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的博客
啊，草原！
前些日林彪飞机坠毁40周年，虽然中国媒体默不作声，但民间还是很看重这个日子的。不仅仅这个事件太震惊太离奇太富有戏剧性，从人的角度看被活活烧死也太惨烈。更重要的是，这个事件改变了文革的命运，就如同官方也认定的标志着文革的彻底失败。从而也为改变国家乃至老百姓的命运做了铺垫。
而作为所谓林彪集团的家属，也在这个时刻来到蒙古温都尔汗，实现了40年来的夙愿。
已是初冬的蒙古国漠北草原，格外荒凉。一块略微被清理、看不出有任何特殊之处的空地上，几位中国老人将两个绢花做的花圈摆放在一堆石头的两侧。右边的花圈，是红、黄两色玫瑰，环绕一大丛洁白的百合，挽联是“亲爱的爸爸妈妈永垂不朽！”“女儿豆豆女婿清林敬挽！”
张清林四十年后才来成 林豆豆未能取得护照
报导说，林豆豆至今未能取得护照。她对张清林说：“你自己定。”张清林就决定了。他说： “四十年，天天都想来。”他还希望：把林彪等人的遗骨带回中国安葬。9日，张清林四人先行飞到乌兰巴托，10日第二批也赶到。
此地名叫贝尔赫，在温都尔汗东北80公里，至今荒无人烟。“人不见，草连空。”随同林彪一起遇难者的孤坟在这里。
苏联解体后，蒙古迅速实现私有化。12日上午，张清林会见了贝尔赫的私人领主。张清林十分关心迁坟和坟墓的保护问题。而领主表示想见林豆豆，希望她提供林彪的文物资料。
张清林对蒙古领主的要求难以回答。因为913之后，林豆豆和他实际是穿着一身军装从毛家湾一号被扫地出门，不要说林家诸多的私人物品，就是张清林留在广州军区124师罗浮山野战医院的私人物品和存折，至今也没有归还。林豆豆至今连父亲和全家人的一张私人照片都拿不出来，遑论文物！
林豆豆坚持说林彪不是叛逃
报导说，四十年前的9?12之夜，张清林一脚踹倒一个8341的人，夺下手枪，向96号（林彪驻地）奔驰下山的红旗轿车连续开枪，阻止不成，就提着这把手枪，一直守在林豆豆身边，保护她的安全。他们在北戴河56号楼前亲眼看着三叉戟向南飞去，不到半个小时又折回，在山海关上空盘旋，因为机场关闭，不得不向北飞走。航迹线就像在北戴河上空划了一个大问号。
当时豆豆问清林：“你每次猜的都准，你这次猜会怎样飞？”清林：“没有明确目的。”豆豆：“飞机会怎样？”清林：“会掉下来。”豆豆：“要掉下来，就好了。他就解脱了，再也不痛苦了。”后来听到飞机坠毁了，林豆豆立刻提出要黑匣子，她坚信：“只要林彪是清醒的，黑匣子哪怕只录下他的一句话，也会证明他不是叛逃。”
林豆豆被迫害 九死一生
报导还说，1971年10月4日，林豆豆和张清林被8341部队从北戴河押到玉泉山，接受毛泽东机要秘书谢静宜单人独线审查，到72年8月。8月26日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第一次与他们谈话，态度极为严厉，宣布林豆豆回《空军报》，张清林回总后卫生部接触群众，并交给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管理，李推脱要出国，周恩来说：“那我来管。”
林豆豆实际是回到空军报接受批斗。张清林在总后情况略好。因为豆豆到战士食堂吃饭经常被围观，当时还允许张清林花5元钱买了个旧煤油炉，用自行车轴承改装一下，给豆豆做饭。这个期间林豆豆对空军报的批斗有文必录。涉及到大量毛家湾的内情，有关毛泽东、林彪、江青、叶群的政治关系，私人恩怨，一五一十，驳斥污蔑，不做任何回避，记录了六七大本。张清林也写了20多万字。
1974年元旦前，专案组请他俩吃饭，席间灌酒，他们没醉，专案组倒醉了，透露要将他们分开，批判要升级了。他们回到空军报驻地，立刻将所有文字、笔记付之一炬。元月2日，他们就被分开了。批林批孔运动就要开始了。此后林豆豆九死一生，自杀过，煤气中毒过，敌敌畏、农药多次引发全身和内脏过敏，若不是有张清林这个高明的军医苦难相随，几次都要追父母、弟弟而去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记忆的衰退，豆豆、清林记录的诸多史料也随风而扬，难以再找回来了。
蒙古目前如同中国尚未改革开放的年代，旅行住宿有诸多不便。2011年9月12日是中秋之夜也是林彪40年前出事的临近时刻。林彪女婿张清林一行又在温都尔汗市内饭馆要了煮面条，配着带来的饮料、面包就餐。温都尔汗的私人旅店晚上八点才来电，无法洗澡，为了不影响同屋休息，张清林躲在卫生间为明天的正式祭奠仪式写下祭文。
与林彪和黄吴叶李邱后的一起到来的记者高瑜记述了家属团的悼念历程：
9月13日，是祭奠之日。上午，他们在坟茔前安放好从乌鲁木齐买的两个鲜花圈。右边一个用红、黄两圈盛开的玫瑰，环绕一大丛洁白的百合，挽联是“亲爱的爸爸妈妈永垂不朽！”“女儿豆豆女婿清林敬挽！”左边一个是两圈白玫瑰围绕着一丛黄玫瑰，中心点缀着小红心的水仙花。挽联是“我们永远怀念林彪元帅夫妇！”“黄春光、邱路光、吴新潮、李冰天、李xx、李xx敬挽！”花圈中间摆放着从北京带来的月饼、苹果、点心和花生四个供盘。张清林跪在坟前，泣泪而语：“爸爸，妈妈，我们来看你们了！”大家都明白，“我们”包括正北望关山的林豆豆。张清林连磕三个头，打开一瓶茅台，撒到坟前埋葬林彪的贝尔赫草原的土地上，余下半瓶祭在果品盘的中央。
张清林起身，开始读他的祭文：“林叶无技向北风，青天垂云吊英灵。狡兔余孽换面在，空嗟毛堂自藏弓。”他以四句诗开头，饱和着亲情，一吐淤积胸中四十年的块垒：
敬爱的爸爸、妈妈：今天，是你们蒙受震惊世界、惊醒人们顿悟的千古奇冤，而魂栖异国他乡的四十周年忌日，我们和因'文革'迫害摧残所致一身伤病而不能亲自前来祀孝的豆豆以及老一代军人的子弟，在你们墓前祭拜，以倾诉9.13后生死两茫茫，无处话凄凉的思念与遗恨。
爸爸，您奉献一生，清正一生，一生无所欲。从50年代起，三翻五次地叩头求免任职，都未被允。早在1970年庐山会议前，您面谏毛泽东结束'文革'，发展经济，抵制张春桥作为下一代接班人掌权，并提出先解放副总理、军级以上一批党和国家领导干部。为此，您不顾个人名利权位与安危，庐山会议后，坚持原则，不仅自已拒不作屡被要求的任何检讨，而且说反'文革'派者都不要检讨，叫大家都推到您身上；还说垮台就垮台！省得再辞职！由此招来阴谋陷害以至杀身之祸。
