们这无法无天的运动。……’接着又是饮酒。谁要上来，他就投石打，而且说逼他紧了，他就跳下。在全校紧张观望他的时候，他饮完了酒，跃身一跳，他的脑血染红了灰色的洋灰地面。接着是同学们一阵哭泣的声音。”[6] 由此可见当时运动的残酷程度。
虽然上述数字可能是被夸大了的，但是，即使根据官方材料也可以发现，当时自杀显然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并引起了官方的注意，但自杀现象并未得到制止。1955年的第237期《内部参考》有一篇“北京市自杀事件增加”的报导，提供了北京市的完整数字：据北京市公安局统计：1954年发生的自杀事件有1,086起，死亡386人；1955年10个月有1,246起，死亡517人。根据今年10个月发生的自杀事件分析，有如下情况：（一）自杀者的身份和政治面貌：在工厂企业中有185人，在机关干部中有340人，在家庭妇女中有326人，在学生中有75人，在军警中有13人；临时散工、独立劳动者19人；小商贩、资本家及老弱病残和无业者共179人；在农村的农民中有109人。其中，党员47人，团员57人，群众1，142人。（二）自杀原因：在肃反运动中自杀的484人，其中大部份是因为不了解政策或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杀。……另外，也有由于个别地区在肃反运动宣传中方式简单、对坦白材料处理不及时而自杀的。
五十年代是一个恐怖时期，基层官员在执行上面的政策时有一个基本思路，即“宁左勿右”，这种政治运动方式造成了自杀现象的蔓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自杀现象的大量出现，当时无论是上层官员还是基层干部都习以为常；虽然上层官员也提醒基层注意这样的事，但并没有采取措施制止这种现象的发生。从官方内部材料中，可以看到相当数量的与自杀有关的报导，但从中既看不出对自杀现象的特别关注，也看不到对死者的同情和关怀。从下面列举的《内部参考》中的相关材料可以看出这一点：
1952年11号79页，“西北区的单位在三反运动中宣传政策不够发生自杀事件”：西北区级机关为迅速展开三反运动，自本月7日起实行首长十日包干制后，部份机关已发生简单急躁宣传政策不够的现象。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学生铁炳坦已畏罪自杀，西北企业公司经理王德彪等五人自杀未死。
1952年16号118页，“上海铁路管理局三反运动开展后高级技术人员贪污嫌疑分子自杀者已有三起”：该局直属单位三反运动深入后，至17日已连续发生四件自杀案件。自杀的除一个是铁路公安部队的战士外，其余三个都是高级技术人员中的大贪污嫌疑犯。如上海铁路管理局材料处计划科科长陆逸智（曾留学美国），于1月16日即表现情绪不安，领导上发现这一情况后即由该局政委谭光启、副局长吴良珂亲自找他谈话，鼓励他坦白，并向他说明不一定要在群众中坦白，可以找个别负责同志坦白。陆逸智当时很受感动，但回宿舍后又服DDT自杀，经急救后未死。中央铁道部材料局驻沪办事处采购组副组长吴培松被该处采购员涂耀南当众检举后，次日即投黄浦江自杀，临死前留了一个条子说：“我为涂耀南而死”。上海铁路管理局卫生处药济师王英才服吗啡自杀未死。这些高级技术人员大贪污犯的自杀事件，该局领导上很感棘手。
1952年19号143页，“沈阳三反运动中发生工人自杀事件数起”：沈阳在三反运动中发现几起工人自杀事件，其中沈阳市电车厂就有两个20多年工龄的工人，因为自己有贪污行为，基于阶级的自觉，认为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而自杀。市委书记凯丰认为这一问题严重，他提出，在工人中不要搞坦白运动和相互检举（检举工厂领导和奸商在外），对工人应着重进行阶级教育，否则就会紊乱了斗争的阵营，模糊了斗争目标。
1952年35号125页，“上海市在打虎运动中强打硬仗老虎自杀、翻案现象十分严重”：华东区级机关亦发现老虎自杀翻案现象，如合作总社至16日为止，已捉到大老虎17只，但其中有8个人坦白后又重新翻案，其中有一个人坦白七次，翻案七次，有二人企图自杀未死。华东财委办公室主任蔡辉（一只很大的老虎）撤职查办后，于11日卧轨自杀，影响到该重大贪污案已无法破获。
1952年35号130页，“私营轮船业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畏罪自杀”：我国最大私营轮船业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突于2月8日自杀身死。自杀原因尚待了解，外间揣测可能是：（一）解放前卢与蒋匪勾结很紧，可能有政治问题，怕“三反”、“五反”运动中追出。（二）民生公司盗窃国家财产很严重，害怕坦白和被检举，据说民生公司内部已有职工检举卢贪污事情。（三）民生公司内部有派系斗争，近有轮船两艘被特务击沈，卢的周围也有特务，卢死的原因甚为可疑。卢是国内航业巨头，在四川影响尤大，但死后却少见议论，主要是因为工商界进行“五反”甚紧，人们不便顾此，有的人也不敢发言或表示态度。记者与工商界人士谈话时，他们均故作镇静，但言语之间仍透露了他们的心意。上层人物如李仲平（重庆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认为卢死并不突然，甚至说：“死得其时”，意谓再活下去将来查出政治问题仍不得好死；中、小、工商业者则传说纷纷，揣测死因，表示惋惜。目前工商界消极情绪很浓，有的说“五反后我把产业卖了，不干了”。民生公司内卢所培养提拨的高级职员曾号啕大哭，童少生也哭了，该公司附属的民生机器厂副厂长说：“卢作孚白手兴家（卢青年时候是一贫苦小职员，由于攀附得法，迅速变质为资本家，以后从掠夺性的原始资本积累，成为大资本家），平生也没有干过什幺坏事，落得这般下场，有些可惜”。但在该厂工人中则确认为卢有政治问题，情绪未受影响。
1952年40号185页，“三反简讯”：在三反运动中，南京市自杀的贪污分子已有26人（其中有12人未死），还有8个贪污分子的家属自杀。贪污分子用“自杀”吓人的手段抗拒运动以及在斗争大会自打自伤的现象也有。
1952年55号95页，“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问题严重相持二十多天还未打中老虎要害”：徐鹏飞（日本留学生、工程师）在打虎战斗开始不久投井自杀了。
1952年82号133页，“重庆五反转入处理阶段以来自杀案件增多”：重庆市“五反”运动转入处理中小户，复查四、五类违法户以来，自杀案增多。截至9日止，自杀总数达120多起，死者70多人，未死者46人。其中除一部份为情节严重的大盗窃犯外，有一部份系中小工商业者，本身违法不大，有的才几十万元，有的还是职员。一般多是问题严重或与政治问题有联系的畏罪自杀；个别的是由于检查人员逼供；造成中小户自杀者多是由于检查人员工作方式简单，政策交代不够，未安定其情绪；有的摸不清罪情大小；有的被坏份子恐吓，造成自杀。二、三区均发现有中小户为“大虎”逼死的严重事件，群众影响极不好，对死者多表同情，坏份子并乘机造谣，情节恶劣的奸商甚至藉此反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集体自杀的现象出现。牙刷业有几个奸商被管制后，互相递条子商量自杀。大美绸布店股东之一的翟大庆四月八日晚与妻子、母亲一同自杀而死，原因尚未查明。对此问题有的单位已引起注意。
1952年287号444页，“上海二期失业登记中发生自杀事件四起”：有一个人是因为申请登记后害怕追查他们的历史，不登记又没有办法，最后只好自杀。
1952年231号67页，“甘肃武都专区在土地改革试办中干部宣传不够连续发生自杀事件”：甘肃省武都专区在试办土改中先后发生自杀案件30起，其中有中农14人，地主9人。发生自杀事件的原因，一方面是有些恶霸和不法地主畏罪自杀。另方面是由于该专区在土改中宣传政策不普遍，不深入，一般干部的政策思想很不明确，观点模糊在工作中存在包办代替，强迫命令的现象。
1953年58号370页，“重庆因婚姻问题自杀者增多”：重庆市“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在上月下旬开始后，因婚姻问题自杀的案件骤然增多；仅据一、二、三、五等四个区不完全的统计，截至3月3日止，已发生自杀案36起，因领导机关先有布置。控制较严，全市自杀者只死了2人，其余获救未死。……上述自杀案大半是在二月下旬发生的，三月以来已减少了，如二、五两区已有五六天未发生此类事件，其原因是各区工作干部已经下去，根据中央补充指示进行了宣传纠正了急躁现象，同时各区负责同志都下去亲自指导，由专人掌握和照管可能自杀者，并分别情况进行了教育和处理，所以群众情绪已超稳定。
