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动物保护（福利）与中医并非水火不容
因为一次保护动物讲座的需要，我向IFAW寻求帮助，要了一些相关的图片，里面基本上都是动物惨遭杀害或者被虐待的场景。对于其中两张图片使用与否的问题，我坐在电脑前犹豫了好半天。虽说差不多每张照片都是令人心颤的，但是，这两张图片中的鲜红场景是更让我浑身栗抖的。最终我真是咬着嘴唇决定，不在讲座中使用它们。原因很简单，我认为，我们在爱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不该同时去恨另一个东西。我知道，我所要做的讲座必定是相当令人苦痛的，在这种气氛下，使用一些过度刺激的图片，很可能会引起一些受众对人类的恨。众生平等！我爱动物，但是不仇视人类，即使一些人相当残忍，但他们应该是被挽救的对象，不应是仇视的目标，更何况，他们不代表所有的人。
同样的，我们立一个事物的时候，不必一定去破另一个事物，如果认为不诋毁一个旧有的东西就不足以扬威来树立新的东西，那么，立的目的就并非单纯而近乎狭隘了。
动物保护及福利的声音近年来越来越响，这是我所欣喜的，但同时，在许多场合里，我常常感到一种复杂的矛盾包围着我。很多保护动物的人千万百计地把中医说成是残害动物的罪魁祸首，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更是严重背离事实的。
曾经就有一位热心于动物福利工作的西医，他在讲到活熊取胆的问题时，就对中医破口大骂，说中医都是骗子，是伪科学，最后，干脆得出结论说，这个中医坏透了，要是不消灭中医，中国的动物福利事业就没有指望了，等等，等等。对于这位西医出身的老先生来说，不懂中医本是情有可原的，但是自己不懂就借着一个题目肆意歪曲漫骂，在我看来，不但是治学不够严谨的问题，怕是其人品也令人恭维不得了。我曾在会后和这位老先生进行过交流，后来发现，一个气门芯堵满污垢的轮胎，一个人就算是胀得面红耳赤也不能让他有丝毫改变。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关于人参可以补益身体这么一个小小的事实，这位老先生都说“没有任何资料表明人参可以增强体质，它的维生素含量极低！”这样的态度还怎么与之沟通呢？仅国内关于人参研究的专著和论文就不计其数。如果超过一亿字的相关文献都被称为“没有任何资料的话”，我也只好承认人参无效了。古人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人体内的物质就是增强体质最有效的物质吗？莫说人参当中的人参皂甙和酚类物质的特殊功能，即使是维生素的含量也远远高于大米白面，这些研究结果就藏在那浩浩的上亿字的文献当中。气门芯的污垢不清洗的话，再多的资料也是枉然。所以，重要的不是有多少事实，而是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面对这些事实。
近些年开始在国内流行起各种海狗鞭的保健品，说是能大补肾阳。于是一些人趋之若骛，于是加拿大的海豹捕杀量直线上升，于是国外有人对中国人乃至东亚人的此种行为大呼不解，于是为了保护动物和中国的国际声誉有人开始追根溯源，于是有人竟得出结论说归根到底罪在中医。理由似乎明摆着，所有厂家的海狗鞭产品，其宣传介绍中无一例外地写着，根据中医理论，海狗鞭可以如何如何，所以，罪过当然成了中医理论的。但是，攻击中医的人们是否就此请教过中医大夫有何看法吗？“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还盗用了大量佛教术语呢，难道要连佛教也一同铲除了？
真正的中医大夫实际上是最反对患者凭着感觉吃药或进补的。你觉得自己身上没劲儿，在广告当中听到了“肾虚”一个词儿，就想当然地琢磨，要不，我也试试？其实，身体乏力、心慌气短可能是很多原因导致的。除了简单的肾虚之外，心血虚、心阳虚、心脾两虚、肺脾两虚、肝血不足、肾阴虚等等，都可能有心慌气短或乏力的表现。即使进补，心、肝、脾、肺、肾五脏，该补那一脏，每一脏器还分别有气、血、阴、阳四个方面，排列组合下来共有20种可能。此外，中医还特别强调“补而不滞”，补益的同时还要根据个人情况辅以理气、燥湿、活血、开窍等佐使药物，岂是单一药物可以全效的？现在很多厂家出售的保健品，原本就违背中医“辨证施治”和“补而不滞”的基础，完全是企业为了追求效益，盗取中医理论，简单化、片面化之后的产品，怎么能说罪在中医呢？如果能让真正的中医大夫发言的话，他们同样会反对这类有损消费者身体健康的所谓保健品上市的。原因虽不相同，但是在这一点上，动物保护者和中医界是殊途同归的。
我在这里为中医说话，并不是偏袒，只是希望尽可能客观地说明一些问题。激进的动物保护主义者有他们的问题，但是一些中医界人士也并非没有自己的问题。我同样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交流过，希望以他的声望和影响来为动物保护和福利做一些努力。当时我和他说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活熊取胆，但是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根本就不成为问题。他搪塞我的理由很有“群众性”——人还顾不过来呢！除此之外，相当多的中医大夫不愿意放弃使用动物药的原因，也的确源于中医的一句古话。中医说动物类的药物是“血肉有情之物”，因为与人更接近，所以被认为是更有疗效的药物。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个人不能赞同这个说法。中医的一个特有的思维方法是“取象比类”，关于这个问题后面还会谈到。“取象比类”的方法的确有它的优势，但是推演到了极至的话，同样会陷入教条的境地。事实证明，并非所有“血肉有情之物”的药效都优于植物药，比如海狗鞭（药名：腽肭脐）的温补肾阳之功“大抵与苁蓉、锁阳之功相近”（《本草纲目》语），现代临床应用认为其功犹不及淫羊藿，可见腽肭脐并非不可或缺，反因自身货稀价高，明显不经济了。但是若用常见的植物药做保健品，对于厂家来说如何有新奇的卖点呢？所以，他们宁肯舍近求远，同时更要引经据典才能哄骗到一些钱财。