爸爸妈妈：我们一定铭记爸爸关于'要宽容，要和为贵，不要冤冤相报'语重心长的教诲。我们坚信，在祖国全面改革开放、民主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形势下，一定会使你们沉冤昭雪，魂归故里。
爸爸妈妈，你们安息吧，网上多清酒，杯杯祭到明；你们安息吧，网上多鲜花，从春夏祭到秋冬；你们安息吧，网上多诗词，从南北祭到西东。
你们安息吧！
毕竟是血浓于水，悼词写的情真意切。林彪女婿是从这个事件的角度来描述林彪的。其实林彪的一生还有很大的亮点没有写进悼词，就是林彪身先士卒在平型关战役冒着牺牲生命的危险，率领八路军115师3个团于于1937年9月25日在平型关伏击日本第5师团21旅团辎重队，歼其1000余人。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打击了不可一世的侵略者，林彪成为当时公认的民族英雄。还有解放战争他率领的四野打下了半壁江山……
悼词中关于林彪从50年代几次请辞也有新意，目前还没有确凿的史实如请辞书或当事人证明这一点，但如果真有此事也是林彪的亮点。还有林彪在文革中希望结束文革和解放大批干部也有待证实，不能因为林彪被定性反革命集团首领而抹杀他要求结束文革的诉求。至于和与江青、张春桥的斗争，应该是真实的，其中既有政见不同，也有争夺权力的因素。
但是对林彪请辞的最大不利史实是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如果真的请辞，一直隐居的林彪没有必要掺和进来。而恰恰在7000人大会上，刘少奇等一批务实的领导人要求对三年困难有限度地追究责任，一时有望真相大白。林彪突然讲话，指出“大跃进以来的错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现在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的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造成的……毛主席的领导，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正确的……我个人几十年来的体会，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事求是，他总是从实际出发，总是围绕着实际，总是从调查研究出发，总是脚踏实际……凡是毛主席的指示不受到尊重，受到干扰的时候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洋洋几千言，字字句句讲到毛泽东的心坎儿上。毛泽东情绪一下从低沉变为兴奋，称“林彪同志做了一个很好的发言。”
如今看来，林彪做了一个很不好的发言，他为一场不亚于文革的空前灾难做了颠倒黑白的定性。如果林彪真的从50年代就请辞，不该在60年代做出这种举动。对于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悲惨的事件之一，有两个标杆可以和林彪对照。从大人物比照，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不畏丢官，义正辞严，实现“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的理想，彭德怀为此不仅丢官，后来还丢了命，要说硬气，彭德怀才是顶天立地的汉子。从老百姓角度比照，北京一位普通女干部王佩英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重大失误及其导致的大饥荒应由***负责，他应当退出领导岗位以结束全国性的灾难。几年后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名逮捕了王佩英，她被捆绑、毒打，戴上牲口嚼子押往北京市各区游斗。嘴里塞进砖头，下颌生掰成脱臼。后王佩英判被处死刑，临死仍坚贞不屈。(1980年4月10日，中共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党委做出《关于为王佩英同志平反的决定》，2011年6月9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王佩英无罪。)而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实在是很大的污点。
林彪的确是个十分复杂的人，对他的评价应该超出一时一事，甚至超出党派而放在历史和全民族的利益来评价。任何妖魔化和美化林彪的做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对话“九一三”
《记忆》编者按：2011年7月20日，应《记忆》编辑部之邀，黄春光（黄永胜之长子）、邱路光（邱会作之长子）就“九一三”事件做了三小时的口述。“九一三”事件发生时他们都正在部队服役。这是经过他们审阅的口述记录稿。本刊发表时略有删节。
黄春光、邱路光：我们先说个前提。我们不是搞政治的，只是想研究历史的真相。由于我们也是亲历者，我们清楚地知道黄、吴、李、邱没有搞政变，他们是和“四人帮”做斗争的。他们是和总理及当时在台上工作的老同志一起支撑共和国大厦的，是倾心支持总理和国务院各部委工作、认真处理各省市、自治区工作的。
一、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冲突
黄春光：九届二中全会开始的时候，我父亲并没有上山，他留在北京值班。8月31日，主席突然通知，让我父亲上山开会。黄上山以后，主席直接把黄接到他那儿，跟他谈了很长时间。但一提到张春桥，黄就说：“张春桥是叛徒，跟主席汇报过多次，他看不起我们这大老粗。”他没有说张的好话。从这儿也看出，对张春桥这些中央文革的人，黄是从心底反对的。