1953年66号573页，“西南各地大中学校连续发生学生自杀事件”：西南各地大中学校连续发生学生自杀事件。……学校中的青年团组织对所谓“反动”、“落后”的学生采取孤立和打击的态度。 严重的如四川大学团委，仅1951年3月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到去年7月为止，被孤立的学生共达418人，占全校学生总数14％以上。被“孤立”的学生，包括曾经参加过反动党团者，社会关系复杂者，个人历史复杂者，生活作风恶劣者，“有没落阶级情绪者”等等。“孤立”的办法是不让他们和同学们接近，常常被斗争和打击。……该校相继发生学生自杀事件。去年暑期，历史系四年级学生周彦能投河自杀（未死）；去年12月，历史系二年级学生张可成坠楼自杀（伤）；同月，农学系三年级学生冯寿夫用剪刀割喉自杀（伤）。该校前后得神经病者三人，并有退团退学者。又如重庆高级工业学校团支部，于去年3月，将32个所谓有“反动思想”的学生进行集训，其中3人挨过打，两人挨过捆。“五一”游行、成渝路通车、以及“七一”、捷克文工团来渝都不准这些人参加。对这些学生的行动限制直到去年10月团市工委的检查组下去后才停止。
1953年132号183页，“山西省人民政府人事厅通报农村转业干部李文元自杀事件”：山西榆次区企业公司营造厂秘书李文元因工作不适应自杀。
1953年141号355页，“河南、湖北、湖南夏荒情况”；祁东、嘉乐、耒阳、临武等县已先后发现饥民因病饿自杀和自杀未遂的事件多起。
1953年168号316页，“贵州王家司选区审查选民资格时发生死人事件”：贵州都匀县纸坊乡王家司区在审查选民资格时发生偏向，致选民王继华自杀。主要原因是由于以往的历史问题，不给王继华选民资格。
1954年8号124页，“安徽省粮食统购中发生十五人自杀事件”：在粮食统购中，已发现十五人自杀。其中一个原因是：在与投机粮商斗争中，没有注意策略。望江县洒口区区委书记江良，在公审投机粮商徐树华的群众会上，用“打鸡骂狗”的办法，点了私商胡效祝（开屠宰店、南货店、兼营粮食生意）的名字，胡回家后，很畏惧，与妻一同自杀。
1954年76号33页，“辽西第二批基层普选中发生自杀事件十四起”：绥中县某村工作组因对政策交待的不全面，不清楚，该村一个富农因没有得到选民证上吊自杀了。
1954年131号174页，“河南省在第一季度内因家庭和婚姻问题死了六百人”中说：自杀者536人。
1955年163期219页，“河南省今年有25万初中、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学生的不满情绪日益表面化”中说：全省已发生自杀事件五起。
1955年25期43页，“旅大市在打击刑事犯罪工作中发生十起自杀事件”：旅大市在打击刑事犯罪中，由于调查方式不当和政策交代不明确，在不到一个月内，已发生十起自杀事件（其中六人自杀已死，四人自杀未遂）。……有不少报告员和宣传员对打击刑事犯罪的政策领会不深，在宣传中“信口开河”地乱讲，有的还歪曲了党的政策。金县十区山后村宣传员在群众大会上讲，“歪戴帽子、斜瞪眼、喝酒的、搞恋爱的都是流氓，都应检举。”已引起许多青年男女不安。金县六区河阿尔宾村农民侯忠良爱喝酒，有时酒醉骂大街，在1月6日晚召开打击刑事犯罪的宣传大会上，有人提到：“我们村里有喝酒骂人的，为什幺不处理？”当时公安派出所的同志也未进行解释便散会。因而引起侯忠良不安，他回家后便上吊自杀。大连机车车辆制造工厂61岁的老工人邱馨齐，1月7日在工厂听报告，当听到“有偷窃行为的人自己说吧”的话后，表现惊慌，过了两天便投井自杀，并留有遣书一封，上写：“我拿了工厂一点钉子，东西虽少，很可耻。”
1955年37期213，“浙江省在粮食统购统销等工作中副死群众113人”：浙江省在粮食统购统销和发展互助合作组织等工作中，逼死人命的情况严重。根据最近不完全的统计，全省自去秋粮食统购统销以来，群众被迫自杀已遂者达133人。嘉兴专区在土改扫尾、统销补课、发展互助合作组织以及这次统购统销等工作中，逼死了109条人命。金华专区在粮食统购统销中，自杀74人。据省委办公厅在一月份的统计材料分析，自杀者除地主、富农外，贫农和中农要占到50％以上。嘉兴专区三个乡受逼害的224人中有地主13人，富农18人，雇、贫中农193人。据金华专区的了解，自杀和受逼害者，还有青年团员、村干部、劳动模范、互助组长、人民代表、转业军人和军属。
1956年2103期231页，“江苏复员军人自杀事件逐年增多”：从1950年到1956年共有395起。
1956年2105期287页，“吉林的十所中学这一学期有七名学生因失学失业自杀身死”。
从上述中共内部关于1952年到1957年4月前发生的自杀现象的通报中可以看出，因正常生活出现障碍（如升学、婚姻、失业、饥饿、工作中压力等）而自杀的只有少数几例。绝大多数自杀现象都与政治相关，特别是在“三反”和“五反”运动中，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自杀达到了1949年以后自杀现象的第一个高峰。1956年没有发生大的政治运动，从以上的官方报导中可以看出，就只发现两起常态情况下的自杀现象。
2. “反右”期间
1957年4月以后发生的“反右派”运动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最沉重的一次打击。在这次运动中，自杀的知识分子达到了1949年以后的又一个高峰。这一时期被逼自杀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各文化单位、高等院校和中小学校比比皆是，中国许多知名作家和科学家即在这一时期自杀。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绝望的年代，除了自杀没有别的路可走。
当时的自杀现象相对集中在大城市。下面列举几例：著名生物学家汤非凡是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于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中自杀。[7] 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历史系主任丁则良鸣放期间正在苏联开会，并无反党言论，但他尚未回国，学校里就已制造出一个“余（瑞璜，物理学家）丁、徐（理治，数学家）反党集团”，把丁则良定成右派；他返国后回到北京大学拟继续编写教材，可是东北人大却电话召其返校接受批判；他对来势凶猛的运动毫无思想准备，遂投身北大校园内的未名湖自杀。云南昆明的政协委员、资本家汤汝光本以为自己听党的话，积极批判右派，党就会信任他；不料传出消息云，他照样可能被定为右派，于是痛不欲生，跳河自杀。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女生江凤英是该校第一份大字报《党委在干什幺？》22位署名人中的第一位，因此成为全校“斗臭斗垮斗倒”的头号目标；她被连续斗了三天，昏到在台上，喷几口冷水弄醒再斗，直到倒下后喷水不灵为止；她被抬回宿舍后当晚就跳楼自杀。云南大学中文系有四名同学因向系党总支的领导提了意见，一并被定为右派分子；因不堪批判斗争的侮辱，其中一位党员跳河自杀。[8] 著名电影演员石挥反右时刚完成一部根据真事改编的电影《雾海夜航》，由于片中有一干部是个自私自利的家伙，算是“诬蔑党的干部”，他平时说的笑话（指电影局的人为“警察局派来的警察”、“咱们拍镜头都要经过警察局批准”）也拿来作为罪证；连续被批判斗争两天后，他登上自上海赴宁波的轮船，在真正的雾海夜航中跳进吴淞口外的扬子江，年仅42岁。[9] 胡适留在大陆的孩子胡思杜是河北唐山铁道学院的讲师，虽然他在1949年初已公开宣布和“反动”的父亲划清了界线，但《人民日报》报导该校机械系主任孙竹生及胡“使用卑鄙手段妄图夺取学校领导权”时，特别注明胡是“胡适的儿子”，胡不甘受辱而自杀。广东某县一位年轻的小学校长在全区右派指标缺一个时被补入名单凑数；他被准许留校，撤职当教员，但不能教政治、历史、语文，只能教数学及做杂工；每月仅得15元生活费，养不活妻子小孩，还要忍受批斗及辱骂，终于寻了短见。死后县广播站对全县宣布：“右派、特务、反革命XXX畏罪自杀，死于汽车轮下”。[10] 广州水利发电设计院女技术员黄倩，是黄金荣的堂侄孙女，哥哥又在台湾，只因写了一份大字报，希望领导“对目前的知识青年的取舍、培养、使用和鉴定，不能再死死抱住其家庭出身，而应着重从他们具体的思想动态和工作表现去观察、鉴别和评价”，因而被定为右派；一连几天几晚的斗争，斗争之余又打扫厕所，这位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受不了，上吊自杀了；第二天设计院照样召开“批判黄倩右派谬论大会”，在党委的安排下，发言者批判死者是“用死来软化群众博取同情，用死来威胁党，用死来否定党的反右的正确性和必要性，用死来洗脱自己见不得人的丑恶……”。[11] 还有著名的电影导演史东山，曾担任周恩来机要秘书和《人民日报》副总编的著名女散文家杨刚，中共中央党校秘书长、著名文学理论家周文，以及新闻工作者洛蔚、麦招汉等，都是此时自己结束了生命。[12]
当时对“反右”时自杀的人都以“畏罪自杀”而论，人们不敢公开表达对死者的同情。在“反右”初期，知识分子曾就此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自杀现象有过一些反映，但这些意见最后均未受到重视。[13]