至于熊胆，就是另一个有代表性的药物了。活熊取胆的问题我一直都关心，也在很多年以前就看到有关替代品研究的报道。这方面的报道是在我进入环保界之前就看到了，研究者也不是动物保护者或动物福利者，而恰恰是中医界自己。本来熊胆自古在中医里都是少常用中药，其功效无论是清热、凉血、明目，都有相应的植物药可以替代。但是，不论是白花蛇舌草还是密蒙花，这些植物药太过平常了，没有什么说头。熊胆就不同了，古时候的猎人都说，森林里的动物是“一熊、二猪（野猪）、三老虎”，认为熊是真正的森林之王。一个是地上的一颗草，一个是几百公斤重的森林之王的胆汁，哪个能吊人的胃口？到底是患者需要熊胆还是厂家需要利润？其实，做熊胆替代品的研究和推广，如果有什么阻力的话，肯定不是来自中医界，而是盗用中医旗号的商人。
古时候，中华大地的自然生态环境良好，生物从种类到数量都非常丰富，这一点和现代的情况刚好相反；另一个相反的情况是，古时候人们捕猎的动物能力远不如现今，所以，即使那个时候使用了一些动物药，但是远不致造成生态破坏和物种濒危的地步。古时候的传播不够发达，很多药物的研究都处于被地域隔绝的状况，因此药物的探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漫无方向的不系统状态。基于这些原因，古时候的人探索药物首要考虑的不是药源的持久性和普遍性，而是药物种类的丰富性。这样，一种药物没有的时候，另一种药物可以替代上。可见，中药的替代使用问题是中医自古就有的。
由于在古时候，生态不成其为问题，倒是药物丰富性是一个重大问题，所以，古人在探索药物的时候可谓极尽所能，将一切能找到的东西都尝试一番，并将结果予以记录。现存公认为第一步系统药物书的《神农本草经》中记载着一味叫蛞蝓的动物药，并且将其列为中品，但是，现在人们非但在药店里看不到这位药物，而且，连一般的中医大夫都不知道中医典籍里曾经记载过这样一味药。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古时候在中药典籍中出现过的药物，不等于是要被中医大夫广泛使用的，很多时候，它作为医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探索，只是被记录在典籍中而已，并不一定说明中医必须或希望使用它。探索只是探索，记录也只是记录，而临床应用则是另一回事儿了。如果硬要把过去的探索和记录，在一个外部环境已经不能支持的时代重新拿出来宣扬的话，我们不能说罪在中医，这仍是商家的阴谋。打个比方来说吧，现代化学的起源直接来自欧洲中世纪的炼金术。那个时候的术士们，为了得到金子也曾经做过许许多多漫无方向的探索，其中有一些后来启发并发展成为化学，另外一些虽被记录在书中，但是再也没有人关注和重复了。那么，如果有一个人宣称他受过去的某部经典启发，找到化腐朽为神奇的点金之法了，一方面骗取钱财，一方面制造垃圾污染环境，那么，我们能不能把这个罪过扣在现代化学的头上呢？
在中医典籍里还有两味药物颇为奇特，一味叫人中白，一味叫人中黄，倒是都可以实实在在治病的。只是两味药物名字不但有趣，制法更是令人瞠舌。人中白还好些，说白了就是人的尿碱。若说发现人尿碱可以治病可能是个偶然的话，那么人中黄的发现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制取人中黄，须先找到一个封闭性极好的竹筒，将一头打开同时保留另一头做封堵用。然后将甘草磨成细粉装入竹筒，开口处以牛皮绷紧，令其不能漏出且不能令任何液体流入筒内。之后将竹筒置于粪池内，经秋三月又冬三月，于春暖之际取出，洗净竹筒并剖开，取出里面已“变质”的甘草粉，即“人中黄”是也。此物虽污秽，但确实可以治病。上世纪70年代以前，一些缺医少药的地区还在使用，甚至在60年代的《赤脚医生手册》中还有记载。时过境迁，这位药也就退出使命了。
人中白、人中黄、蛞蝓、腽肭脐以及熊胆，这些药物都是中医典籍里记载的，也的确有微著不同的效果。对于古时候的医生来说，他们不觉得蛞蝓丑陋，不觉得人中黄白污秽，同样不觉得使用熊胆和腽肭脐有什么不妥，他们那是所面对的最大问题是生存是治病救人。如今，我们的医学成熟且发达了，仅基本搞清疗效和禁忌的植物药就有一万两千种之多，这些便利条件都是古人所不能比拟的。相反的，我们如今的生态环境却远不如远古优越，但是我们的文明水平毕竟还是在前进，所以，我们终于有了古人所没有的动物保护和动物福利的概念。这是我们的进步，和我们所处的时代相符。那么，我们学习和继承古人的传统和知识，也该和这个时代及其理念一致。过时的、不当的东西再重新捡回来总有哗众取宠之嫌，这原本也不是古人探索的初衷，所以，他们为什么要为此负责呢？倒是应该问问那些动辄就奉中医古说为圭臬商家，他们为什么不效古法将人中黄白也商品化了呢？