邱路光：文革中，主席对黄永胜是抱有重望的。什么重望呢？说穿了，主席是想让黄永胜倒向他毛泽东个人的怀抱！实际上，军权不在林的手上，林彪的权力都是和主席连在一起的。如“经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等等，林彪没有单独调动一个连的权力。实际的军权在黄永胜及吴、李、邱的手上，林只是个挂名。那时候，黄是总参谋长，像部队的调动，主席批准后，都要经过黄永胜和总参作战部发电报生效执行，而林却不能命令黄永胜调动部队。如果黄永胜被毛拉过去了，那主席就不需要林彪了，毛对林彪的冷落、甚至让林下台就是迟早的事儿。但是，黄永胜对党和人民事业忠诚的天性，使他没有往主席个人那边靠。他不是故意不往毛主席身上靠，是他根本没往那方面想，是他的人民军队忠于党的天性决定了没有靠。如果靠了，那就是另外一个格局了。
黄春光：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把矛头对着张春桥。其实，当时只能抓张春桥，对康生不可以，对江青也不可以，而张春桥的确有一些小辫子。实际上，对张就是对着文革。刚开始，毛也没觉得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当会上群情激愤、大家都攻张春桥时，毛愤怒了！好家伙，200多个中央委员，90%的中央委员都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这才引起他的愤怒。他之所以愤怒，就在于大家对文革不满，而且是这么大的一股势力，这么大的一股潮流。毛对文革是不容否定的。所以，为了保文革，他保了中央文革那几个人，舍弃了部队这些跟着他打江山的人。客观地讲，黄、吴、李、邱的确对江青的一些做法不满，但并不是对主席不满。在他们的眼里，主席永远是伟人，是正确的，是不容怀疑的，是不可违背的。自己再怎么委屈，也要委曲求全。所以，九届二中全会后，我父亲一直想不通，认为自己没错，拒绝检讨。总理做他的工作，做不通；毛泽东批评了他几次，他仍然不通；最后，总理让邱跟他谈了一次话，他才通了。邱跟他说：“我们反宗派主义，现在我们不检讨，不也成了一个宗派了吗？别人不也抓住我们的把柄了？”那时候，检讨都是说自己犯了路线错误，其实这是一个很空的东西。我父亲实在没什么可检讨的，他就把向主席反映江青骂总理的事情，作为自己的错误来检讨。一看就知道，这是很违心的。实际上，九届二中全会上，大家只说揪人，并没有点名揪谁，包括汪东兴也没点名。不过，许世友在后来的信里面写了，要让张春桥下放劳动。为此，主席还做了他们的工作，让许、张搞好团结。其实，许和张的关系还行，他们还在一起喝酒嘛。许世友不像军委办事组的人，根本不搭理张春桥。从庐山下来以后，毛一直抓着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不放，主要是因为林的软抗，一直拒绝检讨。毛搞政治斗争的一贯做法是，让你服，让你写检讨，然后把检讨锁在保险柜里，什么时候敢不服，就拿出来收拾你。同时，黄、吴、李、邱这些人，对文革也没有一个明确态度，让毛捉摸难辨。所以，毛在1971年夏天南巡，开始做局倒林。
二、黄永胜在“九一三”事件之后
黄春光：1971年，“九一三”事件出来后，我父亲实际上就靠边站了。那几天，我父亲的心情非常不好。在他看来，国防部长跑了，他这个总长能脱得了干系？！在他那个位置上，肯定是在劫难逃啊！因此，他看到林的照片就来气，说：“跑什么跑？！害死人！”于是，他就把过去自己和林在一起的照片都烧了。
9月16日，我跟我父亲有过一次谈话。我说；“林跑了，这么大的事，你是不是给主席写一个检讨？”他说：“我检讨什么？林跑，我不知道。九届二中会我没上山，也检讨了。现在，我也没犯新错误，我检讨什么？！”我说：“最起码，你对林的事情做一个表态。”他说：“我怎么表态？现在中央都没态度，我表什么态？表态和不表态是一样的。”我听完以后说：“那我不上班了，咱们准备回老家吧。”他说：“不用，你去上班吧。”我说：“我不上班了，在家陪你吧。”他说：“不用，你还是上班，看看再说。”没两天，总理让邱会作找我父亲谈话，谈完话以后，我父亲说：“看来没事了，主席还是信任我的，总理让邱带话过来了。”父亲是为宽我的心，但他没想到主席对他下手会这么狠！
邱路光：9月17号，总理往家里打来电话。电话就放在小茶几上，那时候没有免提电话，我父亲一接电话，我和我母亲都凑在电话旁边听。我父亲接完电话，显得挺激动，扬着手，叫吃饭，嘴里不停地说：“总理保我了，总理保我了！”饭后，我们就上了西山。我父亲跟我说：“去看看你黄伯伯在不在？”那时候，黄永胜住在西山前指。我去后，黄伯伯见到我，提到“九一三”这件事，黄站起来对着墙上巨大的三北地图说：“跑什么跑？！真是害死人呀！”我父亲去后对黄说：“总理保我们了。”黄当时很冷静，沉思了一下，说：“话是这么说，文章不一定这么做哟！” “九一三”事件后，给林彪扣的帽子是另立中央，纯粹是瞎扯！林就是搞政变，也不会先到广州另立中央呀！难道林彪不知道这是毛泽东的天下，到广州另立中央，有人拥护他吗？林彪到广州另立中央，没有一个人会跟着他；即便是黄、吴、李、邱，也根本不会跟他去的。林彪怎么会那么傻？他也是身经百战的人，在政治上那么成熟、那么深刻，他怎么会在广州搞政变、另立中央？这都是瞎编的！你说他走为上计，跑掉了，还有可能；但说他要另立中央，纯粹瞎扯蛋！至于说，林彪知不知道飞机去苏联？我们不知道，谁也不知道。从法律上讲，你说林彪主动外逃，你把证据拿出来；我说林彪没有主动外逃，我也没有根据。所以，不能乱说。这里面，谨慎一些的科学分析是什么呢？一个长期吃安眠药的人，当他晚上10点多钟吃了安眠药，夜里12点会是个什么状态？你想想就清楚了。不过，从当时的政治走势判断，从主席和林彪的关系变化来说，林的举动是被毛主席逼的，他在政治上走投无路了，这是可以肯定的。