以下则是1957年官方在短短的两个月里内部通报过的29起自杀事件，当时对“反右”时发生的大量自杀事件均不报导，这些作为内参上报的案例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份。在这29起自杀事件的报导中，因正常社会问题引起的只有两起，其余全是政治运动所致。
1957年2214期13页，“清华大学学生‘放’的劲头不足”：最近学生中陆续发生6起自杀事件，团组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57年2215期27页，“武汉医学院被迫停课情况”：对在运动中自杀身死的学生刘卓勋应做出结论，如是冤屈而死，应做好善后工作。
1957年2216期52页上的一篇报导中说：两百多个归国华侨学生，斗争了80％，已有一个归国的华侨跳楼自杀。
1957年2218期13页，“天津大学掀起了大字报风潮”一文称，有一个叫周树仁的女生在肃反中投河自杀。同期另一篇文章中说：党员秘书丁猛一口咬定是某某公务员偷窃的，逼得那个公务员自杀，被救后变成了神经病。
1957年2219期12页，“天津大学许多学生贴出大字报追查于逢自杀事件”，提到在肃反时于逢的人格被污辱损害了，……于先生终于被迫自杀。
1957年2220期13页，“天津高等学校的‘鸣’、‘放’普遍活跃”：河北师范学院也开始出现活跃的情况，许多大字报提到“李奎顺自杀事件”。同期新华社记者李正杰的文章“南开大学‘程京事件’基本平息，天津大学继续在肃反问题上纠缠”提到，鉴于天大揭发的肃反中几个事件的情况，南大党委顾虑因类似事件也会在南大引起波动（南大有两个教授、一个教师在肃反中自杀）。
1957年2223期19页，“山东师范学院‘鸣放’情况》：化学系在肃反时教授崔永福自杀，崔不是肃反对象，是被吓自杀的。
1957年2224期13页，“南京高等学校‘鸣’‘放’情况”提到江苏医学院的情况时曾就陈少伯教授为何自杀表示可疑。
1957年2149期180页，“上海电机制造学校因追查反动标语引起一学员跳楼自杀”：1月25日，上海电机制造学校因追查反动标语，导致师资训练班学员陈君豪跳楼自杀。（未死）原因是怀疑陈厕所里写了“打倒共产党”“消灭共集团”的反动标语。
1957年2150期208页，“内蒙古复员军人中发生多起自杀、被杀和烈属、军属被奸案”。
1957年2252期26页，“重庆市反右派中连续发和自杀逃跑事件”：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派在四川人民艺术剧院“鸣”、“放”的党员干部胡汉忏2日晚八时三刻左右在该院自杀身死，自杀发生在他参加市委宣传部召开的一个布置反右派斗争会议后的两个小时内。据重庆市公安局检验证明，胡系用自备小型洋刀在颈项左右动脉戮了五刀后死的。……胡本人有问题未彻底交代可能是自杀的原因，而反右派斗争的压力则促成了这次自杀。文章还提到，西南农学院的右派分子李友霖六月底曾嘱其妻准备后事，表示要自杀。
1957年2254期11页，“武汉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中发生自杀事件”：武汉高等学校在反右派斗争的第一个高潮中有一人自杀，一人自杀未遂。……自杀的是中南财经学院经济系二年级学生彭先赞。彭是共青团员，湖南人，23岁。他看到反右派斗争声势较大，就在7月1日投江自杀。这一情况该院已向湖北省委书记汇报，省委书记许道琦指示该院不能因此影响反右派斗争的进行。院方已将此事向全院宣布，并进一步揭露彭的右派言论，团委会还宣布了开除彭的团藉。据说学生中反映还好。
1957年2256期28页，“上海外国语学院在反右派斗争中有两人自杀、两人逃跑”：上海外国语学院在7月5日至8日四天中，有两人自杀，两人逃跑。该院一年级七班学生陆立时（女，21岁）于8日中午自杀身死。经过情形是这样的：当天上午班里开会批判其右派言论，因陆态度强硬，激起了同学们的愤怒，曾高呼“只有老实交代才有出路，继续抗拒只有自绝于人民”等口号，这时陆承认有反党言论，并表示愿在下午交代。会议结束后，校方为防止发生意外，曾派两名女同学注意她的行动，吃饭时那两个女同学没有留神，陆即奔宿舍，写了一封简短的绝命书，随即用剪刀剪断喉管自杀，发现后，经校医急救无效，死亡。另一个自杀的是工友施永丰（未死）。
1957年2256期31页，“湖南各地中等学校酝酿闹事”：最近，有些地方由于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没有跟上去，已发生学生自杀或企图自杀事件。
1957年2263期29页，“安徽省右派分子吕荫南畏罪自杀”：安徽省右派分子、民革安徽省委常委兼组织处处长、省文史馆员吕荫南畏罪自杀，原因是他不承认对他的批判，7月12日夜服安眠药自杀。
1957年2274期7页，“最近陆续发现有右派分子逃避斗争、自杀和逃跑现象”：截止7月20日，安徽一个专区发生自杀自死一起，死者为淮北公路运输分局姜福海。他在第一次斗争会议被提名为右派分子并责令继续交代以后，当晚即投淮河自杀。文章分析原因说：领导上缺乏警惕，没有注意掌握右派分子的思想动态，有的已表现了紧张情绪亦未引起足够注意；同时对右派分子只一味强调斗争，而没有进行启发诱导等劝降工作，亦未交待政策。
1957年2281期11页，“湖南中小学毕业生发生自杀失踪事件七起”。
1957年2281期15页，“重庆市反右派斗争中发生自杀事件六起”：重庆反右派斗争期间先后发生自杀事件6起，死6人，未遂2起，伤2人。死者除1人系小孩被父母自杀前杀死外，有党员4人，共青团员1人。论职别：处长一，科长一，一般工作人员三。自杀未遂之二人，一为一般工作人员，一为学生。自杀者一般都有政治历史问题。如东林煤矿生产科长王彬1939年参加过国民党，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平时他有一系列的反动言论，大“鸣”大“放”期间，他又竭力为肃反对象“鸣冤”；其妻有杀父之仇，因此他们以全家三口自杀表示“不与共产党同处一世界”。文章还说：“据了解，自杀事件大部份发生于反右派斗争初期，可能是因来不及全面交待政策所致”。
1957年2289期15页，“北京市有些未考上学校的中、小学毕业生思想波动很大”一文说：“目前已发现未考取学校的的学生自杀的有三起”。
1957年2304期55页，“河南省农村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生畏罪自杀案件多起”：河南省农村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生地主、富农分子畏罪自杀事件多起。据初步了解已有18人自杀身死。如信阳专区发生自杀事件6起，死5人。其中属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杀者4人，农民2人。
1957年2307期18页，“吴县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生三起自杀事件”：吴县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普遍提高，发扬了正气，压倒了邪气，但有部份基层干部和群众却随之产生了偏激情绪，以致在运动中出现了乱扣政治帽子、查粮、抄家、打人、绑人等情况，最严重的是在8月中旬，六天内竟因此先后发生了3起自杀身死事件。本期还有一篇文章，“山东省农村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连续发生自杀事件”：山东省农村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个另地区发生重点批判面过宽、乱点名、乱斗争、翻粮食。乃至打人、捆人、罚跪、游街等现象，有的因此造成了自杀的严重事件。截至9月5日的统计，已发生自杀事件57起（内未遂9起）
1957年2320期9页，“青海农业区在大辩论中十二天内有十一人自杀身死”：青海省农业区在大辩论中，从本月12日到25日已有11人自杀身死，其中藏民2人，汉民9人，地主1人，上中农8人，下中农1人，贫农1人。死者大多数是思想落后，没有破坏活动；少数有破坏活动，也不够法办程度。”文章分析原因：“总的来说是对不法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打击斗争和对富裕中农资本主义思想的说理批判没有严格分清，工作方式简单粗暴，把土改时斗争地主的方式用于社会主义大辩论。
1957年2322期9页，“武汉高等学校在反右斗争中一周内发生自杀、逃跑事件十五起”：近一周来武汉各高等学校在反右派斗争中发生自杀、逃跑事件15起，其中自杀的有5人（1人得救未死）。 文章分析原因说：“经过开学前的批判右倾思想后，开学后的反右派斗争声势很大，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到压力很大，惊慌不安。如华中工学院死了的一学生，原来是划做中右，他在大鸣大放时只偷偷地写过一张大字报，反右派斗争开展后也没有跟任何人谈，开学后思想斗争很激烈，一时转不过弯来就自杀了。武汉大学物理系教授毕长林是一般右派分子，上学期未点他的名，暑假中他还和李达校长等一同去庐山休养，回来后也还未动他。上星期有一天晚上物理系一个教师到他家闲谈，谈到物理系开会时对他意见颇多。毕长林听了后惶惶不安，晚上8时谈的，10时即上吊死了。