做动物药替代品的研究，对于中医界来说，同样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关于牛黄、麝香的替代品研究，中医界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只不过这方面研究日本比我们早而精。关于熊胆的替代品研究，就我的所知应该不晚于上个世纪80年代。做稀有药品（包括动物药）替代研究的工作，对于中医界来说虽然主要不是基于动物保护或福利的考虑，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毕竟是殊途同归地走到一起了。其实，比动物药更稀有的还有一些特殊的化石药物，如龙骨和琥珀。这些药物不但有特效，而且由于形成条件和年代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们只在一天天减少，终有一天必定会消耗殆尽的，那时中医大夫们怎么办呢？所以，不仅从动物保护问题上讲中医界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从中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角度上看，中医界同样欢迎和需要尽早实践稀有药物（包括动物药物）替代的改革。
然而是不是所有动物类药物都应该被植物类药物所替代呢，我看不尽然。虽然我个人是素食者，但是我不刻意鼓吹所有人必须素食。素食是一种个人化的选择，我们可以给别人讲素食的好处，但是不应该规定别人素食。如果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人们味觉需求的动物类食物都不该明令禁止的话，那么，治病救人的动物类药物的存在就更为合理和必要了。我们所应该关注的，是如何平衡人类健康需求和生态保护与动物福利之间的关系，不可能将所有人一夜之间变成素食者。动物类药物当中，虎骨、犀角之类的濒危动物药物已经禁止，就目前情况看，至少还有山甲片（穿山甲的鳞片）、龟板（陆龟的壳）、羚羊角、玳瑁、海马等一些动物类药物应该尽快着手寻找替代品并逐步趋于禁止使用。但是一些以虫类为主的动物药物药源广且大都可以人工养殖，完全可以继续使用下去，比如全蝎、全虫（土鳖）、蜈蚣、僵蚕、虫草（其菌丝体人工培养已获成功，药效超过天然虫草）。至于养鹿割茸和活熊取胆，虽然不直接处死动物，但是其过程明显有悖于动物福利的观念，且活熊取胆实际上少有人工繁殖的熊，仍就以野外捕获为主，对自然生态存在明显的破坏，二者也应予以停止。
实际上，动物保护者对中医批评最多的，似乎还不是把动物入了药用于治病或滋补，而是对一些动物药使用的解释大为不满。中医里有一个“以形补形”的理论，平常人对此的说法是“吃什么补什么”。还是针对海狗鞭，批评者说之所以人们相信它的功效，全是因为按照中医“吃什么补什么”的理论，雄性动物的生殖器可以有助于增进人的性功能，由此才导致人们的购买。
古人说“孤掌难鸣”，退一步讲，即使中医确实认定服用雄性动物生殖器可以增强人的性功能，那也不过是对于一个事实的记录，有什么可以责难的呢？问题在于为什么现代人那么热衷于增强自己的性功能呢？这到底是该归罪于中医还是我们的商品社会花花世界呢？
更何况，中医并没有说海狗鞭专事性功能的增强，中医对海狗鞭的描述是可以温补肾阳。肾阳，到了一些人脑子里就变成了性功能的同义词，但是中医从来没有这么说过。在中医的范畴里，肾阳关乎很多状况。人的肾阳衰虚，可能会造成腰膝酸软、四肢畏寒、下肢浮肿、小便频短等症状。性功能减退，作为肾阳衰虚的症状之一，也是被中医关注的，但是，中医从来不认为温补肾阳就是为了简单增进人的性功能。相反的，由于中医的养生观念无处不在，所以，本来就肾阳不足的患者，负责任的大夫一定会在开方的同时特别嘱以节起居、慎房事等关照，怎么又会鼓动患者透支自己的身体呢？我前面就说过，中医大夫其实非常反感现在一些所谓的保健品。这些东西名为增强人的体质，实则残害人的身体。在一些人眼中，性欲和性能力强盛几乎成了身体强壮的唯一标志，这是商家的广告，绝非中医理论。
进一步地讲，海狗鞭可以温补肾阳这一点，绝非是一种说法，而是早已在药理分析、动物试验和临床应用上得以证实了。这一点也应该为动物保护者所接受。我们保护一种动物，不必非要否认其相关药物的有效性。如果为了保护一种动物，就否认或颠倒一个事实，这就丧失了最起码的客观和理智，没有客观和理智的心态，做任何事情都可能会滑向偏激。
犀角是已经被禁止使用的药物了，但是这并不能抹杀犀角作为一种药物的有效性和独特性。在一些高热患者处于神昏谵语的症状时，几克犀角就可以迅速退热甚至救人于一发。这个事实我们应该予以承认，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并不等于我们要据此坚持使用犀角，而是在了解犀角独特疗效的基础上，分析其成份和特点，以便找出比较理想的替代品。前面提到的那位关注动物福利问题的老师，我在和他交流的时候也谈到了犀角的问题。我请他首先注意犀角作为药物的有效和独特，但是这位老先生依然十分固执地说，犀牛角有什么作用，它里面不过是一些纤维质的东西罢了。须知，柳树本身也是由木纤维构成的，但是从柳枝当中提取的阿司匹林就可以治病。纤维质也许是主体，但是治病救人的物质可能就是附着在其中的几毫克其他物质。中药里有一味石膏，是一种矿物，打碎煎煮，汤液可以清热退烧。现代人认为其功效可能与钙盐有关。石膏煎剂内服可以增加人体血清中的钙离子，产生解热止痉的作用。但是，有人专门做过实验，将称重后的石膏煎煮，分离汤液给患者服用，有效，但是再称干燥后的石膏废渣，竟和最初重量一致。可见，药物的有效成份未必是药物的主体，可能仅存于微末之间，是此，如何竟以犀角主体的物质垄断一切呢？