中国的实事求是，都是有前提的。第一是政治，第二才是实事求是。我讲一个例子，是卜占亚跟我讲的。“九一三”之后，总理、叶帅和张春桥找卜占亚谈话。卜是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军区的政委。总理还没说话，叶帅先说了：“卜占亚，你是要林贼，还是要毛主席？”卜说：“我当然要毛主席呀！”叶又问他：“你是要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还是要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卜说：“我当然要我们的祖国。”叶说：“那好，很简单，一张纸，一支笔，一句话，明天老婆、孩子见面！”叶的意思非常露骨。说白了，就是让卜做一个伪证就行了。事实本身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卜占亚按照叶的意思办了，说了假话，承认了18条罪证，过几天就放出来了。放出来以后，平调到兰州军区当副政委。丁盛的儿子去看他，说：“广州军区对你意见大了，你害了多少人啊！”包括卜占亚的老婆都骂他，因为卜占亚曾交待：是他让他老婆带着厨子去迎接林彪，在广州搞开国大典。于是，就把他老婆也关起来了。哪有的事儿啊？卜占亚听丁盛儿子讲完，就哭起来了，说18条全是假话，是被逼出来的。他到兰州军区以后，他又写了一个材料，表示自己说了假话。中央发火了，立刻免职，降成甘肃省军区副政委，从大军区副职降到副军。同时，把他的电视、冰箱都拉到省军区招待所了，连房子也没有了。为此，卜占亚又翻过来了，说自己在风言风语之下，听了一些无原则的话，思想没有改造好等等。结果，他按照大军区副职离休，让他到了西安。退休以后，跟当官没什么联系了，又开始讲真话了。还有一个例子。有一次，我跟春光参加一个座谈会。会上，有一个人说，文献研究室搬进毛家湾之前，派几个人去打扫卫生。有人在地上捡到一个小册子，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单行本。打开一看，里面全是林彪的批注。他很震惊，不是说林彪躲在昏暗的角落里搞阴谋吗？怎么还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呀？结果，领导一来，就跟他宣布，个人捡到的任何东西都要交公，他就交了。
三、在关押期间了解的“九一三”事件
黄春光：林彪出事后，大概是1971年10月中上旬，把我也抓起来了。我家孩子中就抓了我一人，因为我家的秘书揭发，我帮着父亲烧材料。当时，把我关在亚疗（即亚洲学生疗养院），美其名曰，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集中揭发黄、吴、李、邱、林、叶的罪行。1971年底，听说要放一批人，其中有我，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又没有放。我在亚疗被关了2个多月，1972年1月，把我降了一级，弄到北京军区86楼招待所，和卫戍区的一个李参谋住在一个房间。李参谋是个小负责人，只带班，不负责具体看守审查对象，他白天很少在房间里，所以这个房间就我一个人。当时，林彪256专机的机组人员，两个副驾驶陈联炳、康廷梓，通信员陈松鹤，领航员李成昌也关在这里。86楼上去以后，有一个大会议室，里面有4张床，中间有个会议桌，他们4个机组人员就住在那儿。关在86楼的还有4个女孩。其中两个是跟林立果去山海关机场的，另外两个是跟王永奎往广州跑的。白天，我们就在会议室里学习、批判，还可以打牌、下棋、聊天。正是通过和他们聊天，我才了解了林彪出逃前的一些情况。
机组人员告诉我，1971年9月12号傍晚，在北京西郊机场的时候，潘景寅就让给飞机加满油；飞到北戴河后，他又让加油。前后两次都被陈联炳阻止了，理由是没有必要加油。因为专机降落的时候，飞机的重量是有要求的。如果油太多，就要在空中盘旋，把油耗到符合降落的安全重量时才可以降落。所以，陈联炳说：“根本不应该抓我，还应该给我记功。如果潘景寅把油加满了，他们就飞到目的地了。”在我看来，潘景寅比4个机组人员、甚至比吴法宪、胡萍更了解内情。首先，他为什么一再坚持要加油？无论是从山海关飞北京，还是飞大连，都是短途，完全不需要加那么多油。他很可能是接到林立果的指示要飞广州，但林立果为什么不给胡萍打电话，而直接给潘打电话？为什么能指挥动他？第二，9月12号夜里，潘景寅为什么不睡觉？他就是在等林立果的电话。第三，他为什么不叫其他的机组人员？只叫了机械师。第四，吴法宪已经给潘景寅打了电话，明确告诉他不许起飞，潘没有执行吴法宪的命令。他为什么敢不听司令的命令强行起飞？根据他们讲的情况，我觉得，主要责任在潘景寅，机组人员也是这个看法。为这事，我还和舒云辩论过。关于“九一三”的经过，康廷梓后来写了一些文章，与我当时听到的情况有些出入，但不是很大。实际上，在“九一三”以前，我就认识陈联炳了，曾经坐过几次他开的专机，他都是机长。林彪在南苑机场参观歼-8时，我和他见过面，还跟他聊过歼-8，所以他愿意跟我讲一些情况。不过，陈联炳没留下什么文章。后来邓小平说：“我看这个飞行员（即潘景寅）是好人。”我不知道邓根据什么说的。潘景寅的家属就抓住邓小平的这句话，找空军落实政策，说：“邓小平都说他是好人了，你们为什么还把他当坏人？”结果，潘景寅被定性为正常死亡，把家属安排得还比较好；倒是那些没上飞机的机组人员，全部被处理复员了，到现在生活都不怎么好。 1972年的春节前，机组的4个人就走了。大年三十，我是跟这4个女孩一块过的。春节过后没多久，这几个女孩也走了，就剩下我一人了，还是和李参谋住在一起。据我后来了解，这些走的人不是放了。机组的4个人降级到空军参加学习班，那几个女孩先去了亚疗，后又去团河劳改农场参加学习班。4月份，我也去了团河。到团河以后，我就跟林办的秘书、我们家的秘书、吴家的秘书，大概有几十个人吧，在一起劳动改造。林办的秘书有李德、宋德金、张云生等；李文普和于运深没有在这儿。按现在的说法，于运深是大秘，知道的情况更多一些，所以，他和李文普一直关在另外的地方。林是不是要跑？这些人也搞不清楚，没有谁能搞清楚。