1957年2324期14页，“辽宁省各民主党派反右派斗争的情况”：有些右派以死威胁。如吴润芝（民进大连市委秘书长）表示“活着没意思”。姜陟庭（民建辽阳市工商联主委）已经服毒自杀。
1957年2332期11页，“河北省农村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发生许多自杀事件”：河北省各地农村在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中，发生许多自杀事件。据不完全统计，53个县发生105起，死95人。据79起自杀事件统计，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份子5人，顽伪人员、人，富裕中农4人，中、贫农19人，军属2人，村、社干部3人。”文章说，这其中“畏罪自杀的12起。另外，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对党的政策宣传不够深透，使一些有问题的人，摸不着底，恐慌自杀的38起。还一个原因是，由于斗争方法简单生硬，甚至采用打、拉等办法，使被斗对象感到无路可走，造成自杀的14起。
1957年2361期3页，“党内右派分子、大众日报总编辑刘建畏罪自杀”：党内极右派分子、原中共山东省委时候补委员、大众日报总编辑刘建已于10月28日夜畏罪自杀身死。刘建死时，年龄仅39岁。在刘建死后，山东省委认为：刘是畏罪而死，其中也有自愧的成份。目前，大众日报根据省委指示已经和正在召开各种会议，并通过大字报，声讨刘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肃清刘的影响。
1957年2371期13页，“山东省秋粮征购、定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在定销方面，由于摸底不清，安排迟缓，个别地区民发生闹粮、外逃和自杀现象。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反右”期间的自杀者未必是因为懦弱。有的人是见到与自己背景相同的人被划为右派后受尽凌辱，为免自己受辱而宁肯先死。而有的人是因为亲人被斗争，不愿与之“划清界线’而宁可玉碎。例如，一位中学生因为说“苏联并不是真正帮助中国，他们把中国的鸡蛋、苹果、好吃的东西都运到苏联去了”而被检举，当局便责令其父“揭发”，父亲不愿伤子而卧轨自杀。[14] 还有的父母因为孩子成为右派而自杀的。[15]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当时的许多自杀案都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抗议行为，这可能与中国知识分子“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有关。不仅许多人以终结自己的生命向当局及其追随者的倒行逆施表示最后的不屈的抗议，甚至还有为朋友被整而愤然自杀的。例如，当刘宾雁被打成右派而遭到批判时，其好友戚学毅即以跳楼表现了“士为知己者死”之气概。[16]
3. “文革”期间
“文革”期间发生的知识分子自杀现象达到了1949年以后的最高峰，反右后已基本消失的因政治运动而导致大量自杀的现象又开始集中出现。仅湖南省道县在1967年8月到10月之间被迫自杀的即达326人；文革期间，零陵地区的自杀人数达到1，397人[17]
在文革的发源地北京大学，据那里的教师叙述，当那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现后，全校被关被斗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多达500多人，有一个时期燕园天天都有跳楼和上吊的，有的教学楼女生晚上都不敢近前。笔者曾看过的一个材料说，仅在北京大学，“文革”初期和工宣队进驻期间，自杀的著名教授就有24名。[18] 北大历史系共青团总支书记、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办公室主任的吴伟能文革中曾经是“左派”，担任了历史系文革委员会主任。1968年11月4日晚，他悄悄离开了“学习班”，在圆明园东北角投水自杀。死后第二天，北大历史系召开了针对他的批判会，给死者扣上了“反革命”、”叛党”（指自杀）等六顶帽子。在吴伟能的尸体被发现时，圆明园的那个池塘里还有三具尸体，其中有一对夫妇是北京地质学院的，有一个是清华大学的老师。[19]
其实，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迫害遍及全国，岂止是北大一校。1966年6月，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清史专家、副系主任傅洛焕看到大字报和遭到“斗争会”攻击后在北京陶然亭跳湖自杀。文革时天津有一阵子自杀成了风，据说是由市委书记万晓塘、副书记王亢之的自杀开的头。一位天津的老大夫告诉笔者其亲自目睹之事：1966年8、9月间，在“红色风暴”刚刮起来的日子，他在市区海河上的解放桥上经常看见有尸体从河面上漂过，如果站立的时间长一些，还会见到两、三具。由于人们普遍见过投水自杀的尸体，以致于北京市民中流传着一种说法，不用看死者的面容，仅看尸体浮起时的状态就知道死者的性别，女的仰着，男的趴着。这种生活经验大概是中国人独有的。
“文革”中自杀现象与以往不同的一个特点是，随着政治运动向社会各阶层全面延伸，其残酷程度越来越高，自杀行为也蔓延到了社会各阶层，不再集中于某几个阶层。从大学到中央机关，从普通工人到中小学生，都有人遭到或惧于政治迫害而自杀。[20] 但迄今为止关于这一时期自杀的记录始终是零散的。[21] 那时的自杀还有个奇怪的特点，即为数不少的夫妻结伴走上黄泉路。笔者居住的大院里“文革”一开始就死了好几对，来自延安、拍摄“开国大典”的著名摄影记者陈正青和他的妻子何慧是走得最早的一对。文革中的自杀行为一直延续了几年，根据一份”内部”的统计材料，仅上海市在1968年到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饱受侮辱和折磨后自杀的人即达一万多人。由于关于文革的资料和回忆录比较多，读者可以从许多出版物中找到类似叙述，这里就不再进一步说明了。
二、知识分子自杀现象的分析与评价
在已收集到的1949至1976年间自杀者的案例中，以知识分子的自杀最引人注意。下面的分析以笔者选择的部份知名知识分子的案例为基础[22]，这一名单与上一节注[21]的自杀名单基本不重复。在这一名单中的知识分子多数是本世纪上半叶的大学毕业生，不少人曾留学国外，多半学有专攻，是各自学科或领域内的骨干，也可以说是民族的知识精英。他们在中共建立政权时都留在大陆或在中共建政后特地从海外回国，投身祖国的科学文化建设事业。他们是爱国的，并非中共的政敌，不少人甚至就是中共早年的党员和重要干部。但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这样的知识分子却变成了政治打击的对象，使得他们走上了绝路。
1. 39例自杀案例的归类分析
为找出自杀现象的共性特征以研究其成因，笔者曾按下列项目分析对比过名单中的案例资料：1.自杀的具体时间和地点。2.自杀的具体方式（如跳河、跳楼、跳烟囱、跳海、跳井、跳粪坑；自缢；打开煤气；服过量安眠药；触电；切断动脉；卧轨等）。3.自杀的直接动机。4.生前工作单位。5.生前经济状况（主要指收入）。6.自杀前的身体状况（是否患有疾病）。7.自杀时的婚姻状况（主要指是否与配偶不和）。8.自杀时与子女的关系。9.自杀时的年龄。10.自杀后单位的结论。11.自杀者家族成员中有无自杀史。12.其他特殊情况。
经过归纳分析后，发现了如下特征：
第一，在诸种自杀方式中死者通常选用最简单、成功率较高的方式，如跳楼、自缢，这表明知识分子自杀时的绝望程度和必死的决心。他们选择的自杀方式还受制于物质条件的制约。例如，只有少数人选择打开煤气的方式，且集中在家庭煤气使用率较高的上海；自杀的高级官员中多采用服安眠药的方式；而其他自杀者则往往选择自缢和跳楼等痛苦或惨烈的方式。[23]
第二，自杀者中，除少数人外（老舍67岁、饶毓泰77岁、卢作孚69岁、王重民73岁、周瘦鹃67岁），其余35人的年龄约在45岁至55岁之间。自杀者的这一年龄特征说明，自杀的知识分子中以年富力强、正处在事业高峰期的中年人为主。例如，其中有张宗燧、饶毓泰，谢家荣、汤非凡四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饶、谢两位还是1948年的中央研究院院士，还有熊十力、周予同等国学大师。这个年龄段的人一般也都上有父母、下有儿女。既然处于这一年龄段的知识分子有较多自杀者，说明社会生活是极不正常的，这些人如果不是被逼到绝路上，一般情况下其自杀动机本来可能会比其他年龄段的人低。