讲了这许多，其实想要说明一个问题，事实是应当予以承认的，承认了事实本身，我们才能进一步了解生成事实的原理。如果失去了起码的客观和理智，人们就会以肉眼所见的外貌来主观臆断事物。犀角，我们看到的是纤维，石膏，我们看到的是重量没有减少的矿体，但是它们的疗效都是实在的，这个事实应该是第一位的，至于是什么物质和原因导致疗效的出现，这种原理的探索应该是下一步的事情。任何一个黑箱变白箱之前，箱子本身是应该首先被保留下来的，这也是科学研究在面对未解事物的时候首要采取的“唯象”态度。不承认未解的现象，科学本身难有新的发展和完善。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有客观和理智的态度。
我们再回到中医“以形补形”的理论上来。
严格地说，“以形补形”和“吃什么补什么”二者并不相等。“以形补形”的理论是中医乃至中国文化中重要的“取象比类”思维的延展，它是一种取于形象归于抽象再用于形象并辅以生活经验矫正的方法论。在这个过程中，形象、抽象和实际的生活经验几个方面都不能忽略。“吃什么补什么”就是一种简单的从具象到具象，完全没有抽象的归纳整理以及生活经验矫正的过程。生活中，人们常说吃猪腰子补肾。猪腰子是肾，人的肾也是肾，两种动物又都是哺乳动物，可能有相通的地方。这只是简单的从具象到具象。如果不是动物的肾脏但是外形长得象肾脏，能不能有补肾的作用呢？这就不是简单的“吃什么补什么”了，这就是从形象到抽象的归纳了。
中药里有一味药叫女贞子，状如肾形，黑色，中医发现它具有滋补肾阴之功。这里面，“肾形”一点，不是唯一的根据，只是一个重要的参照。一味药物，在完全不知道它可能有哪些作用的时候，如何比较快速地明确一个大致的方向，是医家关心重点。如果完全没有使用的方向，对这味药物的观察时间可能是漫长的。迅速抓住一些特点，把观察和总结的方向集中在一个比较狭窄的地区，可以很快地找到答案。这些特点，就是医家根据以前对一些药物总结出来的抽象规律。
女贞子呈肾形，提示医家其可能入肾经，色黑，进一步提示医家该药属水行（黑色属水），肾本身也为水，这就进一步提示医家女贞子对肾可能有作用。至于入肾经之后，是热是寒，就可以根据临床使用再进一步观察和总结了。
在中医里，很多树木的枝条都可以入药，而且药性和自身形象或属性颇有关联。桑枝可以活通筋骨，治四肢痹症；柳枝可以解表，治四肢沉重；桂枝通行十二经，性走窜不滞留，也和树木枝条条达伸展的特性一致。还不仅如此，很多花叶类药物走上焦入心肺两经，取象很简单，花叶轻浮在植株上端，心肺也在五脏上端，二者象相似，故多有相同。反之，根茎类的药物多走中下两焦，入脾胃甚至肝肾脏器，取质重沉降之象，与相关脏器在身体下部相似。有一次，我家里人吃汤药，药包还未打开，我随手一掂，很小的一包药却很沉，随即脱口而出，这药是治肝肾的吧。家人说是。打开药包一看，里面基本上都是天冬、地黄和石决明之类的沉重药物，归经非肝即肾。
“以形补形”不是一种绝对化的原理，而是一种提示性的手段，它更多的是一种帮助和参考。如果生搬硬套不知变通，就不是理论本身的问题，而是使用者的迂腐了。
“取象比类”虽是一种规律，但它只是一种一般化大方向上的规律，所以，它经形象到抽象之后，最后仍旧需要回归形象，并一定要以实践和日常生活经验来做具体事物的验证和矫正。中医有一句话，“诸花皆升，唯旋覆花独降”，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经实践矫正的例子。所谓“诸花皆升”，是取象比类。花开多向上向阳，且花香为香辛之味，香辛之味多走窜向上，是故药性多升发。这是一般规律。但是这一般规律到了旋覆花这里就不对了，所以，需要用具体的实践做最后的定论。
曾有朋友开玩笑说，如果说吃什么补什么，那么吃猪尾巴补什么？这样的说法，就不免有些强解的味道了。中医只是说“以形补形”，不等于说吃了什么就必定补什么，况且，“以形补形”需要再回归到形象的时候要辅以现实生活的经验矫正。现实生活的情况就是，人根本就没有了尾巴，吃了猪尾巴，又能在哪里表现出来呢？
有一个用生活经验矫正定性的例子。
宋代有一位易学大师叫邵雍，字康节，其梅花易数卜事预测的功夫独步天下。冬日一晚，康节先生与子围炉夜话，时外面有邻人敲门，初三声，又两声。康节先生令其子以邻人敲门之数起卦，算何事。只瞬间，其子起卦知邻人来借东西，其物在卦象上显为二金三木，即金短木长之物。其子断为锄头，康节先生说不对，是斧头。开门问邻人，果是借斧头。子问康节先生，同是见卦象中二金三木，如何父亲断为斧头，卦象中有何更深之征兆吗？康节先生说，卦象上没有，生活里有：冬日夜晚，谁人借锄头下地？必是借斧头劈柴取暖之用。
写到这里，我想必定有人对我所说的抱嗤之以鼻的态度吧。如果是一个从小受到严格“科学”训练的人，的确不太容易一下子就接受这些看上去颇为玄虚的东西。不过，我很希望我们都能怀有客观和理智的心态，接受一些最基本的现象事实，那就是对于世界的认识和把握，在相当的程度上的确可以通过物与物之间“形”和“象”的比照去进行，如同生物学上按照动物形态来给动物归类一样。也许我们现在和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还不能彻底破解“象”与性质之间的关联原理，但是至少应该承认“取象比类”的思维是有它的合理性和实用性的。白箱是未来的事，黑箱是至少目前我们可以使用的，为什么不接纳它呢？如果仅仅因为暂时的解释不具有说服力就断然否定一种自然现象的话，这就如同因为“燃素说”的荒诞而否定燃烧的现象一样。那才是对科学的一种反动。
归根结底，中医“以形补形”的理论是不该成为背黑锅的替罪羊，对她断章取义地滥用才是问题的真正所在。一个理论不可能包罗万象面面俱到，如果因为一些特例而否定整体的话，若不是悟性的不足，那就是心态上有了某种偏执。当年周瑜之所以可以火烧赤壁，就是因为有特例的存在。在隆冬季节里，只有西北风，哪里来的东南风呢？但是，特例就真的出现了，谁能据此说，冬天根本不刮西北风呢？