李文普的证词肯定是假的，是“九一三”很久以后才出来的。他说：“林彪在汽车上问林立果，伊尔库茨克有多远？”他听到后才知道他们要外逃叛国，大叫一声：“停车！”随即开门跳了车，并说跳车时被林立果开枪打伤了。实际情况是，李文普受伤后，是张清霖（林豆豆的丈夫）第一个帮他止血、包扎伤口的。张清霖是医生，他看到李文普受伤部位的衣服上有火药灼烧的痕迹，显然是很近距离发射造成的，这说明李文普是自伤。近年来，前苏联克格勃的一个局长说，在“九一三”飞机失事现场所发现的几支手枪，全部没有开过枪。这也是证明李文普自伤的有力证据。李文普的文化并不高，他是否知道伊尔库茨克在哪个国家都要打个问号，而林彪恰恰是知道的。1969年，中苏两国恢复副外长级的政府间谈判。林彪很担心，苏联会利用代表团来中国之际，像入侵捷克一样，对我国搞突然袭击。那天，苏联代表团的飞机从伊尔库茨克起飞后，林彪打破常规，一直没有午睡，让空军向毛家湾报告情况，飞机到哪了，飞机到哪了？一直到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林彪才去休息。所以，林彪不仅知道伊尔库茨克有多远，也知道需要飞多长时间。他根本不会问“伊尔库茨克有多远”这样的问题。林彪是副统帅、国防部长，这么高的位置，完全可以让黄永胜、阎仲川、总参作战部密切注意苏联代表团飞机的动向，但他没有这样做。林彪是本着对党、对国家极端负责的态度，对苏联不放心，担心苏联会利用谈判搞阴谋。他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是随时准备为国家牺牲的。林彪是个军事家，打了那么多胜仗，那么年轻就当上了元帅。林为什么能百战百胜？就是因为林彪始终打有准备之仗。这么精明的一个人，怎么会对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没概念呢？他又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呢？就算是外逃，飞机的速度是多少，航程是多少，还没搞清楚就外逃，这还叫林彪吗？林豆豆至今仍然坚持，林彪是被叶群和林立果绑架走的。
我在团河待了1年。1973年，在学习班里，又把我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把我关到丰台（就是邱路光他妈妈现在住的干休所那个地方，当时还没有起用），在那儿又关了两年。直到1975年9月，才结束审查，我又回北空工作。当年年底，组织上通知我转业，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要求回北京，不同意；我要求回广州，也不同意。我写了3次复员报告，他们不批，非要把我分到湖北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我坚决不去。我说：“我项阳（项阳是我文革中改的名字）活着不会去那个地方！要去，你们抬着我的尸体去！你们可以把我的话反映给北空领导，反映给空军领导，反映给总政领导，反映给军委领导。甚至反映给总理、主席都可以。你们爱反映给谁，就反映给谁。我坚决不去湖北！”后来，他们说：“你回广东吧。”我说：“不，我回广州。”因为我是从广州入伍的，但他们不让回广州。为回广东还是广州，又跟他们吵了好久。直到1976年9月，规定我们必须在十一以前离开北京。所以，我们是1976年9月30号上的火车，去了广东韶关。
四、解除关押后的经历
黄春光：1981年初，对我父亲公审结束后，中央就决定对他保外就医，安置在青岛。大约在4、5月份，中央专案组的人来找我谈话，说中央决定，安排我父亲去青岛，问我们谁去？我说：“4个孩子都去，全家团聚！”他们说：“那不行，规定最多只能安排两家。”当时，我就决定，我跟老三去。我是老大，照顾父亲那是理所当然的，老三在广西凤凰县的一个锰矿，那个矿到县城还有100多公里呢。老二和老四复员后回广州，条件相对好一点儿。就这样，决定我和老三去陪父亲。 实际上，自公审后，秦城的伙食标准就下降了。我父亲的身体一直不好，住进了公安部的复兴医院。1981年9月，我父亲是从复兴医院直接上的火车，在四弟和三弟媳的陪同下（当然，还有公安部的人员）到了青岛，住进了青岛台西医院。我因工作交接，大约是9月下旬到的青岛，在青岛无线电三厂任副厂长。当时，由组织出面安排，老三的爱人不用去单位上班，工资、奖金照发，专门在医院照顾我父亲。每天晚上，我和三弟轮流在医院照顾父亲，一周一换。我父亲的病房还比较大，是个里外套间，有卫生间，还给隔了个小厨房，配了煤气灶。每天下午，营养师到病房，给父亲看第二天的菜谱，由他自己点菜，饭菜由医院的食堂做。我们也可以在小厨房自己炖个鸡汤、煮个银耳汤，做些父亲想吃的东西。当时，父亲每个月的生活费是100元，包括交房租、交伙食费、订报纸、买水果等等，这是很紧张的。而我父亲以前的存款，在他生前一直没有解冻。我们三口之家，一个月也只有100多块。父亲生前一直想看彩电，实在是没有那么多钱去买，我只好把自己的17寸的黑白电视机给父亲看。现在想起来，我的心都酸。一年以后，我以父亲的名义给中央写信，反映100元的生活费太紧张。中央随后决定，给黄、吴、李、邱每个月增加100元的生活费。也就是说，每个月改为200元的生活费了。 1982年夏天，父亲尿血尿得很厉害，经检查，是肾结石。经过专家会诊，决定在9月份做手术。手术前，我跟医生说：“最好能在手术中检查一下我父亲的肝部情况。”我总担心父亲的肝脏，但手术时没有查出肝脏的问题。手术是由青岛最好的专家做的，术后恢复得也不错。然而，到了1983年春节前，父亲又出现了腹泻症状。在体检时发现，他已是肝癌晚期。医院是春节后才告诉我们的，说是为了让我们过好春节。父亲病重后，我们曾给胡耀邦总书记写信，要求换一个医疗水平更好的医院，要求送到北京或上海进行治疗。胡耀邦批示：“同意在青岛安排更好的医院。可让上海派两位专家来青岛会诊，如果身体条件允许，可以转到上海治疗。”随后，我父亲从青岛台西医院转到青岛人民医院。经过上海医生的会诊，发现我父亲的肿瘤发展很快，已经比较大了。医生担心，我父亲的身体无法承受飞机的颠簸，有可能造成肿瘤破裂，所以就没有转到上海治疗。从2月份发现，到4月26日我父亲去世，前后仅两个多月的时间。
父亲去世后，我们给他穿上了军装，戴上了红领章、红五星帽徽。开始，公安局的人还劝我们不要戴。我跟弟弟们说：“一个老红军走了，红领章、红帽徽是一个老红军的标志，看他们谁敢摘？！”本来，我们还想在父亲的遗体上覆盖一面军旗，但是跑遍了整个青岛市，都没有买到，就给父亲盖了一面红旗，公安部门也不再干预了。父亲的骨灰一直放在家里，我们为他布置了一个灵堂。1993年4月26日，我们才把父亲的骨灰送回老家湖北省咸宁市安放。2004年12月，我们正式为父亲下葬。