第三，自杀者集中分布在高等院校、作协文联、艺术团体，这些职业恰恰是“思想改造运动”、“反右”和“文革”的矛头所向。
第四，自杀者中有不少是夫妻双方同时自杀，如翦伯赞夫妇、傅雷夫妇、吴晗夫妇、闻捷夫妇、刘盼遂夫妇、刘绶松夫妇、杨嘉仁夫妇、田保生夫妇、李绂夫妇、张宗颖夫妇。这种现象说明，这些自杀者的婚姻状况良好，他们选择这种方式反映了夫妻双方对自杀身死有高度认同。
第五，绝大多数自杀者的家族中都没有自杀记录，从自杀者的性格、年龄、经济、婚姻状况里，都找不到明显的自杀理由。由此可以推测，这些自杀现象的原因与社会学通常对常态社会里自杀现象的假设不同。
2. 自杀现象的原因解析
著名社会学家爱米尔·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曾对自杀现象做过系统的研究[24]，他从对宗教活动、婚姻家庭以及政治、民族群体的研究中，将自杀的类型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利己型（egoistic），这类自杀的根源在于个人未与社会融为一体；第二种为利他型自杀（altruistic），即自杀者出于高尚的信念，如为宗教信仰或义无反顾的政治忠诚而贡献自己的生命；第三种为动乱型自杀（anomic），它的产生是由于个人缺乏社会约束的调节，个人需求和欲望的实现受到了社会的制约。杜尔凯姆将自杀的原因归结为社会因素的思路，给人们很大的启发。他认为，自杀与社会环境有关；正是从自杀的社会环境中，我们才能找到某人自杀的根源和背景。
1949年至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杀状况，恰好能从它们发生的社会环境中找出根源。但是，导致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自杀的原因与杜尔凯姆的分析并不吻合。因为，杜尔凯姆所描述的是常态社会中自杀现象的一般规律，而笔者在本文中所考察的却是一个非常态社会中知识分子自杀的奇异现象。杜尔凯姆有关自杀的理论难以解释中国的这种自杀现象。仅在分析某些个案时，杜氏的理论或许有参考价值。
在1949年至1976年间自杀的大批著名知识分子与他们所处的社会之间，本来并不存在特别的紧张和冲突，但是，在当局有意识地引导操纵下，形成了一种对知识分子强加政治压力的社会政治环境，这种压力在1952年、1957年和1966年达到了高峰，而知识分子的自杀率则与这几年政治运动中的政治压力高低完全成正比例。在已知案例中，自杀的时间集中在1952年、1957年和1966年这三次高峰，这些自杀高峰与当时的三次几次政治运动的高潮期完全重合，恰好揭示了这些政治运动的实质。
这一时期出现的知识分子自杀现象还带有明显的突发性和传染性。当许多人处于几乎相同的政治压力之下时，个别自杀者的行为具有对其他社会成员的某种暗示性，而别的正感到恐惧的知识分子很容易接受这一暗示，而选择相同的结局。例如，1966年9月3日著名音乐家傅雷夫妇自杀后，仅过了三天，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系主任杨嘉仁教授和夫人程卓如副教授也一起自杀；又隔了三天，傅雷生前的好友、该音乐学院钢琴系系主任李翠贞教授也自杀身亡[25]；随后，该院的音乐理论家沈知白、管弦系主任陈又新也相继自杀。
在这二十多年里，有这幺多的知识分子选择自杀的道路，确实是令人吃惊的。从这些案例中，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自杀的原因。
首先，这个时代的政治社会制度产生了一种严重威胁知识分子生存的气氛。在自杀者中以早年信奉自由主义理想、并有留学和国外生活背景的知识分子为多。这些知识分子曾经感受过自由社会的生活方式，他们回国前或者对中共的制度不了解，或者是对这一制度抱有不少美好的幻想，结果国内现实的政治环境与他们所期待和愿意接受的显现出巨大的差异。发现受骗上当后，他们的内心可能长期处于复杂的矛盾状态下而无法自拔，再遭遇突然降临的政治打击，就很可能导致他们的精神崩溃。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当年从香港回到中国的三个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姜永宁、容国团和傅其芳，最后全都选择了自杀的道路。另一方面，在中共建政之初，有不少知识分子本来是可以选择离开中国大陆的，由于对新政权抱有幻想而留了下来。当后来他们面临政治高压时，或许会对自己当年的选择有一种追悔莫及之感，这也是令他们走上自杀之路的可能原因之一。
其次，五十年代初期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产生了一种媚上卖友、不择手段打击同事甚至亲友的极为恶劣的政治文化，而且这种政治文化被冠上“革命”的旗号而受到政府鼓励。社会当中充满了对立，中国社会中传统的友情被无条件对党和干部的效忠所替代，正常的社会人际关系受到很大的破坏。这样的政治文化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也是这些知识分子难以认同的。从以往早已习惯了的比较自由的社会环境落入这样恶劣的社会环境，并且毫无选择地不得不在其中生存下去，使许多知识分子的身心受到摧残，个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无法通过任何渠道释放出来。人际关系的普遍恶化，甚至使家庭、亲戚、甚至长幼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异化。知识分子自守的个人道德和人格，无法对抗这种由政权强加给整个社会的无道德化，因而他们会有孤立无援之感。长期生活在这样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气氛中，让许多正直而洁身自好的知识分子产生厌世的社会心理，这是自杀现象大量出现的重要原因。
再次，五十年代以降，社会生活的高度政治化日益取代、甚至消灭了传统的日常文化生活；人为地制造阶级对立，使整个社会普遍缺少人道主义精神；由于取消了教会，使一切与教会相关的博爱观念都淡化了。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人都自顾不暇，甚至人人自危，充满了对未来的恐惧，社会成员也普遍失去了人类本应有的同情心。在这种情况下，绝望而有可能走上绝路的人们以及已经自杀的死者，不但得不到别人的关心和爱护，反而受到更严酷的打击。从本文列举的自杀案例中可以发现，某人自杀后，其所在单位往往不会放弃对他们的批判，他们的多数在“畏罪自杀的”名义下而被罪加一等。巴金曾说过：“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词功击死者。”[26] 不仅在社会基层如此，党政高层也毫不关心绝望者的命运。毛泽东就曾对他的医生李志绥说过这样轻松的话：“这次恐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杀”。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对自杀现象缺少起码的人道关怀，也是加剧自杀现象激增的原因。
第四，中国知识分子的高自杀率，与1952年、1957年和1966年间政治运动中对他们人格的恶意侮辱有关。从已知的自杀案例中发现，自杀者往往相对地集中在这样几个社会群体，即大学教授（学者）、作家、大学生、名演员。有研究表明，在西方和日本，作家自杀的情况比较为人熟知，而历史上中国作家却很少自杀。[27] 为什幺在特定历史时期在这些知识分子中却集中出现了一个自杀的高峰呢？其原因只能从那一时代的政治文化中去寻找。从案例中发现，当时对知识分子的人格污辱有时甚至超过了政治迫害。比如，当年武汉大学教授刘绶松夫妇就是在被人当面扇了耳光之后自杀的，其他诸如老舍、傅雷、翦伯赞等都有类似情况。知识分子是高度自尊传统上也受到社会充份尊重的社会群体，只是到了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才史无前例地受到了自上而下的、有系统、刻意的政治迫害和人格侮辱，这是许多知识分子自杀的直接原因。