因为一次保护动物讲座的需要，我向IFAW寻求帮助，要了一些相关的图片，里面基本上都是动物惨遭杀害或者被虐待的场景。对于其中两张图片使用与否的问题，我坐在电脑前犹豫了好半天。虽说差不多每张照片都是令人心颤的，但是，这两张图片中的鲜红场景是更让我浑身栗抖的。最终我真是咬着嘴唇决定，不在讲座中使用它们。原因很简单，我认为，我们在爱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不该同时去恨另一个东西。我知道，我所要做的讲座必定是相当令人苦痛的，在这种气氛下，使用一些过度刺激的图片，很可能会引起一些受众对人类的恨。众生平等！我爱动物，但是不仇视人类，即使一些人相当残忍，但他们应该是被挽救的对象，不应是仇视的目标，更何况，他们不代表所有的人。
同样的，我们立一个事物的时候，不必一定去破另一个事物，如果认为不诋毁一个旧有的东西就不足以扬威来树立新的东西，那么，立的目的就并非单纯而近乎狭隘了。
动物保护及福利的声音近年来越来越响，这是我所欣喜的，但同时，在许多场合里，我常常感到一种复杂的矛盾包围着我。很多保护动物的人千万百计地把中医说成是残害动物的罪魁祸首，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更是严重背离事实的。
曾经就有一位热心于动物福利工作的西医，他在讲到活熊取胆的问题时，就对中医破口大骂，说中医都是骗子，是伪科学，最后，干脆得出结论说，这个中医坏透了，要是不消灭中医，中国的动物福利事业就没有指望了，等等，等等。对于这位西医出身的老先生来说，不懂中医本是情有可原的，但是自己不懂就借着一个题目肆意歪曲漫骂，在我看来，不但是治学不够严谨的问题，怕是其人品也令人恭维不得了。我曾在会后和这位老先生进行过交流，后来发现，一个气门芯堵满污垢的轮胎，一个人就算是胀得面红耳赤也不能让他有丝毫改变。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关于人参可以补益身体这么一个小小的事实，这位老先生都说“没有任何资料表明人参可以增强体质，它的维生素含量极低！”这样的态度还怎么与之沟通呢？仅国内关于人参研究的专著和论文就不计其数。如果超过一亿字的相关文献都被称为“没有任何资料的话”，我也只好承认人参无效了。古人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人体内的物质就是增强体质最有效的物质吗？莫说人参当中的人参皂甙和酚类物质的特殊功能，即使是维生素的含量也远远高于大米白面，这些研究结果就藏在那浩浩的上亿字的文献当中。气门芯的污垢不清洗的话，再多的资料也是枉然。所以，重要的不是有多少事实，而是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面对这些事实。
近些年开始在国内流行起各种海狗鞭的保健品，说是能大补肾阳。于是一些人趋之若骛，于是加拿大的海豹捕杀量直线上升，于是国外有人对中国人乃至东亚人的此种行为大呼不解，于是为了保护动物和中国的国际声誉有人开始追根溯源，于是有人竟得出结论说归根到底罪在中医。理由似乎明摆着，所有厂家的海狗鞭产品，其宣传介绍中无一例外地写着，根据中医理论，海狗鞭可以如何如何，所以，罪过当然成了中医理论的。但是，攻击中医的人们是否就此请教过中医大夫有何看法吗？“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还盗用了大量佛教术语呢，难道要连佛教也一同铲除了？
真正的中医大夫实际上是最反对患者凭着感觉吃药或进补的。你觉得自己身上没劲儿，在广告当中听到了“肾虚”一个词儿，就想当然地琢磨，要不，我也试试？其实，身体乏力、心慌气短可能是很多原因导致的。除了简单的肾虚之外，心血虚、心阳虚、心脾两虚、肺脾两虚、肝血不足、肾阴虚等等，都可能有心慌气短或乏力的表现。即使进补，心、肝、脾、肺、肾五脏，该补那一脏，每一脏器还分别有气、血、阴、阳四个方面，排列组合下来共有20种可能。此外，中医还特别强调“补而不滞”，补益的同时还要根据个人情况辅以理气、燥湿、活血、开窍等佐使药物，岂是单一药物可以全效的？现在很多厂家出售的保健品，原本就违背中医“辨证施治”和“补而不滞”的基础，完全是企业为了追求效益，盗取中医理论，简单化、片面化之后的产品，怎么能说罪在中医呢？如果能让真正的中医大夫发言的话，他们同样会反对这类有损消费者身体健康的所谓保健品上市的。原因虽不相同，但是在这一点上，动物保护者和中医界是殊途同归的。
我在这里为中医说话，并不是偏袒，只是希望尽可能客观地说明一些问题。激进的动物保护主义者有他们的问题，但是一些中医界人士也并非没有自己的问题。我同样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交流过，希望以他的声望和影响来为动物保护和福利做一些努力。当时我和他说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活熊取胆，但是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根本就不成为问题。他搪塞我的理由很有“群众性”——人还顾不过来呢！除此之外，相当多的中医大夫不愿意放弃使用动物药的原因，也的确源于中医的一句古话。中医说动物类的药物是“血肉有情之物”，因为与人更接近，所以被认为是更有疗效的药物。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个人不能赞同这个说法。中医的一个特有的思维方法是“取象比类”，关于这个问题后面还会谈到。“取象比类”的方法的确有它的优势，但是推演到了极至的话，同样会陷入教条的境地。事实证明，并非所有“血肉有情之物”的药效都优于植物药，比如海狗鞭（药名：腽肭脐）的温补肾阳之功“大抵与苁蓉、锁阳之功相近”（《本草纲目》语），现代临床应用认为其功犹不及淫羊藿，可见腽肭脐并非不可或缺，反因自身货稀价高，明显不经济了。但是若用常见的植物药做保健品，对于厂家来说如何有新奇的卖点呢？所以，他们宁肯舍近求远，同时更要引经据典才能哄骗到一些钱财。