自父亲去世以后，我就想离开青岛，中间经历了很多曲折。直到1987年底，我给赵紫阳写信，解决我回京的问题。那时，赵刚当总书记不久。我之所以给赵写信，一方面是因为赵和我父亲在广州时很熟；另一方面，因为陶斯亮能帮我，亮亮的母亲曾志跟赵紫阳更熟。我让陶斯亮帮我转信，没过两天，陶斯亮就告诉我：“赵紫阳批了，很快就会有消息了。”这时候，我才知道林豆豆在郑州汽车制造厂的确切地址，刚好我当时在北京开会，开完会我就跑到郑州看她。那是“九一三”之后，我第一次见她。我跟她说：“我给赵紫阳写了信，要求调回北京，赵紫阳已经批了。你是不是也给赵紫阳写信，要求调回北京，让曾妈妈帮你转？”她说：“我跟曾妈妈不熟。”我说：“没关系。你去北京以后，叫路光带你去见曾妈妈。曾妈妈是非常好的人，对咱们这些孩子很爱护、很关心。而且，我去看曾妈妈时，曾妈妈还问起你的情况，她肯定会帮忙的。”
接着，我从郑州又回到北京。这才知道劳动人事部赵东宛部长接到赵紫阳的批示后，让调配处的工作人员具体办这件事。他们曾经打电话到厂里找我，厂领导答复说：“他去北京开会，没回来，可能会去他母亲那儿待一两天。”那个时候，我母亲在北京。我一回到北京，我母亲就告诉我劳动人事部在找我。我便赶快给劳动人事部调配处打电话，他们说：“关于你的工作问题，总书记已经批示了。我们想了解一下具体情况，你明天能不能来？”我说：“能来。”第二天，我就去了劳动人事部。他们说：“你放心吧。我们保证，春节以前你就可以收到调令了。这样，你就可以回来跟你母亲一块儿过春节了。”结果，1988年春节前，调令没有来。这个调令等了4个月，直到6月份才接到调令。劳动人事部的同志很负责，因为是总书记批的，部长交办的，调配处的同志多次来电话问我，接到调令没有？我都说没收到。他们在电话中说：“山东省劳动厅怎么搞的？一个调令旅行了4个月！”
6月份，当我接到调令后，厂里说：“你还不能走，要把你的任务完成了才能走。”我说：“厂长呀，我先不办工资关系和党的关系，先把户口给办了，成不成？”我知道，只要户口进了北京，别的我都不怕了。我说：“不就完成80万利润嘛，我保证完成就是了。可有一条，完成了利润以后，你得把这几个月的奖金给我。”我两个星期就完成了。那时候，一两千块钱的奖金，也是不少钱呢。我进北京以后，到了一个三不管的单位，是海军航空兵和北京市农场局合办的一个公司，叫北京市燕海经贸公司。
邱路光：赵紫阳的确给我们这些子女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当时，我在北京商学院当教师。我在那儿教了8年书，一直没有房子住，晚上就睡在教研室的桌子上。不幸的是，我的腰被汽车撞伤了，伤了8根骨头。正好，赵紫阳的儿子回北京，我们俩是大学同学，关系非常好，他让我写封信。大概是1987年11月，我写了一封信，交给赵二军。二军进中南海回家也就10分钟，赵紫阳就批了，二军给我复印了赵的批示。批条上面写着：“告诉部队，恢复原来的行政级别。告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适当分配住房。赵紫阳。”我看了以后太激动了！有些事，搞10年搞不下来；有些事10分钟就搞下来了。这是一件事。
还有豆豆回京的事。春光见到豆豆后，不是让豆豆找我吗？那时候，打不起长途电话，我就给豆豆写了一封信，叫她来北京。她的电话打到我们教研室，说：“我怎么向厂里请假呀？”我说：“你管它呢，不用请假了。”很快，豆豆就自己来了。她来了以后，住在万寿路11号中组部招待所3号楼2层西头的房间。我就先找了亮亮，她在统战部上班。亮亮也是一个非常豪放、非常正义的人，她让我带着豆豆周末去找她。礼拜天，我们就去了。曾妈妈住在前面的1楼，亮亮住在后面的3楼。我让豆豆在外面等着，我自己先进去了。亮亮不在，给我贴了一个条：“路光，我有急事，你到前面去找老太太。”我就去了，曾妈妈正在院子里收拾花呢，我对曾妈妈说：“豆豆来了。”她说：“好呀。”我说：“你见见吗？”她说：“你叫她来吧。”她还问我父亲怎么样？我就带着豆豆从后面小门进去，见到了曾妈妈。因为不知道深浅，也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我没开口说豆豆的事儿，只是一般性的问候。正在跟曾妈妈说话的时候，亮亮回来了。她问我：“谈的怎么样了？”我说：“还没有开始谈呢。”亮亮就开口了，说：“豆豆很坎坷，她在郑州生活很困难。如果调回北京，能好一点儿。”曾妈妈说：“你说的这些，我也记不全呀，你写个信吧。”她当时没说答应帮忙转。曾妈妈坐在沙发上没有多说话，我们就在桌子那儿，由豆豆起草给赵紫阳总书记的信。豆豆写好后，亮亮就帮她改。改了以后，豆豆就在那儿抄。抄完以后，亮亮原来准备自己去送。曾妈妈突然冒出一句：“这个信以我的名义送。”原来害怕打扰她，我们不敢提，实际上，曾妈妈这个人非常负责任。当时，曾妈妈给中组部常务副部长陈野萍和一个老干局的局长写了封信。她的文化水平挺高，最后落款的一句话是“请赐见”，我第一次见到这个词儿。然后，写一个“曾志”。她把信交给豆豆了，让豆豆拿信去找中组部。曾妈妈胸有成竹，认为这件事肯定能办成。后来，豆豆跟张清霖就一块来北京了。豆豆到了社科院近代史所，张清霖被安排在北京市卫生局防疫处。 这事儿反映赵紫阳是个有胸怀的人。林彪女儿的事儿，他都敢管，有气魄。赵紫阳还帮春光的弟弟分了房子。当时，他弟弟在广州的房子很小。广州省委书记林若到北京开会，赵紫阳说：“你们胸怀大一点嘛！”
五、对“九一三”事件的反思
黄春光：叶帅去世后，我曾找过叶帅的儿子叶选宁。我问他：“为什么打倒‘四人帮’以后，还把我父亲关到秦城去？我父亲跟叶帅的关系很清楚，从来没得罪过叶帅，对叶帅一直很尊重、很照顾的呀。叶帅当时是怎么考虑的？”他说：“这是按程序办的。”我说：“这说不通呀，解除审查，也是工作程序呀？”我跟选宁的关系还可以。叶帅在广东工作的时候，选宁上四年级，我上一年级，他经常带我们玩儿。叶帅调北京后，每年冬天都去广州。大人的事儿是我父亲安排，小孩的事儿就是我来安排。所以，我觉得叶选宁应该不会骗我。
我认为，1976年12月30日，我父亲被关进秦城，问题升级了，这里面汪东兴起的作用比较恶劣。叶帅和华未必想得到在当时情况下，要对黄、吴、李、邱怎么样。历史上，叶帅也是一方面军的，只不过他不是红一军团的。汪东兴在中央的时间很长，他知道的事情太多，心里太明白了。1971年“九一三”之后，把黄、吴、李、邱抓起来，就是汪东兴向主席提的。这是王洪文后来跟邱会作说的。江青说，自己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让她咬谁，她就咬谁。我父亲对汪东兴的评价是，汪也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干了不少坏事。1977年初，中纪委接手复查此案。在黄克诚负责审理的时候，曾经缓和了一段。之后，邓的意见就比较重要了。我觉得，邓小平和彭真坚持严办，一个是抓替身，一个是泄私愤。