最后，自中共建政以来，除了连续不断的政治高压外，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也迅速缩小，他们一旦受到打压就只有死路一条。知识分子以传播思想文化为职业，但1949年后完全取消了新闻和出版自由，逼着知识分子只能依赖现存体制生存。同时，政府垄断了几乎一切知识分子可能就业的场所。如果知识分子被这个体制所排斥，他们将再也无法以自己的知识技能谋生，而只能去从事体力劳动；而对一些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来说，失去了原来的职业，他们的生存能力是很低的。多数知识分子受迫害后的绝望正是由此而生的。这种为了明确的政治目而塑造的严酷的生存环境，是导致这一期间知识分子自杀现象急剧上升的根本原因。在这一时期，受到政治迫害的知识分子的处境，既不同于帝俄时代的流放，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谪贬。在那样的时代里，在皇权之外还有民间社会，被正统贬斥并不意味着在民间无法生存。而在1949年至1976年间，民间社会基本上消失了，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受到政治迫害后根本就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当时对受迫害的知识分子的处理方式通常是两种，一种是将其下放到最为贫困的地区，另一种是将其遣返回乡。两种方式都以急剧改变知识分子的生存条件为特点，从肉体和物质上进行双重折磨。前一种方式把原来生活状况尚属中上的知识分子（其中许多习惯于南方气候）送到新疆、青海、山西、北大荒等地最偏僻的乡间，故意从物质条件和精神状态两方面长期折磨他们，目的是要让思想上比较独立的知识分子臣服。后一种方式对知识分子的打击则是双重的，中国有荣归故里、衣锦还乡的文化传统，但把来自农村的、好不容易才从乡间挣扎出去的读书人遣返回老家，让他们戴着右派、历史反革命、特嫌、阶级异己分子等帽子，在故乡的前辈、亲戚、朋友面前认罪，是对他们的尊严的最后的严酷打击。在1949年以后的很长时间里，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打击方式已经成为一种受到主政者鼓励的政治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里，这无形中对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时考虑最终出路产生了极为负面的影响。
三、结论
在1949年至1976年间，中国出现的大批知识分子自杀的现象是人类的耻辱。对这一现象的深入研究有助于了解毛时代给民族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也可以帮助人们理解这一时期其他阶层的生活状况。在一个没有自杀传统的国家里，突然出现异常的知识分子自杀高峰，这个现象从反面证明，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不仅具有摧毁社会传统的能力，而且对知识分子怀有特殊的敌意。本文所研究的自杀现象对中国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极为明显的，而且为祸之久，至今仍未消失。知识分子的大批自杀与打击知识精英的其他结果一起，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科学技术和人文艺术的正常发展，造成了学术文化发展的断层，进而妨碍了现代化的进程。这些损失可能是永远也补不回来的了，何况这一政治文化至今仍然束缚着我们的国家和社会，由此就更可以体会到坚持类似研究的意义。
谢泳，厦门大学教授。
【注释】
[1] 华明，《三反五反的剖析》，第66页，友联出版社，1952年，香港。
[2] 出处同上，第68页。
[3] 上海解放后，殷纪常第一个把大西路他家私有的中国最大的脚踏车零件厂送给政府“合营”，在银行界他也是最早去请范长江到行里向职工演讲的，这种人他自不想死，但终于受尽折磨还是不免跳楼一死。见华明的《三反五反的剖析》第70页，出处同上。
[4] 何济翔，《沪上法治梦》，第3页，北京出版社，2001年2月，北京。岳骞在“我亲见的土改镇反杀人”中也说过：所谓反对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谁也无力还债，于是纷纷跳楼自杀。当时上海马路上无人敢行走，担心突然自空中飞下一人将自己压死。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听完汇报悠闲地问：“今天又有多少降落伞部队？”即是指跳楼商人。（见金钟主编的《共产中国五十年》，第17页，开放杂志社，1999年10月，香港）
[5]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9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北京。
[6] 周鲸文，《风暴十年：中国红色政权的真面貌》，第224至225页、235页、258至259页，时代批评社，中华民国五十一年六月，香港。周鲸文在书中曾提到，在“三反”“五反”时期，北京东四一个区在运动高潮时，就有26个老板自杀。天津中国实业银行副经理就是自己吃安眠药自杀的。当时自杀者不下二三十万人，在北京什刹海解冻之后，一个冰孔处就捞起十几具尸体。天津矿业学院的一位教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受不了人格污辱，在自己的卧室里悬梁自杀了。在北京大学，1952年“五月上旬，工学院两名职员自杀身亡。被解除隔离的工程科一名职员和其妻子（总办事处职员）投什刹海自杀身亡。校医室一名医生在家中自杀身亡。”（《北京大学纪事》上册页450，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北京）巫宁坤的“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提到：因为一位资深的教授受不了运动的压力，在图书馆前的水塘中自沉。（《共产中国五十年》页72）1949年以后，对各种政治运动中发生的自杀事件通常是不报导的，这也是延安时代的传统。1942年4月以后，延安《解放日报》在整风运动的高潮中分别报导了中央党校一男学员自杀和延安大学一女学员自杀的消息，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有些消息如党校学生自杀是不应该登的”。（转引自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页376，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香港）
[7] 李真真，“中国科学院学部的筹备与建立”，《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年第4期，第46页，北京。
[8] 丁抒，《阳谋──“反右”前后》，第350至353页，《九十年代》杂志社，1995年，香港。
[9] 当时曾发过一则内参“右派分子石挥不知去向”，其中写道：“有人怀疑石挥是否会跳海自杀，但经查对上海码头售出的船票和宁波收回的船票数字相等，估计石挥已在宁波登岸，但目前尚未找到他”。《内部参考》，新华社编，1957年2372期，第16页。
[10] 出处同注[8]。
[11] 出处同注[8]。
[12] 黄秋耘，《风雨年华》，第1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北京。
[13] 冰心在谈到肃反时曾说：“这太过了。许多做法是违反宪法的。有些人自杀了。这不是平常的损失，这是我们队伍，向科学进军的队伍中少了几个人。”见《内部参考》1957年2212期，第24页。民盟中央的陈新桂在“对过去几阵暴风雨的批评和建议”一文中也谈到了对历次政治运动中自杀者的评价：“在运动中自杀的人，当时都被说成是‘畏罪自杀’，这是很不公平的，应深入调查，如是畏罪，应指出罪在那里，如是畏逼、畏斗自杀的人，政府应恢复其名誉，照顾其家属生活。”为此，陈新桂后来成了著名的右派。见《内部参考》1957年2225期，第57页。
[14] 出处同注[8]。
[15] “鸣放”期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的秘书吉世林奉谢之命写信给中国人民大学女生林希翎，说谢欲在家中见她。后来接见时吉也在场陪同。林被定为“大右派”后，吉也受累落网。老婆离婚带走了孩子，他被遣送老家农村监督劳动。老母见此，愤而上吊自杀。又如，1957年80多岁的学者蒋维乔听其子回家诉说被打成“右派”，蒋当即说“我不想活了”，不久即死。出处同注[8]。
[16] 从维熙，《走向混沌》，第6页，作家出版社，1989年，北京。
[17] 见《疯狂岁月──“文革”酷刑实录》，转引自《大时代文摘》，1997年7月10日第8版（广州）。丁抒认为，“文革”初期自杀者约有20万人，他提供了几个具体数字：湖南大学在文革期间的“清队”中有18人自杀；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有4人自杀，包括从美国回来的女科学家雷宏淑，另有9人自杀获救未死；国防科委第九研究院自杀的达59人；上海市南汇县在清查“五一六分子”和“一打三反”中有41人自杀；青海省贵德县“一打三反”中有14人自杀；陕西省安康县“一打三反”中有12人自杀。（金钟主编的《共产中国五十年》第216、222、223、225页，开放杂志社，1999年，香港）。目前关于“文革”中自杀人数的估计都是不准确的，因为官方不开放相关的档案。