至于熊胆，就是另一个有代表性的药物了。活熊取胆的问题我一直都关心，也在很多年以前就看到有关替代品研究的报道。这方面的报道是在我进入环保界之前就看到了，研究者也不是动物保护者或动物福利者，而恰恰是中医界自己。本来熊胆自古在中医里都是少常用中药，其功效无论是清热、凉血、明目，都有相应的植物药可以替代。但是，不论是白花蛇舌草还是密蒙花，这些植物药太过平常了，没有什么说头。熊胆就不同了，古时候的猎人都说，森林里的动物是“一熊、二猪（野猪）、三老虎”，认为熊是真正的森林之王。一个是地上的一颗草，一个是几百公斤重的森林之王的胆汁，哪个能吊人的胃口？到底是患者需要熊胆还是厂家需要利润？其实，做熊胆替代品的研究和推广，如果有什么阻力的话，肯定不是来自中医界，而是盗用中医旗号的商人。
古时候，中华大地的自然生态环境良好，生物从种类到数量都非常丰富，这一点和现代的情况刚好相反；另一个相反的情况是，古时候人们捕猎的动物能力远不如现今，所以，即使那个时候使用了一些动物药，但是远不致造成生态破坏和物种濒危的地步。古时候的传播不够发达，很多药物的研究都处于被地域隔绝的状况，因此药物的探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漫无方向的不系统状态。基于这些原因，古时候的人探索药物首要考虑的不是药源的持久性和普遍性，而是药物种类的丰富性。这样，一种药物没有的时候，另一种药物可以替代上。可见，中药的替代使用问题是中医自古就有的。
由于在古时候，生态不成其为问题，倒是药物丰富性是一个重大问题，所以，古人在探索药物的时候可谓极尽所能，将一切能找到的东西都尝试一番，并将结果予以记录。现存公认为第一步系统药物书的《神农本草经》中记载着一味叫蛞蝓的动物药，并且将其列为中品，但是，现在人们非但在药店里看不到这位药物，而且，连一般的中医大夫都不知道中医典籍里曾经记载过这样一味药。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古时候在中药典籍中出现过的药物，不等于是要被中医大夫广泛使用的，很多时候，它作为医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探索，只是被记录在典籍中而已，并不一定说明中医必须或希望使用它。探索只是探索，记录也只是记录，而临床应用则是另一回事儿了。如果硬要把过去的探索和记录，在一个外部环境已经不能支持的时代重新拿出来宣扬的话，我们不能说罪在中医，这仍是商家的阴谋。打个比方来说吧，现代化学的起源直接来自欧洲中世纪的炼金术。那个时候的术士们，为了得到金子也曾经做过许许多多漫无方向的探索，其中有一些后来启发并发展成为化学，另外一些虽被记录在书中，但是再也没有人关注和重复了。那么，如果有一个人宣称他受过去的某部经典启发，找到化腐朽为神奇的点金之法了，一方面骗取钱财，一方面制造垃圾污染环境，那么，我们能不能把这个罪过扣在现代化学的头上呢？
在中医典籍里还有两味药物颇为奇特，一味叫人中白，一味叫人中黄，倒是都可以实实在在治病的。只是两味药物名字不但有趣，制法更是令人瞠舌。人中白还好些，说白了就是人的尿碱。若说发现人尿碱可以治病可能是个偶然的话，那么人中黄的发现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制取人中黄，须先找到一个封闭性极好的竹筒，将一头打开同时保留另一头做封堵用。然后将甘草磨成细粉装入竹筒，开口处以牛皮绷紧，令其不能漏出且不能令任何液体流入筒内。之后将竹筒置于粪池内，经秋三月又冬三月，于春暖之际取出，洗净竹筒并剖开，取出里面已“变质”的甘草粉，即“人中黄”是也。此物虽污秽，但确实可以治病。上世纪70年代以前，一些缺医少药的地区还在使用，甚至在60年代的《赤脚医生手册》中还有记载。时过境迁，这位药也就退出使命了。
人中白、人中黄、蛞蝓、腽肭脐以及熊胆，这些药物都是中医典籍里记载的，也的确有微著不同的效果。对于古时候的医生来说，他们不觉得蛞蝓丑陋，不觉得人中黄白污秽，同样不觉得使用熊胆和腽肭脐有什么不妥，他们那是所面对的最大问题是生存是治病救人。如今，我们的医学成熟且发达了，仅基本搞清疗效和禁忌的植物药就有一万两千种之多，这些便利条件都是古人所不能比拟的。相反的，我们如今的生态环境却远不如远古优越，但是我们的文明水平毕竟还是在前进，所以，我们终于有了古人所没有的动物保护和动物福利的概念。这是我们的进步，和我们所处的时代相符。那么，我们学习和继承古人的传统和知识，也该和这个时代及其理念一致。过时的、不当的东西再重新捡回来总有哗众取宠之嫌，这原本也不是古人探索的初衷，所以，他们为什么要为此负责呢？倒是应该问问那些动辄就奉中医古说为圭臬商家，他们为什么不效古法将人中黄白也商品化了呢？