邱路光：中国人有搞臭观。我父亲的起诉书就是这样写成的。比如，说我父亲在总后党委会上攻击朱德，实际上是传达中央的精神。审判人员问：“这是不是你同意传达的？”我父亲说：“是。”“既然是你同意的，你要不要负责任？”我父亲说：“要负责任。”但是，他们不问，是在党委会上传达中央关于朱德的讲话，还是我父亲私下个人搞阴谋攻击朱德？也不问是传达中央谁的讲话？其实，这是传达叶剑英关于朱德的长篇讲话。我父亲说要负责任，是负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结果，公审说你要负法律责任。黄、吴、李、邱的法律责任都是这么来的。另外，彭真曾反复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他首倡的。但彭真作为公审的主持人，却搞了三个标准，把个人感情带入到法律中来了。对待同样的事，彭真的标准是，毛主席犯了错误，周恩来做了违心的事，而黄、吴、李、邱这些坏人是犯罪，要审判。按照法治的观念，审判之前，应该没有好人、坏人之分，即所谓无罪推定，不能搞有罪推定。另外，公审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大的情绪，什么意思呢？过去，你打了我，老子忍了；现在，老子上台，我整你也不客气！这就叫封建政治。关于黄、吴、李、邱的政变帽子，是否定文革以后唯一一个没有得到纠正的问题。
我觉得，邓小平不给黄、吴、李、邱翻案，是有原因的。一个原因是，黄、吴、李、邱是“双一”（注：指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的骨干，除了这几个人以外，肖华、刘亚楼、杨成武、罗瑞卿也都是“双一”的人。自建党、建军以来，“双一”是一直传承下来的骨干力量。包括总参谋部的建立，海军、空军的建立，以及在各大军区占的份额，都是以“双一”的干部为骨干的。其他的人都是配角。除了“双一”的人，能在部队占点儿份额的就是四方面军的干部，像二野和129师的干部。显然，黄、吴、李、邱的问题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如果说毛主席当年搞错了，最起码要给这些人分配工作，至少要有名义上的工作。否定文革后，邓小平对共产党的经济体制和基本路线都有了另外的想法，他绝不会再沿用毛泽东时代的东西，他就是要在政治体系、组织体系上坚决干掉“双一”。他这么做，就是为了把部队这些人打压下去，“改朝换代”。所以，他上台之后，什么都不要当，就当军委主席。邓小平还专门下了中央文件，把杨成武搞到福建当司令员，把肖华搞到兰州军区当政委，把刘志坚搞到昆明军区当政委。当然，刘志坚虽不是“双一”的人，但他也是毛泽东时代受器重的人，说这些人不能留在北京工作。他们平反以后，都被赶走了。像杨成武这样没有帽子的人，邓小平都不要，更不用说黄、吴、李、邱这样有帽子的人了，他能把你解放出来吗？！ 第二个原因，公审绝不是为了维护毛主席。恰恰相反，把“四人帮”和黄、吴、李、邱搞在一起公审，是为了审毛主席的文革，是为了打击毛主席。文革中，“四人帮”在台上工作，黄、吴、李、邱也在台上工作，你们都是跟着毛主席路线的人。所以，公审这些人，正是为了否定文化大革命，打毛主席的。这里还有一点，邓小平对所有犯错误的人，都采取了宜粗不宜细的态度；只对黄、吴、李、邱，采取了宜细不宜粗的态度。但是，邓小平歪曲了基本事实，部队的文化大革命和地方的文化大革命正好相反。地方的造反派得到主席、江青他们的颂扬；部队的造反派在1967年的513后就被全部压下去了。“九一三”以后，部队的造反派狡辩，说他们不是造党委书记、司令员、部长、政委的反，是造跟林彪搞政变的反革命黄、吴、李、邱的反。他们说，黄、吴、李、邱1967年迫害了我们，我们早看出来他们是反革命了。邓小平把部队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搞反了。所以，在公审刚开始的时候，本来要审黄、吴、李、邱搞政变，结果没有证据，抓不到把柄，就变成他们迫害干部、群众了。什么攻击老帅，整老帅的黑材料，打击了多少干部、群众，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等等。似乎这样就可以证明，黄、吴、李、邱跟“四人帮”一样，打击干部、群众。事实上，黄、吴、李、邱打击的所谓干部、群众，都是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目的是维护部队的稳定。那时候，清理阶级队伍、精简科室人员、搞斗批改，不是黄、吴、李、邱的政策，是党中央的政策，是毛主席的指示，军队机关能不执行吗？！当然，在执行政策上也有过头的地方，黄、吴、李、邱是要负领导责任的。不少人和事运动后期也是要甄别的，但历史没有给黄、吴、李、邱这个机会。
公审黄、吴、李、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找毛泽东的替罪羊。这么讲，并不是说邓要维护毛主席，而是说邓要把他们当作毛主席的人来审判。当年说，黄、吴、李、邱的错误是搞政变，反毛主席，但这不是公审的原因。公审的原因是认为，他们拥护毛主席，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其实，主席挺对不起黄、吴、李、邱的。他们从娃娃开始就跟着主席革命，跟部队走了一辈子，结果怎么样？我父亲说过，他的经历非常简单，参加革命穿军装，打成反革命脱军装。他们到最后也没有完全醒悟，对党、对主席，仍然保持着很纯朴的感情。