[18] 北大教授季羡林在回忆“文革”时，对于这个时期的自杀现象曾有特别的感慨。他写道：“我首先想到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北大自杀的教授和干部。第一个就是历史系教授汪某人。‘文化大革命’开始没有几天，革命小将大概找上门去，问了他若干问题，不知道是否动手动脚了。我猜想，这还不大可能。因为‘造反’经验是逐步总结、完善起来的。折磨人的手段也是逐步‘去粗取精’地‘完善’起来的。我总的印象是，开始是‘革命者’的思想还没有完全开放，一般是比较温和的。然而我们这一位汪教授脸皮太薄，太遵守‘士可杀，不可辱’的教条，连温和的手段也不能忍受，服安眠药，离开人间了。他一死就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打倒‘反革命分子汪某’的大标语，赫然贴在大饭厅的东墙上，引起了极大震惊和震动。汪教授我是非常熟悉的。他在解放前夕冒着生命危险加入了地下党，为人治学都是好的。然而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我实在不理解。但是我同情他。第二个我想到的人是中文系总支书记程贤策。对他我也是非常熟悉的。他是解放前夕地下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后来担任过北大学生会的主席。年纪虽不大，也算是一个老革命了。然而他也自杀了。他的罪名按逻辑推断应该是‘走资派’，他够不上‘反动学术权威’这个杠杠。他挨过批斗，六一八斗‘鬼’时当过‘鬼’，在校园里颈悬木牌劳动也有他的份。大概所有这些‘待遇’他实在无法忍受，一时想不开，听说是带着一瓶白酒和一瓶敌敌畏，离家到了西山一个树林子里。恐怕是先喝了白酒，麻痹了一下自己的神智，然后再把敌敌畏灌下去，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我想到他喝了毒药以后，胃内像火烧一般，一定是满地乱滚的情况，浑身就汗毛直竖，不寒而栗。我还想到了一些别的人，他们有的从很高的楼上跳下来，粉身碎骨而死；有的到铁道上去卧轨，身首异外而死。这都是听说的，没有亲眼见到。类似的事情还听到不少，人数太多，我无法一一想到了。每个人在自杀前，都会有极其剧烈的思想斗争，这是血淋淋的思想斗争，我无法想下去了。我的思绪在时间上又转了回去。我想到了很多年前的五十年代，当时两位教授投未名湖自尽。湖水是并不深的。他们是怎样淹死的呢？现在想来，莫非是他们志在必死，在水深只达到腰部的水中，把自己的头硬埋入水里生生地憋死的吗？差不多同时，一位哲学系姓方的教授用刮胡刀切断了自己的动脉，血流如注，无论怎能样抢救也无济于事，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慢慢地痛苦地死去。……我从来没研究过自杀学，可现在非考虑不行了。我原以为离开自己很远很远、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现在就出现在自己眼前了。我决无意于创建一门新的‘边缘科学’，自杀学或比较自杀学。现在是箭在弦上，非创建不行了。凡是一门新兴学科，必有自己的理论基础。我在别的方面理论水平也很低，对于这一门新的比较自杀学，我更没有高深的理论。但是想法当然是有一点的。我不敢敝帚自珍，现在就公开出来。”见季羡林的《牛棚杂忆》第74、7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北京。
[19] 据美国芝加哥大学教师王友琴的回忆。
[20] 例如，外交部干部凌其翰叙述道：“田保生是我在国民党外交部同事多年的老友。…….不幸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十年浩劫初期，又遭受严重的冲击，1966年8月28日，他因不堪‘造反派’的百般凌辱，与夫人双双含冤而死。”（凌其翰，《我的外交官生涯》，第202至20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北京）又如，1966年夏天，北京市第三中学的语文老师石之宗在龙潭湖投水自杀，北京市第八中学历史老师申先哲也在被殴打后自杀；两年后，在新一轮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历史老师梁希孔、北京市第六中学的历史老师焦庭训，相继自杀；吴晗的女儿吴小彦在文革的迫害中于1973年神经错乱，1975秋天“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她又被捕入狱，1976年9月23日自杀。（据美国芝加哥大学教师王友琴的回忆）。
[21] 笔者整理的文革时期部份自杀者的名单、自杀时间、自杀方式及部份相关记录之出处如下：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1966年12月26日，服安眠药）、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1966年7月10日）、公安部长李震（自缢于公安部大院的防空洞里，见高建国的《顾准全传》页724，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徐冰（1968年）、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1969年1月7日，服安眠药）、纺织部副部长张琴秋（茅盾弟媳，沈泽民遗孀，跳楼）、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和南京师院党委副书记李敬仪夫妇（1966年8月3日）、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俞大因（1966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副秘书长余心清（1966年9月4日，切断动脉）、天津市委副书记王亢之（1968年2月）、学者熊十力（1968年5月24日）、南开大学党委书记高仰云（1966年，跳河）、哲学家李达（1966年8月24日）、电影剧作家海默（1967年）、电影艺术家应云卫（1967年1月26日）、复旦大学教授周予同、华东师大教授姚启钧（1966年8月4日）、电影演员舒绣文（1968年，在狱中）、著名民主人士黄绍宏（1966年8月）、物理学家赵九章（1967年）、作家孔厥（1966年，投水）、名演员赵慧深（1967年12月）、王达仁（见《吴宓日记》，第9册，页464，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黄操良（见蓝翎，《龙卷风》，页121、124，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经济学家沉志远（见《徐铸成回忆录》，页303，三联书店，1999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沉乃璋（1966年10月6日，服毒，见《北京大学纪事》下册）、北京大学中文系62级学生沈达力（生前被打成“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动学生，1966年3月17日，见《北京大学纪事》下册）、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1966年10月18日，见《北京大学纪事》下册）、中共新北大领导小组负责人崔雄昆（1968年，投水）、北京大学经济系学生杨复明（1966年9月14日）、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陈同庆（1968年8月28日，服毒）、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1966年12月16日）、作家马寒冰（服毒）、作曲家李劫夫（1976年）、郭世英（1968年4月22日，跳楼）、郭民英（1968年）、钢琴家顾圣婴（与母亲、弟弟一起，开煤气，见顾训中的“想起了顾圣婴”，1998年3月23日上海《文汇报·笔会》第8版）、良卿法师（见“良卿法师自杀之谜”，1997年4月18日《作家文摘》15版）、上海市北郊中学体育教师薜寿虎（1967年，与其妻及4岁、6岁的儿子一起，开煤气，据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袁进先生回忆）、《大公报》记者刘克林（1966年8月，见刘自立的“父亲──“堂堂之鼓，正正之旗”：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幻灭》，《北京文学》1999年6期）、施济美（自缢，见黄世瑜的“记忆中的施济美先生”，1998年4月13日上海《文汇报·笔会》12版）、乒乓球运动员姜永宁（自缢，见者永年主编的《那个年代中的我们》，远方出版社 