做动物药替代品的研究，对于中医界来说，同样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关于牛黄、麝香的替代品研究，中医界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只不过这方面研究日本比我们早而精。关于熊胆的替代品研究，就我的所知应该不晚于上个世纪80年代。做稀有药品（包括动物药）替代研究的工作，对于中医界来说虽然主要不是基于动物保护或福利的考虑，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毕竟是殊途同归地走到一起了。其实，比动物药更稀有的还有一些特殊的化石药物，如龙骨和琥珀。这些药物不但有特效，而且由于形成条件和年代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们只在一天天减少，终有一天必定会消耗殆尽的，那时中医大夫们怎么办呢？所以，不仅从动物保护问题上讲中医界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从中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角度上看，中医界同样欢迎和需要尽早实践稀有药物（包括动物药物）替代的改革。
然而是不是所有动物类药物都应该被植物类药物所替代呢，我看不尽然。虽然我个人是素食者，但是我不刻意鼓吹所有人必须素食。素食是一种个人化的选择，我们可以给别人讲素食的好处，但是不应该规定别人素食。如果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人们味觉需求的动物类食物都不该明令禁止的话，那么，治病救人的动物类药物的存在就更为合理和必要了。我们所应该关注的，是如何平衡人类健康需求和生态保护与动物福利之间的关系，不可能将所有人一夜之间变成素食者。动物类药物当中，虎骨、犀角之类的濒危动物药物已经禁止，就目前情况看，至少还有山甲片（穿山甲的鳞片）、龟板（陆龟的壳）、羚羊角、玳瑁、海马等一些动物类药物应该尽快着手寻找替代品并逐步趋于禁止使用。但是一些以虫类为主的动物药物药源广且大都可以人工养殖，完全可以继续使用下去，比如全蝎、全虫（土鳖）、蜈蚣、僵蚕、虫草（其菌丝体人工培养已获成功，药效超过天然虫草）。至于养鹿割茸和活熊取胆，虽然不直接处死动物，但是其过程明显有悖于动物福利的观念，且活熊取胆实际上少有人工繁殖的熊，仍就以野外捕获为主，对自然生态存在明显的破坏，二者也应予以停止。
实际上，动物保护者对中医批评最多的，似乎还不是把动物入了药用于治病或滋补，而是对一些动物药使用的解释大为不满。中医里有一个“以形补形”的理论，平常人对此的说法是“吃什么补什么”。还是针对海狗鞭，批评者说之所以人们相信它的功效，全是因为按照中医“吃什么补什么”的理论，雄性动物的生殖器可以有助于增进人的性功能，由此才导致人们的购买。
古人说“孤掌难鸣”，退一步讲，即使中医确实认定服用雄性动物生殖器可以增强人的性功能，那也不过是对于一个事实的记录，有什么可以责难的呢？问题在于为什么现代人那么热衷于增强自己的性功能呢？这到底是该归罪于中医还是我们的商品社会花花世界呢？
更何况，中医并没有说海狗鞭专事性功能的增强，中医对海狗鞭的描述是可以温补肾阳。肾阳，到了一些人脑子里就变成了性功能的同义词，但是中医从来没有这么说过。在中医的范畴里，肾阳关乎很多状况。人的肾阳衰虚，可能会造成腰膝酸软、四肢畏寒、下肢浮肿、小便频短等症状。性功能减退，作为肾阳衰虚的症状之一，也是被中医关注的，但是，中医从来不认为温补肾阳就是为了简单增进人的性功能。相反的，由于中医的养生观念无处不在，所以，本来就肾阳不足的患者，负责任的大夫一定会在开方的同时特别嘱以节起居、慎房事等关照，怎么又会鼓动患者透支自己的身体呢？我前面就说过，中医大夫其实非常反感现在一些所谓的保健品。这些东西名为增强人的体质，实则残害人的身体。在一些人眼中，性欲和性能力强盛几乎成了身体强壮的唯一标志，这是商家的广告，绝非中医理论。
进一步地讲，海狗鞭可以温补肾阳这一点，绝非是一种说法，而是早已在药理分析、动物试验和临床应用上得以证实了。这一点也应该为动物保护者所接受。我们保护一种动物，不必非要否认其相关药物的有效性。如果为了保护一种动物，就否认或颠倒一个事实，这就丧失了最起码的客观和理智，没有客观和理智的心态，做任何事情都可能会滑向偏激。
犀角是已经被禁止使用的药物了，但是这并不能抹杀犀角作为一种药物的有效性和独特性。在一些高热患者处于神昏谵语的症状时，几克犀角就可以迅速退热甚至救人于一发。这个事实我们应该予以承认，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并不等于我们要据此坚持使用犀角，而是在了解犀角独特疗效的基础上，分析其成份和特点，以便找出比较理想的替代品。前面提到的那位关注动物福利问题的老师，我在和他交流的时候也谈到了犀角的问题。我请他首先注意犀角作为药物的有效和独特，但是这位老先生依然十分固执地说，犀牛角有什么作用，它里面不过是一些纤维质的东西罢了。须知，柳树本身也是由木纤维构成的，但是从柳枝当中提取的阿司匹林就可以治病。纤维质也许是主体，但是治病救人的物质可能就是附着在其中的几毫克其他物质。中药里有一味石膏，是一种矿物，打碎煎煮，汤液可以清热退烧。现代人认为其功效可能与钙盐有关。石膏煎剂内服可以增加人体血清中的钙离子，产生解热止痉的作用。但是，有人专门做过实验，将称重后的石膏煎煮，分离汤液给患者服用，有效，但是再称干燥后的石膏废渣，竟和最初重量一致。可见，药物的有效成份未必是药物的主体，可能仅存于微末之间，是此，如何竟以犀角主体的物质垄断一切呢？
讲了这许多，其实想要说明一个问题，事实是应当予以承认的，承认了事实本身，我们才能进一步了解生成事实的原理。如果失去了起码的客观和理智，人们就会以肉眼所见的外貌来主观臆断事物。犀角，我们看到的是纤维，石膏，我们看到的是重量没有减少的矿体，但是它们的疗效都是实在的，这个事实应该是第一位的，至于是什么物质和原因导致疗效的出现，这种原理的探索应该是下一步的事情。任何一个黑箱变白箱之前，箱子本身是应该首先被保留下来的，这也是科学研究在面对未解事物的时候首要采取的“唯象”态度。不承认未解的现象，科学本身难有新的发展和完善。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有客观和理智的态度。