万里是坚决反对公审的。胡耀邦跟我父亲非常熟，他原来也反对用公审解决党内问题。但后来小平决定公审以后，胡的态度就变了。1988年底，邱会作第一次到北京来，赵紫阳的儿子去看我父亲。他跟我父亲说：“赵曾说过，看来，‘九一三’事件也是个扯淡的事。”邓小平这个人非常实用主义，也非常聪明。主席就是过于相信自己了。
黄春光：关于“九一三”的事情，公审的人员比谁都清楚，因为他们看了大量的档案材料。但是，他们还是按照官方的定性，开始作为政变处理，后来不说政变了，改成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然而，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呢？文化大革命的潮流浩浩荡荡，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阻挡一下。这是中国体制最大的错误和悲剧。这期间，军委办事组不让中央文革小组插手军队，保持了军队的稳定。因此，我们对文革的认识，应该注意到有一股反文革的力量。这股反文革的力量，以军队最为突出。政府瘫痪以后，总理就靠李先念、谷牧、余秋里他们撑着，但没有军队的支持，靠这几个人能撑得住吗？所以，在文革中，军队对稳定全国局势应该是功不可没的。整个看下来，在文革中，黄、吴、李、邱走的是另外一个轨道。他们在台上，不能和主席对着干，但他们和主席最重要的支持者江青对着干，这本身就不得了！当然，还不能说军委办事组战胜了“四人帮”，但至少起到了牵制“四人帮”的作用，没有让文革向更恶劣的方向发展，在最动乱的时候支撑了党和国家的大厦。
邱路光：究竟谁应该对文化大革命负责？这是个大问题。并不是完全由林彪、“四人帮”负责，毛发动的文革，他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但是，那些在主席身边的人，可都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包括刘少奇、邓小平，一开始都是拥护文革的，倒台后都是含着热泪向主席请罪的。当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主席，你发动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所以，文革的发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非常重大的责任，他们是不战而溃！像谭震林、陈老总，包括王震，他们在文革之初没受到太大的冲击，他们热烈拥护文化大革命，把对立面的干部骂成反革命。像谭震林就骂邓子恢，战争时期，谭震林跟邓子恢是最好的战友，他们在浙赣一带工作。文革时，谭震林到了农业部，指着鼻子骂邓子恢。王震骂萧克，都是你他妈的。陈云从八大到九大一直反复说，我再也不反毛主席了，我犯了很多错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认为，自己没跟上主席伟大的步伐，都说自己犯错误了，没人说毛泽东犯错误。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这一个态度，没有第二个态度。所以，说到文革的责任，不光要说群众的责任，更要探讨比黄、吴、李、邱更高一层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个群体的责任。谁也不敢说自己没有账，这要相对来看。黄永胜以前是广州军区的司令员，他和陈锡联、许世友比起来，究竟是谁的欠账多？打宋任穷，打洪学智，打周桓，打的人多了！对张志新的处理，跟毛远新的关系，还有张铁生交白卷的问题，等等。黄永胜和他们比起来，欠账是最少的。研究文革，很多东西还得回到历史原点。因为很多规则在起点上就错了，结论肯定是不正确的。
黄春光：对文革的评价，也有一个大前提问题。前提不同，结论完全不同。主席认为，他搞文化大革命，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长期斗争的继续，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在他看来，文革首先是一次革命，革命就是要砸碎旧的国家机器。所以，文革时期砸了公检法，是为了建立新的公检法。中央碰头会就是过渡性政权了。现在，否定文革，把文革当作一场政治运动，怎么衡量这个问题，还要深入地研究。现在，还有不少人对文革没有想明白，毛远新本来可以早些放出来，就是没想明白，多坐了几年牢。戚本禹坐了18年大狱，至今也没想明白。不管你把文革作为一次运动，还是作为一次革命，去否定它或是肯定它，其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共产党的体制。不管毛泽东干，邓小平干，还是张三、李四干，制度的内涵没有变，都不会有好结果。如果邓小平搞文革，很可能又会出现几百万右派。所以说，按照毛泽东那一套搞不成，按照刘少奇那一套搞也不成。说到根上，还是我们的国家缺少民主法治的问题。
邱路光：中国是一个奇特的体制，政治取向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甚至株连到家属。一旦你完蛋了，你儿子也完了，你家人也受牵连。文革以前就是这样，你一倒台，全家都完，生活都没着落了。所以，在中国的体制下，由于很多政治上的原因，讲真话是很难的。很多人都是两面派，他知道事实真相，但如果是政治需要，他能振振有词地讲空话，讲假话。 我和春光都是在抗战烽火中出生，在红旗下长大，我们对共产党是有感情的。我们谈了这么多，没有为我们父亲辩解的意思，我们的心早就平和下来了。我们所讲的内容，和我们的父亲要不要平反毫无关系。我们只是讲历史事实，探讨我们的父亲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在文革中是什么样的心态，做了哪些工作，有哪些错误和缺点？这些错误和缺点，是共产党老干部共有的，还是个别现象，抑或只是黄永胜和邱会作有？
http://info.51.ca/news/china/2011/11/14/239888.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