1998年）、复旦大学副校长陈传纲（1966年，服大量安眠药，见陈四益的“传纲之死”，1999年2期《随笔》杂志页80）、教师蒋荫恩（自缢，见唐振常的“旧稿旧事──忆往事之二”，1999年4月24日《文汇读书周报》3版）、学者阎简弼（倒入卡车轮底，见赵俪生的《篱槿堂自叙》页15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学者黄少荃（自缢，见赵俪生的《篱槿堂自叙》页15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汪璧（顾准的妻子，吞服大量消毒用的“来沙尔”药水，见高建国的《顾准全传》页588，上海文艺出版社）、佟霭成（自缢，见戴煌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页193，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珠江电影制片厂编剧孙笑林（1967年，自缢，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刘纳女士回忆）、珠江电影厂演员黄玉中（1968年，跳楼，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刘纳女士回忆）、武汉大学教授杨端六（1966年）、天津河北梆子剧院著名青衣演员韩俊卿（服毒）、复旦大学哲学系总支副书记郭仁杰（1967年，见葛剑雄的《悠悠长水──谭基骧后传》页1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南开大学外语系教授吴恕求（1966年7月9日，服毒，据南开大学张汉如教授回忆）、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陈天池（1968年12月20日，自缢，据南开大学张汉如教授回忆）、南开大学经济系讲师孙兆禄（1969年1月24日，跳楼，据南开大学张汉如教授回忆）、南开大学数学系讲师孙凤池（1971年4月25日，自缢，据南开大学张汉如教授回忆）、北京大学西语系教师吴兴华（1966年，斯坦福大学教师王友琴回忆）、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教师徐月如和程远（1968年，斯坦福大学教师王友琴回忆）、北京大学西语系西班牙语教师蒙复地（1968年，斯坦福大学教师王友琴女士回忆）、上海市北郊中学高中学生李大申（1975年，跳楼，斯坦福大学教师王友琴女士回忆）、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王祖华（撞向汽车，见谢蔚明的“早期的《文汇月刊》和他的作者们”，《山西文学》，2001年2期）、其母张启行（服毒）、其父王熊飞（1969年，自缢）、小说《敌后武工队》的作者冯志（1967年，自缢）、留美归国博士肖光琰（一家三口被迫相继自杀）、作家白辛（1966年9月，服毒）。
[22] 翦伯赞（1989年生，武昌商专毕业，留学美国，生前工作单位北京大学，死于1968年）、傅雷（1908年生，留学法国，生前工作单位上海文联，死于1966年，自缢）、老舍（生于1899年，北京师范毕业，留学英国，生前工作单位北京文联，死于1966年，投水）、储安平（生于1909年，光华大学毕业，留学英国，生前工作单位九三学社，死于1966年，投水）、李广田（生于1906年，北京大学毕业、生前工作单位云南大学、死于1968年，跳池）、陈梦家（生于1911年，燕京大学毕业，留学美国，生前工作单位中科院考古所，死于1966年，自缢）、邓拓（生于1912年，光华大学毕业，生前工作单位北京市委，死于1966年，自缢）、范长江（生于1909年，北京大学毕业，生前工作单位新华社，死于1970年，跳井）、许政扬（生于1926年，燕京大学毕业，生前工作单位南开大学，死于1967年，投水）、汪钱（生于1916年，西南联大毕业，生前工作单位北京大学，死于1966年）、赵宗复（生于1915年，燕京大学毕业，生前工作单位太原工大，死于1966年，跳楼）、姚溱（生于1921年，大同大学毕业，生前工作单位中宣部，死于1966年，自缢）、李平心（生于 1907年，上海大学毕业，生前工作单位华东师大，死于1966年）、杨刚（生于1905年，燕京大学毕业，留学美国，生前工作单位《人民日报》社，死于1957年，自缢）、闻捷（生于1923年，生前工作单位上海作协，死于1971年，煤气中毒）、田家英（生于1922年，生前工作单位中共中央办公厅，死于1966年，自缢）、张宗燧（生于1915年，西南联大毕业，生前工作单位中科院物理所，死于1969年，自缢）、张宗颖（生于1917年，西南联大毕业，生前工作单位中科院社会所，死于1957年，自缢）、陈笑雨（生于1917年，生前工作单位人民日报社，死于1966年，投水）、饶毓泰（生于1891年，中国公学毕业，留学美国，生前工作单位南开大学，死于1968年，自缢）、谢家荣（生于1898年，留学美国，生前工作单位中科院地质所，死于1966年）、卢作孚（生于1893年，生前工作单位四川省政协，死于1952年）、言慧珠（生于1919年，生前工作单位上海戏校，死于1966年，自缢）、上官云珠（生于1920年，生前工作单位上影，死于1968年，跳楼）、叶以群（生于1920年，留学日本，生前工作单位上海文联，死于1966年，跳楼）、郑思群（生于1912年，留学日本，生前工作单位重庆大学，死于1966年，割腕）、杨朔（生于 1913年，生前工作单位全国总工会，死于1968年）、刘盼遂（生于1896年，山西大学毕业，生前工作单位北师大，死于1966年）、田羽翔（生于 1900年，北京大学毕业，生前工作单位山西大学，死于1957年，自缢）、王重民（生于1903年，生前工作单位北京图书馆，死于1975年，自缢）、顾而已（生于1915年，生前工作单位上影，死于1970年，自缢）、刘绶松（生于 1912年，西南联大毕业，生前工作单位武汉大学，死于1969年，自缢）、陈琏（生于1919年，西南联大毕业，生前工作单位华东局宣传部，死于1967年，跳楼）、张若名（生于 1902年，天津女子师范毕业，留学法国，生前工作单位云南大学，死于1958年，投河）、方书春（生于1916年，中山大学毕业，留学美国，生前工作单位北京大学，死于1957年，自缢）、罗广斌（生于1924年，西南联大毕业，生前工作单位四川文联，死于1967年，跳楼）、周瘦鹃（生于1894年，生前工作单位苏州博物馆，死于1968年，投井）、冯大海（生于1927年，北京大学毕业，生前工作单位中国作协，死于1967年，投河）、孟秋江（生于1910年，生前工作单位天津市委统战部，死于1967年）。
[23] 季羡林曾说：“我用不着把历史上和当前的自杀案例一一都搜集齐全，然后再从中抽绎出理论来。仅就我上面提到的一些案例，就能抽绎出不少的理论来。使用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我能够把历史上出现的自杀方式按社会发展的程序分成不同的类型。悬梁、跳井，大概是最古老的方式，也是生命力最强的方式，从原始社会，经过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能使用。今天也还没有绝迹。可谓数千年一贯制了。氰化钾是科学发达国家法西斯头子的专用品。剖腹或跳入火山口恐怕只限于日本，别国人是学不来的。这方式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同样可以使用。至于切开动脉仅限于懂点生理学的知识分子，一般老百姓是不懂得的。不过，我想，这也恐怕仅限于由于脑力劳动过度而患神经衰弱的知识分子，终日锄地的农民是不懂得服安眠药的。我为什幺说它是资本主义方式呢？中药也有镇静剂；但药力微弱，催眠则可，自杀不行。现在世纪上流行的安眠药多半出自资本主义国家。所以说它是资本主义方式。服安眠药自杀最保险，最无痛苦。这可以说是资本主义优越性之一吧。”出处同注[18]。
[24] 爱米尔·杜尔凯姆，《自杀论》，第128、174、200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25] 陈丹晨，《在历史的边缘》，第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北京。
[26] 见丁抒的文章，载金钟主编的《共产中国五十年》，第216页，开放杂志社，1999年10月，香港。
[27] 陈丹晨在一篇比较中西作家自杀现象的文章中认为：“在古代历史上，这种社会动乱，政治黑暗，专制迫害等等情况是经常发生的。诗人作家处境十分艰难，一般却并不选择自尽方法，而寻找了另一出路。”他认为，这与中国文人的生死观有关。“中国传统文人中，包括儒、佛、道各家在生死问题上有一点绝对相似的是重生轻死。”出处同注[25]，第27、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