我们再回到中医“以形补形”的理论上来。
严格地说，“以形补形”和“吃什么补什么”二者并不相等。“以形补形”的理论是中医乃至中国文化中重要的“取象比类”思维的延展，它是一种取于形象归于抽象再用于形象并辅以生活经验矫正的方法论。在这个过程中，形象、抽象和实际的生活经验几个方面都不能忽略。“吃什么补什么”就是一种简单的从具象到具象，完全没有抽象的归纳整理以及生活经验矫正的过程。生活中，人们常说吃猪腰子补肾。猪腰子是肾，人的肾也是肾，两种动物又都是哺乳动物，可能有相通的地方。这只是简单的从具象到具象。如果不是动物的肾脏但是外形长得象肾脏，能不能有补肾的作用呢？这就不是简单的“吃什么补什么”了，这就是从形象到抽象的归纳了。
中药里有一味药叫女贞子，状如肾形，黑色，中医发现它具有滋补肾阴之功。这里面，“肾形”一点，不是唯一的根据，只是一个重要的参照。一味药物，在完全不知道它可能有哪些作用的时候，如何比较快速地明确一个大致的方向，是医家关心重点。如果完全没有使用的方向，对这味药物的观察时间可能是漫长的。迅速抓住一些特点，把观察和总结的方向集中在一个比较狭窄的地区，可以很快地找到答案。这些特点，就是医家根据以前对一些药物总结出来的抽象规律。
女贞子呈肾形，提示医家其可能入肾经，色黑，进一步提示医家该药属水行（黑色属水），肾本身也为水，这就进一步提示医家女贞子对肾可能有作用。至于入肾经之后，是热是寒，就可以根据临床使用再进一步观察和总结了。
在中医里，很多树木的枝条都可以入药，而且药性和自身形象或属性颇有关联。桑枝可以活通筋骨，治四肢痹症；柳枝可以解表，治四肢沉重；桂枝通行十二经，性走窜不滞留，也和树木枝条条达伸展的特性一致。还不仅如此，很多花叶类药物走上焦入心肺两经，取象很简单，花叶轻浮在植株上端，心肺也在五脏上端，二者象相似，故多有相同。反之，根茎类的药物多走中下两焦，入脾胃甚至肝肾脏器，取质重沉降之象，与相关脏器在身体下部相似。有一次，我家里人吃汤药，药包还未打开，我随手一掂，很小的一包药却很沉，随即脱口而出，这药是治肝肾的吧。家人说是。打开药包一看，里面基本上都是天冬、地黄和石决明之类的沉重药物，归经非肝即肾。
“以形补形”不是一种绝对化的原理，而是一种提示性的手段，它更多的是一种帮助和参考。如果生搬硬套不知变通，就不是理论本身的问题，而是使用者的迂腐了。
“取象比类”虽是一种规律，但它只是一种一般化大方向上的规律，所以，它经形象到抽象之后，最后仍旧需要回归形象，并一定要以实践和日常生活经验来做具体事物的验证和矫正。中医有一句话，“诸花皆升，唯旋覆花独降”，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经实践矫正的例子。所谓“诸花皆升”，是取象比类。花开多向上向阳，且花香为香辛之味，香辛之味多走窜向上，是故药性多升发。这是一般规律。但是这一般规律到了旋覆花这里就不对了，所以，需要用具体的实践做最后的定论。
曾有朋友开玩笑说，如果说吃什么补什么，那么吃猪尾巴补什么？这样的说法，就不免有些强解的味道了。中医只是说“以形补形”，不等于说吃了什么就必定补什么，况且，“以形补形”需要再回归到形象的时候要辅以现实生活的经验矫正。现实生活的情况就是，人根本就没有了尾巴，吃了猪尾巴，又能在哪里表现出来呢？
有一个用生活经验矫正定性的例子。
宋代有一位易学大师叫邵雍，字康节，其梅花易数卜事预测的功夫独步天下。冬日一晚，康节先生与子围炉夜话，时外面有邻人敲门，初三声，又两声。康节先生令其子以邻人敲门之数起卦，算何事。只瞬间，其子起卦知邻人来借东西，其物在卦象上显为二金三木，即金短木长之物。其子断为锄头，康节先生说不对，是斧头。开门问邻人，果是借斧头。子问康节先生，同是见卦象中二金三木，如何父亲断为斧头，卦象中有何更深之征兆吗？康节先生说，卦象上没有，生活里有：冬日夜晚，谁人借锄头下地？必是借斧头劈柴取暖之用。
写到这里，我想必定有人对我所说的抱嗤之以鼻的态度吧。如果是一个从小受到严格“科学”训练的人，的确不太容易一下子就接受这些看上去颇为玄虚的东西。不过，我很希望我们都能怀有客观和理智的心态，接受一些最基本的现象事实，那就是对于世界的认识和把握，在相当的程度上的确可以通过物与物之间“形”和“象”的比照去进行，如同生物学上按照动物形态来给动物归类一样。也许我们现在和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还不能彻底破解“象”与性质之间的关联原理，但是至少应该承认“取象比类”的思维是有它的合理性和实用性的。白箱是未来的事，黑箱是至少目前我们可以使用的，为什么不接纳它呢？如果仅仅因为暂时的解释不具有说服力就断然否定一种自然现象的话，这就如同因为“燃素说”的荒诞而否定燃烧的现象一样。那才是对科学的一种反动。
归根结底，中医“以形补形”的理论是不该成为背黑锅的替罪羊，对她断章取义地滥用才是问题的真正所在。一个理论不可能包罗万象面面俱到，如果因为一些特例而否定整体的话，若不是悟性的不足，那就是心态上有了某种偏执。当年周瑜之所以可以火烧赤壁，就是因为有特例的存在。在隆冬季节里，只有西北风，哪里来的东南风呢？但是，特例就真的出现了，谁能据此说，冬天根本不刮西北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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